胡適：為自由而生，向自由而死

資訊?胡適：為自由而生，向自由而死今天，是胡適先生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從1991年胡適誕辰100周年到今天，一晃已經20年，在這不短也不長的20年里，中國社會與知識界的變化可謂一日千里，時至今日，公民人格的培養和公共領域的形成，越來越成為新公共知識分子們討論的核心，而這個問題核心的核心，是——自由。胡適先生是較早的把由主義引入中國的學者之一，在那個革命浪潮風起雲湧的年代，他始終高舉的民主和自由旗幟，始終恪守的知行合一的處世風範，在120年後的今天，仍具有理論和現實的指導意義。120年滄海桑田，120年後再度被人審視，胡適先生適幾何？不適幾何？[我來說兩句]胡適為自由而生，向自由而死1933年，汪精衛盛情邀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灝、吳景超等人紛紛入閣，他如此婉言拒絕：「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1947年，抗戰結束，實行極權主義統治的蘇聯帝國更是在二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如日中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印象里前所未有的強烈，多數知識分子最終因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和對中共的期許，而轉向左翼陣營。此時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面對青年知識分子演講時，仍舊如此擲地有聲地說道：「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1949年，胡適在去往美國的船上編輯早年好友陳獨秀的文集，感慨系之寫了一篇短文《陳獨秀的最後見解》，進而指出，「獨秀最大的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 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1950年代，雷震主辦的台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曾經是蔣介石施行獨裁、箝制言論自由的威權統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鎮，但後來也因批評蔣介石與國民黨，並打算成立反對黨請胡適來領導，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縱覽胡適一生，無論是早年留學美國，還是在亂世危局的中國，以及風雨倉皇的晚年，他都堅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個人若沒自由，國家也不會有自由：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是由一群奴隸所能造成的。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書中所言，正為其一生堅守之寫照。推薦閱讀：[胡適論自由][胡適之軼事][胡適生命中走過的女人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原本是胡適在論戰中為宣揚自己主張而作，也曾被反對者指責為其自囿於實用主義的圭臬，目光短淺。孰是孰非，不去爭論，這兒我們想說的是，在被稱為「復興大時代」的今天，這篇文章的指導意義也許比它剛剛誕生時更大。在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 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訣。"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拋卻時代背景，再把具體的問題換成今日之問題，你會覺得一百多年的時間像是靜止了，這難道不是當下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嗎？精英們空口扯淡，卻無人關心實際問題，階層之間裂痕愈深，底層社會問題的複雜性超出人們的正常思維邏輯，楊武事件、校車事件等無一不是如此，可有哪位高談闊論的評論家為這些問題具體做過些什麼？左還是右，在底層百姓的日日進行的生存戰爭面前，重要嗎？胡適先生這篇文章，值得我們今天靜下心來，細細重讀。推薦閱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紀念胡適先生120周年——再談「主義」和「問題」] 被政治槓桿左右的人生形象

胡適的一生都處在政治的漩渦中，他的形象也隨著政治風波的起伏時毀時譽，在那個時代的兩位「偉大領袖」之間，胡適像極了一顆不能自主命運的棋子，左右搖擺，終至隕落。胡適一生幸於此，也悲於此。但不論是幸是悲，胡適都保持了作為一個影響力人物的風度。胡適與蔣介石之間的糾葛，多次被指責有損其獨立知識分子的人格。但隨著胡適日記和蔣介石日記的不斷公開，人們發現這份指責對於胡適來說，也許有些過重了。不可否認，胡適對蔣介石抱有極大的政治幻想，企圖通過蔣來實現自由和民主的夢想，甚至差點被蔣捧為總統，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胡適也許找錯了人，但從動機到立場，他並無半分私心。胡適與毛澤東之間，可以說是簡單又複雜。說簡單，是因為從根本上講他們的政見是不同的，胡適傾心的歐美政黨制在毛看來並不能在中國適用，而胡適也用自己寧願離開故土和兒子，遠去台灣美國的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決不改變的政見立場。說複雜，一是早年毛澤東尊胡適為師，並承認其在自己思想形成的初期起到重要作用，胡適卻在致毛的公開信中勸毛放下武裝，歸於蔣府。胡適遠遁之後，毛又在1954年發動百萬知識分子展開對胡的大批判，使其成為反面符號。一生都在各種政治風波中度過，雖被尊敬卻從未真正對施政者產生過實質性的影響，這或許是胡適的悲之所在；但無論誰上誰下，胡適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始終倡導自由和民主，並最終成為那段歷史中不可忽視的人物，這又是其幸之所在。推薦閱讀：[ 胡適 一個文人的操守][胡適交友不慎惡習纏身]魅力與局限一樣鮮明在革命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一種博物館文化的最近幾十年，胡適的影響似乎仍舊主要局限在知識界，而未能向社會層面（包括傳媒）擴散。在中國自由知識界強調市民社會發育和公民社會建設的過程中，胡適好像並未在其中起到作用。事實上，胡適生前很少就「社會」這一核心議題發表見解，就政治議題而言，他最關切的是政治制度建設和公民人格形成，以及與此相關的思想言論自由等命題，而社會正義、公平，以及社會底層等幾乎很少進入他的思想論說，可以說，胡適在自由與平等兩種價值系統之間明顯地偏向前者而輕忽後者，這就導致胡適的思想缺乏一種執拗的緊張感和深邃性，賤民的苦難幾乎很少困擾著胡適的心靈世界和日常生活，這也是胡適相對於魯迅而言，更缺少一種道德美學和精神魅力的緣由。胡適自然也有一種偉岸的人格，這人格似乎更多的是儒家式的有所為亦有所不為的君子形象，而相對匱乏那種充滿激情與尖銳感的內心衝突。胡適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他太迷信作為一種話語的公共輿論的政治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太重視對精英（包括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商人、中上層軍官等）的啟蒙，而相對忽視了底層的訴求以及社會運動的批判和建設功能，胡適的政治觀念仍舊在相當程度上是德性政治，無論是他對好人政府的想像還是對超越黨派之上的政見的期待，都說明他的政治觀是祛除利益而只保留美德和權利的，這樣一種高調的政治觀或許能夠激發知識階層的政治參與意識，但要以此孕育全社會民眾的政治意識，甚至激發起政治參與和政治反抗精神，卻無疑是曲高和寡緣木求魚。胡適強調的是超越於黨派之上的公民大聯合，而現代政治的邏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組織政治，沒有紮根社會民眾的組織、社團等作為依託，沒有具有一定激進色彩的維權運動的配合，光靠知識分子的吶喊，100年也沒法根本地觸動政治之惡和養成政治美德。所有這些，在他那個年代看來魅力十足，但今天看來，也正是其局限所在。推薦閱讀：[ 胡適：偉大先知還是一介書生？][胡適好人緣] 知識分子當以胡適為典範也許在今人看來，胡適的民主思想、自由觀念等都顯得過於簡化，也缺乏一種與現實中國政治對接的可能性，可是胡適的魅力不在於他建構一套縝密而宏大的理論，他不是一個伯林所謂刺蝟型的學者，而毋寧是一個狐狸型的在諸多領域「但開風氣不為師」的知識分子，更難能可貴的是胡適知行合一的生命實踐，這種不但坐而論道，而且起而躬行的處世方式，對有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而言，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晚年胡適在台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以宋代士大夫范仲淹等為例，來探討傳統中國士人爭言論自由的精神譜系，他在該文結尾的兩段話無疑是胡適的知識分子風骨最有力的寫照：「從中國向來智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 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推薦閱讀：[胡適：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胡適與蔣介石

胡適開始注意蔣介石，是在1927年４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時候。當時胡適正在國外，準備取道日本回國，但許多朋友都勸他不要回來。其中原因，從顧頡剛等人寫給胡適的信中可以看出。顧是胡的學生。早在1927年２月，他就寫信對胡適說：「自從北伐軍到了福建，使我認識了幾位軍官，看見了許多印刷品，加入了幾次宴會，我深感到國民黨是一個有主義、有組織的政黨……」[詳細]胡適與毛澤東

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麼一段話：「《新青年》 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詳細]胡適和李敖

李敖聽說胡適之名，是在北平讀小學期間。到台灣以後，借到一本《胡適文選》，讀後為那嶄新的思想和明白暢曉的語言所懾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熱」，使他在「迷亂裡面，放棄了舊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胡適，表示了對胡的「人身崇拜」。 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級後，休學在家，全力自學。這年年底，《胡適文存》…[詳細]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胡適一、胡適的學術思想：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約翰·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詳細]二、胡適儒學研究：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詳細]三、胡適的古典文學成就：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 「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詳細]四、胡適的禪宗研究：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詳細]唐德剛筆下的胡適作為胡適晚年過從甚密的小友，作為一個對胡適的道德文章從內心發自敬仰的人，唐先生並沒有以感情代替學理。他不僅說了他所認為的胡適的偉大功績，也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胡適的重大缺陷…[詳細]

胡適口述自傳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作川沙的小鎮經營一家小茶葉店…[詳細]

胡適雜憶胡適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為有守的白面書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為他缺乏搞中國政治主觀和客觀的一切條件…[詳細]最-評論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蔣介石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余英時他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唐德剛聲音-語錄談當時形勢美國人來了，有麵包，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無自由；他們來了，無麵包，無自由。談做人做學問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談歷史研究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談人生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談讀書方法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談當時教育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影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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