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大學之二：一流大學的歷史與現實

歷史與現實

文/謝志浩

小引

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中，大學教育發揮著獨特的功用。大學理念與國家的制度安排之間，保持著適度的張力。它們之間的博弈，充分顯示著大學的內在氣質和外部環境之間的互動。

中華民國時期，大學教員薪俸相對優厚，社會地位高；以蔡元培、梅貽琦、竺可楨先生為代表的大學校長，具有開明的大學理念；大學以通才教育為目標，注重培養古今貫通、中西會通、文理融通的人才。

1952年院系調整後，高等教育體制，呈現著一種畸形的形態和結構，導致三大弊端：（1）大學欠缺尊嚴；（2）大學理念狹隘；（3）大學操作僵死。

中國大學的重建，重溫老大學的理念，繼承老大學的遺產，發揚老大學的傳統。提高大學教授的社會地位，確立現代大學理念，大學校長由官員向教育家轉變，大學應包容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科門類中的三類，不到三類，統稱學院。確立通才教育模式。

（一） 民國大學：傳統與精神

（1）大學的尊嚴 大學的尊嚴來自何處？首先是優厚的待遇和較高的薪俸，其次是教授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名望。

中華民國政府，繼承清代尊師重道的傳統，將教師的基本工資水平，設定為工農收入的兩倍以上，優秀的大學教授，月薪與政府省部級官員相等同，薪俸是基層教師的三、四十倍，是否合理，這裡不予討論。只是陳述事實。

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頒布《修正大學令》，將大學教師分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講師四等。同年5月公布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規定：職員方面——校長分為三級，月薪分別為一級600元、二級500元、三級400元；學長分為四級，一級450元、二級400元、三級350元、四級300元；圖書館主任、庶務主任及校醫分為五級，一級200元、二級180元、三級160元、四級140元、五級120元；事務員分為二等八級，前四級為一等事務員，後四級為二等事務員，級差10元，月薪分別從100元到30元。教師方面——正教授分為六級，從一級到六級，月薪分別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預科二類，各分為六級，月薪級差皆為20元，本科教授自280—180元，預科教授自240—140元；助教授分為六級，月薪從110—50元；講師是非常設教席，根據教學需要聘用，薪俸以課時計，視難易程度，從2—5元不等。

以北京大學為例：1919年1月，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300元，文學教授胡適月薪200元，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月薪120元，圖書館臨時工——毛澤東，月薪為8元。李大釗月薪為毛澤東的15倍，胡適的工資為毛澤東的25倍，蔡元培校長的工資為毛澤東的75倍。據民國史研究者統計，民國時期，從事腦力勞動的職員、教師、編輯、醫生，月工資一般可達100—200元，工人、店員，月工資一般為10—20元，大學教師的平均月薪是同期一般工人平均月工資的近15倍，這種情形反映了，國家制度安排下，腦力勞動、體力勞動的價值標準。

192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該條例規定大學教員月薪：教授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講師160元—260元，助教100元—160元。與1917年5月北京政府的規定相比，大學教授最高月薪從400元增加到了600元，與北京政府時期大學一級校長相等，助教的最低月薪從50元增加到100元。大學教授最高月薪600元，同政府簡任部長基本持平。整個民國時代，大學教授階層，對自己的職業，有高度的認同，給個省長都不一定干，這裡面的原因，不必多說，諸位，一目了然。

當然，民國時代，內憂外患，兵連禍結，打仗是常有的事。北京政府由於欠薪，引發風潮，北大教授馬敘倫、李大釗先生在遊行中受傷。由此，可以看出，大學的尊嚴，是相對而言的。跟政府鬧崩了，還指著政府給你尊嚴，政府惱了，什麼都得不到，最合適的是手銬。

抗日戰爭後期，世事艱難，物價大漲，引起了包括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在內的許多學者的強烈抗議，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有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得大學教師和其他各類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每況愈下，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民國時期，大學教授待遇優厚，亦是不爭的事實。

體認一下20世紀30年代（1930年—1937年）北平的物價。張中行1931—1935年，就讀於國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據張中行回憶，北大學生在校內食堂包飯，一般為六、七元。當時，物價便宜，一個月二、三百元的收入，就很可觀了。一袋麵粉只要三元左右（二十二公斤）；最好的鮮豬肉一元四斤半；香油身價相同；雞蛋論個不論斤，春天生蛋旺季，一元一百個；上好的醬牛肉一斤二角五分左右，雜碎，一斤二角。東來順的羊肉餃子十個不過四分錢，一角錢包飽外帶一碗粥。月薪100元的助教，在常規情況下，可達到小康水平。

翻閱老輩學者的傳記，一般學者，有自己的房子，生活寬綽，庖役，奶媽，甚至還有包車，生活安逸。

《羅曼·羅蘭》一書的譯者，鮑文蔚先生，留學法國，20世紀30年代初，學成回國後，在中法大學擔任教授，又在東華門孔德學校兼課，月收入在300元左右。此種情形，屬於中等偏下。當時，鮑先生家，共有兩個小院，八間北屋，兩東、兩西，家裡有盥洗間、浴缸，庖廚、女傭，還有自己的包月車。鮑先生當時作為一位普通教授，有書房，有客廳，四壁書架上有由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精美書籍，至於老教授、名教授，生活之優裕，更可想見。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譚其驤先生回憶，20世紀30年代，北平教文史的大教授，藏書通常幾萬冊，坐擁書城。這些教授，偶爾到琉璃廠淘書，平常，自有書鋪夥計送書上門，三節算賬。

清華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成長為知名學府。這裡面，有多重因素。首要的因素，遇到了一位好校長——梅貽琦先生，有這麼一位持重穩健的校長，這當然是清華師生的造化。

清華園裡好讀書，這是指的，清華圖書館，藏書豐富，坐擁書城。讀書種子錢鍾書，立志橫掃清華圖書館。資中筠，當年，就是奔著清華圖書館去的。清華園裡好教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清華大學，待遇好，生活優裕，吸引了不少人才。詩人聞一多，1932年，回到清華園，沉潛往複，從容含玩，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由詩人到學者的蛻變。滋潤的生活，對一代學者的養成，確實有相當的助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時候，也普遍適用。

抗日戰爭後期，生活日益艱難，教授多有兼職，夫人多擺地攤，變賣家當或是做一點小買賣。西南聯合大學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與人合作，做一種糕點——名叫「定勝糕」。艱難時代，困苦生活，並沒有打垮教授的自信。不錯，百年中國學術史，諸多經典作品，產自那個時期。但是，中國學術界的元氣，因為，日本入侵，損耗殆盡。每當想到這一點，錢穆先生，輒低回不已。

軍閥混戰、兵連禍結、內憂外困、時局艱難、日本侵略、國共內戰，這是民國的一個基本面；教授牌子硬，社會地位高，這也是民國的一個基本面。這兩個基本面，彙集在一起，有些人，就困惑了。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先生，當面斥責蔣介石為新軍閥，政府也不敢做得太不像樣，劉文典先生，離開安徽，在清華園，傳道、授業、解惑，優哉游哉！

（2）包容的大學理念 新文化時期，蔡元培先生通過改造北京大學，有力地促進中國大學傳統的建構，近乎形成一種「蔡元培神話」。志浩寫有一篇《蔡元培：神話與神化》，收入2012年出版的小冊子——《那些有傷的讀書人》。

蔡先生，在中國近代第一代知識分子中，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升大學的品質和境界，進而成為近代化的助推器。蔡先生有很多神奇的地方，由前清翰林一躍為「雙料」革命黨（補註：光復會、同盟會）；由雙料革命黨，轉變成為「遊學生」，在德國，學習西洋文明；作為前清翰林，在教育總長任上，廢除祭祀孔子，廢除經科；大學理念，兼容並包，卻把北大礦科給了北洋大學。

直到現今，工科，都是北大的「短板」。北大為了彌補這一缺憾，2005年，建立了工學院。但，工學院，能否在北大，得以發育，這是一個問題。如果行了，那麼，對北大的氣質，會有所改變，對北大的品格，也會有影響，這樣，就有可能突破北京大學的「蔡元培限制」。

值此「舊邦新命」的歷史關鍵時刻，蔡先生秉持「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信條，整合激進和保守兩種思潮，使北大進入新境界。又因蔡先生人格的輻射力和北京大學的獨特地位，使改造後的北京大學，具有樣板作用，產生深遠影響。報紙、書局、大學，相輔相成，互相激蕩，新文化如雨後春筍，蓬勃生長。

蔡校長把主持《新青年》的陳獨秀，以及陳獨秀的夥伴——胡適、李大釗，引入大學，進行刀尖上的冒險，這樣一來，蔡先生不僅改變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的人生軌跡，而且，北京大學的氣質，也被《新青年》的戰友們所改變。這是一種雙向互動，互動的結果，一所學府和國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以至於，書寫這座大學的校史，簡直，就是在書寫那個時代。

蔡先生的大學理念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生則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蔡先生首倡教授治校，蔡先生之後，長期擔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不大主張教授治校，蔣校長的理念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蔣夢麟校長，理由是：現代社會，分工協作，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教授不去治學，非要治校，那就去當個校長乾乾！

教授治校，在梅貽琦先生執掌清華大學時期，特色鮮明，成效顯著，在那裡擺著，老校長蔡元培，早就提倡教授治校，怎麼在北大就實行不起來呢！北大教授眼中：蔣夢麟校長，實乃教授治校的最大障礙。因此，對蔣夢麟校長的思路，不大買賬，這影響了蔣夢麟校長的口碑。

民國，教授是學者共和國——大學的主體，哪怕遇到了主張教授治學的蔣夢麟校長，教授在治學的同時，對學校事務，該批評就批評，校長遇到了學問大，脾氣大的先生，也就沒有了脾氣。可知道，那時候，校長掌握著「生殺大權」呢！弄不好，放暑假之前，給你一個大紅包，讓你另謀高就。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時間並不長，開創了一種自由的風氣，提升了中國現代大學的品質，蔡先生之所以令人感念，在此。大學者，網羅百家，囊括大典。現代學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真正可以說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蔡先生指示了一條可行的路徑，並以其在北京大學的實踐，成為現代中國新教育的開山。

北大百年，自然引發了對蔡元培先生的懷念。但是，大學管事的，並沒有深入體會老人家的大學理念和人文關懷，這種懷念僅僅停留在莊嚴的儀式中。其實，蔡先生的文化功業和大學理念是需要傳承的，蔣夢麟、胡適兩位校長，再怎麼「不濟」，也見賢思齊，認同並弘揚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

志浩觀察，百年中國大學校長，有三種類型：蔡元培式、梅貽琦式、竺可楨式。蔡元培先生，被譽為民國史「一代完人」，蔡先生是一棵大樹，百年中國史上的一棵常青樹。蔡先生一生的功業，體現在多個方面，多個領域。但，聽到先生的名字，第一鏈接，還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擔任北大校長，這是蔡先生一生的大事因緣，蔡先生真可稱得上「政治家辦大學」。老人家改造舊北大的成功實踐，給北京大學灌注了一種奇妙的初始值，成為一段，傳誦至今的傳奇。蔡先生本人，不僅僅是改造了舊北大，還使北大，具有一種新品格，蔡先生，成為一個符號。不論何時，不論何地，溫習蔡先生這個「符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長，把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帶入北京大學；蔡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把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帶入中央研究院。走到哪，帶到哪。經過耳濡目染，竺可楨對蔡先生的風範，體會頗深，並於1936年，把這種風範，帶入浙江大學。

竺可楨先生，有深厚的學術造詣，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當年，蔡元培先生，慧眼識英才，聘請李四光，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所所長，聘請竺可楨，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

最初，竺可楨先生，沒有辭去氣象所所長。在竺可楨先生看來，執掌浙江大學，也就一兩年的事，待一切穩定，找到合適的人選，使命完成，氣象所還是事業重心所在。

1936年到1949年，竺可楨先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長達十三年，事業重心，由氣象所，慢慢轉到了浙江大學。竺可楨先生的人生軌跡，也被改變了。由一位學者、學術管理者，變成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大概，這是竺可楨先生，以前，所沒有想過的。

竺可楨先生，以特有的耐心，細心，秉持「求是」精神，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洪流中，率領「流亡大學」的師生，輾轉浙江、江西、廣西、貴州數省，艱苦備嘗，弦歌不輟。浙江大學由一所地方大學一躍而成為「東方的劍橋」。天道酬勤這是對竺可楨先生辛勞的一種回報。

百年中國大學史，如果，建一座先賢祠，蔡元培、梅貽琦、竺可楨三位先生，都是值得深切緬懷的偉大先賢。三位先賢，有學者情懷，有大學理念，有純正品質。古今貫通，文理融通，中西會通。

蔡先生下一代中，誕生了一批以教育為職志的大學教育家。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即其中的佼佼者。梅貽琦先生，沒有深厚的學術造詣，但，梅先生勤勉、篤實、厚朴，兢兢業業，一輩子服務於清華，「生斯長斯，吾愛吾廬」。先生受到兩岸清華師生的一致擁戴，被譽為「終身的清華校長」，絕非偶然。清華真有幸，遇到一位專心致志的好校長。

1931年12月3日，梅貽琦校長在到職視事的當天，發表就職演說，比較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先生是有操守的大學校長，對此理念奉行不渝，顯示了異常可貴的執著和韌性。除在就職演說所提「大師論」外，1936年4月，梅先生執掌清華大學5周年之際，發表《致全體校友書》。在信中，梅校長指出：「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圖之至亟也。」「此五年中吾人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蓋為師資之充實。吾人常言，大學良窳，幾全繫於師資與設備之充實與否，而師資為尤要。」

1932年以前來到清華的朱自清、楊樹達、俞平伯、劉文典、王力、金岳霖、馮友蘭、鄧以蟄、張申府、劉崇鋐、吳宓、王文顯、葉公超、張奚若、錢端升、燕樹棠、吳景超、陳達、熊慶來、鄭之蕃、楊武之、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趙忠堯、薩本棟、李繼侗、翁文灝、施嘉煬、馬約翰、郝更生。

梅貽琦先生擔任校長後，先後應聘來清華任教的，1932年聞一多、雷海宗、蕭公權、劉仙洲、顧毓琇，1933年馮景蘭、李儀祉，1934年張蔭麟、李輯祥、吳達元、吳晗、潘光旦、沈有鼎、唐蘭、任之恭，1935年楊業治、李景漢、張席褆，1936年賀麟、邵循正、段學復、張岱年、齊思和，1937年陳夢家、孟昭英、陳省身。

民國大學老師，是一支精幹的隊伍。清華大學教授，同樣具有這個特點，不同的是，群星璀璨，鴻儒雲集。

更為可貴的是，抗戰軍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合作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機緣巧合，梅貽琦先生，成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舵手。梅先生把蔡先生「兼容並包」和自己的「大師論」，帶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使西南聯合大學，成為中國戰時聯合大學的榜樣。

馮友蘭先生撰寫的《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充滿激情地稱讚：「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3）自由的大學操作 大學的體制，理應是富有張力和彈性的，因其所要產出的是高素養、有操守的人。一所現代大學，理應建立在科學、民主、自由的基礎之上。科學精神即竺可楨先生在浙江大學時所倡導的「只問事實、不計利害。」「民主」在新文化運動時是一面旗幟，現代中國大學有一套較為可行的民主辦學實踐——教授治校，梅貽琦時代的清華大學最可借鑒。關於自由，有許多話要說。這個問題是當代中國大學最需解決的頑症。

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有一段名言：「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老先生希望清華流淌更多的「從游之樂」，錢鍾書、吳晗、曹禺、錢偉長、錢三強……一代大師魚貫而出，正是梅貽琦先生「從游論」的最好註腳。

有個小故事，非常有趣味。錢偉長先生1931年考進清華大學，在入學考試中，雖然數學、物理成績很差，歷史和國文考了滿分，最終，還是被清華歷史系錄取。錢偉長還沒入學，陳寅恪先生，就欣慰地表示：今年，錄取了錢偉長，可見歷史系，大有前途。

錢偉長於9月16日報到，三天後就傳來「九·一八」事變的消息。錢偉長覺得學習文史，遠水救不了近火，投身科學救國，靈機一動，申請轉入物理系，這可使吳有訓教授為難了，不允。物理系師兄趙九章、王竹溪偕錢偉長向葉企孫先生求援，求得葉先生的諒解。錢偉長哀求四叔錢穆（燕京大學副教授）向清華疏通。最終，據說，還動用了胡適先生，清華勉強同意，允許錢偉長入物理系「試」讀，這一「試」，物理大師就出來了。清華大學師生，沐浴在自由的學術氣氛中，無所不言、無所不思。

錢偉長先生自述：「在物理系內，在葉企孫、吳有訓老師的倡導下，鼓勵自學，鼓勵在學術問題上自由爭論，鼓勵選讀化學、數學，甚至於機械、電機、航空等外系課。系內學術空氣濃厚，師生打成一片，學術討論『無時不在也無地不在』，有時為了一個學術問題從課堂上爭到課堂下。」

1925年到1937年，清華人乘風破浪，奮勇開拓學術新境界。在奠定科技大廈的征途中，清華理學院在葉企孫先生的護持之下，師生間大魚前導，小魚尾隨，親切相處，問難辯駁。從1925年（葉企孫先生返校任教）到1940年（1936年抗戰之前入學的物理系學生畢業），清華物理系82名畢業生中，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此前稱呼「學部委員」）和同等稱號的就達22人之多，他們是：王淦昌、周同慶、龔祖同、趙九章、傅承義、王竹溪、翁文波、張宗燧、錢偉長、彭桓武、錢三強、何澤慧、王大珩、于光遠、葛庭燧、秦馨菱、張恩虯、胡寧、陳芳允、李整武、林家翹（美國科學院院士）、戴振鐸（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1/4強的清華物理畢業生獲得院士榮譽，比例之大，當為罕見。

清華大學採用歐美的「自由教育」（通才教育）。梅校長提出「通識為本，專才為末」，要求學生對自然、社會與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廣泛的綜合知識，而「不貴乎有專技之長」，否則他就只能做一個「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個「完人」。

清華實行「通才教育」，有其歷史淵源。1925年清華改大後，將「普通訓練」縮短為一年。1927年又將這一年課程規定為全校各系學生的「公共必修課」，包括中、英文和自然與社會科學的概論性課程。1933年開始，根據通才教育原則，校方又進一步規定大學一年級不分系，以後，文、理、法、工各學院學生，大一學習包括自然、社會與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課。這種辦法適應了國內當時工業不發達的情況，的的確確，使清華大學培養了大批基礎紮實、知識廣博、綜合能力較強的人才。

梅貽琦校長於1941年，清華建校30周年之際，與潘光旦先生，聯袂發表了《大學一解》，對大學教育思想作了系統的表達，其核心則是「通才教育」。

貫徹通才教育的主要措施是，「學分制」、「選修課制」、「共同必修課」三位一體的學習制度。請看下錶：

清華大學分年課程表（1936—1937年年度）

中國文學系第一年必修課程表 物理系第一年必修課程表

國文（現在叫大學語文） 國文

第一年英文 第一年英文

中國通史 中國通史

西洋通史 西洋通史

（以上二科中選一科） （以上二科中選一科）

邏輯 邏輯

高級算學 高級算學

微積分 微積分

（以上三科中選一科） （以上三科中選一科）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

普通地質學 普通地質學

普通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

（以上四科中選一科） （以上四科中選一科）

比較兩表，可以看出兩點：（1）中文、物理兩系第一年所開課程相同；（2）文、理各科課程，有互補性，文科開設理科課程，理科開設國文和歷史。與學分制並行的是選修課制。學生於每年開學時，參照各系規定的課程表，自行選定課程，中途可以增選某科，也可以退掉某科。所修課程不及格者，不給學分，如必修課，則須重讀，如選修課則可改選其它，只要修完規定之學分即可。已修及格的課程，降級時也不必重修。一方面，學生可以不按一定目標、一定次序選課，另一方面，教師自由開課。在文法學院，選修課根據教授學術專長與個人興趣，自由開設。

這一學習制度，通過廣博的自然、社會、人文科學基礎知識和一定專業知識的學習，為學生提供了較為合理的縱橫交錯的知識結構。符合現代科學發展的趨勢，有助於整體思維和創造能力的培養。廣泛的選修課，照顧了個人興趣和個性心理素質的特點和差異，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則。

學生轉往它系，不作過嚴限制。錢偉長轉系，遇到麻煩，那是因為，高考時，數理化成績，遠低於及格線。實施這一制度，一個基本條件是，學校系科設置全面（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國民政府規定：大學須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學院組成，每個學院得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學系。另一個基本條件是，清華大學雄厚的師資力量，教授多是學術先進。

民國時期的其它大學，也注重文理互滲，學科交叉。人文學者注重科學精神，自然科學方面的學者則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吳宓先生，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吳宓日記》面世後，清華不同學科的教授，日常交往之密切，躍然紙上。

清華園裡好讀書，絕非偶然。清華學友辦理《清華周刊》，不難窺見清華學生的素養和水準。不要以為，清華大學只是培養書獃子，清華學生參與學校事務，熱情極高，高到什麼程度呢？從學生自治會，驅趕校長之舉，不難看出，清華學友對校務的熱忱。

清華學生驅趕校長，有兩次高潮。第一次是「五四」運動之後的1920年—1921年。張煜全、金邦正兩位校長，因壓制學生被趕走。處於他們兩位之間的羅忠詒更慘，還沒到校，學生代表提前到羅先生府上「相面」，回來通告學友：新校長有肺病，言談舉止，不足勝任。學生自治會決定「拒羅」，動員全體學生，每人寫信一封，勸羅忠詒不必來校。就這樣，羅先生在幾百封拒絕信的「敦促」下，未到校就「辭職」了。

清華驅趕校長的第二次高潮是1930年—1931年。1930年，正值中原大戰，閻錫山的勢力，一度在華北佔上風。羅家倫校長，這位南京國民政府的紅人，在北平孤掌難鳴，閻錫山看到學生趕走羅校長，順手派幕僚——喬萬選（清華1923級學生）武裝接收清華。喬萬選萬萬沒有想到，「迎接」自己的，竟然是拒絕喬萬選的大旗，學生自治會成員引喬萬選到清華『同方部』，要他當場簽字，保證「永不任清華校長」，這位「喬老爺」，只好打道回府。

喬萬選後面的吳南軒，更加有趣。這位南京國民政府的新貴，到清華大學不足兩個月，因行政專權，學校便爆發「驅吳」運動，吳南軒驚慌失措，拿著清華大學的大印，躲在六國飯店「辦公」，輿論嘩然，最後，只得狼狽下台。

大學校長的人格、操守與氣度，與大學的品質和聲譽，緊密相關。清華學生的脾氣如此之大，前前後後，竟然趕走六位校長。從1931年到1948年，梅貽琦先生執掌清華17年，可是，不管怎麼樣，學生沒有做出對梅貽琦校長，不名譽的事情。每有風吹草動，清華學生高呼——「擁護梅校長，反對XXX」，亦可見出，梅校長在清華師生中的崇高威望。有人曾問及梅貽琦先生，梅先生，風趣地說：誰願意倒霉（梅）呀！

（二） 當代大學：轉型與弊端

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國大學經歷了一次重要的歷史轉型，這次轉型，形塑了中國當代大學的生態格局。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中國大學不論從外在形態，還是內在氣質，都接近於華北聯大。陝北公學的「後身」是華北聯合大學，華北聯合大學的「後身」是華北大學，華北大學的「後身」，就是中國人民大學。

有人說，百年中國大學史，可以分成兩個時段：1900—1949年，1949年迄今。前一個時期，全面向西方國家學習，不妨把一所存在九年，但，卻很經典的——西南聯合大學，當作代表；第二個時期，全面向蘇聯學習。1949年之後，大學性格，也不妨把一所存在九年，但，卻塑造了新中國高等教育的——華北聯合大學，當作代表。這樣論述，大體上不會錯。

1949年以後的一個時期，向蘇聯學習，這是事實。但，新中國的高等教育，並不是在一張白紙上，描繪最新最美的圖畫。也就是說，新中國的大學，並不是蘇聯大學的簡單移植。

這麼說來，百年中國大學的基本性格，兩所「聯大」——西南聯合大學和華北聯合大學，體現得淋漓盡致。遺憾的是，滿城爭說西南聯大，甚至，一說到「聯大」，第一鏈接，就是西南聯合大學，不會想到，還有一所西北聯合大學，更不知道，世間還有一所華北聯合大學呢！殊不知，恰恰是「低調」的華北聯合大學，隱藏著新中國大學的秘密，決定著新中國大學的性格。兩所「聯大」，對照著看，別有一番韻味。

第一，兩所「聯大」，都是民族戰爭的產物，西南聯大和華北聯大，興起於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合大學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這是國民政府，紓解平津三所學府困難的一個「權宜」之計。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兩所國立學府和一所私立大學，由國民政府進行重組，由此可見，這三所大學，在國民政府心中的分量。

華北聯合大學，成立於1939年。1939年夏，中共中央決定，將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工人學校、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合併，開赴阜城縣城南庄。華北聯大的性質，決定了，不僅經歷民族戰爭，還要在民族矛盾降解之後，進行階級鬥爭。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解散，三校北歸。華北聯合大學，依然在國內戰爭的硝煙中，進行生與死的考驗。直到1948年，為了更好地應對國內戰爭，華北聯合大學，與歷史學家范文瀾領導的北方大學，進行合併，升級為華北大學。

第二，西南聯大，貫徹蔣委員長的「戰時當作平時看」的指示精神，進行抗戰建國的人才培育，三所學府，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在艱難的國運中，西南聯大，依然保持嚴謹的學科設置，依然流淌底線的寂寞和自由。馮友蘭先生有云：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

西南聯合大學，走「上層」路線，第一站——長沙，第二站——昆明。中間，西南聯大文法學院，也曾在雲南蒙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從長沙到昆明，身強體健的師生，組成了一支隊伍，稱之為湘黔滇旅行團，在黃師岳將軍的帶領之下，進行了68天的急行軍，經過3500里的跋涉，終於在1938年4月28日，到達昆明圓通公園。這是中國大學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

聞一多、曾昭掄、李繼侗三教授，作為旅行團輔導團的先生，走在這支隊伍里。聞一多先生此行，在少數民族地區，見識了許多奇風異俗，進行了一次收穫頗豐的田野調查。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有二百八十四位身強體健的同學，參加了旅行團，這支隊伍里，走出了查良錚、陳體強、季鎮淮、逯欽立、丁則良、任繼愈、馬學良、王玉哲、史國衡等文史學者，唐敖慶、屠守鍔、沈元、黃培雲等十四位院士，群星燦爛。

西南聯合大學，68天，走了3500里，就覺得，已經相當了不起了，這是因為，沒有人把華北聯合大學，放在眼裡。華北聯合大學，沒有西南聯合大學幸運，不能說天天「急行軍」，沒有天時地利，只能同舟共濟了，該怎樣稱呼華北聯合大學呢？這是一所行走學校。行軍打仗，家常便飯，無形之中，耽誤了功課。

華北聯合大學，乃共產黨領導的一支戰鬥隊，屬於「文軍」。華北聯大，可不像西南聯大，那麼「拘泥」，有點孫猴子的氣概，不受學科設置的限制，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隨時變通。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倒也氣韻生動。初設社會科學、文藝、工人、青年四個部。這四部，還是有些教條主義，阜城縣城南庄—平山—唐縣—張家口—束鹿縣—正定縣，這是華北聯合大學的行軍路線。華北聯合大學，可沒有西南聯合大學，那麼好的運氣。風裡來，雨里去，行走在鄉間小路，再正常不過的了。這些泥腿子，待過最大的城市是張家口。他們做夢都想不到，有一天，來到文化古城——北平。假如，這支隊伍裡面，有清華或者北大的學友，在北平，見到母校的老師和同學，也許，有不小的感慨吧！

據說，華北聯合大學，從張家口，往東南開拔，在束鹿縣新城鎮附近落角，「聯大」的一部，駐紮在路過村。路過村，正是本人初中所在地。也許，冥冥之中，命運之舟，讓志浩和華北聯合大學，在路過村，進行交匯。1985年，第一志願，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流淌著華北聯合大學的血脈。

華北聯合大學，作為中共的最高學府，幹部配置是極高的。創造社的一員幹將——成仿吾，擔任華北聯合大學的校長，德國「海歸」——江隆基擔任教務長。成仿吾，參加過長征的大文化人，1949年之後，一直在高等學府，擔任掌門人，行走軌跡，中國人民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山東大學，轉了一圈，最後，還是回到了中國人民大學。這是成仿吾的大事因緣。江隆基，1949年之後，擔任過北京大學的副校長，在1957年反右當中，主事者認為，江隆基反右不徹底，「空投」到了蘭州大學，這是蘭州大學的福分，江隆基的塑像，矗立在蘭州大學的校園裡。蘭州大學，以這種方式，紀念老校長。

1940年，華北聯合大學，社會科學部改為社會科學院，設有財經、法政兩系，以及一個回民隊。文藝部改為文藝學院，設文學、戲劇、音樂、美術四系以及一個文工團。教育學院設教育系以及中學班。1941年3月起，又改設法政、文藝、教育三個學院和群眾工作、中學兩個部。1942年，因形勢變化，學校縮編，僅保留教育學院。1945年底，恢復原來的三個學院，1946年成立外國語學校，下設俄文、英文兩系。為了加強領導力量，由周揚任副校長，張如心任教務長，沙可夫任文藝學院院長，艾青任副院長，何干之任法政學院院長，於力任教育學院院長。浦化人任外國語學院院長，呂驥任文藝工作團團長，周巍峙、張庚任副團長。堪稱一時之選。系科靈活，課程靈活，學制靈活，注重品德教育。至於智育，也顧不了那麼多，因勢利導吧！

第三，其實，中共在摸索一條有特色的大學教育之路。固然，讀書可以改變氣質，但是，社會實踐，特別是有著強烈意識形態的武裝集團的高等教育，也許三兩個月，也許五六個月，從華北聯大畢業之後，精氣神，確實，和以前不同了。這樣看來，這所學校，絕對不能小覷。華北聯合大學「後身」的「後身」，也就是劉少奇所說的，黨設立的第一所社會主義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要把西南聯合大學解散之後，回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書育人的教授們，集中到中國人民大學，進行培訓。

華北聯合大學的老人，1949年之後，對西南聯合大學的師生，進行培訓，此舉，特別具有象徵意義，培訓完畢之後，大概，主事者心中就有了底了，新中國戰勝舊中國，可不僅僅是戰場上，發動幾次戰役那麼簡單，還要把華北聯合大學「團結、前進、刻苦、堅定」的革命校風，對沒有接受革命教育的舊知識分子，進行徹底的洗禮。

誰說西南聯大了不起？想當年，西南聯大的師生，在中國人民大學，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時，連頭都不敢抬，這不很明顯嗎？西南聯大，固然，了不起，但是，從華北聯大脫胎而來的中國人民大學，更了不起，三下五除二，就把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一風吹，煙消雲散。

1949年，北京大學，在某種意義上說，傳承了西南聯大的精神。這裡面的原因之一，院系調整中，清華大學文學院、法商學院的教授，大部分，來到了北京大學，北大哲學系靳希平先生說，北京大學是一塊飛地，保留著最低限度的自由。

北京大學和百年中國政治，實在是剪不斷，理還亂。關懷政治，增加了百年北大的光榮；但高度的政治化，又曾使北京大學蒙羞。北京大學在學術和政治的鐘擺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北京大學，又增加了一個新的變數——經濟。這樣北京大學就不單單是一個文化符號，還是一個經濟符號，更是一個政治符號。纖繩變成了鋼絲繩，鋼絲繩還不只是一股，而是三股：學術—政治—經濟。惶恐中的北京大學，一邊津津有味地回憶著「城南舊事」，一邊憧憬著明天的一流大學。

城南舊事溫馨、美好，可這份甜蜜的回憶背後，卻帶著幾分苦澀、辛酸和無奈，蔡先生和梅貽琦、竺可楨，三位校長，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遺憾的是，無福承受。直到現今，前輩的遺產，還沒有被激活。

審視中國大學，大學精神蕩然無存，非良性的制度安排，侵蝕著大學的機體，大學成為政治權力和市場經濟的兩個附庸，呈現著三個癥候：沒有尊嚴；理念狹隘；操作僵死。

長期以來流行著一種論調：中國知識分子「物美價廉」。冰心以一種憤激之言談論「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腦體倒掛」長期得不到深刻徹底的解決，不能不說，莫名其妙的「物美價廉」說，在起頑強的作用。

有恆產者有恆心。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由多種因素構成，經濟狀況屬於相當重要的因素。20世紀50年代初，大學教師的薪資，還是比較優裕的，但，主事者把文化人「養起來」的同時，迫不及待進行「洗澡」。

「洗澡」之後，主事者覺得，這是個好辦法，年年洗，月月洗，日日洗，時時洗，越洗越健康。一系列專以大學師生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次第展開，小心翼翼的老學究，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可能觸礁，成為「政治運動員」，被打入另冊。天花板不知道何時掉落，成為「右派」了，還掙那麼多錢，革命群眾哪裡接受得了，所以，在批倒批臭的同時，降職降薪！

《光明日報》在20世紀80年代有一個欄目——『我的書齋』，許多學者撰文，講述書齋的故事，令人感慨。書齋是教師安身立命的地方，今天還有藏書在五萬冊以上的文史教授嗎？怕是不多了。

學問往往是玄而又玄的，但支撐學問的生存條件是最簡單最現實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據《讀書》雜誌披露：20世紀90年代中期，清華大學退休教授比一個小保姆的生活，強不了多少。當然，這些年，大學老師的工資，也在慢慢往上漲，但，新聘老師，面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高房價，將在北京和上海任教的年輕老師，套得牢牢的。

大學校長，學者氣質，大學理念，純正品格，三美俱。這麼多規矩，是不是，在為難大學校長呀！現今，大學校長要籌款，與銀行打交道，難免有商人氣息，與官廳打交道，再加上，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級別的官廳，難免有官人氣息。商人氣息和官人氣息，都在擠佔大學校長的學者氣質，這也是事實。

一所出活的大學，必然有好校長。沒有好校長，再充裕的資金，再精良的設備，再優秀的教授，也達不到大學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沒有融會古今中外的大學理念，沒有一大批大學理念的化身——好校長，那麼所有的努力，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外圍作戰。

難道沒有大學校長進行努力嗎？平心而論，有的校長，有心無力，回天乏『術』，欲為而不能。提到中國大學的改革，時賢的議論，集中在諸如緊缺的經費、破陋的筒子樓、課程和教材的革新。這些問題，僅僅只是皮毛，問題的根本在於：教育生態圈出了問題，劣質的教育生態圈，致使大學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教育和政治、經濟、社會還處於劣性循環，大氣候還沒有根本的改觀，小氣候中綱舉目張的『綱』也沒能解決。諸如教育的理念、大學的個性還沒有被提上議程。」

要想產生和成長大批教育家，首要的問題是，改變劣質的教育生態圈。現今這個圈依然雜草叢生，荒蕪不堪。為什麼到現在這些問題都沒得到解決？說來話長。簡言之：在中國，究竟要建立自由的大學，還是要建立專制的大學？

大學欠缺文化自覺。理科不知道文科，文科不懂得理科，畫地為牢，坐井觀天。當代大學教育，產生文化失重，究其原因，欠缺人文精神，其實，又何嘗擁有過真正的科學精神呢？瀰漫在大學校園，僅僅是「技術情結」而已。作一個極端的設想：有朝一日，教育當局決定「國學考級」，通不過者不予畢業，那麼大學校園，晨夕誦讀的又怎能不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呢？

文科老師抱怨，校長出身理工，不懂文科。倒過來一想，有朝一日，文科學者出任大學校長，有幾位校長，有胡適先生（1946年—1948年任北大校長）發展物理學的學術胸懷嗎？既不具備真正的人文精神，也不具備真正的科學精神。這才是真實的景觀。

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弄出一堆技術學院，農業學院、林業學院、鐵道學院、交通學院、地質學院、石油學院、化工學院、鋼鐵學院、紡織學院、航空航天學院、醫學院……這還不夠，師範學院、體育學院、音樂學院、舞蹈學院、戲曲學院、電影學院、民族學院、政法學院、外語學院……主事者從不反思20世紀50年代，把大學拆開，這是一種什麼罪錯，吸取什麼教訓。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又狂熱地進行院校合併。仔細分析，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和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院校合併，不同的方向，同樣的思維。

中國當代大學，立志追求世界一流大學，其情可憫，其狀可憐。失魂落魄的中國大學，到底擁有什麼精神？大學生態能否恢復良性循環？擺在面前的問題，哪一個能輕易放下？

恢復中國大學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茲事體大，可不慎乎！一言以蔽之，當代中國大學，當務之急是尋找她的精神家園。

（三） 精神重建與制度更張

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大學，解決三大弊病，路徑如次：

（1）恢復大學尊嚴 沒有尊嚴的教育，似乎總是為時代而奔波。大學原來為政治服務，市場經濟驚濤拍岸，大學盡心為經濟服務，可謂一仆二主。

主事者應該徹底覺悟，痛下決心，解決「腦體倒掛」這種奇怪的現象。不合理的財政結構必須改變。1999年，中國政府教育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4%。1983年為3.66%，1984年為3.75%，1985年為3.68%，1986年為3.85%，1992年為2.94%，1993年為2.66%，1994年為2.4%，同期，發展中國家教育投入平均為4.1%。日本20世紀80年代初，教師工資水平比一般職員高出15%，英國一般大學教師，平均工資，屬於中等收入階層。

中國教師的工資水平，地區之間失衡嚴重，中部和西部，大學教師的工資水平與東部之間有相當大的差距。東部地區，大學教師之間的工資水平，在不同學科之間，不同學校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這些因素，導致中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大學教師「孔雀東南飛」，蘭州大學、西南政法，兩所相當有品位的大學，教師流失嚴重，西部學術資源更加稀缺；留下來的老師，忍受著不公，寂寞而從容地進行研究，不僅僅是西部的勞模，也是中國大學老師的典範。

政府應該加大對文化教育的投入，在不均衡的中國經濟格局中，提高中西部大學教師的待遇，為地球村時代的文化自覺，做出努力。

北京大學實行定級定崗，很快推向全國。絕對平均，就有點大鍋飯的意思，但，同一學科的教授，津貼出現相當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出現，不完全憑藉學術，有的，完全不是憑藉學術，而是憑藉權力，主事者，多吃所佔。

當代中國，學術競爭機制，學術激勵機制，學術約束機制，學術評價機制，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定級定崗制度，極有可能形成「劣幣驅逐良幣」。學者在利益的驅動下，被綁在一輛茫然的戰車上，粗製濫造，降低學術品位。

文化人類學家潘年英先生，在回答廣西民族學院徐傑舜先生提問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我有一個觀點，說出來恐怕會得罪很多人，但這的確是我的真實想法，我認為，中國的學者只到徐老師你們這一代人為止，以後的學者不能叫學者，只能叫成功人士。」

（2）釐清大學理念 隨著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21世紀，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大勢所趨，不同的學科，撕碎了，再拼接。晚歲的錢學森先生，有著很深的達芬奇情結。也許，在錢先生看來，這是另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只不過，比起上一次文藝復興，會更加波瀾壯闊。

當代諸多重大問題，如生態、環境、能源、人口，既涉及自然科學又涉及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三峽水庫，看起來是個技術問題，其實，在根子上，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把一座大山移動一下，在現在的技術水平下，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把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移走，不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位移。不懂得移民的心思，就不可能把這件事情辦好，以至於，後患無窮。

繼承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有容乃大」的大學理念，有那麼難嗎？未必。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淘汰不符合這一理念的單科學院，建立包容性大學。現代大學至少應該包括文、法、理、工、農、醫六大門類中的四類，一個理想的綜合大學，文學院、理學院，最為基礎，也最為根本。沒有這兩個基礎，就不要輕易稱之為大學。

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降低了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十幾所綜合大學的品位。院校合併，理應站在時代的高度，有容乃大。在落伍的大學理念指導下，合併同類項，無疑，給時代留下新的硬傷。

諸種情形，反映中國大學，還沒有彰顯自主性。可以想見，大學沒有建立在民主、科學、自由基礎之上，充斥著苟且、平庸、腐朽、墮落的氣息，再正常不過了。當代中國大學，在市場驅動下，設置了不少新專業。一些理工科大學，很隨意地設置了中文、法律、新聞、社會工作，這樣，表面上，也有一種「兼容並包」。這些新型的學科，在理工科大學裡，真像「少數民族」。在「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的時代，人文學科，中文、歷史、哲學、藝術四科，真正的價值，大多被遮蔽了。

有些大學，合校以前，還有些綜合大學的樣子；一個城市，很遠的兩所、多所大學，合併到一起。為了便於管理，將文科弄到一個校區，將理工科弄到一個校區，將經濟學、法學、教育學科弄到一個校區。如此合併，將綜合大學，解析成專業學院，這麼乾的大學，怕是不止一所。

由此可見，欠缺完整、純粹的大學理念，在全控主義的駕馭之下，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還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院校合併」，都會使大學，受到不應有的傷害。

改變這一弊端，遏制文化失重，養成通才理念。重建大學精神，必然有一套軟體和與之匹配的硬體，如果給它命名，軟體的名字叫做「大學理念」，硬體就是一個國家的安排。

（3）建立彈性制度 當代中國大學出現了許多新鮮事，但是，掩蓋不住它的底色，大學的理念和體制，幾十年一貫制，處於一種超穩定結構。一方面，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和精神，另一方面，大學制度欠缺彈性，機械、呆板。專制的教育必然泯滅個性。個性的自由發展是現代人的特徵之一，當前的教育體制卻容納不了這種個性的自由發展，實行的是一刀切的教育，沒有為天才預留空間。

實行學分制和以學分製為主體的必修課和選修課相結合的學制。大學應該包容文、理、法、工、農、醫六科中的四科。大學一年級不分系，確立國文、英語、歷史、數學為公共必修課。取消教學大綱和全國統一教材，大學教授根據個人興趣和學術專長開課。老師有權利，寂寞地讀書、思考、教課。

校際之間進行學術資源的整合，學友可以到附近的大學聽選修課，記入學分。大學校園應適當擺放學者的塑像。學生自由轉入其它院系，根據業已取得的學分確定年級。教師連續為學校服務十年可享受學術休假一年。

鼓勵教員撰寫獨具個性的教材、課本；摒棄知識式教育，適應網路化時代，注重啟迪學生的智慧，注重科學方法和知識範式的陶冶；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教員激勵機制。

守護現代大學底線，重建現代大學精神，推動制度安排更新。大學理念與制度安排，達到一個良性互動，也許就是民國大學歷史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