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會讓資本主義面臨更多危機

過去三周，英國《金融時報》的眾多撰稿人就當代資本主義的是非功過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身家數十億的企業家、出台了巨額支出計劃的世界各國領導人、記者、學者、甚至「佔領」運動人士，都參與到辯論中。這場辯論產生了幾個明確的主題，突顯出幾點共識和爭議。

幾乎每位參與者都為市場制度進行了辯護，儘管有些人的辯護熱情表現得比另一些人更直白一些。有多個方面的失誤得到了重點討論，包括金融監管、環境與消費者保護，特別是收入分配調節。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主張，無論是在慈善還是在生產領域，市場都能發揮比現在更積極的作用。這個說法是正確的。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稱，消費成癮的行為是今日增長動力的一個核心缺陷。我非常贊成他這個觀點。「佔領倫敦」(Occupy London)運動人士認為，不論總體收入水平如何，貧富不均的加劇都會滋生出社會弊病。這聽起來是一個很有道理的推斷。但是，沒有任何一位參與者真心反對市場；他們只是主張對市場加以更有效、更公正的管理。

雖然眾人對經濟層面的市場熱情很高，但他們對政治層面的市場卻不是這個態度。引人注目的是，無論是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還是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都著重指出政治上的短視主義是一大弊病。儘管這兩位政治人士強調的是金融政策方面的問題，但他們的論點完全適用於從全球變暖到世界糧食生產等一系列其他領域。用短期效果來換取影響力，很難說是金融業獨有的現象。

同樣，商界政治影響力過大也並非發達國家才存在的問題。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許就在於改變投資和出口驅動型發展模式，讓國內消費者左右國內生產商之間競爭。隨著經濟逐步發展，中國必須轉向內需驅動型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下，要防止國內政治壓力干預競爭將比現在困難得多。那種稱正在演進和轉型的中國式資本主義為世界其餘地區描繪了一幅藍圖的說法，可謂牛皮吹上了天。建設宏偉基礎設施之舉，終會受阻於日趨降低的回報率，這一點已被日本和蘇聯的歷史所證明。

正如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指出的，當代資本主義雖在生產豐富多彩的私人產品上表現得極其出色，但在生產公共產品上的效率就低多了——教育、基礎設施、環境以及金融穩定皆是如此。完善政治層面的市場、以及由此也必然要完善的調節，是世界各國、而非只是西方國家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

在平衡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方面，歐洲和加拿大等國家可以說比中美兩國做得都要好。這些國家的政府起碼對污染問題有所重視。目前來說，歐洲的社會保障網仍相當穩固；公交系統也仍在發揮作用，至少在公交人員未舉行罷工時是如此。實際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向北歐模式看齊——至少，有種種調查的結果顯示，北歐模式下人民的幸福程度冠絕全球。當然，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日新月異局面，歐洲面臨的重大挑戰在於，如何解決養老金計划過於慷慨和勞動力市場不夠靈活的問題。

到底該如何取得平衡呢？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靠想像撰寫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致英國《金融時報》函」中，強調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先決條件，那就是教育、教育、教育。實在很難想出另一種方法來解決資本主義帶給我們的、日益增多的可持續性問題。魯賓斯坦著重指出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不完備的問題，以及對成人進行再教育和再培訓的必要性。

我會對這一觀點做出進一步闡述：社會必須設法提供數量和趣味性遠勝現在的成人教育，其中包括經濟和金融知識掃盲。如果選民很無知、容易輕信蠱惑人心的政客兜售的有欠考慮的短視政策，那麼匡正資本主義經濟進程的希望就很渺茫。

有人認為，民眾對學習不感興趣，任何「3R」（閱讀、寫作和算術）以外的更廣泛掃盲目標，都根本沒有希望實現。這是在胡說八道。我在金融危機之後與形形色色的人有過交談，我的感覺是，大多數民眾渴望獲得信息，如果以有趣的形式向他們提供，他們會如饑似渴地汲取這些信息。

你必須承認，關注過近期美國政治辯論的人可能有充分理由對世界感到極度悲觀。但當前偏離正軌的政治對話，或許只是現代社會未能重視持續成人教育和掃盲的更深層次嚴重失敗的一種「癥狀」。如果不進行重大變革，比如提供有趣味的網路學習平台、覆蓋範圍更廣的公共廣播和電視，以及為兒童提供更大的教育選擇機會，就很難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許多政治問題給出長期解決方案。只是改善教育並不會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的內在問題，但它是朝著找到解決方案邁出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本文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與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合著有《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書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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