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恆甫教授: 絕大多數海龜都是「欺騙中國人民」[人大經濟論壇]

2005/02/05 01:02 稿件來源: 倍可親網訊

鄒恆甫教授上海財大演講散記: 絕大多數海龜都是「欺騙中國人民」的欺世盜名、沽名釣譽之徒

　　2004年9月22日晚，在上海財經大學行政樓一樓學術報告廳，財大經濟學院新任院長田國強教授主持鄒恆甫先生題為「迎接經濟科學教育與科研的春天」演講會。本人有幸聆聽。

　　鄒恆甫何許人？對國內經濟學界稍有了解的人都可能會大致知道一些。本人在北大念博士的時候，旁聽過他和龔六堂老師講授的高級宏觀經濟學，知道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武漢大學（經濟學）高級研究中心創始人、主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一、怎麼看起來這麼年輕

　　9月22日晚，財大行政樓偌大的學術報告廳座無虛席，甚至走廊、前排地上、講台上都坐滿了人。演講開始，田國強教授介紹說，鄒恆甫先生是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從哈佛大學畢業的第一個經濟學博士，著名經濟學家錢穎一教授的師兄。這時旁邊有同學和老師低聲議論，「怎麼看起來這麼年輕哦！」，看來，國人的慣性思維——大凡有水平的「大牌教授」、「學術權威」大多應當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21世紀的中國大學依然根深蒂固，依然盛行。這很有些象中國的中醫，越老越「牛」，越老越值錢，（關於這一點，你看看滿大街「老中醫」治百病的牛皮癬廣告就知道了），而不管這人是否真的有水平，是否真的很 「牛」，只要看起來有派頭——「老」也是一種派頭，看起來似乎很有學問的樣子，大家就把他當作有學問的人，當作大學問家，以至學術「牛人」。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有一些人總喜歡裝得很神氣、很象學界泰斗、開山鼻祖，裝得很有學問、很有派頭（甚至以此裝神弄鬼）的重要原因。在中國，不光是一些喜歡到處趕場子的風風光光氣氣派派的「經濟問題分析家」如此，其他學科也大抵如此，只是沒有經濟學這麼嚴重，這麼泛濫。這是授者與受者（包括學生、官員以及一群特別喜好並製造「著名經濟學家」的媒體工作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一個典型——學生和聽眾往往不如講授者自己知道自己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半斤八兩。作為稍微知曉一點現代信息經濟學知識的經濟學家自然非常清楚這一點，這或許也是此種怪象在經濟學界特別猖獗的重要原因。但恆甫先生似乎比較缺乏這方面的派頭，全然沒有學術權威的威嚴，儼然一個經濟學憤青，逮著誰批誰，這很不符合那些腦子裡有太多條條框框的人的胃口。但是說實話，如果大家都不裝，都用本來面目說話多好哦，說話人不累，別人看著聽著也不難過。當然，有一些人不裝派頭會更累，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多少真東西唬不住陣勢，要不裝派頭又繼續混下去實在是太為難他們。

　　關於「學術牛人」的年齡，恆甫先生在講演中反覆提到，美國一流的經濟學院系常常有二十幾歲的「牛人」當「牛教授」的情況，雖然處於中國開放前沿的大上海的財經大學的師生（也包括國內所有大學的師生以及管理中國教育科研的官員們）對國外大學此種情形事實上也都大體知道一些，也知道這種現象背後的制度安排的諸多好處，但是卻很少有人去思考這種情形與中國這幾十年來的情形以至眼下的情形之對比，是否很滑稽。以年頭和人緣混職稱是國內大學和科研單位的普遍痼疾。實在搞不懂，為什麼跑出去都是個人物的聰明絕頂的中國人，他們居然就沒有想到是否要改變一下這種糟糕狀況。這實際上涉及到恆甫先生特牛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所不會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一個制度問題——「社會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個體理性與集體非理性將會惡性共生」。大家其實都很明白，但就是不說，聽之任之，隨波逐流，美其名曰「適者生存」，甚至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結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真是可悲！

　　書歸正專。

二、他們「欺騙中國人民」

　　在本次演講中，恆甫先生以自己在中國十多年辦教育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的人與事，以耳聞目睹大陸經濟學界之種種怪狀以至切身體驗和感受，大罵從國外回來的海龜「絕大多數」都是「欺騙中國人民」的欺世盜名之徒、沽名釣譽之徒。「到國外就很老實，一回到國內就開始癲狂，就開始裝大」。並多次點名 「罵」「三綱五常」（樊剛、易綱、胡鞍鋼、張五常）、張維迎、林毅夫、海聞等「著名經濟學家」之諸多怪行，（大陸著名海龜經濟學家當晚差不多被恆甫先生一網打盡，包括央行行長周小川），甚至連同台就坐的田國強教授也不能倖免。恆甫先生調侃說，輪流坐莊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是一群入不了美國經濟學主流的留學生自己「過乾癮」、「意淫」，台下哄堂大笑——弄得國強教授甚是尷尬；並「罵」海聞教授對別人說「某人是他領導的學會的會員」——是「小流氓習氣！」，（田國強教授和海聞教授均擔任過該學會會長）；「罵」汪丁丁一會數學家，一會經濟學家，一會又是哲學家，搞不清他究竟是個什麼家；「罵」許成鋼 stupid；「罵」張維迎之「我只是為了光華才到處出名」。總之，一路「罵」下來。上海財大師生平常哪裡見識過如此演講，掌聲雷動，大呼過癮。本人在北大其實就領略過恆甫教授這方面的「迷人風采」。恆甫教授敢在北大光華拿張維迎的「價格雙軌制」開涮——「都是個什麼東西，我一點也看不出來它有什麼高明，成天到處吹」（當然這一次也不會漏過對「雙軌制」的貶損揉搓）。至於張維迎給上百名學生上課，恆甫先生跑到教室後面當場台下台上地向張維迎發難之類的事，本人就遇見過兩三次。

　　說到國內這群「入世」甚深的「著名經濟學家」，恆甫先生說，這些人是「做學問做不下去了，沒有辦法才入世」；「林毅夫丟掉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遠離現實政治和現實社會經濟的傳統」；「著名，都著名在哪裡呢？都發過些什麼文章呢？都擺出來看看嘛！」、「什麼文章沒有，反正就是著名」。在國外，只有第三流的經濟學家才「入世」研究現實經濟問題。一流的經濟學家入世也只可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症或做經濟學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這種「見不得人的事」。在中國倒好，一群自詡為一流的著名的經濟學家，成天以「我剛同某某省長談過」、「我剛被總理罵過」為口頭禪，為榮，到處招搖撞騙，「趨炎附勢！」，整個一群「經濟新聞工作者」，哪裡是什麼經濟學家？！中國經濟改革哪裡是他們指揮得了的，笑話！

　　田國強教授最後總結時是這樣說的，恆甫先生之上述痛罵，是「愛之越深，恨之越深」。這或許是真的，或許是打圓場。至於國強教授是否同意恆甫先生之諸多「罵詞」就不得而知了。

　　關於經濟學界的「諾獎情結」，兩位華人經濟學家中的「大牌」明確肯定說，未來一二十年內，都沒有任何哪個華人經濟學家可以拿到「諾獎」。張五常、林毅夫、楊小凱（即使還在）、陳平等，概莫能外。兩位教授反覆告誡大家不要被這些人迷惑——「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都有什麼理論？即使有理論又有什麼用處？引用率有多少？現在有什麼影響？」，至於一些經濟學的門外漢說某位前國家領導人也可能獲經濟學諾獎，就更是荒誕可笑的胡說八道。

三、浪蕩說辭的背後

　　縱觀當晚恆甫先生的整個演講和回答學生提問，可以明顯而清晰地感覺到，在恆甫先生這些「浪蕩說辭」的背後，最在乎並且在演講中反覆提到的是 ——中國有多少人在美國一流的經濟學刊物上發文章；有多少人在美國一流的經濟學院系當終生教授；什麼時候才有中國人問鼎大家夢寐以求的經濟學諾獎。

　　因此，恆甫先生「希望同學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不要聽新聞，不要上網，上網很無聊，不要『入世』，一心學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流教科書，先在主流陣營中站穩再說，不要還沒有出校門就想著要『入世』，想著當官賺大錢」。

　　說到實際經濟問題研究，恆甫先生說，在美國，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這都是政府或半政府性研究機構或者投資銀行或企業在做（如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之類），這些大都是不入流的實務性研究，大學裡的院系和研究機構一般是不做這樣事情的，也羞於做這樣的事情，尤其是芝加哥大學。大學要做的研究更多是似乎遠離現實的「形而上」問題。如果要做「形而下」的實際問題研究，大可以拿到外面去，在學校里你也做不過人家投資銀行、企業或政府研究部門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你在大學裡鬧烘烘地做「形而下」，搞得校園不得寧靜，同學老師不得安寧，嚴重影響和干擾別人對「形而上」問題的研究，而且也會對「形而上」研究的資源形成擠占。關於這一點，恆甫先生耿耿於懷。武大的高級研究中心最開始只有一間如廁所一樣破敗的房子。但是國內大量「形而下」的東西卻佔據並浪費著龐大的資源。

　　關於「形而下」的研究，以恆甫先生所不願掛齒的「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經歷，按國內一些人的邏輯，他應當有資本吹上天（如果是換作那些到處跑江湖的經濟學家，他們還不把「世界銀行」的招牌弄得震天響，充分地「用夠用足」這個難得的無形資產），並應當對「形而下」的現實經濟問題研究更加推崇備致。恆甫先生講，「入世甚深」的樊剛博士有一次困惑地問他，「你究竟想要幹什麼？！」

　　如果回頭細看，所有這一切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恆甫先生酷愛看似無用的「形而上」經濟學，甚至國學、歷史學，並極端熱衷於做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十多年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恆甫先生因此很「嫉妒」田國強教授——「我在國內從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轉了一圈，轉了十幾年，還沒有說哪個大學要讓我做經濟學院院長。現在，上海財經大學可以請國強這樣的人做經濟學院院長，看來國內經濟學教育和科研的春天真的到來了。」；「我嫉妒！」。

　　這應當是恆甫先生這十多年辛勤奔波的最大動力。

　　恆甫先生究竟付出多少並取得多少成績我們這裡就不去詳細考究羅列。他在演講中說，林毅夫教授曾對世界銀行的人說，「改革開放之後，對中國經濟學教育做得最多、貢獻最大，沒有人可以與他（鄒恆甫）比」，果真有這回事，能得到「同行競爭者」林毅夫如此厚譽，我們由此可知恆甫先生這十幾年絕非浪蕩等閑。而從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的學生高得驚人的出國率，也可見一斑。　　有人或許會說，大變革時期的中國，要研究的實際重要問題很多，犯不著為了一個「經濟學諾獎」、「到國際一流刊物發文章」、「在美國一流的經濟學院系做終生教授」這樣的虛的東西，將一大群學生和老師都往出口小得出奇的獨木橋上趕。而且我們的教育科研資源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教出的學生（包括碩士博士）絕大部分都將在企業或政府等實際部門工作，如果教出來的都只是一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知道推演Ramsey模型的書獃子，難道不是巨大的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嗎？這種論調，在經濟學教育方面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在科研方面可以說是毫無道理。試問，當今中國大學前一二十名經濟類院系中的教師和研究人員，其中有幾個人是在做真正的理論研究呢？包括CCER。「形而下」的研究，花的是大家錢（雖然也有外部資助），受益的卻是一小撮。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做「形而上」研究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相反，做「形而下」研究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中國的大學和所謂的學術研究機構如此，國內各種基金資助的課題更是強烈的務實主義導向，國內經濟類刊物的內容和風格也就自然可想而知。我一位朋友開玩笑說，目前國內牛烘烘的所謂「經濟學理論刊物」 ——《經濟研究》其實應當正名為《經濟問題研究》才對，因為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他的話或許有些偏激，但過於「形而下」這個現實值得大家反思。在國內，超過兩萬字的純理論文章，你根本就別想發表。一些所謂的學術刊物，文章大多是三五頁的「現實情況介紹加點感想建議」。如果一個社會，連「一流大學」、連所謂的「學術期刊」都不沒有機制來容忍和鼓勵對「形而上」問題研究，這個社會究竟能夠有多少前途呢？究竟又能夠走多遠呢？「形而上」的研究絕非沒有什麼實際用處的勞什子，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形而上」，否則人類文明絕對發展不到今天這般模樣。即使從非常現實、非常短視的角度而言，絕大部分 「形而下」的「研究」都背景於、基礎於許多「形而上」的研究成果，甚至可能直接來自於「形而上」。這方面的事例論證，舉不勝舉。恆甫先生為此列舉了二進位的例子。學術研究過分務實未必是什麼好事。最近復旦大學張軍教授在一次座談會上也談到，上海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過於務實，高層次的務虛研究極其缺乏。其實，這在全國範圍內也都大抵如此，甚至包括北京。按照恆甫先生的說法，北京學界比武漢大學更務實，更加極端地接近現實問題，因為湖北經濟也沒有什麼好研究的。國內經濟學界整體過分務實、過分「形而下」的問題，確實值得學界深刻反思。我們是否應該稍微遠離現實一些，稍微更理論化一些，稍微更務虛一些。恆甫先生甚至極端地說，「哪裡需要到處跑，給我一張紙一支筆，我坐在馬桶上也可以進行經濟學研究！」。

四、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和問題別亂說

　　在兩位教授都嚴厲批評張五常教授到處亂講的同時，在恆甫先生批評樊剛「今年糧食生產多少、棉花生產多少」萬事樣樣精通的「萬能經濟學家」的同時，恆甫先生也大講「專制」與「民主」究竟哪個更好很難說——沒準專制更好，世界民主社會沒準哪天就崩潰了進而走向新的專制獨裁社會；大講並沒有證明前蘇聯的休克突變式市場化改革跟中國的漸進式改革相比就是糟糕或失敗；大講極端自由主義——放任自流一切都可以自動搞定；大講國有企業應趕快腐敗弄完了算了 ——目前有意見的人是眼紅人家腐敗（在這一點上，恆甫先生倒是跟張維迎、周其仁二位先生的觀點比較接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會後，我與朋友們交流，大家都一致感覺，恆甫先生用手指著別人罵「萬能經濟學家」、「亂說話」的同時，實際上也有兩三個指頭彎過來在指著自己。

　　恆甫先生專長於宏觀經濟學，是「牛人」，對於微觀經濟學、憲政學、政治學、福利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等諸多方面，未必就真能夠也是「牛人」。在這些方面信口開河，與自己所罵之「萬能經濟學家」以至「不知道什麼家」，或有五十步笑百步性質。這也包括最近有人指責郎咸平教授「知道一點公司治理方面的知識就對社會轉軌這個大課題指手畫腳」（指責對不對另論），以及本人在2002年猛批張五常時所說——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自己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麼研究領域，有什麼特長，可以給他人（尤其是國家領導人）什麼建議。如果一個醫生在某一方面或許還行，就所有的病都去找他。——那是社會和公眾的幼稚和愚蠢。如果醫生要順水推舟甚至主動獻策去醫治自己並不擅長的病，那這個醫生的行為是什麼？是別有用心，是謀財害命。所以，如果發現一個成天對人類愛情、婚姻行為做經濟學分析且並不研究國家貨幣政策的高級經濟學家，對某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指手畫腳，並積極鼓動人家冒大風險也要搏一把。我們可以大罵這個人要麼是瘋子，要麼就是別有用心。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邏輯。

　　總之，中國經濟學界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如「萬事通」似的到處發言、到處亂出主意的痼疾可以休已。最近，有記者公開問吳敬璉老先生關於德隆事件（或可能是格林科爾事件）的看法，老先生回答說，我不知道，我沒有研究過，不好亂說。這種「不知道就不亂說」的作風真值得在經濟學界大力提倡。國內確實有一些著名或不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包括香港的張五常），不管什麼問題都回答，都講，信口開河，好象不回答就顯得自己不夠水平似的。他們如一般民眾似的以為——難道還有著名經濟學家不能回答的經濟問題？當然更多的可能是屈從於民眾的要求去蒙民眾。因為他們不會不明白，即便就是世界上最牛的兩三個經濟學家（更別說一個）也不是什麼經濟學理論問題都知道，都明白，更不用說是現實經濟問題了。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熟悉並有研究的領域和問題，最好別亂說。即使自己的臭嘴實在憋不住要說，也最好特別申明一下——「這個問題我沒有做深入的深研究，以下是我粗淺的看法，算瞎說，僅供大家參考」。

感想之一：真正的經濟學家都應該遠離現實去研究純理論？

　　至於恆甫先生所提倡的——真正的經濟學家都應該遠離現實而去研究「純理論」問題，依我看也未必。

　　首先，「純理論」如何嚴格界定是一個大問題。其次，經濟學研究未必都應遠離現實。不同的經濟學領域，要求結合實際的程度和方式都相差很大，比如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比如更貼近真實的效用理論，再比如國內顯學——制度與契約經濟學，如果不是對現實社會各種形態的制度和契約有充分的熟悉和了解，關在書齋里，用諸如博弈論等現代工具對想像中的制度或契約以至各種組織型態進行模型化甚至理論化提升，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閉門造車，弄出來的東西與諸多烏托邦中的智力遊戲沒有多少區別，一如宏觀經濟學中的SOLOW模型以至RAMSEY模型（可能恆甫先生要跳起來了）。當然，你也可以強行認定說這類「花架子」也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再比如研究資本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制度）以至企業理論和政府理論，沒有第一線的了解，如何能夠發現那些尚未很好研究但卻蘊藏巨大研究價值的「鑽石問題」？僅僅讀幾篇paper就可以搞定未免太誇張了吧！當然有一些人就這樣干，而且也能在國外不是特別糟糕的雜誌上發一些自鳴得意的文章，但這只是一部分，而且離拿諾獎差十萬八千里。所以我說，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研究，只適用於經濟學中某一些領域。經濟學首先是「人學」、「社會科學」，脫離社會的經濟學是什麼樣子？在書齋里就了解社會了？尤其是轉軌經濟學、制度與契約經濟學（法經濟學）之類就更是如此。在書齋里，不看新聞不讀報你就知道社會正在如何轉軌並且進行理論提升了？你真是牛人。所以，即使是「形而上」的理論研究，也不是都可以關起門來坐在馬桶上就能把學問坐出來。問題的關鍵在於關注什麼樣的實際社會問題，並且進行怎樣的觀測和信息提取、整理以及分析。打一個比方吧，同樣是面對現實的婚姻契約，分析相關背景制度並利用它來移民的人（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這樣巧幹的並非一個兩個），他們是局中人、實際制度體系中的投機者；分析具體婚姻契約可能存在什麼弊端和隱患，並幫助締約雙方做婚前財產公證的，這主要應當是律師或法律顧問；幫助雙方當事人分析並輔導解決契約執行過程中的問題（諸如「七年之癢」或脾氣不和之類）的人，大概是婚姻顧問或心理醫生；分析離婚率的高低，分析婚外性行為的多少與社會各種因素之間的相關關係，這或許就是社會學家；而分析婚姻契約中的各種各樣的不完全、各種各樣的隱含契約以及相應後果，以及締約人可能存在的各種機會主義行為，分析婚姻契約與「一夜情」性契約和「包二奶」式的性契約幾者之間的差異和聯繫，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制度與契約經濟學家了。如果不了解社會，「包二奶」式的性契約到底有些什麼名堂你將一無所知，你又如何分析，如何寫出諸如「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這樣可能獲得諾獎的「形而上」大作。當然，你可以說這通過上網去瀏覽那些看似無聊的「包二奶」故事的方式解決，那也是一種途徑，一種恆甫先生不是很喜歡的途徑——「上網瞎逛！」。而且悶在家裡上網也絕對不是唯一而充分的了解現實的途徑。

　　有道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裡的「躬行」不是說要你也親自去「包二奶」或腐敗，而是說要充分接觸它們，了解它們。當然你要為了學術去實際體驗一把，那也是你自己的自由，並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感想之二：關於職稱

　　對於任何學科的教學和科研而言，職稱評審制度、維護制度、淘汰制度等，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之一。因此，這裡就「職稱」問題順便多說兩句。

　　在國內一些綜合性大學，雖然「職稱評審委員會」有文、理、工、醫等大致之區分，但一群由哲學、黨史、政治學、文學、社會學等專業的「權威」組成的「大雜燴評審委員會」，如何有能力、有資格去評判某人是否具有經濟學教授水平呢？至於以前文理不分的年代就更荒謬了，一群天文、地理、物理方面的「泰斗」去評判某個人是否具有哲學教授水平，是否具有管理學教授水平，不污七八糟亂來才真是怪事。最近幾年來，在吵吵鬧鬧中，各個大學以至省市的職稱評審似乎略有進步，但是依然問題不少。在經濟科學（有時甚至經濟管理不分家）內部，事實上也是如哲學一樣龐雜無比。例如，幾個搞發展經濟學、搞傳統政治經濟學、搞宏觀經濟學、搞統計學的「權威」組成的「經濟類」「職稱評審委員會」，如何有能力和資格去評判某個人是否具有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金融學、保險學、投資學等專業教授水平呢？當然，我們不排除有極少數通曉各個領域的天才，但是這畢竟極端稀少。經管不分家就更離奇了。一個成天搞企業戰略或者市場營銷或者人力資源的「大專家」，他如何去評判某個人是否具有財政學、區域經濟學、經濟思想史領域的教授水平呢？

　　於是，一些學校（甚至包括一些財經類院校）就用一種看似公平的偷懶辦法來簡化處理：將國內外所有期刊分成三六九等，只有到怎樣級別的刊物發多少篇文章才能有資格申報職稱評定，而根本不管文章的內容究竟如何，然後依然由來自各個專業領域的「大雜燴專家組」來評定各個具體專業領域的申評者的職稱。大家實際上都明白，由於中國特殊的期刊管理制度，所謂的頂級刊物實際也有不少垃圾文章，所謂的三流垃圾雜誌也不時有質量上乘的好文章（因為沒有辦法，質量上乘的文章未必就能夠在所謂的一流刊物發表）。我跟同事開玩笑說，這種規則定下來之後，就是一個初中生也能「評審」誰可以當教授誰不可以當教授，因為雜誌級別清清楚楚，誰的「金牌」總數和「獎牌」總數最多誰就上。這是將職稱評審委員會的「專家」都假定為白痴弱智的一種職稱評審制度。如此職稱評審，自然還是一場兒戲和笑話。

　　其實，要我說，這一切也很簡單。例如，每年需要申評教授（研究員）的人員提前將自己認為能夠最充分地代表自己水平的、自己最滿意的三到五篇（本）文章著述，甚至包括還沒有發表的工作論文（甚至一篇也行），作為一個整體匿名提供出來，並且填上自己想要申評的專業領域（也可以填報兩個專業領域），諸如勞動經濟學、公共財政、制度與企業理論、憲政與公共選擇理論、資本市場、投資學，如此等等。在此之前，有一個確定和動態調整各專業領域 「職稱評審委員庫」的「制度安排」，比如每一領域最前面的一二十位國內外真正的「相對權威」組成一個備選庫（同一個專家可在多個領域擔任評審委員，但最多不超過三個，增減委員則可由既有委員投票決定），然後在各個領域的「職稱評審委員庫」內，抽籤產生對某個匿名申報者的「匿名評審小組」。被評者的文章著述，以及評審委員的評審意見和結論，全部在一個公開的網站上全部電子化公開，並且接受由全國同專業博士生和講師組成的場外匿名監督小組（例如每一小組 100人）對評審委員的評審意見進行監督，並電子化獨立評議（這可以作為匿名評審委員下年能否繼續保留的一個依據，以及監督員自身資格能否繼續的一個依據），當然，也可以先由這個由年輕人組成的場外小組對申報者內容進行公開點評，然後再由隨機產生的「評審小組」的專家給出匿名評審意見。最後由本專業領域的全體評審委員根據往年水平綜合比較，確定一個最低否定率（例如同一個被評審者否定票不能超過1/3，等等）。這樣，職稱評定的主程序就可以結束了。上述制度安排如果真要付諸實施，最好由一個全國性的機構來組織完成，由於規模經濟，效率和效果應該不錯。當然也可以由全國的經濟管理專業的院系校自願聯合進行。有條件的學校也可以單獨進行。但職稱評定的精髓不應丟掉，這就是主要以文章著述內容本身論英雄。

　　有人或許會說，各個學校有各個學校的狀況，如果照此，那些差一點的學校今後就沒有幾個新教授了。我覺得，對於任何一所由公共財政供養並且由教育部或國家統一管理的「非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這種理由並不能成立。事實上，過去到現在，正是所謂的「特殊情況需要特殊照顧」導致一大批水貨教授滿天飛，導致真正高水平的教授的聲譽和人力資本價值遭受一群水貨教授的侵害，導致中國的學術水準的普遍低下。堂堂十三億人支撐起來的北大、復旦、人大等所謂的一流大學，居然比不過彈丸之地一小撮人支撐的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實在是丟人。毫無疑問，說一千道一萬，制度缺失、制度不當是根本原因。教授收入也是一個原因，收入高了，國外高水平的也就回來了，國內的也安心做學問了，而不是成天想著到處撈錢。薪酬安排也是制度安排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然，以上只是提供一個有趣的、可供討論的草案框架，荒謬與否，現實與否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職稱評定的精髓和根本應當在於申評人的文章著述的內容本身；並且中國目前包括職稱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教學科研製度，非常迫切地需要做大手術。

　　而關於學術成果的認定，據本人所知，國內許多學校都是只認雜誌不認書，在以書代刊之類的「雜誌」上發文章，「得分」與寫垃圾書一樣——按字數算「分」，以書代刊是中國特殊的出版發行管制制度下的怪胎，例如《經濟學（季刊）》、《制度經濟學研究》、《南大商學評論》等等均屬此列，這也是這些難能可貴的「以書代刊」覺得背氣和無奈的地方。更糟糕的是，雜誌也被分為三六九等，對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學術考量是只看雜誌級別不管文章內容。在這樣特殊的學術期刊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和職稱評定製度下，結果自然是逼著一群原本應當真正去做學術研究的人發瘋似的去製造毫無用處的學術垃圾。事實上，國內糟糕遊戲中的被迫參與者們與那些混到美國PHD並得到終身教授的人相比，誰又比誰傻多少呢。如恆甫先生所言，到國外拿到經濟學PHD並做教授的，「大多是國內二流大學出去的」。總而言之，一句話，問題的關鍵不在人，而在制度。不單經濟學界如此，整個中國學術界都莫不如此。制度規則不做大改進，僅在一些表面現象上做文章，中國學術研究永遠無可救藥。

　　關於在表面現象上做文章，恆甫先生講了一個笑話，人民大學某位領導說，鄒恆甫十幾年才請二十幾個世界頂尖經濟學家來講學就了不起，我們一下就請一二十幾個來，大家一起講，一人只准講二十分鐘，一下子就全搞定。「整個一個大鍊鋼鐵！」倍

感想之三：關於數學

　　關於重視數學，恆甫先生在演講中反覆提到並且耿耿於懷的是，國內學者在世界計量經濟學會和美國計量經濟學會居然沒有一個會員，人家小日本卻有幾十個！

　　對此，我不想貶低計量經濟學的重要性，這裡只以自己的膚淺理解，說明並強調一點，再牛的回歸分析，最多也只能是對某個命題或該命題的否的「佐證」，因為工具的不同和應用手段的高低，「輔助驗證」的「輔助」能力和程度有高有低，但它永遠不可能是「確證」（真正的證實或證偽）。計量經濟分析本身也並不能提供任何的「經濟邏輯」或經濟學知識。至於國內諸多權威刊物中經常可以看到諸如「通過以上回歸分析我們可以發現——Ｘ變數對Ｙ變數有很大的正面影響作用，Ｚ對Ｙ有很大的正面影響作用」之類的「研究結論」，那就更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了。聽說並已越來越多地感受到——國內一些要提升經濟學理論水平的刊物居然有「沒有數學模型的文章免談」的潛規則，就更是荒謬而好笑。我的一個同事隨手拿過水平相對還行的某學術期刊其中一期對我說，有好幾篇文章簡直不忍目睹，所謂的計量分析漏洞百出，錯誤百出，三百多的相關係數居然也敢往上寫，真不知道作者是怎麼編出來的，編輯們又是怎麼編出來的。我也一直實在不明白，那些不問經濟邏輯，不管影響解釋變數的真正主導性因素（往往被一些人忽略為舞台背景）是否有巨大的變換不定，隨便就拿幾組數據放進軟體里回歸一下就驗證得出 「Ｘ變數對Ｙ變數是否影響以及有怎樣的影響」之類的「研究」，究竟有多少學術價值和理論貢獻。至於本人2000年批評過的《經濟研究》上一篇實證檢驗風險度量工具的應用效率的文章所犯的超級「低級錯誤」——不同量綱的東西胡亂比較並得出結論，那就更不用說了。

　　而關於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作用和意義問題，籠統地談論是沒有意義的。作為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多學一些數學，多做一些準備，尤其是那些極少數希望今後做純理論研究的學生，確實是非常有好處的，數學學習也是很好的思維打磨，數學使人思維更嚴密。這自不殆言。但是必須指出，經濟學的不同研究領域，對數學總體上的要求，以及對不同的數學工具的要求，相互之間相差很大。有的領域很少需要什麼數學知識，大學高等數學、概率統計之類便足以對付。有的則要求甚高，例如不確定性問題、資產定價問題，如此等等。總之不能一概而論。關鍵看你研究的是什麼，研究的目的是什麼。對於博士生或教師以至研究人員而言，如果已經知道並決定自己將從事哪個領域的研究，對症下藥地掌握一些該領域所需要的數學工具，也是是非常明智而經濟的——如果還來得及的話。花大力氣學一些根本用不著的東西，實在是對資源和生命的浪費，除非學習者樂意如此。

感想之四：人各有志，不必強求

　　而對於那些希望對中國改革和社會發展出謀劃策的「前經濟學學習者」，在我看來，實際無可指責。有道是，人各有志，人各有道。任何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事業拓展方向。並且，一個比較知曉現代經濟學（尤其是金融經濟學、公共財政理論、制度經濟學）、憲政學、法理學等方面知識的人，如果又對實際真有較好了解和把握的話，並且懷一顆大慈悲的心，報效國家和民族的心，他所開出的「藥方」或「建議」當然要比那些只知道「今年飯菜食宿比去年好」的人大代表所提交所謂的議案要強一萬倍，也有意義一萬倍。——至少說總體上是如此。發出自己的聲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改變和優化社會演進方向和路徑，單就個人價值實現而言，如果做得特別突出，未必就比拿一個經濟學諾獎缺少意義。甚至你完全可以認為比後者更有意義。（雖然這二者並非完全可比，但如果要強調這一點的話，整個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礎——效用和偏好理論也就蕩然無存了）。總而言之，每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和價值取向大相徑庭，不必、也不可能強求一致。因此，恆甫先生用自己的價值觀，去大罵樊剛、林毅夫、張維迎等學者「入世太深」，實在是自己對效用和偏好理論沒有學好。說公眾意見（尤其是為恆甫先生所不齒的幾十位 「政策經濟學家」的集體意見）對社會改革走向沒有任何作用和意義，那實在就是自己的無知了。因為如果真是這樣，那全世界也無須主張和倡導什麼言論自由了、全世界的憲法都強調的言論自由實在是荒謬而毫無用處——反正講與不講一個樣。毫無疑問的是，社會意識和社會輿論，尤其是經濟學家等知識精英的言論，潛在而巨大地影響著社會的走向並進而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快樂和幸福。而我記得現代宏觀經濟學開山鼻祖凱恩斯也好象說過這樣的話：

　　「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危險的倒不是既得權益，而是思想。」

　　這或有誇大成分，但是絕對不能說，經濟學家的思想言論，對於現實社會演進毫無影響，毫無作用和意義。

　　實在遺憾，恆甫先生怎麼可以為了論說自己「閉門造車」、「閉門研究高端的形而上」重要，就強說經濟學家針對現實社會的言論主張毫無意義呢？！當然，您可以辯解說——我正在「閉門製造思想」。那我想窮追不捨地借用恆甫先生的邏輯說，都把paper擺出來吧，讓我們看看或者告訴大家都製造了有些什麼思想。

　　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是，任何人也無權將自身的價值觀（諸如到美國一流刊物發文章、到美國一流大學當教授、拿諾獎，如此等等）強加於他人，別人不符合這個標準就「罵」別人。當然，如果對方也認同你的這個價值觀，並且你們之間有「潛契約」之約定，那就另當別論。

感想之五：學術研究就一定要發表文章嗎

　　對於以學術研究為職業、為謀生手段的人而言，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說，僅從學術研究層面上而言，只要深入地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並且確實有內容，發表不發表並不是很重要。如果有些人，就一門心思做自己的研究，但就是不發文章，更不用說到什麼美國去發英文文章，只是敘而不作，或者寫一些不符合眼下發表規範或出版規範的東西僅供大家交流，難道你就可以認定他沒有做研究工作，難道他的工作就毫無意義？不能這麼武斷吧。

　　就學術研究之本義而言，「發表」只是一個形式，其首要功能是方便學術交流。如果真是如此，在互聯網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學術交流難道非要通過傳統的紙介質不行嗎？紙介質與可以即時反饋、即時互動並且「沒有字數限制」的互聯網電子介質之間，究竟誰的成本更低，誰的效率更高呢？依本人看，是後者。電子介質的working paper之類，就足已承擔原來紙介質期刊幾乎全部學術交流功能。當然你一定要將「發表」看作是獲得獎牌，那也是你的自由。

　　就紙介質地發表經濟學文章而論，目前我們事實上有太多的框框和「風格」要求。試問，科斯那篇《企業的性質》符合什麼框框，符合什麼「風格」？要擱在今天的中國，並且假設科斯是只用漢語寫作的黃皮膚中國人，不屑於將它弄成英文（弄成英文就能發？），就那麼厚厚的一大疊全是文字沒有圖表更不用說數學符號「並且是本科生式的表述」的東西，到哪家經濟類刊物去發表？但在「人家美國」，僅靠一兩篇不甚符合規範滿是文字的論文也可以成為經濟學大師、獲得諾獎，擱在今天之中國（以往就不說了），不要說什麼大師，什麼獎，如果不走關係你就是混一個教授也難，甚至你能不能在大學呆下去都是一個大大的問題。目前大家都在講的一個笑談是，如果蒙代爾要在今天的中國一流經濟學院系，不要說獲諾獎，當大師，恐怕早就掃地出門、下崗失業了。

　　還是那個問題，對於學術研究而言，究竟是形式上的「發表」以及「發在什麼樣的刊物上」重要，還是內容本身更重要？當然，我知道會有人說，國際一流學術刊物發文章本身就是一個與匿名評委——高手交流的很好的機會。這如果真有水平，不發表的working paper甚至幾個高水平的問題，人家高手也願意與你交流。無須多說。總之，做學問不是奧運比賽，即使人家的射擊水平實際比你高得多，只是最後一回因為緊張把子彈打到別人的靶上而讓你幸運地撿到了金牌（比如到AER發了幾篇文章），你就真以為並要求別人認你真是天下第一了？

　　學術研究，主要還是以內容說話。「發表」以及「發在什麼樣的刊物上」只是一個形式。希望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的學術交流和學術評價機制能夠更加註重內容，而非形式。

倍可親感想之六：避免「黃藥師的老婆背九陰真經」　　而關於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那樣的「本科生就把國內其他高校的經濟學博士所要學的初級、中級和高級宏微觀都學完，同時數學也要求甚高甚嚴」的教學方式，是好是壞，演講中只提到了出國率極高，沒有談及其他，例如教師有向同學灌輸大量現代經濟學知識的沉重負擔，這是否會極大地壓縮他們向同學就理論的現實社會經濟理解方面的解釋，而且據說許多課程還是高年級的同學來現炒現賣（因為嚴重缺乏師資），這是否只是讓同學幹了大量類似「黃藥師的老婆背九陰真經」的事情。即，高級甚至超高級宏微觀在本科就學完的做法是否做得太過了，對於本科生而言，對經濟理論的充分理解比只知道形式地推演模型是否更重要，尤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財經類本科生最後都將進入實際經濟部門工作（包括做恆甫先生所不屑的實際經濟問題「研究」），如此等等，這不多說，留給關心和了解這一問題的朋友繼續討論吧。

感想之七：「書獃子」與「形而上」

　　恆甫先生「書獃子」一樣的性格和熱愛並執著於「形而上」的學問的精神，在今天的中國實在稀罕，也實在讓人敬重，景仰。目前得中國太缺乏這樣的 「書獃子」，大家都太精了，不然，也就不會有如此嚴重、如此千奇百怪的學術腐敗了。恆甫先生說話太直，太沖，這讓一些人很不舒服，很不喜歡，這或許也是 「轉了十幾年轉了一大圈也沒有人給他經濟學院院長做」的一個原因吧。這是恆甫先生的不幸，更是中國經濟學界、教育界的不幸和悲哀。中國的大學居然容不下一個如此熱愛教育、投身教育的哈佛大學博士（當然你們可以說他不是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主任嘛，呵呵），相反，卻有不少不學無術、不務正業、浪得虛名者，舒舒服服地混著院長之位置，因為中國的校長就喜歡這樣的人，而不喜歡象恆甫先生這樣刺太多、攻擊性太強的傢伙。總之還是那句話，這不是如同國有企業廠長一樣的校長們的問題，也不是不學無術、不務正業者們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

　　說到「形而上」經濟學研究，順便提一個建議，如果恆甫先生真的喜歡真正充滿智慧也要求極高智慧的「形而上」學問，或許應該去好好研究研究哲學，諸如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以至現代科學哲學之類，這對真正的「形而上」經濟學研究或許更有裨益——相對於恆甫先生所喜歡並向學生強化的國學（當然其中也有比較玄乎的東方哲學）以至於歷史而言。所以，您「罵」汪丁丁教授「不知道什麼家」實在是沒有道理。人不能以自己一孔之見而到處罵人，沒準人家比你實際高明得多呢，雖然人家沒有多少paper發表。

必要的說明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無論是恆甫先生的演講，還是這裡回憶和記述演講過程中的感想，都是直接針對中國經濟學的教育和科研活動，既然是針對 「活動」，而不是針對具體的學術問題本身，就必然會涉及到人，這是無可避免的。一切都在「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這塊大牌牌下面說話，恆甫先生的諸多 「罵詞」應當不算是本人也一向深惡痛絕的學術圈中的「人身攻擊」。但仍需說明，記述中的諸多「罵詞」，幾乎全出自於恆甫先生之口，本人靠記憶記錄，應該大差不差，如有小出入，本人在這裡向恆甫先生以及所涉之教授以至單位謹致歉意。同樣的邏輯，我的「感想」僅僅是對恆甫先生觀點的商榷和置疑，更加說不上是什麼「人身攻擊」。大家都是「對事不對人」。至於這些感想對與不對，以及恆甫先生演講中的內容對與不對，交由大家討論。本人以為，充分討論這裡所涉及的問題（而非個人或組織），對中國經濟學界非常有意義，這也是本人埋頭寫下這樣一個並不增進什麼經濟學知識的長篇散記和感想的原因。對於這裡所記述的東西，以及所涉及到的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家都可以將它們作為靶子來打，問題總是越辯越明，或者將它們作為將要拋掉的「磚頭」——能夠通過大家的反思和討論進而引出真的「玉」來，那一定是熱愛並獻身於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科研事業的恆甫教授十分樂見的事情。

　　　　（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李健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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