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日本文學史

王志松

《 人民日報 》（ 2012年04月10日 20 版）

　　加藤周一將自己兩大冊文學史巨著稱為「序說」，暗含自謙之意，但恐怕更有「此乃重新思考日本文學史書寫之開端」的自負。

　　日本最早的《日本文學史》是由三上參次和高津鍬三郎於1891年編撰的。在該文學史序言中，作者強調了日本文學史的「國文學」性質：「所謂一國之文學，即一個國家的國民運用該國的語言表達其獨特思想、感情和想像的作品」。根據此定義，作者將日本漢文學從日本文學史中驅逐了出去。當然，這樣的編寫方法並非他們兩人的發明，而是如序言所說是模仿了歐洲國別文學史的寫法。文學史的書寫始於近代歐洲，是與近代各種文化制度相伴誕生的。它開拓了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美學研究領域，但也起著宣揚以語言為精神紐帶的民族純真性的幻想，以及強化「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作用；同時，文學史實的排列貫穿著西洋中心主義的進化論史觀。三上他們編撰的《日本文學史》也鮮明地體現了這兩個特點，並以此為起始形成了此後日本文學史書寫的基本框架。

　　對此，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學史序說》從正面予以批駁。首先，明確指出日本漢文學是構成日本文學史的重要部分。加藤說：「向來的日本文學的定義，是用日語撰寫的文學。本書所賦予的定義，是用兩個國家的語言，即日語和中國古語撰寫的文學，這種情況類似西方中世紀的文學」。他在書中分析道，從7世紀至19世紀，日本文學存在著兩種文學，即假名文學和漢詩文。譬如《萬葉集》和《懷風藻》、《古今和歌集》和《文華秀麗集》。儘管能夠更豐富、更微妙地表現日本人的感情生活的，是用假名創作的和歌，而不是漢詩，但在散文方面，用假名寫的詩論《歌經標式》，其理路則比不上用漢文寫的《文鏡秘府論》那樣清晰。隨著時代的推移，漢詩也湧現許多傑作，如室町時代五山詩僧的漢詩與連歌都同時達到當時的最高藝術水平。因此，可以說這兩種文體都對日本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其次，否定西洋中心主義的進化論史觀，提出日本獨特的文化歷史發展類型。加藤認為，日本的文學式樣和美學觀念是在不斷疊加的過程中發展的，而沒有出現一種文學式樣取代另一種文學式樣的現象。如抒情詩的主要形式早在8世紀就形成了三十一音綴成的短歌，17世紀產生了十七音的俳句，20世紀以後又誕生了自由體詩型，但時至今日，短歌仍然是日本抒情詩的主要形式之一。加藤的這種文化史觀不僅體現在對文類演變的宏觀把握上，也表現在對具體作家和作品的獨到評價上，如近代作家泉鏡花在一般文學史上並不佔有重要位置。因為按照一般近代文學史的看法，明治30至40年代是自然主義思潮的鼎盛時期，自然主義文學以及同樣以西洋文學為背景的反自然主義文學才是敘述的重點，而沉浸在傳統文化中進行創作的泉鏡花只是這一發展進程中的例外。然而，加藤周一卻在「例外」中發現了特殊意義，專章論述。他說，鏡花的散文是以德川時代的小說為基礎，採用抒情的日語，又運用繪畫般的手法，在餘韻、滋味等方面，充分發揮了日語獨特的表現力。由此證明傳統文學在明治以後的延續和發展，否定那種以西洋文學思潮為基準的文學史書寫方法。

　　其實，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解構主義浪潮中，日本學界批判文學史書寫陳舊框架的聲勢非常浩大。但一般都止於否定，沒有提出新框架。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學史序說》寫於70年代中期，儘管在一些具體論述上尚存在可商榷之處，但重視東亞文化場域中的文學變遷，提出了新的宏觀思路。在此意義上，該著作確實擔當得起引導更多「本論」湧現的「序說」兩個字。（《日本文學史序說》：加藤周一著；葉渭渠、唐月梅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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