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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也求分享、點贊?

編者按:佛教三藏卷帙浩繁,但流傳千年不斷傳承,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出家僧人荷擔如來家業,善信用心護法外,還有什麼哪些因素讓佛教傳承不斷?鳳凰網佛教頻道特意編髮《佛祖也求分享、點贊?| 「私人定製」的佛經》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你也許能找到新的答案。

東以色列的一處疑似genizah遺址(圖片來源:弓街一號北美人文)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金剛經·第十五品持經功德分》

佛教三藏卷帙浩繁,通常分為三種文獻:經、律、論。其中經,就是像金剛經這樣的文本。通常所記載的是佛的教導。然而,這些經是不是佛的教導呢?我們出於保險起見只能認為,這些經被佛教徒認為是佛的教導。因為佛生活於公元前五世紀,那時南亞次大陸仍然沒有書寫技術,一直到公元三世紀才有了阿育王刻在石柱上的銘文。到更晚的時期,大概公元一世紀前,考古學家才發現了南亞現存最早的佛教抄本。通常出土於犍陀羅地區(大概在現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抄本是寫在白樺皮上。我們相信,佛經以書的形式出現是一件很晚的事情,要晚於佛五百年。而大乘佛經,比如《金剛經》所產生的時代,正是書這樣一種新的媒介開始產生,並廣為傳播的時代,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金剛經》和其他很多大乘經一樣,充滿了對自身的指向—自我指向(self-referential)。在上一段中,佛告須菩提說,即便善男子、善女人能夠在億萬年當中做像恆河沙的數量那麼多的布施,也比不上聽了這個(《金剛經》)充滿了信心。而充滿了信心,也比不上「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在現在這樣的電子傳媒時代,類似我們也看到,微信朋友圈的文章也會在文章里呼籲大家分享。用現在的話說,充滿信心也比不上「轉發、點贊、喜大普奔」。我們當然能理解,朋友圈的點贊對作者是無形的鼓勵,甚至還會帶來經濟利益。那麼,在古代印度,這種分享、點贊有沒有同樣的效果呢?

在巴基斯坦的吉爾吉特地區(Gilgit)的一處遺址「建築C」(batiment C)出土了一部分文本,而此文本出土地既不是學者們常常發現文本的佛塔遺址,也不像是一處僧院遺址。文本數量之多引起了佛教學者的討論,有一部分學者曾經認為這處遺址是專門埋葬文本的地方,正如猶太教中處理毀壞的、不可用的文書之地(genizah),因為在猶太教中,希伯來文字母是神聖的,文書不可以隨意丟棄和毀壞,而需要集中處理。而美國佛教學者格里高利·邵彭(Gregory Schopen)認為,這一處遺址很有可能是一處抄寫經文的作坊。

邵彭說:「可是其中一些抄本有序言(colophon)表明這些抄本已經被付錢或訂購過,它們的存在至少可以從兩個角度解釋:它們可能還沒有被它們的買主取走,或沒送到它們的買主那裡。綜上,建築C和那裡的庫存似乎突然被遺棄,好像那裡的居民就離開了,或者如同福斯曼所猜想的,這些居民死了;也許這些抄本出於一些原因回到了或者被送回了抄經作坊——它們的擁有者可能死了也沒有留下遺囑,或者抄本有某種殘缺(比如藥師經的抄本X儘管清晰優美,但是多處文字語無倫次。)」

在抄本中,學者發現了這些經文是為個人施主抄寫的證據。一個抄本包含了多個經(*寶幢品[1]Ratnaketuparivarta, *聖吉祥大女神受記(經)ārya?rīmahādevī-vyākara?a,*腰帶咒Mekhalādhāra?ī 等),前兩個經的序言里記載了施主梅特拉高爾尼克西納Metala-Gornik?i?a的名字。在第三部經中,雖然沒有序言,但是施主的名字被無縫地嵌入了文中。在通常的經中,行文本來是:

保護我!(mama rak?a? kurvatu)

為了施主,改成了:

保護我,高爾尼克西納!(mama gornik?i?asya rak?a? kurvatu)

有意思的是,不同於許多其他抄本,寫給高爾尼克西納的這個抄本是真正意義上的私人訂製,因為這種施主名字的「無縫嵌入」顯示了抄經人在抄經時已經知道要給誰抄這本經。而在同樣的遺址中,考古學家還發現了其他的抄本,這些抄本顯然是用來批量式販賣的。比如上面我們提到的含有藥王經Y的抄本,這抄本里沒有含有施主名字的序言。但是抄經人似乎認為將來會有人成為這部經的施主,他在抄本上單個的經之間預留了寫序言的空白。類似的,在*一切難處清凈頂勝陀羅尼(Sarvadurgatipari?odhani-u??ī?avijaya-dhāra?ī)的抄本中,一位名叫多亞戈士達(Doyaga??a)的施主名字也被嵌入了咒語中,但是這位施主名字的墨跡和字體大小顯示是經整體寫成以後才插入的。我們有理由猜想,這位施主購買了一本批量式生產的佛經。而且這個遺址中,多個有很多抄寫錯誤的抄本很有可能是殘次品,還有可能,一部分施主購買以後遭遇到了不幸,而他們生前購買的保平安的佛經也就因此被退貨了。

我還記得國內的寺院里常常有送給訪客的免費經本,我也特別喜歡收集這些經本。在經本的扉頁或者末頁,常常印有出資幫助流通的居士們的名單,這些名單記錄了功德最大的一群「贊助商」。同樣的,在上面的例子里,我們看到了古代印度佛教也以一種類似的方式進入了人們的生活。這種古代的「商品流通」似乎也是一個以居士為主導的行為,通過分析抄經人的頭銜,邵彭認為,這些抄經人多是居士,買主更加如此。尤其大乘佛經中對持經功德的讚頌,已經不再需要出家人為在家人做宗教儀式,在家人自己通過抄寫念誦就能獲得經中承諾的無量功德。我們可以猜想,彼時在吉爾吉特地區抄經成了一個宗教文化產業,有錢人可以付錢訂製自己偏愛的經文,把自己的名字無縫地嵌入經文里,不想多花錢的善信也可以買抄經作坊已經寫好的現成抄本,交易完成後,讓抄經人把自己的名字寫進和自己時空距離很遠的佛經里。

這一有趣的現象也提出了更多問題:書寫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佛經的書寫和流傳?大乘佛經的創作受到了多少書寫文化的影響?這是否能解釋大乘佛經和古印度主流佛教(Mainstream Buddhism)佛經在內容和風格上的差異?

腳註:

【1】標有*的是本文作者根據梵文重擬的中文譯名。

【2】現存的主流佛經,也就是所謂小乘佛經有漢傳的各種阿含(āgama)和南傳的尼柯耶(nik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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