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巨富，還不如成為咖啡研究第一人︱專訪萬城目學

「京都大學有著擰巴的、把無用之事作為美德的『自由』的校風，比起成為IT巨富，還不如成為日本第一對咖啡有研究的人——雖然賺不到一分錢…我喜歡豐臣秀吉，他是建造了我的出生地大阪的人物……日本人是不可思議的民族。即便是大家開會決定的事，很快就沒人遵守了，但如果是從前定下的傳統或習俗，人們就會頑固地遵從。而且是在不知道最初是誰定下這些規矩的情況下。

《新周刊》專訪日本作家萬城目學

｛關西人的「有趣」和」羞恥心「｝

《新周刊》：直到三十歲才以小說家的身份出道，是什麼契機讓你放棄了穩定的工作，走上寫作之路？

萬城目學：大學畢業後，我就職於化纖企業，在外地工廠擔任會計。進公司兩年後接到調任東京總公司的通知，我在這時辭了工作。因為我之前一邊工作、一邊在公司的單身公寓寫小說，東京總公司很忙，我知道去了那邊就會沒有餘暇，所以在調任的時候辭職。

《新周刊》：你被視作當下「京大文學」的代表作家，那麼，京都大學對你的寫作影響有多大？

萬城目學：非常大。京都大學有著擰巴的、把無用之事作為美德的「自由」的校風，比起成為IT巨富，還不如成為日本第一對咖啡有研究的人——雖然賺不到一分錢。這樣的校風產生了一位諾貝爾獲獎者和大量的無用之人。我也過度地沐浴過京大的「自由」校風，所以我討厭老老實實工作，想走一條其他的路。各方求索之後，我找到了寫小說這條路。說起來，我原來那麼討厭工作，可是如今每天因為截稿期而忙碌，工作比上班還要忙好多倍。

《新周刊》：在京都大學讀書期間，你是個怎樣的學生？

萬城目學：看看書，還經常坐在寄宿舍附近的鴨川河畔想心事。中國有著名的竹林七賢（日本對竹林七賢的印象更多的是仙人聚會），我不像他們那麼睿智，但基本上和他們一樣過著仙人一樣的發獃的生活。

《新周刊》：如果真的有「京大氣質」這種東西，你認為是什麼？

萬城目學：事實上在京都的大學生們之間，「京大氣質」並不是什麼好氣質。京都有許多女子大學，因為「京大氣質」，京大男生在女生們之間的人氣低迷。有時候還被苛評為「好噁心」。但這其實是好的，因為在一旦和小說交匯，「京大氣質」就忽然綻放出有深度的光芒。對我來說，這是寶貴的經驗，也是武器。但京大氣質成為武器畢竟只在小說里。我以為在大學生活中正常地受女生歡迎才是幸福的。

《新周刊》：你最喜歡京都的什麼地方？

萬城目學：果然還是鴨川吧。我愛旅行，去過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但很少能看到上百萬人的城市有那樣一條風情洋溢的河流和靜謐的空間，穿過城市的中央。現在每次去京都，我都還是會在附近的麵包店買甜麵包和盒裝牛奶，在河邊像大學時代那樣悠哉度過。

《新周刊》：剛剛看了你在中國出版的新書：《鴨川六景》。你提到了「鴨川等間隔情侶」。森見登美彥也曾經數次提到這個詞。為什麼你們都如此鍾愛這個典故？

萬城目學：我想那是因為對於學生時代的我來說，「鴨川等間隔情侶」那道幸福的風景，真切地讓我感到了衝擊。

日本的情侶很少在外人面前親熱，所以像那樣堂堂正正讓人看到親熱的風景是非常罕見的。而且是在滿心憂憤想要有女友/男友的年輕人面前堂堂正正地突然登場。這道風景足以讓年輕人抱有巨大的敗北感和憧憬。而這種敗北感在小說里，正好用來表達可憐的不受女生歡迎的主人公的心情。因為是非常真實的情感。

《新周刊》：《鴨川小鬼》和《鴨川六景》里的京都、《鹿男》里的奈良，以及《豐臣公主》里的大阪。能談談你心中的京都、奈良和大阪嗎？為什麼你書寫的主題經常停留在關西？

萬城目學：選擇關西作為舞台，最大的理由是因為這是和我最親近的地方。我是大阪人，在京都度過了大學生活，祖父母在奈良。這幾個城市相互間差不多一小時電車的路程，卻各自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

我很幸運，切身地體會到了幾個城市之間的差異。要寫架空虛構，就需要好好學習故事發生地的文化和歷史，並利用其間的縫隙。我在無意的情況下就學到了個中基礎。反過來，要描寫自己沒住過的地方，不了解其文化和歷史的地方，是很難的。所以我總是以關西作為舞台。

《新周刊》：「荷爾摩」是你的獨創嗎？創作契機是？

萬城目學：最大的契機是因為山窮水盡了。我當時辭了工作全職寫小說，存款終於見底。我當時有些焦躁，想著索性寫一個徹底荒誕的故事。寫成的就是《鴨川小鬼》。那之前我寫的都是完全沒有奇幻元素的寫實小說，可是一旦決心寫奇幻，點子就一連串地湧出來。我在寫完《鴨川小鬼》的時候終於意識到，自己適合寫這一類的故事。

《新周刊》：你是日本戰國迷嗎？與《豐臣公主》有關聯的豐臣秀吉和《鴨川六景》中出現名字的織田信長，你更喜歡哪一個？為什麼？

萬城目學：我喜歡豐臣秀吉。他是建造了我的出生地大阪的人物。至於秀吉晚年充滿疑心的獨裁者的舉動，我也並不喜歡，但我喜歡他作為貧農的孩子取得天下的成功故事所綻放的光明，還有他在出人頭地過程中的明朗性格。

《新周刊》：你怎麼看待《鴨川小鬼》的電影？

萬城目學：電影在京都的許多地方拍攝，所以我看的時候也感到很懷念。至於電影的呈現，當然有很多地方和我的構想相合，也有很多地方不合。但即便如此，大量的創作人員把我可以說是胡編亂造的故事認真地拍成電影，我非常滿意。事實上，我妹妹也在主人公安倍在大學裡上課的場景中擔任群眾演員，坐在教室的後排（去參觀拍攝現場的時候，導演問「要不要露個臉啊」）。看到她認認真真在那兒演，我總是忍不住笑出來。

《新周刊》：你的每一部小說里，總會出現各種架空的神話，是有意識地加入這些神話的嗎？

萬城目學：日本人是不可思議的民族。即便是大家開會決定的事，很快就沒人遵守了，但如果是從前定下的傳統或習俗，人們就會頑固地遵從。而且是在不知道最初是誰定下這些規矩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如果在小說里放入某種約定，比起寫成是「同時代發生的」，不如寫成是「從前就有的」，對日本讀者來說要有說服力得多。而「從前就有的」，極致的形式就是「神話」。這是無敵的。

《新周刊》：你在東京生活了多久？對東京這個城市有怎樣的評價呢？如果要寫一部和東京有關的小說，你會以什麼為主題？

萬城目學：已經住了十多年。我和東京這個城市的氣場不太合。如果以東京為舞台寫小說，嗯，要寫的話，大概會寫到國會和政治家。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現當代日本的關西文學與關東文學？兩者真的有存在差異嗎？

萬城目學：我認為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們的差異會反映在文學中。我喜歡的作家，關西的占絕大多數。關西人和其他地方的日本人相比，對「有趣」的概念和「羞恥心」的定義，是有絕大的不同的。文化的重點在於多樣性。只有具有了多樣性，才會相互刺激，產生新的東西。我想今後，對日本文學來說很重要的一點也在於，從關西和關東誕生出不同色彩的小說。

《新周刊》：你和森見登美彥關係好嗎？你們二位被中國讀者稱為「京大雙璧」，請評價森見的小說和他本人。

萬城目學：我每年去京都玩一次，會和他吃個飯。最近每次見面都覺得森見越來越像真正的仙人，希望他能多點肉食系的野性。森見的小說我全部都很喜歡，十年前第一次讀到《太陽之塔》的震撼，至今難忘。事實上，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我還帶了《太陽之塔》請森見簽名。

《新周刊》：你最新一部小說《最最後的風太郎》（「とっぴんぱらりの風太郎」）在日本廣獲好評，這部講述忍者的小說和迄今為止的作品有些不同。下一部小說的主題已經確定了嗎？可否告知？

萬城目學：下一部的舞台是中國！是一本短篇集，講的是歷史人物身旁的配角眼中的主角是怎樣的。譬如，《西遊記》里的沙悟凈怎麼看八戒，《三國志》里的趙雲怎麼看張飛和諸葛亮。我用自己最愛的中國歷史（我喜歡日本歷史，同樣也愛中國歷史）作為舞台來書寫。書名是《悟凈出立》，7月上市！（不要宣傳新書了啦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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