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話對傳統批評體裁的自我反思
內容提要：古代詩話對於詩話體裁批判之獨特現象，表明了詩論家對詩話體裁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同時也斷絕了20世紀初文論轉型時，詩話與現代文論血緣承繼的最後希望。其特徵有三：第一，詩論家批判詩話嚴厲而廣泛，但其無法割斷與詩話體裁千絲萬縷的聯繫；第二，詩論家在批判詩話體裁的同時，往往又會稱譽一些詩話內容，這使其批判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第三，具有妥協性質之詩話反批判，是古代詩話於批判聲中不斷壯大之法寶。由此探究詩話體裁之自身批判特徵，對於今天實現詩話的古為今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詩話；文論；體裁；自身批判；轉型 一、詩話在近代文論轉型中的失落 中國古代詩話，無論是以南朝梁鍾嶸的《詩品》為濫觴，還是以宋代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為源頭，均可證明詩話作為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主要形式之一的歷史是源遠流長的。經過南宋、元、明數代，至清時，詩話撰寫終於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註：郭紹虞：《清詩話續編序》，見《清詩話續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1頁。），其數量至今無法作出精確的統計。據蔣寅考證，僅清詩話就有一千五百種之多（註：蔣寅：《清詩話考》，中華書局2004年版。），這一數量足可見作為文學批評形式的詩話在被歷史淘汰前夕卷帙浩繁的狀況。 自20世紀初始，西學大熾，我國文學理論便進入由傳統文論到現代文論的轉型異變歷程。異變的結果是苦澀的：數量繁多的傳統詩話被不分良莠地拋棄了（註： 沒有承繼關係，對於披褐懷玉而沉淪下塵的古詩話而言，稍顯得委屈了些。其原因為：現代詩論與西方詩學絕不是萬能的仙丹妙藥。詩話中所常言的古代詩歌之神、味、氣、清、麗、奇、調、辭、法、體、韻、律、理、變、典、泥、鑿、征聲、直尋、英旨、天機、選色、隱秀、詩眼、家數、熔裁、「三境」與「三格」、「活法」與「死法」、生字與熟字的用法及其他有關時代特定之內容，便是今之詩論與西方詩學所鞭長莫及者。 詩話被遺棄的命運發人深省，究其原因，繁雜難辨：或文言失去活力、新文學大力倡導及西方文藝理論東漸等外在誘因起作用；或詩話本身存在著系統性不強的弱點，加之缺乏縝密嚴實的邏輯思辨能力，不具備對詩歌創作進行高屋建瓴式的規律性理論指導等等緣由，促使詩話在轉型異變中走向敗落。但上述因素又似乎難以否定詩話在構築現代文論時批判繼承的可能性，只有詩話內部長期而普遍存在的「自暴自棄」式的自身批判，才有可能使得古代詩話在邏輯嚴密、體制完備的西方詩學面前潰不成軍。在詩話作者內部，自有一批人自慚形穢，厭惡自身體裁難以克服的不成系統以及態度偏激、輕率簡易等陋習；在他人眼裡，古代詩話則衣衫襤褸、瑣碎支離。這決定了詩話最終被遠遠拒之於新的文學理論殿堂外的命運。 二、詩話對自身體裁的批判與辯護 古代詩話對其自身體裁之批判是普遍而嚴厲的。今人很容易從有關詩話中發現這一現象。例如，清吳功溥曾不屑一顧地說：「詩話，小道也。」（註：吳功溥：《耕雲別墅詩話序》，鄔啟祚《耕雲別墅詩話》卷首，《鄔家初集》本。）章學誠進而攻訐詩話作者為：「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註：《文史通義》卷五《詩話》，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77頁，第76頁，第76頁。）上述言論可大抵代表詩論家對詩話體裁及其他詩話作者的基本態度。 在這種自卑心理的暗示下，批判詩話體裁之舉在詩話中也竟然形成風氣。其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詩話多而無用」論的流行。清代主張宗唐崇杜的方世舉（息翁），面對「詩之有話，自趙宋始，幾於家有一書」的泛濫現實（註：方世舉：《蘭叢詩話序》，《清詩話續編》本，第769頁，第769頁，第785頁。），告誡兒輩云：「《草堂詩話》之專言杜者，凡五十家，他可知也。然可取者少，又僅以字句為言，其於學詩之大端，體格異同，宗派正變，音韻是非，絕未之及，詩話雖多奚為乎？」（註：方世舉：《蘭叢詩話序》，《清詩話續編》本，第769頁，第769頁，第785頁。）《草堂詩話》為南宋著名詩話家蔡夢弼所編，此書資料詳贍，不乏遠見卓識。但方世舉卻仍以為，其以五十家評杜，數量雖多，然不涉言正事，似雜草叢生，多而無用。同時代的勞孝輿亦得出詩話種類多，但徒勞無功的結論：「自談詩者有詩品、詩式，詩格、詩法，於是唐、宋間人，詩話汗牛充棟矣。其中論聲病、談法律、別體裁，不啻人擅陽秋，家懸月旦，而詩之源委，訖無定評。」（註：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743冊，第51頁。）勞氏本欲探究詩之內在規律，但詩話貌似品評褒貶之淵藪，實際上僅僅限於有關聲病、詩法、詩律、體裁等的說教，其失望之情，自不可掩。 方、勞之論並未擊中詩話多而無用的要害。與之相比，南宋黃永存在為長者黃徹《溪詩話》作跋時說得較為符合事實：「詩話雜說，行於世者多矣，往往徒資笑談之樂，鮮有益於後學。若《溪詩話》，議論去取，一出於正，真可謂有補於名教者。」（註：黃永存：《溪詩話跋》，黃徹《溪詩話》卷末，《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02頁。）無益於後學的資笑談樂，實為古詩話被人詬病之關鍵所在，自歐陽修《六一詩話》倡導「以資閑談」以來（註：歐陽修：《六一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4頁。），多被人奉為詩話撰寫之圭臬。故黃氏批判的鋒芒直指歐陽修《六一詩話》。當然黃氏對詩話體裁的批判也是不徹底的，在其否定詩話體裁的同時，又肯定了其部分存在。這種矛盾的做法，顯示了古代文學批評家的某些困惑。 明王世貞詩話《藝苑卮言》也存在類似的矛盾：「余讀徐昌榖《談藝錄》，嘗高其持論矣，獨怪不及近體，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修搜遺響，鉤匿跡，以備覽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雌黃曩哲，橐鑰後進，均之乎未暇也……獨嚴氏一書，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覆。」（註：王世貞：《藝苑卮言》，《歷代詩話續編》本，第949頁，第1001頁。）在王氏眼中，似乎任何詩話都是有瑕疵的，優秀詩話諸如徐禎卿的《談藝錄》、楊慎的《升庵詩話》及嚴羽的《滄浪詩話》等，雖卓然自立，但均無益於後學。有感於此，王氏遂作《藝苑卮言》，其書名雖不用「詩話」二字，但其依舊無法擺脫詩話體裁寫作之桎梏。清人沈德潛所寫詩話與王氏類同，他所著《說詩晬語》，書名亦不用「詩話」二字。沈氏為喬億《劍溪說詩》作序時遺憾地說：「古來說詩者夥矣，而司空表聖、嚴滄浪、徐昌榖為勝，以不著跡象，能得理趣也。但從入之方，未嘗指示，學者奚所循軌焉？」（註：沈德潛：《劍溪說詩序》，喬億《劍溪說詩》卷首，《清詩話續編》本，第1065頁。）一面批判詩話不能指導學詩者步入正途，另一面又為他人詩話欣然作序，本難調和的矛盾竟共處於同一人身上。 與上述者相比，肯定杭世駿《榕城詩話》的清人汪沆，對詩話的態度則更為強硬：「大抵比量聲韻，軒輊字句者，什居七八，而於作者之旨，闇而不彰，於是言詩者日多，而詩道日晦。」（註：汪沆：《榕城詩話序》，杭世駿《榕城詩話》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593冊，第1頁。）陳文述在舉薦陸鎣《問花樓詩話》時亦說：「自文譜興，文之義法以亡；詩話繁，詩之源流以晦。」（註：陳文述：《問花樓詩話序》，陸鎣《問花樓詩話》卷首，《清詩話續編》本，第2291頁。）在汪、陳二人眼中，詩話的惟一作用，便是使不景氣的詩壇更加混亂不堪。 造成詩壇混亂的原因何在呢？在詩論家看來，大概有兩條原因。其一，他們不能容忍學行低下的詩話作者與己為伍。例如清代秦瀛云：「世之為詩話者，一二才人，侈聲氣之廣，往往摭拾公卿貴游之名以為重。而羼其間者，降至市井富人，優伶賤卒，靡不攔入。」（註：秦瀛：《拜經樓詩話序》，吳騫《拜經樓詩話》卷首，《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19頁。）故其所撰寫之詩話「蕪而雜，踳而鄙」（註：秦瀛：《拜經樓詩話序》，吳騫《拜經樓詩話》卷首，《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19頁。）。在秦氏的筆下，詩話作者被描述成一幫無聊文人。其二，詩話不具備啟發引導詩歌寫作的資格。以李、杜為宗的清代潘德輿力主詩話無用：「唐人不著詩話，至宋人乃盛為之。此可以悟詩之升降。陸務觀《示子》云：『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至哉言乎！可以掃盡一切詩話矣。」（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以詩話之有無來判定唐詩好於宋詩的觀點是不科學的。至於潘氏所言陸遊的「工夫在詩外」，則表明其意識到了詩歌內容之源泉在於社會生活的正確創作方法。不過若以此來徹底否認詩話理論對詩歌寫作的裨益及功效，便有違實際情況了。稍後的陳文述亦不認可詩話能澤溉詩歌創作：「語云：『善射者不言射。』故羿、逢蒙無傳書，而以善射名天下。後世善詩者，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生平論著最多，要其於文未嘗有譜，其於詩未嘗有話也。」（註：陳文述：《問花樓詩話序》，陸鎣《問花樓詩話》卷首，《清詩話續編》本，第2291頁。）陳氏所云，其誤有二，第一是偷換了論述的概念：后羿、逢蒙之射，為真正的弓矢，與李、杜、蘇、黃這些文弱書生的著述沒有絲毫的相同之處，二者不構成必然的前因後果關係；第二，言蘇、黃不寫詩話，實為誤解。吳文治編錄《宋詩話全編》第一冊輯錄有「蘇軾詩話」481條（註：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頁，第932頁。），第二冊輯錄「黃庭堅詩話」202條（註：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頁，第932頁。）；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選蘇軾詩話9篇，選黃庭堅詩話6篇（註：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目錄第5頁。）；程毅中主編《宋人詩話外編》選蘇軾詩話2篇（註：程毅中主編《宋人詩話外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目錄第1頁。）；另外《蘇軾文集》卷二有《詩論》，也是以詩話形式寫成者。 論詩者將詩壇混亂的責任歸咎於詩話作者和詩話體裁之用意是清楚的，這就是：寫好詩者不言詩話。也許清初吳喬的話最為精警：「唐人工於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註：吳喬：《圍爐詩話》卷五，《清詩話續編》本，第603頁。）由於上述認識作祟，每每導致論詩者發出更為悲觀的論調：詩話興而詩亡。如清嘉慶時沈濤即說：「每況愈下，詩有話而詩亡，豈虛語哉？」（註：沈濤：《匏廬詩話自序》，望雲仙館刻孫福清輯《槜李遺書》本。）稍後著有《竹林答問》的陳僅則全盤否定詩話：「問：『自宋人以來，諸家詩話何如？』『宋人之論詩也鑿，分門別式，混沌盡死。明人之論詩也私，出奴入主，門戶是爭。近人之論詩也盪，高標性靈，蔑棄理法。其下者則摘句圖而已。」（註：陳僅：《竹林答問》，《清詩話續編》本，第2251頁。）將宋、明、清三代詩話描述得一塌糊塗。 直言快論，不由令人再回首審視詩話的自家陣營：捨去感悟式的零碎小語不談，即如清人王士禛《帶經堂詩話》、袁枚《隨園詩話》等，雖篇帙厚重，卻也不免繁雜碎屑，與梁代劉勰《文心雕龍》之大筆揮灑固難以同日而語，只能算是「小家碧玉」一類。章學誠曾比較《文心雕龍》文體與詩話體裁之優劣：「（《文心雕龍》）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詩話。沿流忘源，為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說部。沿流忘源，為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犁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註：《文史通義》卷五《詩話》，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77頁，第76頁，第76頁。）對於詩話體裁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章氏更加深惡痛絕：「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為世道人心之害。」（註：《文史通義》卷五《詩話》，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77頁，第76頁，第76頁。）「世道人心之害」論將詩話貶到了一錢不值的地位。 與章學誠相比，葉燮對詩話的打擊面更廣。《原詩》卷三云：「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註：葉燮：《原詩》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頁。）依葉燮之意，古往今來的詩話似乎俱可棄之如敝屣了！ 詩話的存在遭到了論詩者前所未有的質疑。連《隨園詩話》的作者袁枚也奮然反擊詩話：「西崖先生云：『詩話作而詩亡。』余嘗不解其說，後讀《漁隱叢話》，而嘆宋人之詩可存，宋人之話可廢也。」（註：袁枚：《隨園詩話》卷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二版，第249頁。）與他人所不同的是，袁枚將宋詩和詩話的關係加以區別開來，詩話可亡，但宋詩可存。 在一片甚囂塵上的自我批判聲中，詩話之前景似乎岌岌可危！但詩論家自宋始至西方文論大舉攻入國門之前，從未真正邁出徹底摒棄古詩話體裁實質性的第一步：更換新的詩學理論。論詩者無法擺脫與古詩話千絲萬縷的聯繫，長期而嚴厲的自身批判，只不過反映了他們對詩話體裁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同時也為後來的古代詩話於近代文論轉型異變中被徹底丟棄，埋下了伏筆。 三、詩話反批判與厭古喜今之風 然而這種自我批判的聲音，由於不是來自外界，訾議者往往就是詩話作家本身，因此有時雖不免聲色俱厲，但本質上仍無法脫離詩話形態。這決定了訾議者並非以徹底摒棄詩話體裁為目的，而是具有明顯的改良傾向。這也導致了批判和讚譽詩話者兼而有之，難以截然分開。例如王鐸一方面指斥「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辭，殊不強人意」（註：王鐸：《麓堂詩話序》，李東陽《麓堂詩話》卷首，《歷代詩話續編》本，第1368頁。）；另一方面又推許「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註：王鐸：《麓堂詩話序》，李東陽《麓堂詩話》卷首，《歷代詩話續編》本，第1368頁。），激賞李東陽的《麓堂詩話》為「故其評騭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註：王鐸：《麓堂詩話序》，李東陽《麓堂詩話》卷首，《歷代詩話續編》本，第1368頁。）。 這種帶有妥協性質的話語，反批判的作用是巨大的：詩話形態能於千百年之間，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批評聲中傳承下來，且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數量蔚然成其大觀，當與這種類似的鼓勵有關。 最早的褒揚聲音是由詩話之祖——鍾嶸《詩品》發出來的（14）：「近彭城劉士章……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註：鍾嶸：《詩品》，《歷代詩話》本，第4頁，第3頁。）這時的詩話反批判並不成熟：鍾嶸所贊者，僅劉士章口占而已。歲月如梭，至清嘉慶時，張晉本忿詈流俗所好的詆毀詩話之習最為暢快：「動輒貶駁譏彈，往往作過量語，是名士招牌，頭巾習氣。前人謂詩話作而詩亡，緣拾宋人道學唾餘，於大處全無見地，惟毛舉細瑣繩人，且多尖酸刻酷語。蓋此事自關心術也。」（註：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卷三，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張晉本博學，工詩文，善書畫，服膺明楊慎的主性情、反模擬，對清袁枚的「性靈說」也異常喜好，故其能見識高遠，不隨波逐流。 清林昌彝對「詩話作而詩亡」的說法也不贊成。《射鷹樓詩話》卷五分析道：「昔人謂『詩話作而詩亡』，此論未免太過。近臨川太學 清計發另易旗幟，他注意到了論詩者詆毀詩話時往往批評過分嚴厲，且心口不一：「鍾、譚一派，詆之者至目為鬼趣、為兵象、為詩妖，亦太甚矣。而況詆之者正未嘗不效之也。」（註：計發：《魚計軒詩話》，《適園叢書》本，第十二集。）竟陵詩派的代表人物鍾惺和譚元春提倡抒發性靈，偏愛冷澀、幽深、孤峭詩格。明清之際的錢謙益曾批評這種詩風為「鬼趣」、「兵象」、「詩妖」。故而計發有感而發。他例舉云：「凌緘亭《偶作》云：『辛苦為詩兩竟陵，縱然別派也澄清。阿誰爛把《詩歸》讀，入室操戈汝太能（自註：錢牧齋少時頗亦取徑《詩歸》）。』」（註：計發：《魚計軒詩話》，《適園叢書》本，第十二集。）錢謙益忘形地批判鍾、譚二人，其早年之作卻多學鍾、譚二人的《古詩歸》。計發繼續言道：「『新城重代歷城興，清秀贏將牧老稱（自註：時謂阮亭為清秀李於鱗。錢牧齋顧亟稱之，何耶），細讀羼提軒里句，又疑分得竟陵燈（自註：新城詩有絕似鍾、譚者）。』明眼人定不肯隨聲附和耳。」（註：計發：《魚計軒詩話》，《適園叢書》本，第十二集。）繼錢謙益主盟詩壇的王士禛亦曾學習過鍾、譚之論。計發對錢謙益和王士禛口不應心做法的奚落，代表了一批具有理性的批評家真實的感想。 顯然，不問詩話皂白，通通加以斥責，是不利於學術進步的。詩話中多有真知灼見，不能一概抹煞。令人欣喜的是，一些論詩者在批判詩話體裁的同時，也往往能辨別詩話質量，以期正確指導後學者，表現出一種對詩話體裁自身評判的積極態度。如明王世貞品評鍾嶸《詩品》就格外引人注目：「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註：王世貞：《藝苑卮言》，《歷代詩話續編》本，第949頁，第1001頁。）言《詩品》的優點為「折衷情文，裁量事代」，缺點是「推源」作者淵源「恐未盡然」。這些解釋，直至今日，也可稱得上是公允之論！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三為讀者列出他本人認定的優秀詩話，亦十分精當：「其論詩則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皎然《詩式》、嚴羽《滄浪吟卷》、徐禎卿《談藝錄》、王世貞《藝苑卮言》，此六家多能發微。」（註：毛先舒：《詩辯坻》卷三，《清詩話續編》本，第71頁。）在毛氏的眼裡，能探究詩中的微妙之處，即為好詩話。獨主神韻的王士禛與毛氏喜好略同：「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註：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清詩話》本，第170頁。） 清人論詩主張性情當先，排斥悖理之情的潘德輿與毛先舒、王士禛賞識鍾嶸《詩品》的觀點則不一致：「新城尚書不處滄浪之時，亦拈『妙悟』二字，倡率天下，似乎誤會滄浪之旨。又以《滄浪詩話》與鍾嶸、司空圖《詩品》、徐禎卿《談藝錄》一例服膺，皆不甚當。嶸之品評顛倒，前人多已論及。表聖《廿四詩品》，今古膾炙，然文詞致佳而名目瑣碎，『高古』、『疏野』、『曠達』、『清奇』、『超詣』亦大概相似耳。」（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批評詩壇領袖王士禛誤會嚴羽「妙悟」的高深含義，進而貶低鍾嶸《詩品》品評顛倒、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名目瑣碎，均為中肯之言。然其所云：「知詩之本者，非滄浪其誰？」（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過高地褒揚《滄浪詩話》，實有過譽之嫌。 除了《滄浪詩話》之外，潘氏還稱頌南宋的一些著名詩話：如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及黃徹的《溪詩話》等（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詩話中非著名者如《通雅詩話》和《茗香詩論》，潘德輿也認為有可取之處：「詩話之簡而當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詩話》二十餘則，極有契會。」（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密之之後能以簡勝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詩論》，其論尤為精澈不刊。」（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這兩則詩話因其「簡」而被潘德輿所推重。 上述各家所言詩話中之優者，並不完全相同。論詩者個人之好惡決定了其評定詩話沒有統一的標準。然若僅就其大致偏好來看，厭古喜今的現象在清詩話中是很明顯的，與中國古代盛行的尊古做法不盡一致。例如以補救袁枚「性靈說」著稱於世的清朱庭珍曾以古今優劣詩話之多寡，表現其貶斥古詩話之思想傾向：「 厚今薄古之思潮在清梁章鉅的詩話中亦可看出端倪。梁氏以廣師歷代名家之學、並能復變其說著稱當時，故其所言最具有說服力：「司空表聖《詩品》，但以雋詞標舉興象，而於詩家之利病，實無所發明，於作詩者之心思，亦無所觸發。近袁簡齋作《續詩品》三十二首，乃真學詩之準繩，不可不讀。自序謂：『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耳。』蓋非深於詩者不能為也。」（註：梁章鉅：《退庵隨筆·學詩二》，《清詩話續編》本，第1991頁—1992頁。）批評唐司空圖著名的《詩品》不注重詩人內心之挖掘，稱譽袁枚《續詩品》為學詩者之準繩。 除此之外，明人胡應麟也有不滿宋詩話之論：「宋人詩話，歐、陳雖名世，然率紀事，間及諧謔，時得數名言耳。劉貢父自是滑稽渠帥，其博洽可睹一斑。 宋人詩話之所以遭到明清詩話作者的猛烈批判，實與其最初立足點有關：歐陽修為始作俑者，其第一次以「詩話」命名的《六一詩話》，鼓吹「資閑談」（註：歐陽修：《六一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4頁。），將詩話撰寫引入了歧途。顯然此論與明清詩話試圖改良詩話、以期能指導後生寫詩的宏偉目標不能同日而語。 淪為「兼說部」之「資閑談」（註：《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79頁。），使得宋詩話在其所評的古代詩歌面前始終無法抬頭。身為江西詩派中人的王直方描述宋詩話家劉咸臨寫詩話之情形為：「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於後曰：『坐井而觀天，遂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低頭慚客問。』蓋悔其率爾也。」（註：王直方：《王直方詩話·劉咸臨題詩話詩》，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4頁。）詩話只宜酒醉中作，覺醒後即悔行。此雖記劉咸臨之事，亦表明宋詩話作者本人對詩話體裁愛恨交加的矛盾態度。 鄙厭古詩話之潮亦波及明人：清人葉燮曾不無調侃地批評明王世貞說：「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註：葉燮：《原詩》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頁。）王士禛則鼓旗相應道：「弇州《藝苑卮言》……獨嫌其黨同類，稍乖公允耳。」（註：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清詩話》本，第170頁。）對於明代其他詩話，王士禛也表現出自己的不滿：「不喜皇甫汸《解頤新語》、謝榛《詩說》。」（註：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清詩話》本，第170頁。）皇甫汸品評詩歌多有疏漏之處，故「不喜」自在情理之中；謝榛《詩說》標榜漢魏風骨，詩評能鞭辟入裡，其言「不喜」疑其與清人鄙厭古人所作詩話之習有關。明代徐禎卿的《談藝錄》同樣遭到了清人的批判，潘德輿云：「《談藝錄》推本性情，頗敦古誼。然謂樂府與詩殊途，是不知三代以上詩樂表裡之旨；謂子建不堪整栗，是不識子建也。此處轉讓鍾嶸見地。嶸謂『孔門用詩，陳思入室』，雖推挹微過，然子建真《風》、《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則無媲美之人矣。」（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言徐禎卿不知三代以上古詩樂表裡之旨，不識曹植，與事實不相符合。徐禎卿有《迪功集》六卷，其詩風專門效法漢魏古詩。故知其對曹植知之甚深。潘氏之評正好說明清文人對詩話厚今薄古之心理是片面的。 當然我們這樣說並非否認清詩話作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清詩話陣營內部遠遠不是一派鶯歌燕舞的氣象，亦有自毀長城之舉。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五品評詩話諸家云：「近代竹垞、西河、愚山、漁洋、秋谷、確士、甌北、簡齋、雨村、四農，皆有詩話。竹垞之媕雅，四農之精確，則詩話必不可不作，是有詩話而古詩存。確士之專取風格，簡齋之一味濫收，則詩話不必作可也。簡齋詩話尤滋學者之惑，為詩話之蠹。」（註：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頁。）在林昌彝看來，上述著名的優秀詩話只有朱彝尊和潘德輿之詩話妙不可言；沈德潛和袁枚詩話猶如秕糠，尤其是袁枚詩話更為詩話之蠹蟲。林氏如此貶低袁枚詩話，顯非公允之論。 潘德輿亦曾對袁枚詩話加以懷疑過，但他的態度要比林昌彝平緩得多：「近人詩話之有名者，如愚山、漁洋、秋谷、竹、確士所著，不儘是發明第一義，然尚不至滋後學之惑。滋惑者，其隨園乎？人紛紛訾之，吾可無論矣。」（註：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本，第201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154頁，第2159頁，第2160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1頁，第2013—2014頁。）潘氏對他人所喜歡的翁方綱《石洲詩話》亦無好感：「獨《石洲詩話》一書，引證該博，又無隨園佻纖之失，信從者多。予竊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質 清人詩話何以既厭古喜今而又「禍起蕭牆」、內亂不斷呢？鍾嶸《詩品》曾評南朝梁時文壇現象，其情形極類似清詩話文壇陣營：「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註：鍾嶸：《詩品》，《歷代詩話》本，第4頁，第3頁。）詩話作者恃己才高，自以為是，妄加點評，實為清詩話內亂之主要原因。清沈楙德為顧嗣立《寒廳詩話》作跋語時亦感慨道：「今之翕張風雅，軒輊人才，片語單詞。悉以己意為去取，而安得為知詩，而安得為能話？」（註：沈楙德：《寒廳詩話跋》，顧嗣立《寒廳詩話》卷末，《清詩話》本，第97頁。）然儘管如此，詩話猶不可不作。汪師韓有言：「宋後文人好著詩話，其為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余過矣！雖然，以志余過。」（註：汪師韓：《詩學纂聞》，《清詩話》本，第439頁。）以詩話記述作者本人寫詩話之過錯，雖然所作詩話支離瑣屑，但在未出現新的文學理論形式之前，也只能聊復爾爾了。 清方世舉撰寫詩話之矛盾心理可為清詩話作者心態的最好說明：「余小言亦且有誤，或誤人，或誤題，直抒胸次而未遑檢對。老不耐煩，又無胥鈔，一氣疾書，擲筆而止。」（註：方世舉：《蘭叢詩話序》，《清詩話續編》本，第769頁，第769頁，第785頁。）對詩話體裁愛恨交加，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詩話作者心態的真實寫照。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古代詩話對於自身體裁之批判和反批判，和諧地維繫著詩話對詩論長久的統治。然而即使是詩話最為輝煌的宋、明、清三代，詩壇也從未達成統一的共識，批判與反批判相互詰難，伴隨著詩話的興盛衰亡。詩話作者也的確無法做出更多的抉擇，故而只能以詩話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文學理論思想，最終使得古詩話汗牛充棟。當西方文學理論一旦大舉湧入國門之後，詩話就不得不付出淡出文壇的代價：詩話內部之爭，到頭來沒有誰是勝利者，其惟一的命運就是壽終正寢。今天我們探明詩話體裁自身批判之特徵，了解詩話批判與反批判在詩話發展歷史中所起的獨特作用，對於如何借鑒古代詩話中的精華，服務於當代，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原載：《文藝研究》200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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