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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順康雍三朝對西方傳教士政策的演變基督教入華的簡單回顧

馮左哲

基督教1與佛教、伊斯蘭教一起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它們很早以前就傳入我國併流傳後世。可是從其宗教淵源來說，這三種宗教哪一個也不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皆為舶來之品。由於佛教和伊斯蘭教能夠適應中國國情與中華民族的風俗習慣融合在一起，結果民族化、本土化了，所以能夠長期在中國生根、成長、開花。而基督教雖然開始傳入中國之時並不算晚，但它始終沒有適應中國國情，並民族化和本土化。

基督教傳入中國歷經了幾起幾落，道路十分曲折。有人說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是在東漢馬援征交趾時，也有人說三國時期的關公雲長即為基督教徒，但這些說法與史無征，很難令人相信。②

在歷史上基督教大規模傳入中國，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即：第一個時期在唐代，時稱「景教」，即基督教中被視為異端的聶思脫里派主要流行於西亞地區，今有明代天啟年間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證。據此可知景教大約在唐貞觀九年635年由一位叫阿羅本的波斯人傳入陝西一帶的。經過近二個世紀的時間，雖然傳播速度不算很快，但也是「法流十道，寺滿百城」。③至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因當時滅佛毀寺，波及許多宗教，景教也在嚴禁之中，故而從此滅跡。第二個時期為元代，由於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東征西討，疆土橫跨歐亞大陸，進一步打通了東西方交通的渠道，使流行於西亞地區的景教又重新傳入到中國境內，與此同時也傳入了羅馬的天主教，當時被稱為「也里可溫教」，亦稱「十字教」。④據說有元一代98年中，也里可溫教流傳相當廣泛，如北京、鎮江、揚州、泉州、甘州和寧夏一帶都建有教堂，⑤並且不斷與羅馬教廷保持著信使往來。另外，元朝政府還專門設立了管理也里可溫教徒的行政機構—— 「崇福司」。

也里可溫教即天主教方濟格派和多明我派，該教的修士曾以教皇使節身份來到中國，其中主要有柏朗嘉賓PlanoCarpine及隨行本篤Benedict派的羅伯魯willam of Rubruck、隆如美Andre of Longnmeau等人，當時蒙古貴族中曾有人皈依，14世紀中後期隨著元朝的滅亡，也里可溫教也銷聲匿跡了。第三個時期是明末清初時期，被稱為天主教舊教。傳教士亦自稱為「天教」和「天學」，其中主要為耶穌會士，此外也有多明我會士、奧斯定會士和方濟格會士。他們曾先後來到澳門、廣州、肇慶、漳州和福州等地進行傳教活動，但由於這些傳教士不通中國語言文字，不諳中國民情風俗，因此影響不大，沒能站住腳。嘉靖十九年1540年方濟各·沙勿略S．Franciscus Xaverius來東方傳教。但他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間活動，並沒有進入我國內陸，最後死於廣東省台山縣之上川島。萬曆六年1578年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作為耶穌會遠東視察員。在赴日途中路經澳門，在該地逗留了十個月之久，主要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國的方針政策和傳教的方式。接著在萬曆七年1579年和萬曆十年1582年耶穌會總會派義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lo Ricci先後來華。其中特別是利瑪竇入華對天主教在中國流傳起的作用最大，影響最深。他使天主教東傳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他先後在澳門、廣州、肇慶、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動，並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制定了新的傳教政策，即「合儒」、「補儒」、「超儒」，也就是以學術叩門而入。他本人先著僧裝，後來又儒冠儒服，用科學知識與望遠鏡、自鳴鐘、地球儀等奇器以及紅衣大炮和地圖等為饋贈品，送給皇帝或上層人士，並專門與中國的士大夫知識分子打交道，以博得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從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起，他與另一名傳教士龐迪我Didacus Pantojfa一起寓居北京，並覲見了萬曆皇帝，取得了在華傳教權。甚至天主教還打入了宮廷。史載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全國約有教徒二千五百人，崇禎元年1628年就發展到三萬八千二百人。⑥其中「內有大官十四名，進士十名，舉人十一名，秀才、生監數以百計」。⑦

順治元年即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清朝統治者為了籠絡傳教士和教民，防止他們與明朝的殘餘勢力結合，同時也為了利用傳教士的科學技術，如製造火炮，編製曆法等，因此對天主教採取寬鬆和承認的政策，允許其繼續傳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時間內，雖有小的反覆，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順利發展的階段，其影響較大。康熙晚年至道光中期清政府採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動基本停止了。第四個時期是在近代，大致可從嘉慶十二年1807年以馬禮遜Robevt Movvlson來華為前導，後來一批接一批傳教士，隨著殖民主義的炮聲紛紛來華，被稱之為天主教舊教和基督教新教。雖然這一時期傳教士在中國各省都建立了教堂，但直到本世紀20年代末，教徒也只不過四十萬人左右，⑧比起中國眾多的人口來，比起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信徒來，那還只是少數。

順治朝對傳教士的尊寵與殊榮

清朝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帝，到達北京時才剛剛六歲，一切軍國大權都掌握在其叔父多爾袞手中。當時清軍雖然佔有北方的部分國土，但當時全國尚有四個政權並存清、李自成大順農民政權、張獻忠大西農民政權和南明等，局勢尚未穩定，百廢待舉， 民心歸向不明，形勢非常險峻。為了爭取力量，拉攏傳教士和教民，防止這部分人與南明舊勢力結合；另外也為了讓傳教士繼續編製曆書和製造火炮，發揮其科技知識的特長，故採取了對天主教承認、尊崇的政策。1644年，清軍剛入北京，多爾袞就頒布命令，限三天之內，內城的所有居民主要為漢族人遷往外城，把內城騰出來居住清軍和旗人。當時德國籍傳教士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礙於所藏聖經、神像、曆書刻版以及許多科學儀器難於搬動，同時也為了守護天主堂，決定暫不遷出內城。於是他寫了一道呈奏給多爾袞，請求給以關照和禮遇。出其所料，第二天竟得到清字上諭一道，讓他恭貼在天主堂的大門上，上寫：「恩准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⑨由於多爾袞的保護，他得以安穩地住了下來，並從此轉為清統治者服務，繼續用西法修訂舊曆，編成「時憲歷」。此外，他還搞天文，測驗日食、月食。如，順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一日。他與多爾袞一起在觀象台用望遠鏡共同測驗了日食，結果證明按西法推算的時刻、方位正確，而大統、回回兩歷皆有差錯，從而進一步得到了多爾袞的信賴，遂命他為欽天監監正，並賜予太常寺少卿銜；允許天主教繼續在各地建堂傳教．

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帝親政後，仍不減對湯若望的恩崇。當年八月，順治帝就封他為通議大夫，同時還冊封其父、其祖為通奉大夫，其母與祖母為二品夫人，敕繕誥命絹軸，遙送德國故里，不久又加封湯若望為太僕寺卿，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為了表彰他「潔身持行，盡心乃事。董率群官」，⑩修成「大清時憲歷」；同時也讚頌他「事神盡虔，事君盡職」11；賜給他「通玄教師」康熙時為避諱「玄燁」改為「通微教師」之名。同時順治帝還親筆題寫了「通玄佳境」康熙時亦同上原因，改為「通微佳境」的門額，掛在教堂門上。另外還御制了一通天主堂碑，立於堂內。上寫：「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寧教奉神，敬慎蠲法，始終不渝，孜孜之城，良有可尚。」此外，順治帝還經常號召其他在華傳教士要以湯若望為榜樣，向他學習。並在北京阜成門外藤公柵欄利瑪竇墓地旁賜湯若望日後「窀穸墓地之所」。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又授他通政司通政使。順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重新誥封他為光祿大夫，恩賞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12

順治帝對湯若望寵眷備至，賞賜優渥，可謂超出一般。他曾對臣下說：「汝曹只語我大志虛榮，若望則不然，其奏疏語皆慈祥，讀之不覺淚下。」13他還尊稱湯若望為「瑪法」。「瑪法」為滿語，意為「長者」、「祖輩」或「老爺爺」之意。據說湯若望曾為皇后博爾濟吉特氏治過病，因此順治帝對其更加寵信和尊重。順治帝與他交往密切而頻繁，許多事情都找他商量，為此破例允許他不用申請即可隨時覲見；同時順治帝本人也經常到天主堂遊覽、拜訪，向湯若望詢問天主教教義和科學知識。往往一談就是一整天，兩人共同進餐，情同父子。湯若望七十歲生日那天，順治帝特派眾多官員前往祝壽，並批准其過繼之孫湯士弘入國子監讀書。甚至順治帝臨終時，立誰為嗣都要找湯若望商量，可見他們兩人關係非同一般。

由於湯若望受到寵遇，使不少西方傳教士接踵入華，遍布各省傳教建堂。天主教在中國極一時之盛，人才輩出，雲蒸霞蔚。此時傳教士雖不強人入教，卻在積極宣傳教義，廣招人們受洗。因此這一時期天主教的發展很快。據說從順治八年1651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的14年間，全國共有十萬零四千九百八十人人教。而從明萬曆九年1581年至順治七年1650年的70年間卻只有十五萬人入教。14具體地說，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全國約有教徒二千五百人。崇禎元年1638年時約有教徒三萬八千二百人，而順治七年1650年教徒則發展到十五萬人左右。15

由於湯若望等一批傳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在中國打開了傳教的新局面。傳教士的足跡遍布中國各省，使他們對前途充滿了信心，乃至耶穌會中國副省區長傅汛濟寫信給該會總會會長說：「我們在這一大國所作的一切事情，大有實現的可能。」16

康熙朝對傳教士的恩威兼施與充分利用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駕崩，八歲的康熙帝即位，此時皇帝沖齡踐祚，還不能獨理朝政，大權掌握在鰲拜、索尼等四位輔政大臣手中，政治氣候發生了突變。清統治者對傳教士的態度也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因為很久以來中國本土的一些保守勢力，特別是一些儒生對傳教士備受順治帝恩寵以及對時憲歷的頒行，心懷嫉妒和不滿。儒學從宋明以來發展成理學，步入了一個新階段。而傳教士則尊「先儒」漢學，貶「後儒」指宋明理學，因此引起了理學與西學的論戰。再加上湯若望掌管欽天監時廢除了監內的回回科，這就更引起了掌回回科官員吳明煊的不滿。於是他配合原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在康熙三年1664年發動了一次反天主教運動。楊光先曾先後寫了《避邪論》、《摘謬十論》和《不得已》等論著，認為天主教是屬於左道旁門的白蓮教一類的「邪教」，應屬被禁之列，同時他還給湯若望等人羅列了一大堆罪名。如， 一他攻擊時憲歷「非聖人之法」；「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毀滅我國聖教，惟有天主教獨尊。」17並且他還攻擊湯若望把「歷祚無疆」的大清歷史只編了二百年，這意味大清朝的統治只有二百年；二他指責湯若望選擇安葬和碩榮親王順治帝之子的日期，「誤用洪範五行」是不吉利的；三指責湯若望的助手安文思、利類思與欽天監官員李祖白所著《天學傳概》是「邪說」，必「將盡天下之人倫胥於無父無君也」；18四控告湯若望等人妄圖顛覆清朝統治，在澳門一帶聚眾謀反。

本來鰲拜等四輔政大臣就是主張效法太祖、太宗施政綱領的守舊派，主張清朝應恢復到入關前的舊秩序。他們看不慣順治帝對傳教士的尊寵優渥的做法，於是在康熙三年十月將湯若望、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李祖白、許之漸等人逮捕下獄。同時宣布禁止天主教、廢止西洋新曆時憲歷，仍用大統歷。並特授楊光先為欽天監監正、吳明煊為監副。其實楊光先並不真正懂得曆法，他的立場是：「西法即使准矣，而大清卧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鼾睡地耶?」因此他堅決主張「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9。這是一種狂妄、盲目、頑固和愚昧的排外態度，卻得到了鰲拜等人的支持。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判處湯若望、李祖白等死刑。但因四月初二、三、四、五日北京城連日地震，康熙祖母太皇太后博爾吉濟特氏出面干預。結果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被放出來，而李祖白等五人卻被殺掉了。與此同時眾多的傳教士被驅趕到廣州和澳門。後來楊光先等因不請天文曆法，且墨守陳規，在他主持欽天監監務時，經常發生錯報日食、月食和節氣之事，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和不滿。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親政，此時湯若望已死。康熙帝命南懷仁與楊光先、吳明煊一起辯論西法，並讓他們在觀象台一起測驗正午日影可止之處，結果連續三天南懷仁所測準確，而楊光先、吳明煊皆有差錯。後來康熙帝又諭令南懷仁審訂楊光先所編曆書，查出楊書置閏錯誤和一年有兩個春分、兩個秋分之誤等多處。於是康熙帝又命令他們三人南、楊、吳推算其他節氣，結果南懷仁都完全正確，而楊、吳二人推算的「逐款不合」。於是康熙帝為湯若望、南懷仁等受害者平反昭雪，並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楊、吳二人被罷官，後來楊光先在回鄉途中病亡。康熙十年1671年天主教重新獲得自由傳教權，各神父「奉旨回堂」。

康熙帝正確地解決了曆法爭議。為了表示對傳教士的安撫和友好，在欽天監安置不少傳教士。由於統治的需要和個人的愛好，他對自然科學很感興趣，經常請傳教士入宮講學，他有時還到傳教士住處求教。康熙帝對傳教士的態度除繼承乃父順治帝允許傳教的政策外，還注意發揮他們的特長，利用他們的知識、技術和藝術才能，讓他們服務於宮廷，卻盡量拒絕他們的宗教。康熙帝鑒於當時傳教士中缺乏學有專長的中青年人，便讓南懷仁給耶穌會總會寫信，請多選派些有專長的人來。正好此時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也正想與中國建立關係，於是在他的支持下，不少法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法國傳教士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白晉Joachim bouvet、李明Ludovicus Le Comte、張誠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和劉應Claudus de Visdelou等人來華，康熙帝親自接見了他們，並讓他們在宮廷中工作。除這些人外，先後在康熙帝身邊工作過的傳教士還有南懷仁、徐日升Thomas Pereira、閔明我Philippus—Maria Grimaldi、馮秉正Joseph—Franciscus—Maria—Anna de Moyriac de Mailla、雷孝思J．B．Regis和戴進賢Lgnatius Kogler等，他們中有的人在欽天監、觀象台等處從事天文曆法，製造天文儀器的工作；有的人出入宮禁，充任御用教師，教皇帝及其子弟數學、幾何、物理、化學和拉丁文等；有的人從事繪畫、音樂和雕刻；有的人製造火器火炮、鳥銃等、自鳴鐘或其他機械；有的人作為外交使者充任翻譯，參加與沙俄的邊界談判；有的人為皇家勘測地形，繪製地圖；有的人在宮中實驗室配製西藥等。總之康熙帝調動傳教士們各盡其能，最大限度地為自己和宮廷服務，從而客觀上也使傳教士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和學術知識方面發揮了有益的作用。儘管傳教士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好媒介，但在當時確實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使中國人能在封建閉關的帷幕中，多少窺視到一些西方近代科學的蹤影。

康熙帝最早曾向南懷仁學習數學、幾何、物理和天文知識，時間長達半年。後來又跟安多Antonius Thomas、徐日升、張誠和白晉等人學習，並命令他們用滿文編寫教材，具體為：安多負責數學、張誠和白晉負責幾何學。他們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為康熙帝講授兩小時的課程，風雨無阻，哪怕是皇帝居住在西郊暢春園時也沒中斷過。這樣一直堅持了四五年。康熙帝不但自己學，而且還讓皇室子弟也學。有時為了加深自己的理解，常常他剛學完後，就馬上為其子弟講授。以檢驗自己理解的程度。同時他還常常與傳教士一起進行實地測繪。

康熙帝十分重視火器的研製，為此他特命南懷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南懷仁製造的各種輕便易用的火炮，在平定三藩叛亂與反抗沙俄入侵的戰爭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康熙帝還曾支持南懷仁用西洋滑車牽引十萬多斤重大石料順利通過了盧溝橋以及參加勘測京郊萬泉庄引水灌溉工程等工作。

康熙帝曾讓通曉滿、漢文字的徐日升、白晉等人在宮內教皇子們拉丁文。並讓張誠、徐日升隨索額圖去尼布楚今俄羅斯涅爾琴斯克地方，參加中俄邊界談判，充任翻譯。談判後雙方簽定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他們二人均有有關這次談判的日記。此外，康熙帝還讓徐日升整理有關樂理的知識，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以和碩庄親王允祿領銜編纂出版了《律呂正義》一書；讓張誠、白晉和徐日升等參加西算傳入中國後第一部總結性的數學專著——《數理精蘊》的編著工作，該書成書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曾風靡一時；再有湯若望編著了《望遠鏡》一書，詳細地介紹瞭望遠鏡的性能、原理和製作過程。湯若望是把西方光學原理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時，康熙帝患瘧疾病間日瘧，久治無效。後來服用了白晉、洪若翰和劉應等人呈獻的金雞納即奎寧，又稱傳教士的樹皮，而病就痊癒了。20又，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傳教士羅德先Fr．Rhodes還用自製的西藥為康熙帝治好了心臟病和上唇腫瘤。羅德先和安泰Fr．Rousot都是皇室的御醫，深受康熙帝的恩寵和信任。

自從簽定尼布楚條約後，康熙帝就感到對中國東北和北部邊疆地區的地理知識貧乏，更缺少準確翔實的地圖。再加上他出巡、遠征時與傳教士一起勘測地形，確定經緯度等的實踐活動，便決定編繪一份全國地圖。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派傳教士雷孝思、杜德美Petrus Jartoux、白晉和中國學者明安圖、何國棟等人組成測繪隊，奔赴全國各地實地勘測，使用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和梯形投影法等當時較為先進的方法，費時十年，終於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繪成《皇輿全圖》。此圖當時不僅在中國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較為先進的地圖。正如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所說，該圖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更好、更精確」。21此圖直到本世紀初還是繪製中國地圖的重要依據。

又，康熙帝平日也通過傳教士們了解西方各國的政治、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例如，他曾向法國傳教士了解有關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一些情況。康熙帝十分注意把西方書籍譯成中文的工作。據統計從明萬曆十年1582年至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間，共翻譯了一百三十二種科技書籍，其中有四十二種是在康熙朝出版的。

又，康熙帝也很重視西方技術的引進。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他通過傳教士召來法國琺琅匠師格雷弗雷Gravevtan到北京。此人曾在宮內造辦處工作，傳授了燒藍又稱銅胎琺琅的製作技術；傳教士、機械師格蒂Signor．Guety，是專門在宮內修造自鳴鐘的技師。

總之，在康熙帝統治期間，十分注意發揮傳教士的特長，使其為自己和皇家服務。可惜這些科技成果只是為了滿足個人或皇家的需要，並沒有在生產中應用，更談不上向民間推廣。如南懷仁所造火炮。只是在乎定三藩之亂和對沙俄的戰爭中使用過，事後便存放在武庫之中，並沒有認真改進和提高，原因是清統治者害怕造炮技術流傳到民間對其統治不利。結果到鴉片戰爭時所用的大炮，有的還是這時製造的。

康熙帝在放手使用傳教士的過程中，對他們的信任日趨加深，從而對待他們的態度也在不斷變化。康熙初年規定只許西洋人信教，不許中國人皈依。康熙八年，親政之始還曾頒布過嚴禁各省傳行天主教的諭旨，22但是到了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就發布了「將天主教同於白蓮教謀叛字樣刪去」23的諭旨。到了該年二月初三日，他又下諭旨解除了中國人不許信教的禁令。這就是所謂的「康熙保教令」。諭旨聲稱：「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亂惡行之處，又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各省可也。」24這裡應該指出，康熙帝允許中國人信教是有條件的，即傳教士不能干涉中國內政，並且必須按「利瑪竇的規矩」傳教，也就是允許教徒祭天、尊孔、祀祖。

康熙帝對天主教採取寬容的態度，這是由於傳教士願意為其效忠，積極向其靠攏，並為其效力的結果。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時，傳教士畢嘉Joannes Dominicus Gabiani遠道迎送聖駕，並把從歐洲帶來的禮物獻給康熙帝，以取得皇上的青睞。他們二人作了長談，並且一起到天文台觀星；當康熙帝到杭州時，傳教士殷鐸澤Prosper intocetta亦遠道接駕，「曾蒙溫語存問」。25

康熙帝認為：「文明的擅長科學藝術的人才，不僅僅在中國才有。」26這是非常正確的，也是十分開明的。所以他對有才能的傳教士如南懷仁、白晉、張誠、洪若翰和徐日升等都很尊重、信任和友好，對他們寵遇有加，十分讚賞。他曾說：「西洋人心最實，皆因學問有根也。」27此時有不少傳教士被授以官職，如南懷仁曾任欽天監監正、工部右侍郎。康熙二十七年他病逝後，曾賜其葬銀七百五十兩，並舉行了盛大的殯葬儀式，還賜他「勤敏」的謚號。在明清眾多的傳教士中他是惟一一個有謚號的人。28康熙帝有時還賜地給傳教士，讓他們建造天主堂。例如，康熙三十二年白晉、洪若翰等為他治好瘧疾後，為了感謝他們的好意，便把坐落在皇城內蠶池口的原蘇克薩哈的住宅，賜給他們修建了天主教北堂，成為法國傳教士活動的據點，從而創立了「法國北京傳教團」。因此，從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後，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所派遣的傳教士尤為活躍。法國傳教士取代了此前葡萄牙和義大利傳教士的地位。此外，康熙年間北京還修復了一些教堂，如坐落在東安門外的天主教東堂和西直門內的天主教西堂。再有，此時沙俄的東正教活動也日益活躍起來。中俄尼布楚條約簽定後，「阿爾巴津人」即雅克薩戰爭中沙俄哥薩克人俘虜以及自願歸順的俄人來北京定居，經康熙帝批准在北京東直門內建立了第一座東正教教堂，名為聖尼古拉教堂即俄羅斯北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沙俄從托波爾斯克派遣「行教番僧」一行九人，隨同清朝官員圖理琛到達北京，以俄羅斯北館為駐地，這是沙俄派遣的第一個正式的「北京傳教團」。

康熙帝有時也到天主堂拜訪，以示關懷。如他曾兩次到過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南堂，並親自撰寫碑文和親題「敬天」匾額賜給該堂懸掛。這說明康熙中葉，清政府與傳教士們關係是很融洽的。

此時天主教的發展也很快，在康熙初年，全國建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奉洗入教的教徒大約有二十多萬；至康熙末年全國建有教堂三百多座，教徒遍布全國十五個省區，共計有三十萬人。據說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北京地區的傳教士有五百三十人，康熙三十四年有六百一十四人，康熙三十五年有六百三十三人。他們每年大約要為三千人授洗。北京城當時僅婦女教徒就有八百人左右。當時上海大約每年有一千至一千三百人受洗。僅崇明島當時就有三千名教徒。29南京所屬的二個城市就建有教堂數十座，教徒達六萬人以上。由此可見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間，是天主教在華髮展速度較快、較順利的時期，也可以說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黃金時代。

可是，這種和諧、融洽和順利發展的局面，到康熙四十六年就發生了突變。康熙帝從此對天主教的政策從容教變成了禁教，而且這種政策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1840年時，即外國殖民主義者用武力敲開中國大門，強行向中國派遣大批教士以前。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在西方傳教士內部，始終有人不滿意利瑪竇創立的「合儒」、「補儒」和「超儒」的傳教政策。他們認為教民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時敬天、祭孔、祀祖就是搞偶像崇拜，與天主教教義相悖，主張要徹底更改。如明末清初時傳教士龍華民就堅決反對湯若望等人沿襲利瑪竇的做法，後來也不斷有人，特別是一些不諳中國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的傳教士，寫信給羅馬教廷告狀。順治十三年1656年，教廷經過仔細思考後頒發命令，認可了耶穌會士在華的活動方式，可是隨著葡萄牙海外勢力的削弱，英、荷勢力加強，耶穌會失去了支持者，非葡屬派系的傳教士要獨立行動，他們與耶穌會士矛盾重重，互相指責，於是又掀起了「禮儀之爭」的新波瀾。禁止教徒敬天、祭孔、祀祖在某種意義上是干涉中國內政，當然是中國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國內局勢已基本穩定，不需要傳教士幫忙，更不怕他們與之對抗。再有，傳教士來華，雖說帶來一些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但也不能否認他們是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先導。康熙帝為了防範他們深入內地，在廣大人民中散布不利於中央集權制統治的思想，而採取了這種防禦政策。

為了處理有關「禮儀」的問題，17世紀後半期教廷曾派遣法國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瑪格利特到中國調查。此人特別反對利瑪竇創立的傳教方式，認為這是耶穌會與異教合流，要求在華傳教士改變這種傳教方式，但受到傳教士們的抵制。於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羅馬教皇格勒門得十一世派遣主教多羅Carlo Tommso Maillard ae Tournon作為特使來華。他傳達了教皇不允許中國教徒敬天、祭孔、祀祖的命令；同時也不允許傳教士把「上帝」、「天主」與中國人稱謂的「天」、「帝」混淆，否則就要嚴懲。康熙帝在多羅到北京後曾多次接見他，向他解釋說中國人祭孔是為了尊重聖人；立牌位祀祖是為了悼念父母養育之恩，如同西方人把父母之像掛起來紀念一樣；至於敬天事君則「天下之通義」30這是中國立國之根本，是絕對不能拋棄的。他說：「中國供牌，並非別意，不過是想念其父母，寫其名於牌上，以不忘耳。原無寫靈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爾們畫父母之像以不忘之意同也，然畫像猶恐畫工有工拙，不如寫其名則無錯矣。至於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為天主，乃是舉目見天，不能見天主，天主所造之物甚多，其大而在上者莫如天，是以望天存想，內懷其敬耳。」31多羅對於康熙帝的解釋根本聽不進去，他既不懂漢語、漢學，更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傳統的倫理和道德，下車伊始就發表了一通議論，認為敬天、祭孔和祀祖是違背教義的異端之舉，強令教徒必須改正，並表示再不許任何通融，這實際上是蠻橫地干涉中國內政。康熙帝鑒於與多羅解釋無用，便針鋒相對地正告多羅：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必須恪守中國法律，凡是遵守中國法律。並表示永遠不回西方者，可領票留在中國，否則一律驅逐出境，不許在華逗留。康熙帝還針對傳教士胡亂給教皇寫信告狀一事說：「西洋人內，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見，亂寄書信者。即亂法之人，在中國亦無用處。除會技藝人留用外，其餘眾西洋人務必逐回，斷不姑留。」32在這種情況下，多羅只好掃興而歸。他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秋，離京南下。本來康熙帝告訴多羅不要向地方教眾匆忙公布教皇的命令。可多羅陽奉陰違，到了南京他便把教皇的命令公之於眾。康熙帝得知這一消息後，非常生氣，毅然下令將其逮捕，並押赴澳門。

教皇格勒門得十一世對此也不肯示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重申他的命令不可改變，要求在華傳教士必須服從，違者將受到嚴懲。康熙五十九年1720，教皇又派另一名主教嘉樂Carolus Mezzabarba作為特使來華。重新宣布教皇的命令，嚴令所有在華傳教士必須按其指令行事。鑒於教皇一再派人來華強令傳教士改變傳教方式，康熙帝毅然採取強硬的政策，規定傳教士如按中國的章法行事，遵守中國法律者方可領票留下，否則便把他們驅逐出境。他對嘉樂說：「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及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餘在中國傳教之人，爾俱帶回西洋去。且爾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著依爾教王條約,自行修道，不許傳教。」33康熙帝還對他說：「凡今年來明年去之人，不得在內地居住。近日，自西洋所來者甚雜，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為行道，難以分辨是非。如今爾來之際，若不定一規矩，惟恐後來惹出是非，也覺得教化王處有關係，只得將定例先明白曉諭，命後來人謹守法度，不能少違方好。以後，自西洋來者，再不回去的人許他內地居住。若近今年來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許住。此等人譬如立於大門之前，論人屋內之事，眾人何不恨之，況且多事。更有做生意鑽買賣等人，益不可留住。」34此時有一名義大利籍的傳教士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本來很受康熙帝青睞，在宮內教皇子音樂，但他聽從多羅等人指令，拒不按中國禮儀行事，並妄行反對康熙帝有關諭旨，擅自陳奏，使康熙帝氣憤異常，下令把他囚禁下獄。35

領永居票制度大約開始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首先需由傳教士主動進京申請，宣誓表示願意留居中國，永不返回西方，交上自己的履歷，經內務府批准後方准留居。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保存的信票來看，一般都寫有傳教士姓名、年齡、會別、現在中國所居省份、宣誓永不返回西方的字據，發票日期等。一般均用滿、漢兩種文字並寫，按千字文順序編號，並蓋有總管內務府印記。如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一份「總管內務府」檔案中的滿文檔案記載，當年對西方傳教士進行了一次核查，領票者留下，未領票者按不同情況，有的待審查後決定，有的則驅逐至澳門。36

康熙帝對於領過永居票的傳教士，還是採取安撫、保護政策。他曾對傳教士說：「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即教皇因此不準爾等傳教，爾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國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們尊利瑪竇，不依教化王的話，叫你們回西洋去，朕不叫你們回去，倘教化王聽了多羅的話，說你們不遵教化王的話，得罪天主，必定叫你們回去，那時候自然有話說，說你們在中國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國人一樣，必定不肯打發回去。朕帶信與他說，徐日升等在中國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叫他們回去，朕斷不肯將他們活打發回去，將西洋人頭割回去，朕如此帶信去，爾教化王萬一再說爾等得罪天主，殺了罷。朕就將中國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來，盡行殺了，將頭帶與西洋去。設若如此，你們的教化王也就成個教化王了。你們領過票的就如中國人一樣，爾等放心，不要害怕領票。」37

雍正朝嚴禁天主教傳播

康熙帝晚年雖然對傳教士採取了發票限制政策。但對領票的傳教士還是寬容和保護的。儘管也向傳教士們宣布只許他們在教民間活動，不許再發展新教徒，可是執行的並不嚴格，不少傳教士還是在少量地發展教徒。例如，清宗室蘇努有幾個兒子就是在康熙末年先後接受洗禮，皈依天主教的。雍正帝繼位後，對傳教士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政策。嚴禁天主教在華傳播。這主要是因為他看到如果讓天主教漫延開來，會影響人民傳統的尊孔思想，違背儒家的綱常大義、倫理道德，進而動搖清朝統治。他曾對傳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說：「汝等欲中國人人為天主教徒，此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爾，則朕等將為何種人，將為汝國君之臣屬耶?汝等所勸化之教徒，目中惟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惟汝言是聽。朕知今日無所懼，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將生事。」38這就是說雍正帝朦朧地看到，如果聽任天主教流傳開來，不需多久中國將要有亡國滅種的危險，故要堅決採取防範措施。另一個原因是傳教士參加了康熙晚年諸皇子為爭奪儲位而進行的黨爭。例如，傳教士穆敬遠Jeannes Mourao就曾追隨允禟、允禩集團，並曾與允禩一同去青海西寧居住，並教給允禩用拉丁文寫信給北京的家屬。雍正帝發現後大為惱火，把他判處死刑。另外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蘇努努爾哈赤四世孫，雍正帝從昆弟行及其子勒什亨、庫爾陳、蘇爾金、書爾陳、烏爾陳和木爾陳以及妻妾、兒媳等全家都皈依了天主教，並與允糖、允祺一黨聯繫密切，與傳教士穆敬遠關係也很深。雍正帝對此十分憎恨，把他們充軍到各地，讓他們改宗，但他們不從，最後許多人被處死。

雍正初年，地方官吏也紛紛上奏要求嚴禁天主教流行。如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保就曾上奏說：福安縣地處海邊，有傳教士深入，煽惑民心，該地士農工商有不少皈依該教。其中還有不少婦女。這樣該教「男女混雜，不顧嫌疑」。教民紛紛納錢捐助修建教堂。儀福安縣城鄉就有教堂二二十八座，教徒數千人。他向雍正帝建議嚴禁天主教，把目前散居各地的傳教士除有技藝者集中京師外，其他人則驅逐到澳門。雍正帝採納了他的意見。並指示對一些衰老不願寓境的傳教士，可叫他們集中到廣州等地天主堂居住，但不許外出傳教，亦不許百姓人教。

雍正帝曾號召已信奉天生教的教民改宗，並把一些教堂改作它用。據說當時「各省大小聖堂，一時俱拆毀盡凈，其聖堂院落，或改為倉廒，或改為書院，一所不留。京師顧天府屬之文安縣、古北口、宣化府等處均有聖堂，至是盡為官所。京師之北堂，亦改為病院矣。其堂之聖像、聖龕，盡遭焚毀，從來中國聖教之厄，未有烈於是時者也」。39由此可見雍正時期對天主教的打擊是很嚴厲的。從此以後天主教的傳播便衰敗下來，直至鴉片戰爭前夕。但雍正帝的禁教政策也沒有自始至終、堅決、徹底地貫徹執行；並且速度也相當緩慢。因為後來在雍正五年1727年他允許俄國人在北京建立東正教南館即「聖瑪利亞」教堂，所以不得不放幔禁教速度。再者許多傳教士並沒認真按雍正帝的諭令辦事，他們千方百計地潛入內地，偷偷地用金錢引誘華人入教，浙江巡撫李衛就曾為此事上奏給雍正帝，雍正帝當時態度是比較冷靜的。他指示對傳教士中比較守法，沒做什麼惡事者還是以禮相待，不要過於嚴苛。他還告訴封疆大吏不要隨便傷害傳教士。

乾隆、嘉慶相道光二朝基本貫徹了雍正朝的禁教政策，對天主教採取了嚴厲防範的措施。只讓他們以客卿身份，用其一技之長為宮廷服務，但拒絕他們的宗教；乾隆帝時雖然給傳教士若干自由，但嚴禁中國人信奉天主教。嘉慶帝、道光帝統治時，來華傳教士日益減少，傳教活動幾乎停止了。

注 釋：

1基督教起源很早，公元313年以後，羅馬始奉為正教，勢力漸大。至11世紀分裂為希臘教會和羅馬教會，希臘教會即為東正教以希臘為中心，主要流傳在前蘇聯、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等國；天主教以羅馬為中心，16世紀時，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後羅馬教會又分為新舊兩教，舊教即天主教，又稱公教，主要流傳在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比利時、荷蘭、匈牙利、奧地利、波蘭以及德國某些地區和拉丁美洲等地；新教亦稱耶穌教或基督教，流行於英國、德國和美國。

28參見陳垣《基督教人華史略》， 《陳垣學術論文集》， 中華書局，1980年版。

3參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當時唐朝全國行政區分為十道。

4「出里可溫」為蒙語，意為「有福緣之人」；一說「也里可溫」為 「拜上帝者」或「天主教者」。

5如在北京市房山縣、鎮江等地都保存有也里司溫教石碑。

615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史概論》，第177—178頁。

7肖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第198頁。

910112324 黃伯祿《正教奉褒》，光緒丁丑年。上海慈母堂藏版。

12參見《清代人物傳稿》，第一卷《湯若望》，中華書局，1984年版。

13轉引自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142533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

16魏特《湯若望傳》。

171819楊光先《不得已》。

20洪若翰著，耿升譯《法國北京教團的創始》，《耶穌會會士書簡及中國書簡選》，《清史資料》第6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

21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5卷，第235頁。

22蔣良騏東華錄>卷九。

26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清史資料》第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

27安多於1699年寫往羅馬的信札。轉引自《大陸雜誌》第19卷第7期。

28參見《熙朝定案》及洪若翰著，耿升譯《法國北京教團的創始》，《清史資料》第6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

29參見傳教士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給哥比安Le Gobien的信。見日文版《耶穌會上中國書簡集》1，《康熙編》。

3031323437《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故宮博物院，1932年版。

35《清朝文獻通考》第297卷。

36參見高振田《康熙與西洋傳教士》一文公布的清代檔案，見《歷史檔案》1986年第1期。

38《啟示和奇妙的信札》第3卷，第364頁。1877年巴黎法文版。轉引自《簡明清史》第2冊，第134頁。

39樊國梁《燕京開教略》中篇。

資料來源：《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總第45期，1991年9月出版<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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