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學國學和學習誤區

為什麼要學國學和學習的誤區

8月16日在北大的講課提綱

　　為什麼要學國學?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中國到2018年才會好起來。

　　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是中國進入全面小康的時代。

　　我們要為它準備。

　　中國人現在最需要的，是民族魂，是全中華民族的統一思想，是13億中國人都能接受的、切實可行的口號。

　　我們是未來的主人。

　　我們要在未來的大蛋糕上切一塊。

　　這是我們學習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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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在學習中，有很多誤區。

　　第一個誤區，我們要向西方學習。

　　對中國人最適合的是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適合西方人，我們是學不來的。

　　歷史上所有衝突都是文明的衝突。

　　歷史證明，我們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學習，虔誠地拜他們為師，但結果永遠是先生侵略學生，永遠是先生欺負學生。

　　西方文化自顧不暇，更無從救中國。

　　只有中國文化才能救中國。只有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近一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所有成功，都是中國文化的勝利。

　　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國際的。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需要了解西方文化，這是文明衝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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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誤區，民族復興就是讀經、穿漢服、恢復禮教、彈古箏箜篌，……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文化的復興。復興不是復舊，復興不是復辟。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現存的的最古老的文化。

　　現存的、活生生的、而又最古老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沉積。炎黃子孫片刻都不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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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誤區，三皇五帝是個人。

　　先秦古籍不是如是說。

　　說到華夏祖先，公認盤古開天地和三皇五帝。 許多人認為三皇五帝是八個領袖人物，其實我們的歷史不是這樣講的。

　　根據《莊子》、《綱鑒易知錄》的說法，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為三皇。《太平廣記·老子》則稱天、地、人為上三皇，而有巢、燧人、知生為下三皇。既然叫「氏」，就不是人名，而是氏族名。三皇就是有巢解決住、燧人解決吃、知生開始生產的三個歷史時代。

　　五帝也不是五個人，而是以五行為代表的周期：伏羲（木）、神農（火）、黃帝（土）、少昊（hào，音浩）（金）、顓頊（zhüanxü，音磚須）（水）；嚳（kù，音酷，嚳是其繁體）（木）、堯（火）、舜（土）、禹（金）、啟。其中對中國文化進程影響比較大的，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這是一個由口耳相傳到有文字紀年的過程。

　　伏羲氏進行畜牧、神農氏確立農業。伏羲、神農，沒有氏的時候是人，冠以氏則應視為一個長達一個歷史時期的占統治地位的氏族。

　　伏羲又叫庖羲，可見從物質上講，伏羲文化的特點仍是廚房文化，是建立在新興的畜牧業基礎上時代的廚房文化。伏羲畫卦結字，表明我們的先民在有物質生產的同時，也就有了精神的生產。

　　《綱鑒易知錄》說神農「傳八世」。提拔黃帝的和被黃帝替代的，是兩個不同的「神農」。

　　黃帝之後，就不再冠以氏，也就是說，不再是氏族，而是個人了。

　　到了唐堯，我們就有連續的甲子紀年的記錄了。《綱鑒易知錄》認為，「甲辰，唐帝堯元載」。我們用甲子紀年推算上去，這個甲辰是公元前2357年。從天象記載推算，唐堯據今4500年。這個甲辰推算大致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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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誤區，諸子百家只能爭鳴不能兼容。

　　《漢書》不是如是說。

　　《莊子·天下》雖有「百家之學」之說，但「百」並非實際數目，不過是形容家數之多而已。

　　諸子百家，到漢代才有明確定義。 《漢書·藝文志》認為，並非百家，「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家。究其實，諸子十家都是國家各部門管理經驗的總結。

　　《漢書·藝文志》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指出道家純系歷史史實的記錄，是「君人南面之術」。這裡的「南面之術」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管理學。而「君人」即可作動詞翻譯為「行政」，也可作名詞翻譯成「最高領導」。道家學說就是最高領導的管理之道。《漢書·藝文志》道家名下，有黃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關尹子、莊子、列子、孫子、田子、鶚冠子等。

　　《漢書·藝文志》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指出道家純系歷史史實的記錄，是「君人南面之術」。這裡的「南面之術」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管理學。而「君人」即可作動詞翻譯為「行政」，也可作名詞翻譯成「最高領導」。因此道家學說就是最高領導的管理之道。《漢書·藝文志》道家名下，有黃帝、伊尹、辛甲、太公、老子、鬻子、文子、關尹子、莊子、列子、孫子、田子、鶚冠子等。

　　道家之外的其餘諸家則是各管理部門的經驗總結，不是個人閉門造車苦思冥想出來的，而是政府各部門的管理之道。《漢書·藝文志》認為，以孔、孟、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陽陽明教化」；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出於禮官，根據名位不同，確立禮數；墨家，出於清廟之守，主持宗祀，選士上賢，處理民事，推行兼愛，不別親疏；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研究天文、律歷、地理，術數、讖緯、象數、占驗、卜筮，「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伊尹說》、《天乙》、《黃帝說》、《封禪方說》、《百家》為代表的小說家，出於稗官，記載「街談巷語、道聽途說」；《鶚冠子》、《淮南子》、《呂氏春秋》等雜家，「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總之，諸家都是國家各部門管理經驗的總結，無非都是「南面之術」（即管理之術）的實際應用。由於道家出於史官，需要記載全國乃至各部門的活動，所以也可以說諸子不過是各部門「史官」對本部門的史實記載與歸納總結，因此諸子也可以說都由道家蛻化而來，實為道家之別派。

　　當然，從藝文而言，除了易、書、詩、樂、禮、春秋六藝，以及上述九家管理之道，還有詩賦、兵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數術、經方（中醫）、房中、神仙、方技等，但後者一般認為是術。《漢書·藝文志》認為，詩賦，「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兵家（包括兵權謀，兵形勢，陰陽，兵技巧）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五行者，五常之形氣」；「蓍龜者，聖人之所用」；「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

　　對於諸子，司馬遷獨贊道家，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摘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直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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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誤區，周易是算命的。

　　中國古人從來都不是如是說。

　　歷代都公認，易為六藝之首。能夠稱為中國文化之首的，當然絕不是我們今天在地攤上見到的算命先生的那點本事。

　　劉勰《文心雕龍》說「易惟談天」，《周易參同契》說，「日月為易」，這至少說明易和天文學有關。

　　中國歷代講易，有從象、數、理上講的，也有從變易、不易、對易上講的，還有人認為，易者簡易也，易者意也，易者醫也，易者譯也，譯者一也，……，不一而足。

　　孔子、朱熹等，從易理上講，則有無極、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說。

　　毛澤東把無極、太極、兩儀、四象運用於中國革命，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中的核心內容：

　　無極即我們今天說的歸零、空杯；毛澤東說是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主義；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太極，毛澤東說是把握全局，心中有數。

　　兩儀，毛澤東說是兩點論，和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

　　毛澤東說是準備不如意的事情，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所以要多看幾步棋，要做出防風險預案。

　　孔子則在《繫辭》說，易和每個人，和每件事都有關，只不過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其實《易經》是至簡至易之道，孔子說在《繫辭》中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善配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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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個誤區，中國人需要科學。

　　恩格斯不是如是說。他在《反杜林論》和《勞動在由猿變人的過程中的作用》中說，現代科學靜止的、孤立的、僵死的、形而上學的、過高估價自己的。

　　所謂科學，就是把本來一個完整統一的世界，人為地割裂開來，分成數、理、化、生物、地理之類的學科，孤立地研究；，就是把本來一個活生生的人，把他解剖成心臟、腰子、大腸、肚子等一堆肉，僵死地研究。

　　這種研究的結果，必定見木不見林，必定失衡，必定造成地球這一人類唯一的家園都要遭到污染和破壞的結果。

　　《聖經》講，這是吃智慧果的「原罪」。

　　愛因斯坦於1953年給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馬托（San Mateo）的J．E．斯威策（Switzre）的複信中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據商務版《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頁）

　　而研究高能物理的學者們，首先看到用西方科學研究粒子，是測不準的，紛紛向中國文化求救。

　　現代西方人看重中國的，就是中國連綿不斷的五千年文化。

　　中國文化之所以連綿不斷的五千年，就證明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普適性。

　　這就是天人合一，就是敬天畏天，法自然，不破壞自然，復命（歸根返元），回歸自然。

　　這就是它的會當登絕頂，一覽眾山小；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這就是它的整體觀念、全局觀念、平衡觀念、和諧觀念；這就是它的有生有克的五行生剋觀念。

　　這就是它的求大同存小異，和平共處，尊重多樣性的觀念；這就是《內經》說的，「智者察同，愚者察異」；這就是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好的是和諧的多樣性，不好的是貌合而神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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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個誤區，把自己的性命交給醫院和醫生。

　　《黃帝內經》認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攝生比治病更重要，所以《內經》開篇，先講攝生、養生。

　　中國人認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國學學好了，可以治國，可以治軍，可以治病，也可以治氣，治身。氣、身、家、鄉、邦、國、天下，事不同而理同。

　　國學認為人人可以為聖賢，人人可以為醫生。

　　國學認為食葯同源。

　　中國人普遍了解的經絡，西方的解剖學根本就找不到，可見西醫缺憾到什麼程度。

　　中國的藥店，座右銘是，「唯願天下人無病，寧肯店中藥發霉」，這和西方製藥廠專門生產治不好病又治不死人的高價葯完全是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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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誤區，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經濟危機是人為的。是資本主義的特徵。中國二千年都沒有。

　　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兩極分化，是個人主義，是吃獨食，是資本家、金融大鱷的貪婪。

　　這是和西方的從局部、從個體出發、見木不見林，不能居高臨下，沒有全局觀念、整體觀念的思維模式相一致的。

　　國學歷來注重把握全局、心中有數。

　　中國人在處理經濟問題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個人，而是集體，至少是家。養家糊口，家在口前。

　　中國人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有責任心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中國人的特質。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中國「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家國天下為要的思想，在四千年前的唐堯時代就奠定下來了。

　　試想，如果沒有個人主義，沒有貪婪，沒有殘酷剝削，那裡會有經濟危機？即便出現天災，也會一方有難，八方援助。汶川地震時的中國，不就是五千年中國縮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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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的誤區，遠不止這八個，思維的定式，數不勝數，我們生活在謬誤中。

　　莊子說，「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莊子·秋水》）

　　我們往往因為時、空、立腳點、觀察角度、觀察的高度、自己的閱歷和知識，從而形成不同認識的誤區和思維的定式。

　　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瞎子摸象。

　　六個瞎子摸象，每人都摸到一點。摸到耳朵的說象像扇子。摸到腿的說象像柱子。摸到身子的說象像一面牆。摸到尾巴的說象像繩子。摸到鼻子的說象像管子。摸到牙的說象像蘿蔔。都說自己是對的，都指責別人不對。他們誰對誰錯？他們六個，是誰也說服不了其他人的。只有明眼人看到全象，才知道他們六人，都是又對又不對。

　　國學強調證驗。中國人不注重形式邏輯。《老子》81章，章與章之間，沒有明顯的邏輯聯繫。但《老子》五千言，每一名話，都是中國歷史各案的紀錄和總結，每一句話，都有個案做支持。中國人不需要去評判它的對錯，幾千年來，中國人只是用自己的活動、自己的行為去證驗它。

　　國學富於案例。中國講究道與經，道原本是道路，經原本是路徑，衍伸而為方法。《春秋》、《國語》、《國策》、《左傳》、《資治通鑒》、《二十五史》記載的全是案例。沒有假說，沒有定理，沒有推論，因此不需要西方科學的邏輯證明和實證兩種方法，也不需要像西方教科書那樣，二、三年就要出新版。沒有說教，只有敘事，所以甲可以有甲的理解，乙可以有乙的說明，而國學認為，只要能自圓其說，就都是正確的。上帝給每條狗一個喉嚨，誰能說黑狗叫出來的就是真理，而白狗叫出來的就是謬誤。懂此，我們就懂釋迦牟尼為什麼不分辨了。

　　打破思維定式，走出認識誤區。是我們現在必須做的。而國學的證驗和案例，不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思維定式和認識誤區。案例給你啟示，而證驗破除你的定式和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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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零、空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就是無極。而無極位居周易易理之首，即無極位居無極到太極，到兩儀，到四象，到八卦，到六十四卦之首。

　　老子說，「復命曰常」，「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中國人是以簡馭繁的。而復命也即歸根返元，知和也即和諧求大同，則是中國人最常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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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解放思想，健全人格，挑戰生命極限。

　　這是所有先進文化的共同追求。

　　所有的先進文化都是相通的。因為它們都是涉及人的解放的問題。而人的解放，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談，這就是思想、人格和身體。說得通俗一點，解放也就是健康，不健康是解放不了的。

　　聯合國健康三定義是思想健康、人際關係健康、身體健康。

　　思想健康講的是思想解放的問題，是認知的問題，是智的問題，是智商的問題；人際關係健康是人格健全的問題，是人格回歸的問題，是德的問題，是情商的問題，是知和的問題；身體健康，是開發人的潛能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是挑戰生命的極限的問題，是求生求壽的問題，是駐顏的題，是復命的問題。

　　毛澤東講德、智、體三好，是這三個方面。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主是思想解放，民權是人際關係，民生是生命、是身體。

　　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思想解放，平等是人際關係，博愛是生命。

　　中國的三教也是如此分類的。

　　孔子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是思想，性是人格，命是生命。

　　釋家說，「明心見性」，又求往生與來生。心是思想，性是人格，往生來生是命。

　　被道教奉為「萬古丹經王」的《周易參同契》說，大易黃老爐火三道由一。大易是思想解放，黃老是價格回歸，爐火的開發人體潛能挑戰生命極限。

　　老子《道德經》說，知和曰常，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易經》是至簡至易之道，是中國文化的六經之首。

　　只有梳理，才能找到簡至易之道。

　　《內經》說「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我們必須找到共同的地方，才能和諧。如果察異，那就只有爭論不休了。

　　如果看不到所有的先進文化都是相通的，就會錯誤的認為中國沒有民主、自由、平等、博愛。

　　如果看不到所有的先進文化都是相通的，就會錯誤地只從字面上向西方學習。學習的結果，民主就變成無政府主義、自由就變成自由主義、平等就變成平均主義。

　　如果我們能夠看到所有的先進文化都是相通的，我們就會和而不同，在和諧的環境中，享受多樣性。

　　未來世界是和諧的。因為我們求同，因為我們求大同存小異，因為我們中國人的理想是大同世界。

　　最民族的，就是最國際的。

　　肯定多樣性，文明的衝突就會變成文明的和諧。

　　為此，我們熱愛國學；為此，我們學習國學；為此，我們發揚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