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的中國人不知道的歷史真相(3)
順治六歲登基，在位只有十八年，二十四歲便病故。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順治因愛妃董鄂妃之死看破紅塵到五台山當了和尚。那麼，順治究竟是病死了，還是出家當了和尚，這已是一個歷史疑案。緊接著，又有人說，董鄂妃是「秦淮八艷」之一的董小宛。這是真的嗎？此又是一個疑案。
浪漫的傳說
明朝末年，江南有「八大名妓」和「四大公子」。當時八大名妓號稱「秦淮八艷」，董小宛就是其中之一。「四大公子」指方以智、侯方域、陳貞慧、冒襄（冒辟疆）。
傳說清軍大舉南下時，董小宛被督署江南的洪承疇搶走獻給順治。順治一見董小宛龍心大悅，二人感情迅速加深。順治先將董小宛冊封為妃，接著又立為皇貴妃，一代名妓就這樣成了董鄂妃。
但在孝庄皇太后看來，董小宛作為一個漢族女子，沒有資格凌駕於其他后妃得到皇帝的專寵，更重要的是，她認為順治的這種感情再發展下去會壞了國家大事。於是她以學佛的名義，將董小宛送到西山玉泉寺。但是這沒有阻止順治和董小宛的見面，順治不但千方百計與董小宛約會，還一再威脅太后說，如果董小宛有什麼不測，他肯定不當皇帝了。後來，孝庄設計燒了玉泉寺，謊稱董小宛被燒死。順治痛不欲生，從此沉迷於佛教中不能自拔。
自此，順治的結局出現了不同的版本。
一種版本是，順治在二十四歲得天花而亡。另一種版本是，一天，順治打坐時恍惚看見董小宛出現在五台山，於是他毅然放棄皇位來到五台山，建了三間草房，從此做了和尚，年僅二十四歲。他的第三子玄燁繼位成為康熙皇帝後，傳說曾幾次以進香名義到五台山去見父皇，但順治根本不與康熙相認。康熙無奈，在寺廟牆壁上題寫了「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的詩句，而後含淚辭別。
順治的陵墓在清東陵，與他合葬的還有兩位皇后，其中一位就是深得順治寵愛的董鄂妃。董鄂妃死後被封為「孝獻庄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從充滿讚美的封號上，不難看出順治對她的感情之深。
後來，有人說董小宛就是順治最喜歡的董鄂妃，那麼董鄂妃與董小宛究竟是不是一個人呢？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關於董小宛，《清史稿》和《明史》中都沒有她的記載。民間雖有好事者的零星記載，如陳衍在《石遺室詩話》，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都對董氏作了一些記載，但關於她的最權威史料當推其夫冒襄（辟疆）的《影梅庵憶語》及《如皋冒氏嚴書》。
冒襄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在他的《影梅庵憶語》中，冒襄追憶了他和董小宛相識、相知、相愛的過程，以及他們婚後的生活。
明朝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到南都(南京)參加科舉考試。方以智、侯方域對董小宛讚不絕口，稱她「才色為一時之冠」，在兩人介紹下，冒襄得以求見董小宛。但是，第一次沒能見到董小婉。第二次，冒襄看到董小宛在保姆的陪伴下沿著曲廊走來，不禁感嘆：「香姿玉色，神韻天然。」而當時才十六歲的董小宛一句話也沒說。
三年後，在朋友幫助下，特別是通過「八大名妓」之一的柳如是和贖買柳如是的錢謙益從中周旋擔保，冒襄終於以三千兩銀子的代價將董小宛贖身。董小宛嫁給冒襄後來到江蘇如皋的冒家水繪園，與冒襄一家過著平靜的生活。但不久就趕上明末清初的亂世，冒襄一家四處逃亡、顛沛流離。在以後的五年里，冒襄大病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顧才保住性命。然而勞累的生活最終吞噬了董小宛年輕的生命。根據冒辟疆在《如皋冒氏嚴書》中所說，小宛自明崇禎十五年，亦即1642年嫁給他為妾，兩個共處九年，於順治八年，亦即1651年去世，死時年僅二十八歲。順治皇帝生於1638年，小宛死時順治只有十三歲。
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
第一點：董小宛嫁給冒襄以後，兩人就再沒分開，而且董小宛是死於冒辟疆的家中。據時人記載，董小宛死後的葬處即為有名的影梅庵，所以董小宛也就不可能再到宮裡成為順治的妃子。
第二點：董小宛去世時，順治才十三歲，應該還是一個情竇未開的孩童，不可能對一個比自己年長十五歲的女子愛得死去活來。再者，也與董鄂妃死於順治二十四歲的記載不符。
通過以上兩點我們可以推斷，董小宛與深得順治皇帝寵愛的董鄂妃，根本就是兩個人。
那董鄂妃又是誰呢？
董鄂妃是誰
據《清史稿》記載，董鄂氏(即董鄂妃)是內大臣鄂碩的女兒，董小宛去世那年，祖籍遼寧的董鄂氏已經年滿十二歲。
董鄂氏在順治十年入選秀女，被指配給襄親王。第二年，董鄂氏與襄親王成婚，那年董鄂氏十六歲，襄親王十四歲。襄親王名叫博穆博果爾，是皇太極的第十一個兒子，順治的同父異母弟弟。
那麼，董鄂氏又怎麼會成為順治的妃子呢？
據當時在宮中任職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筆記記載：「順治皇帝對一位滿籍軍人的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戀。當這位軍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時，竟被順治聞知，打了他一個耳光。這位軍人於是因憤致死。順治皇帝就將這位軍人的夫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湯若望說的這位滿籍軍人，就是襄親王。
從史料中可以看到，襄親王死時才十六歲。就在這年8月，順治宣布立董鄂氏為妃。他讓禮部挑選吉日舉行典禮，並委派內大臣鰲拜前去告祭襄親王，可能是因為順治還是有些心虛吧！
董鄂氏入宮後，住在承乾宮。
順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冊立為賢妃，一個多月後順治又準備立她為「皇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
冊立典禮是在當年十二月初六舉行的，這一年順治十九歲，董鄂妃十八歲。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保存了冊立董鄂妃為皇貴妃的《詔書》。按常規，皇帝只有在冊立皇后的大禮上，才會頒布詔書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這種特殊禮遇，表明她得到了順治不同尋常的寵愛。
董鄂氏入宮後，與順治的感情與日俱增。順治後來在《端敬皇后行狀》中回憶，他下朝時董鄂妃總是親自安排飲食，飯菜做好後更要先品嘗。當他批閱奏章時，董鄂妃常陪伴在他身邊。更難得的是，她時常勸說順治，處理政務要服人心，審判案件要慎重。連宮女太監犯錯誤時，她也往往為他們說情。
順治十四年四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個男孩，排行第四。隨著新生兒的誕生，清朝後宮內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變得更加殘酷。
順治有過兩個皇后，都出自母親孝庄皇太后家族。第一個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在順治十年時被降為靜妃；第二個皇后是孝庄的侄孫女，順治仍想把她廢掉。孝庄非常惱火，於是遷怒於順治一心寵愛的董鄂妃。
董鄂妃即將生產時，孝庄搬到北京永定門外二十華里的南苑，這是專供皇家冬天狩獵閱兵的地方。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便以自己身體欠安為由，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著產後虛弱的身體，前往南苑照顧孝庄，致使她的健康受到嚴重影響。更為不幸的是，新生的孩子活了不到三百天就突然夭亡了。這對董鄂妃是致命的打擊，從此她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掙扎了三年，終於在順治十七年病逝於承乾宮。
董鄂妃的死，令順治難過萬分。董鄂妃死後兩天，順治追封她為「孝獻庄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並親自撰寫了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狀》來悼念愛妻。
順治送走愛妃後，就選擇了淨髮出家。其實順治並不是突然想出家的，據歷史學家陳垣考證，順治對佛教的啟蒙始於一代高僧憨璞聰。順治十年，這位高僧入宮，他對佛法的解釋深深觸動了順治。
在憨璞聰推薦下，僧人玉林琇和茆溪森先後入宮講授佛法。順治開始信佛，法名「行痴」。這位行痴皇帝在愛妃火化後的當月，就請茆溪森為自己舉行了淨髮儀式。
皇帝出家震驚朝野。孝庄將順治的師父茆溪森綁起來，並架起乾柴，要當眾燒死他。就在這時，傳來順治決定蓄髮留俗，不再出家的緊急口諭。
順治沒能當成和尚，三個月後，他在病中把身邊的近侍吳良輔送到憫忠寺代替他削髮為僧。五天後，順治帶著無限惆悵，在紫禁城養心殿閉上了眼睛，年僅二十四歲，死因是天花。順治去世距董鄂妃病逝，僅隔三個多月。
董鄂妃的身世既已搞清，那麼，我們可以斷然否定董小宛與順治皇帝的「生死戀」了。
中國歷史上的黃帝時期是一個奇異的時代。雖然它只是一個傳說時代，可是後世的人們都言之鑿鑿地記述這段歷史，並且賦予了黃帝以及同時代人物亦神亦人的形象。黃帝以後又傳了四世，一個比一個默默無聞，史書中只見名字，不見事迹。直到第六、七任君王堯帝和舜帝登場後，歷史舞台又開始鑼鼓喧天，熱鬧非凡起來，其中最熱鬧的就是「堯舜禪讓」。在史學家以及儒家的筆下，「堯舜禪讓」被描述成人類歷史中最美好的景象，而堯舜兩位主角則被美化得像兩隻雪白的羔羊。
第二章清下神壇 堯舜禪讓並非出於慷慨 按照諸如《春秋》《史記》等各類史書的說法，堯十六歲就顯示出了治理天下的能力，到八十六歲那年，由於年邁體衰，就叫大家推薦和選舉賢能的「接班人」，大家就推舉了舜。堯為了方便考察舜，就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了他。結果證明舜是一個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於是堯就把治理天下的權力交給了他，自己退居一旁養老。這就是歷史上流行的「堯舜禪讓」的故事。
禪讓是假話？
「堯舜禪讓」雖然是一段婦孺皆知的遠古時代的政治傳說，但史書中開始有明確記載這件事的時候已是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期間時隔幾千年，對於它的真實性當時就有人懷疑，而且歷來說法不一。反對的意見一般有以下三種。
第一，畏勞說。
也就是「逃避勞動」的說法。有一些學者認為堯讓位於舜沒有那麼神聖，只不過是堯不想再操那份心了，想找個人承擔這份辛苦的職務罷了。
關於這個觀點，韓非有精闢的見解，他認為：堯在位之時，吃、住都很簡陋，屋頂的茅草不整齊，房子的椽梁不雕飾，吃的是粗糧，咽的是野菜，冬天裹著獸皮，夏天披著葛布。生活比普通人還不如。例如，舜之後的禹即位後，也沒有因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養尊處優，相反，他還經常親自參加勞動，結果大腿被磨得沒有成塊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沒有汗毛。所以，古代的讓天下，只不過是當權者想遠離奴隸般的辛苦，他們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這份辛苦留給自己的子孫後代。
《莊子》《高士傳》等書里就記載了堯讓位不成功的事件。事情是這樣的：
堯曾經想讓位於當時一個名叫許由的高士，許由不接受，逃避到箕山之下隱居起來。後來，堯知道了許由的行蹤，就派人召他當「九州長」，許由覺得這句話很臟，就跑到潁水之濱洗起耳朵。正洗著，另一個高士巢父牽牛來喝水。巢父問：「老兄，你在這裡洗什麼呀？」
「我洗耳朵。」
「洗耳朵！為什麼？」
「剛才堯派人來請我去做九州長，這麼髒的話，污染了我的耳朵，因而來洗一洗。」許由解釋道。
「哎呀，老兄，你只顧洗乾淨你的耳朵，卻沒有想到這麼髒的話洗到水裡，把水污染了，牛怎麼能喝呢？」巢父一邊埋怨，一邊氣惱地把牛牽到遠遠的上游去喝水了。
堯還曾想「讓天下」給州支父子，州支的父親推辭道：「我剛好得了憂鬱症，準備治病，哪有心情治理天下？」後來，舜又要把天下讓給善卷，善卷馬上拒絕了，而且還躲進深山老林里不見了蹤影。
這麼多人都不願意接受這慷慨的帝位賜予，看來這「禪讓」似乎並不如儒家渲染得那麼神聖莊嚴。
當然，根據史書的記載，「畏勞說」不並完全成立，至少不適用於堯讓位於舜。因為《史記》等史書中明確記載，堯起初想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丹朱，只是因為手下人反對而作罷。
第二，擁戴說。
荀子、孟子等人是這種說法的擁戴者，他們認為天子職位最高，權勢最大，堯不可能心甘情願地讓位。
那麼舜是怎樣獲得天下的呢？荀子說，他們是靠本身的道德來贏得人心的；孟子認為，那是靠上天的賜予和民眾的擁護。也就是說，不管堯禪讓與否，民眾和諸侯一起擁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後世只不過是粗淺地猜測和附會而已。後來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順利地登上了帝位。
這種說法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可以想像，舜早期的孝行讓他爭取到了來自朝野的廣泛認可。而後來三年的攝政，更讓他凝聚了人氣。這個時候，堯其實已經被架空了，而舜接位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沒有阻撓的「擁戴」，與幾千年後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幾乎如出一轍。
第三，篡奪說。
這種說法的可信度極高，是「擁戴說」的後續，許多人認為，舜是直截了當地從堯的人手中奪了權，根本不存在禪讓一說。
《史記》里有這樣的記載：舜登上帝位後，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堯在位時長期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的「八愷」、「八元」，歷史上叫做「舉十六相」——這顯然是扶植親信。與此同時，舜除掉了堯重用、信任的姒鯀、共工、三苗、驩兜，歷史上叫做「去四凶」。舜賜給「四凶」的醜惡的綽號和不同的罪狀是：
姒鯀——檮杌(罪狀：治水無功)
共工——窮奇(罪狀：淫辟)
三苗——饕餮(罪狀：不遵王命)
驩兜——混沌（罪狀沒有記載）
檮杌、窮奇、饕餮、混沌都是古時候出了名的猛獸，多用來比喻惡人。
其實事情明白得很，他們的罪名不值一提，只不過是舜排除異己的借口而已。經人事重新安排之後，已被架空了的堯，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這一觀點的事實，還有堯的結局。
堯讓位以後，本以為可以安享天年，因為他畢竟是舜的岳父。但當他交出權力後，舜並沒有放過他，而是將他流放（史書記載是出巡），死於途中。
然而，死在旅途還是幸運的，《竹書紀年》等史書則確定地指出，堯不是死於旅途，而是被舜放逐到堯城（山東鄄城西北七公里故偃朱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兒子隔絕，最後死在那裡。後來，舜還把堯的兒子流放到了丹水。因此《韓非子·說疑》篇里有這樣的感嘆：「古之所謂聖君明王，都不過是構黨羽，聚巷族，逼上弒君，以求其利也。」意思是：古代的那些所謂的聖明君王，都不過是拉幫結派，謀殺君主，來謀求個人私利罷了！有人問他原因，他清楚地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這些都是人臣弒君的典型例子。在此，一個「逼」字，就道出了堯舜禪讓的真相。
如果「篡奪說」成立的話，堯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死於謀殺的帝王，而且沉冤千古。
值得一提的是，舜的結果比堯要慘得多。
根據史料記載，舜晚年也學堯將政權禪讓給禹，然後起程南巡，那時候他已是近百歲高齡了，最後死於蒼梧之野，埋葬在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這個消息後，來到湖南一帶，悲痛地抱著竹子，放聲痛哭，眼淚滴到竹子上，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斑痕，後人稱這種竹子為「斑竹」，也叫「湘妃竹」。後來，兩姐妹不願苟活在這個世上，相繼投湘水自盡。
舜的結局看起來跟堯如出一轍，卻經不起推敲。試想，幾千年前的蒼梧一帶是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既非知名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沒有強鄰勁敵，交出權力的舜實在沒有南巡的理由。
再說，舜把首都建立在蒲坂，就是現在的山西永濟縣，與蒼梧相距數千里，根據當時的交通條件，需要幾年時間才有一個來回。這對於當時已近百歲高齡的舜來說，即使有心視察也沒有這個能力了。因此，舜南巡只有一個解釋，即他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去的。
堯舜禪讓的真相到底如何？他們那個年代的民風是否真的如此純樸，以至於出現堯甘心讓位的高尚舉動，今天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各種有限的史料看來，其中疑點重重，讓人難以輕信。 周公原來已稱王
周公是我國政治史、文化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也是周朝開國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因其封地在周，爵位為上公，所以稱為周公。
歷史上對周公旦的稱讚是至高無上的。
首先是因為他曾兩次幫助周武王東伐紂王，開創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業。武王建立周王朝後不久就去世了，由他的兒子成王繼位。由於周成王還未成年，周公擔心四方諸侯會趁機危害周王朝，於是留在朝中輔政。在輔政期間，周公毫無篡位之心，雖然受到許多人的猜疑，他還是兢兢業業為周室勞心勞力。當成王成年後，他毫無怨言地把政權還給成王，令人敬仰。
其次，周公在輔政期間實行了一系列政策，並製作禮樂，使天下大治。周公的這些政策將華夏民族的第一個文明社會形式推向了巔峰，為民族融合、政治統一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他所制定的「禮樂行政」，講究重倫理、輕逸樂、好儉樸、樂獻身的君子風度和集體精神，對我國民族文化傳統的形成，具有開山的意義。正因為此，司馬遷把周公作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來學習仿效；孔子的儒家學派則把他樹為後世為政者的典範，將他的人格奉為最高典範。
唐代詩人白居易有一首著名的《放言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此詩第一句說的就是周公沒有篡位之心，卻遭人誣陷之事。這些事迹在《史記》等正史中的有詳細的記載。然而，在另外一些史書中則明確地記載：周公曾經稱過王。
正史說：周公是個好大臣
《史記》等史書對周公攝政時的描述是這樣的：
周公旦在老爹姬昌在世時，比其他兄弟表現得更孝順，也更忠厚仁義。到哥哥武王即位後，周公又全力輔弼，武王九年東征盟津，以及十一年討伐殷紂，軍至牧野，周公都陪伴在武王左右，立下赫赫戰功。周朝建立後，武王大封功臣、同姓及親戚，周公被封於曲阜（今天的山東曲阜），稱魯公，但是周公沒有去自己的封國，而是留在朝廷輔政。
周公對哥哥武王非常愛護。武王戰勝殷紂的次年，正值統一天下的關鍵時刻，武王突然患重病。群臣恐懼，太公望和召公奭想占卜一下吉凶。周公說：「占卜可以，但不能讓我們的先王太為難。」於是，他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抵押，設立三個祭壇，捧璧持圭，向先祖太王、王季、文王之靈祈禱。又命史官作冊文祝告，大意是：如果三位先王欠上天一個兒子，請讓我代替周王發吧，我甘願替哥哥生病。我比周王發多才多藝，也更會侍奉鬼神。再說，周王發受命於天庭，如果讓他活著，不但能使你們的子孫在人世安定地生活，諸位先王也能永享奉祀。現在我要通過占卜聽命於先王，你們若能答應我的要求，我將會獻上圭璧，聽從你們的吩咐。你們若不答應，我就把圭璧收藏起來。」念完祝文後，他到三王祭壇前占卜，結果是吉象。史書說，第二天，武王「霍然痊癒」。占卜之事結束後，周公把冊文收進櫃中密封，告誡守櫃者不許泄露。
周武王去世後，他的兒子周成王繼位。成王當時還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看不起這個小王，發動動亂，於是就登位輔佐成王主持國家大權。
周公對國家、對成王簡直好得沒話說。有一次，成王病得厲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裡，對河神祈禱說：「成王還不懂事，有什麼錯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讓我死吧。」禱告完後，也把祝告冊文藏在秘府中。
史書還載，周公為了周王朝可謂鞠躬盡瘁。當他正洗頭時，剛好有賢人來拜訪，為了不怠慢天下賢人，他竟然握著還沒洗完的頭髮去見客；有時候恰逢吃飯時，他也好幾次把口中的食物吐出來，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賢士。這些事件就是成語「握髮吐哺」的來源，後用來比喻禮賢下士，求才殷切。
周王輔政時，周王朝剛剛建立，還面臨著許多不穩定因素，一方面商朝舊貴族們準備復辟；另一方面，周公輔政也引起了周室集團內部的矛盾。周公的另外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到處散布流言說：「周公將對成王不利。」就連姜尚、召公奭等賢臣也對他產生懷疑。周王室內鬨讓亡國的紂王之子武庚看到了機會，他趁機聯合管叔、蔡叔等人謀反。結果，在姜尚的幫助下，周公最終平定了動亂。
周公輔政七年後，成王已經長大成人，於是周公歸政於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這時候，有人在成王面前說周公有意篡位，成王有點相信。周公為了避嫌，逃到楚地。不久，成王翻閱庫府中收藏的文書，發現在自己生病時周公的禱辭，感動得眼淚直流，立即派人將周公迎回來。劇幕以皆大歡喜收場。
有人說：周公曾經稱王
雖然按照《左傳》《史記》《孟子》等主流史書的說法，周公只是「夾輔」或「相」成王，並無篡權的意思。但是，《禮記》《尚書》《荀子》《淮南子》《韓詩外傳》等史籍中卻有周公曾登上天子之位的句子。
近代人在對《尚書·大誥》和《尚書·康誥》進行多方考證後，也得出周公稱王的結論。《大誥》是周公討伐叛逆的三公之前所做的誥文，其中的第一人稱作「王」，而這個「王」稱周文王為「寧考」。由於「考」是對已故父親的稱呼，所以這個「王」只能是周文王的兒子周公，而不可能是文王的孫子成王。再看《尚書·康誥》。有一種說法認為，《康誥》是成王假借周公之口所做的誥文，如果是這樣，其中一句誥文就非常奇怪，這句話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這裡的「封」是指周公的同母弟弟康叔。問題是，如果其中的「王」是指成王，不可能稱自己的叔叔為弟弟。可見，這個「王」應該是周公。
以上這些史料都指出一個可能，即周公確實曾經身居王位，行使王權，並非僅僅為後世文獻所言，只是攝政。
那麼，周公為什麼要踐位稱王呢？
一個原因可能是為了安撫天下。武王死後，東方的平定大業還未完成，而當時成王幼弱，不足以擔此重任。周公或許是考慮到如果自己不即王位，則諸侯會欺負成王年幼而反叛，先王未竟的事業將要落空，自己無臉見九泉之下的先王，於是暫時踐位。屬不得已而為之。《尚書·金縢》中就記載，周公曾對召公奭和太公姜尚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意思就是「不掌握政權」。此外，武王在彌留之際，因為擔心年幼的兒子無力治國，也曾有過傳位周公的想法，但是周公表現得誠惶誠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上面這些記載表明周公本沒有篡位的想法。
另一個原因可能就是篡位。有一些記載顯示了這種可能性。先秦學者荀況在他的《荀子·儒效》中寫道：「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偃然如固有之」。有學者認為這句應解釋為：周公廢除成王以繼接武王的天下，並且就像江山原本就是他的。這看起來就是篡位。
《史記》中也有記載，當時外界盛傳周公篡位，召公、太公也表示懷疑，於是周公向二人進行解釋。召公、太公都是當時的大賢人，當然也是非常聰明的人，肯定不會人云亦云，無來由地懷疑周公。再說，管叔、蔡叔作為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兄弟，不太可能因為莫須有的猜測而被前朝餘孽所策反，起而反周。以上種種或許可以說明，周公至少有過篡位的打算。周公後來之所以還政成王，是因為事態的發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
往事已矣，周公到底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還是有篡位的野心，耍盡陰謀詭計而不能得逞呢？這個問題已很難找到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周公對中國大一統作出過不朽的貢獻，在王權至上的社會裡，有能者居上位也並非是壞事。
紂王是商朝的亡國之君，他的名字並不叫紂，他的正式名字叫子辛，也叫帝辛。「紂」是後人硬加在他頭上的醜惡謚號，「殘義損善曰紂」，也就是指兇惡不義的意思。
在中國歷史上，商紂王和夏朝的亡國之君桀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詞，我們多數人也都傳承著這個觀點。然而，歷史上為紂王翻案的聲音一直沒有斷過。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貢就為紂王平過反，他說紂王的罪行不像史書所言那樣誇張。清朝李慈銘也說，紂王的罪行比起後世的暴君，算不得什麼。此外，毛澤東也為商紂王翻過案，他曾多次說過：「殷紂王很有本事，是個能文能武的人，後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甚至有一位教授偏激地稱：商紂王是一位文武雙全、功勛卓著的帝王，被冠以「暴君」稱號兩千多年，是歷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的確，通過對歷史資料的梳理髮現，紂王雖稱不上功勛卓著，但將紂王的昏庸和殘暴說成是史上之「最」，也是不合理的。
紂王的六宗罪
《尚書》記載，周武王伐紂時，有兩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書》中的《秦誓》和《牧誓》，其中開列了紂王的六條罪狀：近女色，喜淫聲，不敬鬼神，荒於國政，耽於飲酒，殺害忠臣。
紂王喜歡的美女，其中最有名的是妲己。史料和傳說都認為，紂王對妲己言聽計從，後來的惡事都是在妲己的攛掇下做的。在《封神榜》之類的神話小說中，妲己被描述成狐狸精附體，是一個陷害忠良、攪亂江山、荒淫風騷的「禍水」。
紂王的荒淫表現在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然後讓男女裸體在肉林之間穿梭，他在旁邊看著取樂。「酒池肉林」這個典故就來自於商紂王。
紂王還極度殘忍，有兩件事情為他留下千古惡名。
第一個，發明了炮烙之刑，即在一個空心（或不空的）銅柱底下架上柴火燒，令犯人行走在銅柱上，然後墮入火中活活燒死。這個酷刑是怎麼來的呢？相傳紂王和妲己在森林裡郊遊，恰逢陣雨過後，有一棵樹被雷劈倒還在燃燒，但奇怪的是，卻有很多螞蟻從樹的一端爬到另一端，受不了燙的螞蟻便從樹榦上掉入火中。紂王只覺得螞蟻笨，沒什麼好看的，妲己卻從這一現象里想出了慘絕人寰的炮烙之刑。所以也有妲己發明這一酷刑的說法。
第二個，剖心殺比干。比干是商紂王的叔父，忠直敢言，屢屢勸諫紂王。次數多了，商紂王動了殺機，有一次，比干又一次勸諫時，紂王說：「你自以為是聖人。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把他的心掏出來，讓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於是活剖比干，比干大罵而死。由於紂王昏庸至此，他身邊很多大臣紛紛離開他。
不敬鬼神，這一罪名在今天看起來似乎不足以為罪名，但在當時，商人頗重迷信，敬鬼神是道德問題，任何重大舉措，都要求神問卜。紂王的一個太師帶著祭器投奔了周。古人看來，祭祀的禮器是神聖的，禮器丟了，這個國家也差不多完了。
在《封神榜》中，紂王不敬鬼神的事件更具體。有一次紂王去女媧娘娘廟祭祀，見娘娘的塑像美貌非常，於是在牆上提了一首輕薄之詩，結果惹惱了娘娘。於是，娘娘派出以狐狸精為首的三個妖精迷惑紂王，斷了商朝的江山。
為紂王說句公道話
直到20世紀初，關於紂王的歷史多數都是根據《尚書》中的記載編寫的。後來，隨著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們對紂王有了接近真實面貌的評估。
首先，妲己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蘇氏之女，而有蘇氏一族在商朝並未得勢。紂王晚年熱衷色、食是實，虐殺比干也確有記載，但把這些歸因於妲己，明顯不實。妲己的惡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實紂王「唯婦人之言是聽」的罪名。
其次，根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商紂王廣聞博見，知識淵博，思維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無窮，可以徒手和野獸搏鬥，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或許正是由於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辯，所以他不願意聽取臣子的忠言。這一點與隋朝的亡國之君隋煬帝楊廣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東漢王充在《論衡》中也明確表示，世間對紂王殘暴的傳說有誇大之嫌。
更奇怪的是，紂王的罪狀跟夏王朝亡國之君桀的罪狀如出一轍。當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過，炮烙酷刑是夏桀發明的，這在史書中已登記在案，後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紂王身上，顯然是宣傳家們一時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這一漏洞推論，紂王的「罪行」會不會很大一部分是後人硬加給他的？說不準。中國向有「勝者王侯敗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說法和做法，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後朝之君與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後朝之君不會給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揚，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這樣的人，為了自己的顏面也篡改了歷史。能夠不給前朝之君抹黑，已經十分難得，客觀公正的評價更是庶幾難求。
況且，中國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國王姬胡時期，才進入信史時代（即文字記載獲得妥善的保存的時期），那麼，處於半信史時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實在難以估計。
縱使紂王的罪行都是事實，跟後代的君王比起來，似乎也稱不上暴虐荒淫」得後無來者。遠的不說，就說被後世視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紂王已自焚身亡之後，還要砍下他的腦袋懸掛在白旗上，同時還割下紂王的兩個妃子蘇妲己和有莘氏的腦袋示眾，其手段之殘忍已不輸於紂王。
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在《論語》第十九章「子張篇」里，提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意見：「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說，紂王的不好，並不像後世所說的那麼嚴重。子貢是公認的七十二賢人之一，他的話明白地載在儒家經典中，應該不是隨便亂說的。
子貢以後的數千年間，雖然「大一統」的文化氛圍使得真知不能廣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後來者。宋朝的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認為：紂王建宮室，營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惡，與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轍，桀紂不分，這些都是史學家的惡意模仿。另一個宋朝學者李慈銘也認為，僅就史料而言，紂王的主要罪行不過是殺比干、囚箕子、寵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與後世的暴君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韓非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有過一段關於費仲勸告紂王的記載。費仲對紂王說：「西伯昌賢良，百姓都擁戴他，諸侯都依附他，必須把他殺掉，否則一定會成為殷商的禍害。」商紂王說：「你既然說他是一個賢良的諸侯，怎麼可以殺呢？」費仲說：「帽子雖然破舊，必定是戴在頭上；鞋子雖然華美，一定踩在地上。現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實行仁政，人們都歸向他。終究會成為天下禍患的，難道不是西伯昌嗎？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賢能為君主效忠，這樣的臣子就非殺不可。況且君主誅殺臣下哪用得著那麼多理由？」商紂王說：「仁義，是君上用來勸勉下面的人的。現在西伯昌是個好行仁義的人，殺他不合適。」費仲三次勸說，商紂王都不採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據《史記》記載，他繼任西伯以後，遵循西周祖上賢者遺留下來的法度，敬老慈少，禮敬賢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來不及吃上一頓飯，很得當時人的愛戴。作為一個新生代中的翹楚，自然吸引了許多賢人，當時一些對商王朝心懷不滿的人如伯夷、叔齊、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後來，一個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紂王進讒，騙得紂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來。上面所引韓非子的這段記載，當是發生在西伯被囚以後。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紂王儘管聽取了崇侯虎的進言，但在大事上還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沒有聽信費仲的建議，像夏桀殺關龍逄那樣殺了西伯昌。僅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就不能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昏君、暴君。
客觀地來看商紂王，這個帝王當然荒淫、暴虐、殘酷，但也做了一點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他開拓了山東、淮河下游和長江流域。當時這些地區生產力低下，小部落還處在原始社會，正向中原地區伸展，紂王的祖父、父親都在步步退讓。直到紂王時期，組織大規模軍隊與之對抗，最終平定東夷，打到長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隨之傳播到淮河下游和長江流域一帶，這為後來中國形成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創造了先決條件。然而，開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國力，就要徵兵，就會導致民怨沸騰，這是商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商朝滅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無法消化，結果被周武王乘虛而入，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國。
由此可見，紂王在歷史上是個暴君、昏君，但有過也有功。
「盡信書不如無書」，面對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書還是多提幾個疑問，從不同的角度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比較好。過去，將紂王說得「暴虐荒淫」是一種極端，如若只看見其功勛卓著，將是另一個極端。
不過，不管是否全面真實地看待這些帝王將相，都不能完全洗脫他們的罪惡，在極權統治之下，帝王將相之間的差別只在罪惡的多少，而不是有無罪惡。 秦始皇曾打算禪讓，「焚書坑儒」另有隱情秦始皇一直為後人詬罵，甚至連長相也被描述得極其陰險——「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這種長相可能跟他少年時期在趙國顛沛流離，營養不良有關。秦始皇被世人誤解的，不只是他的長相而已，還有他的真實為人。
秦始皇曾有「禪讓」的念頭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改用新的帝號，自稱始皇帝，並規定繼任者稱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這是《史記》所記載的。但是自西漢起，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起初秦始皇曾經有過要用禪讓制傳位的念頭。這似乎與人們心目中乖張、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邊。然而，近現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這個說法，因為確實有史料顯示了蛛絲馬跡。
西漢劉向所著《說苑·至公》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召集群臣商議國家政權交接的事，他說：「古代有五帝禪讓，又有三王代代相傳，你們認為哪一種更好？我想採用最好的方法。」在場的博士都不說話，只有鮑白令之回答說：「如果以天下為公，就會禪位給賢能者；如果把天下當私家財產，則會在家族內代代相傳。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為公，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嘆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將讓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誰能接替我呢？」鮑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說：「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紂之道，卻想學五帝讓位於賢者，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泰始皇帝聞聽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憑什麼說我行桀、紂之道？如果說得通則罷了，如果說不通你就別想活了。」令之不緊不慢地說：「陛下你大興土木，後宮女人數百，倡優過千。為了自己的享受，耗盡天下民力。你還偏駁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還說自己的功德壓過一切君主。以你這樣的德性怎麼能和五帝比，你又怎麼有資格管天下呢？」一席話說得始皇面有慚色，過了很久才說：「令之所言，是讓我當眾出醜啊。」於是罷謀，自此再也不提禪讓了。
在上面這段話中，秦始皇起初自比於五帝，打算仿效他們以禪讓的形式傳遞王位。「五帝」在歷史上有三種常見說法，一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見《世本》；第二種說法是太白皋、炎帝、黃帝、少白皋、顓頊——見《禮記·月令》；第三種說法是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見孔安國《尚書序》。三皇五帝在歷史上被奉為德性的最高典範，當時參加會議的博士們可能都認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說，於是集體沉默，只有鮑白令之出言將秦始皇斥責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來的想法而「無禪意」。
對於《說苑》中的這段記載，過去人們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為人們對《史記》的絕對信任。此事在《史記》中沒有記載，而《史記》不記的內容，後世學者們往往會不予以承認。再說，說那個赫赫有名的專制暴君秦始皇有禪讓思想，像是天方夜譚。所以《說苑·至公》的這段材料，長期以來沒有受到人們重視。
然而，我們若將《說苑》中的這段資料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有關內容相對照的話，就可以發現，兩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當時的客觀事實，此事也是可能發生的。
首先是博士議政的說法一致。
秦始皇時期曾設置很多博士官以充當顧問。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實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們或臣僚們加以討論，最後由秦始皇斟酌參考，決定是否執行。用什麼方式傳王位是有關秦王朝當局加強政權建設、鞏固統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們來議論—番。這一點在《說苑》和《史記》中都有記載。只是接下來，兩本書有了分歧，《說苑》提出「禪讓」的說法，但沒有了下文，而《史記》則根本沒有「禪讓」的記載。聯繫到秦始皇后來「二世、三世，乃至萬世」的打算，人們選擇相信《史記》。不過，看歷史不應該只看一家所言。《史記》本身孤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為評判其他史書的標準難免有失偏頗。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也讓後人對《說苑》的記載產生懷疑，那就是，《說苑》的作者劉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禪讓」篡位的。當時劉向為了給王莽篡位造勢，不惜篡改前史，特意製造了新五行學說，這種行為難免讓後人對他的人品產生質疑，也會自然地想到劉向這段文字是為王莽造勢用的。
實際上，秦始皇有禪讓思想是有可能的。戰國時曾一度流行「讓賢」說，很多人不但深信堯舜禪讓是真事，而且還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讓位給惠施、秦孝公想要讓位給商鞅，燕王噲則是真真實實地讓位給予之。雖說「禪讓」之說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國向來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統治者也難免受到影響。
秦始皇成功地統一全國，認為自己的功德足以壓倒一切帝王，應該與堯、舜等古聖賢王在一個高度，所以極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禪讓的舉動，以顯揚美名。這或許只是作秀，卻是有可能發生的。劉向雖然有過劣跡，但《說苑》中的記載也不可能完成是無中生有的荒誕之說。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苑·至公》中這篇記載可以作為《史記》的補充資料，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史料。
那麼，如此有參考價值且甚為重要的材料為什麼會長期被人們忽視和否認呢？總結一下，應該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堯舜歷來是人君的典範，而秦始皇則向來是被唾罵的暴君，特別是在西漢初期，人們對秦始皇的殘暴、苛政耳聞目見，認為秦始皇不配與堯舜相提並論，因此不願意講述秦始皇欲仿堯舜行禪讓這件事，史料難免不完善。司馬遷是漢初人，一來不能免俗，二來作為治史嚴謹的他，在資料不確定的情況下，不記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們對《史記》的可靠性過分迷信。作為正史之首的《史記》，其內容往往是史家們、學者們考證史事和研究歷史問題的權威性材料。漢代一流學者、史學家班固在所著的《漢書·司馬遷傳》中評價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基本上是學術界評價《史記》的主流態度。再加上有關秦始皇的事迹多見於《史記》，其他的書籍記載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記》中這部分內容成了人們心目中的最高標準。
其三，人們對《說苑》的史料價值認識不夠。《說苑》—般被看做是雜史，其史料價值及學術地位大大低於《史記》。但這並不能說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為與《史記》相左就完全摒棄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頗多，司馬遷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遺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識地不記，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說苑》是劉向根據朝廷秘藏檔案、書籍寫成，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已散佚，只在《說苑》中保留了一點遺文瑣語。從這方面講，《說苑》的確值得珍視了。再者說，劉向所處的西漢與秦始皇時代相距不遠，西漢人所記述的秦始皇事迹該不會有太大的走樣與訛誤。加上西漢後期的人對秦始皇已不像漢初人那樣憎恨，不會排斥在一定的場合下提及並且認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質的行為。劉向或許正是掌握了這則資料，並且在編撰《說苑》時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過禪讓嗎？《說苑》中的內容是司馬遷寫史時所遺漏或有意不用的內容嗎？由於還沒有更多的證據加以論證，還無法確定最終的答案，但是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應該給秦始皇的人品作一個新的評價，所謂的專制暴君竟還有如此深明大義的事迹。
只「焚書」未「坑儒」
對於秦始皇的為人，無論是貶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個共識，即這位始皇帝統一中國之後「焚書坑儒」，大開殺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對於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事件，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秦始皇並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術士。那麼，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麼人呢？
關於「焚書坑儒」，《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秦始皇建立政權以後，視天下蒼生為芻狗，貪婪暴虐，濫施刑罰，弄得民不聊生。特別是他為了控制思想，聽從丞相李斯的建議，盡燒天下之書，引起了讀書人的強烈不滿。
當時有兩個為始皇求長生藥的人，一個姓侯，一個姓盧，兩個人私下議論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因為滅了諸侯，統一了天下，就以為自古以來的聖賢誰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聽不到批評之聲，日益驕橫；官員們為了討好他，只能戰戰兢兢地說謊欺瞞。他還頒布法律，規定方士之術不靈就要被處死。如今大家因為畏懼，誰也不敢指出始皇之過，致使天下之事無論大小皆取決於皇帝。他竟然還用秤來稱量大臣們的上疏，如果大臣們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簡）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讓休息。像這種貪權專斷的人，我們不能為他求長生不死之葯。」
於是，二人腳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聽說此事後勃然大怒，又因為有人舉報咸陽的諸生中有人妖言惑眾，擾亂老百姓的思想，於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讀書人，並且嚴刑拷打，令其互相檢舉揭發，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牽連進來。秦始皇一聲令下，這四百多號人遂被活埋於咸陽。這就是發生於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關於坑儒之事還有一種說法：由於秦始皇把文字統一為大篆和隸字，引起國人的誹謗怨恨。考慮到識字最多的是儒生，為了防止他們帶著天下人鬧事，秦始皇決定對儒生下手。他先是廣召儒士書生到咸陽當郎官，共召到七百餘人，然後密令親信在驪山硎谷的溫暖向陽之處種瓜。瓜成熟之時正值冬天，他又指使人上奏：「驪山竟然冬天長出瓜來了！」秦始皇假裝不相信，令諸生前去察看。諸生到谷中之後，正在辯論不休之時，忽然四面土石俱下，所有的人都被壓死了。
驪山硎谷後來又叫「坑儒谷」，在漢代，這裡叫「愍儒鄉」。有人考證，坑儒谷在今陝西省臨潼西南部五里處，是一個狹長幽深的山谷，地況很符合這個記載。
「驪山坑儒」說僅見於東漢初年衛宏作的《詔定古文尚書序》，而且也沒有註明出處。因此有人認為，驪山坑儒其實就是咸陽坑儒的誤記。但是，衛宏是東漢光武帝劉秀時期的著名學者，治學嚴謹，以他的治學態度，應該不會出現如此大的差錯。況且，《史記》記載的秦始皇咸陽坑生，與衛宏所記驪山坑儒在地點、人數、坑埋方式上都不同。所以，有人認為，如果衛宏和司馬遷的記載都是真的，那麼秦始皇至少坑過二次儒。
需要注意的是，《史記》中提到這段時，用的是「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西漢初年的典籍中，此時距秦始皇死後已經一百多年。
西漢始元六年(前81年)，漢武帝的財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發表了一通宏論，大意是，儒生們只知夸夸其談而不切實際，表裡不一，就像那些雞鳴狗盜之徒一樣，自古以來就是禍害。魯國國君將孔丘驅逐，棄之不用，就因為他首鼠兩端，貌似圓滑其實迂腐，並沒有切合實際的主張。基於同樣的道理，秦始皇才燒掉儒生們的著作而使其言論不得傳播，寧願將他們活埋也不任用。（見《鹽鐵論》）之後，劉向在《戰國策序錄》中明確地提出秦始皇「坑殺儒士」。此後，《史記》中所說的「諸生」漸漸演變成「儒生」。
魏晉時期，偽書《古文尚書》中有篇「孔安國序」，序中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這大概是「焚書坑儒」一詞的最早出處。這一說法被後世廣泛引用，流傳至今。
還原真相
先來說「焚書」。
焚書源於周青臣與淳于越的一段論爭。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為了慶賀秦王朝修築長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陽皇宮裡大宴群臣。
有一個名叫周青臣的僕射借給皇帝敬酒的機會稱頌始皇說：「以前，秦國很小，地不過千里，虧得陛下你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接著，他又大讚郡縣制，說秦始皇改諸侯分封製為郡縣制，使國家無戰爭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從古至今沒人能比。
周青臣的話雖然不無阿諛奉承的成分，但陳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實。不料，卻引起了一個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滿。
淳于越一向主張厚古薄今，認為古代的東西都是好的，當代的東西都是不好的。當他聽周青臣讚美郡縣制，貶低分封制時，奮然而起說：「我聽說商周時代都因分封子弟而傳國近千年，因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讓他們與國君互相照應。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卻不分封子弟以作呼應，倘若出現像篡奪齊國政權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將何以應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這一點，反倒當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與周青臣並無過節，這場爭論純屬觀點之爭，也有文人相輕的味道，本不應該產生什麼實質的後果。不料此時丞相李斯卻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李斯說：「三皇五帝治國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這是因為他們能根據天下大勢，來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來舉例，這值得去效法嗎？那時候諸侯相爭，大家都想招徠天下的讀書人，現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國，老百姓致力農工業，知識分子要學習法律，這才是正道。現在這些儒生不從當下出發，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說現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勸皇上：過去天下大亂，各執一詞，才有諸侯並起，都借著古代說事兒，花言巧語沒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亂七八糟的學術，而不是國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統一天下，應該統一思想……臣請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寫的歷史都燒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職責，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都讓地方官燒毀……」
李斯啰里啰嗦說了許多，中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應當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為此，他建議燒書，而且要以嚴厲的措施去執行。
注意，李斯要燒的是「秦紀」以外的歷史著作，並沒有建議秦始皇連儒家的《詩經》《書經》以及諸子百家的書全部都燒掉。
另外，在《史記·李斯傳》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馬遷轉引李斯的話說：「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李斯對於那些詩書百家語，僅用了一個「去」字，並沒有肯定地要「燒」。緊接著這段話還有一句：「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注意這裡是「收」而不是「燒」。
結合以上三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詩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並沒有燒，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權和相應的政府官員收藏，目的是為了「愚百姓」，而不是為了損毀。
《史記·蕭相國世家》中的一段記載也可以證明秦始皇並沒有燒書。這種記載是：「何(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意思是說，當初劉邦軍隊攻下咸陽城後，蕭何先行沒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圖書；後來，劉邦坐了天下後，從這些圖書中獲得了天下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等等資料。
從這段話中中不難看出，秦始皇只不過下令收繳民間圖書，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並沒有將它們燒了，至少沒有全燒了。否則，蕭何收什麼？漢代又怎麼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為二，對於「燒盡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其實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書都燒了，上層建築也就全完了，統治的基礎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動搖，他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
如果說「焚書」不是燒盡所有的書，那麼，「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殺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緣起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這一天，嬴政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眾。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抬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別是李斯和馮去疾，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個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泄露了出去。
幾天以後，秦始皇不知道如何聽說了此事，於是大起詔獄，把當時在身旁的中貴人全部處死，弄得人人自危。隨後就發生了侯生和盧生逃跑，四百多人被遷怒而喪命的事。
這殺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麼人呢？自西漢以後，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是儒生。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敘及這段史實，原文是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術士不等同於儒生。術士者，方士也，是我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如秦始皇時「入海求仙」的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見李夫人的齊人少翁，等等。
再者說，騙秦始皇錢財「以巨萬計」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誹謗秦始皇並逃跑的侯生、盧生，秦始皇為什麼要拿儒生泄憤呢？退一步說，即使侯生、盧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會放過騙走他錢財的方術之士而單單去懲治儒生。換言之，根本沒有證據證明秦始皇當年坑殺的都是儒生。
人們之所以認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個理由是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稱所坑者為「生」，而司馬遷在《史記》索引中的說「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實，這明顯是斷章取義，因為漢代以前，方術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記》中有載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術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況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後才出現的說法，於是有人認為，「坑儒」應是西漢文人出於對秦始皇暴政的憤怒，而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如章太炎、顧頡剛等人，就認為秦始皇並沒有坑過儒，他坑的其實是「方士」。
至於「驪山坑儒」的歷史記載，由於是個孤證，所以尚不能作為定論。
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雖然論證了秦始皇並沒有專門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據《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秦始皇「焚書坑生」之後，其長子扶蘇諫道：「如今天下初定，遠方的人民未必心服。這些儒生（原文是「諸生」）都是學習孔子的，陛下這麼嚴厲地懲罰他們，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懼不安。請皇上明察。」秦始皇聞諫大怒，把扶蘇趕到遙遠的北方邊境，讓他當蒙恬的監軍去了。此舉，導致了後來的沙丘之變。
司馬遷在記載秦始皇咸陽坑生一事時，只是籠統地說「諸生」或者「術士」，扶蘇在進諫時，則把「諸生」的意思解釋得非常明白：「諸生皆誦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孫自然就是儒生。
為什麼同一本書記述如此混亂呢？可能是因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處求仙藥，於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進術士的隊伍，本想藉此博取功名利祿，不想卻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馬遷才說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另外，方術之士多數也是讀書人，可算是准儒生。更何況，一旦殺戮就可能傷及無辜，這些被坑的「生」中難免會有一些被錯殺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為對秦王朝的打擊是巨大的。在司馬遷看來，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對當時人們研習「六藝」是個致命打擊。陳勝吳廣起義之時，山東一帶的儒生毅然參加義軍，孔子的八代孫孔鮒還做了陳勝的博士，後來與陳勝一起遇難。陳勝能夠在一個月內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這些儒生功不可沒。
按理說，儒生應該是最維護君臣綱紀的一批人，此時卻紛紛跟隨陳勝造反，一方面或許是因為「焚詩書」式的文化專制政策剝奪了他們進行學術研究的權利，使他們無以為生，忍無可忍之下走上武裝反抗之路。同時也應該與一部分儒生被殺有關。試想，假如秦始皇坑殺的都是些裝神弄鬼、招搖撞騙的方術之士，不會對儒生們產生那麼沉重的打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也不會那麼惡劣。
綜合上述各點，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秦始皇焚過書，但並非盡毀；發生咸陽的坑「生」事件，其矛頭主要指向方術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秦始皇並非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蠻橫無理，他所作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些真實存在的事情雖然不能抹去，但通過揭示其背後的真相，可以幫助我們後人看清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希望世人對秦始皇的誤解由此篇開始化解。 項羽沒燒過阿房宮 傳說中秦始皇愛上過一個美麗的民間女子，芳名阿房，但這段美麗的愛情終究沒有換來美麗的結局，為了紀念這位他深愛過的女子，秦始皇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極度奢華的阿房宮。數十年後，楚霸王項羽入關推翻秦朝暴政，聽說愛妾虞姬被擒，一時惱怒，竟一把火燒掉阿房宮，大火燒了整整三個月，方圓百里盡成灰燼。「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宮賦》成了項羽一把火燒了阿房宮的證據。《史記》上似乎也說得明確：「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寢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然而，項羽真的燒了富麗堂皇的阿房宮了嗎？抑或只是歷史學家的一廂情願的想像呢？這段眾人皆知的火燒阿房宮歷史，直到兩千年後才有了逆轉性的結論。
驚人的考古發現
阿房宮建於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位置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它位於今陝西西安市以西十三公里處，與秦都咸陽隔渭河相望。阿房宮的工程非常浩大，秦始皇在位時只建成一座前殿。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光這座前殿的規模就大得驚人，「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秦始皇死後，秦二世胡亥繼續修建。唐代詩人杜牧的《阿房宮賦》中寫道：「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足見阿房宮之宏大。
按照今天的度量計算，阿房宮佔地面積達八萬平方米，容納萬人自然綽綽有餘了。相傳，阿房宮大小殿堂七百餘所，一天之中，各殿的氣候都不盡相同。宮中珍寶堆積如山，美女成千上萬。如今，在陝西西安西郊三橋鎮以南，還保存著面積約六十萬平方米的阿房宮遺址。可見，阿房宮宮殿之多、建築面積之廣、規模之宏大，它是世界建築史上無與倫比的宮殿建築。
2002年，中國考古工作者組建了阿房宮考古工作隊，他們試圖從這座被累累黃土塵封了兩千多年的遺迹中，找到那一片被大火焚毀的宮殿。然而，挖掘的結果卻出乎人們的意料——阿房宮並沒有被火燒的痕迹！
會不會因為兩千多年過去了，無數次風霜雨雪的侵襲，已經把大火留下的痕迹抹去了呢？不是。有例子作參考。漢代長樂宮曾經是西漢首都長安城中最為華美的宮殿之一，是漢武帝母親的居所。相傳兩千多年前，年幼的阿嬌就在這裡遇到了同樣年幼的漢武帝劉徹，成就了「金屋藏嬌」這段千古佳話。東漢末年，長樂宮被焚毀，火燒過的痕迹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阿房宮與漢代長樂宮的建築年代相差並不遙遠，如果同樣是被燒毀，為什麼看起來如此不同呢？只能有一個可能：阿房宮並未被項羽燒毀。
「阿房宮根本就沒有被燒過」，這一論點引發了中國考古界的爭論。有人指出：是不是考古隊把地點搞錯了。考古隊認為沒有錯。根據史書記載，為了修建阿房宮，秦始皇曾經請來眾多術士，尋找咸陽附近的風水寶地，最後他認為在周朝兩個都城之間的地方最為合適。考古隊發掘的位置正在此範圍內，而這個地點也是前人廣泛認可的。
《史記》錯了？
如果承認阿房宮沒有被燒過，那麼是不是千百年來一直被奉為最佳歷史典籍的《史記》錯了？這種可能是有的。當初人們破譯殷商歷史的時候，也碰到過相似的情況。據《史記》記載，殷商擁有近千年的統治，這使它成為歷史上最長壽的王朝。然而根據人們的考古發現，商滅亡的時代比司馬遷所記述的早得多，這其中的謬誤足足有五百多年。
這一次在阿房宮的問題上，《史記》會不會也發生了錯誤呢？
經過仔細分析史料，發現《史記》中並沒有記載項羽放火焚燒阿房宮，而是說項羽火燒秦都咸陽的宮殿建築。《史記·項羽本紀》中說：「（項羽）遂屠咸陽，燒其宮室……」、「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這一記載已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也就是說，《史記》中所說的「宮室」，是被火燒過的秦都咸陽宮和其他秦朝宮室，而不是地處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宮。是後人誤會，把它說成是阿房宮。
明確地提出阿房宮被大火焚毀過的人，最著名的要算唐代的大詩人杜牧，今天的人們堅持說考古隊有誤的結論，也多是以他的《阿房宮賦》為依據。有人認為，杜牧是個文學家，他虛構出火燒阿房宮的事件，或許是為了達到以古諷今的目的。不過，僅以杜牧是文學家為理由，就證實考古隊的觀點，顯然也是不夠的。所以項羽是否燒過阿房宮還有待考證。
爭論雖然還存在，但到了2004年初，考古界已基本一致認為「阿房宮沒有燒過」。
既然都說阿房宮沒燒，那讓人費解的是，項羽既然燒了咸陽宮，兵馬俑等秦代瑰寶，又為什麼會獨獨放過阿房宮呢？考古隊拋出爆炸性的觀點——阿房宮根本就沒有建成！因為考古中發現了三個疑點。
疑點一：2003年底，阿房宮考古隊在阿房宮遺址的北牆上發現了大量的漢代瓦片。漢代的東西為什麼會出現在秦代的建築上呢？難道阿房宮一直沿用到漢代，這些瓦片是修繕時所為嗎？
疑點二：阿房宮前殿遺址是迄今所知中國乃至世界古代歷史上，規模最宏大的宮殿夯土台基基址。僅就前殿五十四萬多平方米的台基來看，這樣規模的建築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從秦始皇晚期至秦二世，再到秦王子嬰的全部政治活動，都是在咸陽宮或望夷宮舉行的，而從未提到過阿房宮。
疑點三：阿房宮存在與否的鐵證只能是當時的文字記述或實物。然而，迄今沒發現任何實物例證。如果宮殿建成，無論怎樣焚毀，都應像秦咸陽宮遺址那樣，有一米多厚的瓦礫堆積遺存，而阿房宮遺址沒有。況且，如果宮殿建成，金銀財寶會被洗劫，怎麼可能連一個破碗都沒有遺存呢？
同時，文獻資料也透露出阿房宮並沒有建成的信息。《史記》里說：秦二世即位時，阿房宮「室堂未就」，因始皇崩，阿房宮被迫停工，將七十萬勞力全趕去修秦陵。等到這年四月「復作阿房宮」，七月陳勝吳廣就起義了。如此短的時間內顯然建不成阿房宮。
至於杜牧那篇聲情並茂的《阿房宮賦》，考古隊認為，那可能是他根據生平所見過的宮殿想像出來的。而明代以後出現的阿房宮圖，則是以杜牧的想像為基礎的。
事實上，歷史上早就有人指出過阿房宮前殿沒有建成，關於其規模的描述都是圖紙上而非實際上的。南宋程大昌就在《雍錄》中寫道：「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後兩句的意思是：那是設計的模型，希望達到這種樣子，事實上並沒有付諸實施。可惜的是，這種聲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至此，我們可以大膽地斷定，在歷史之中，阿房宮沒有建成，更沒有被燒毀過，它只是秦始皇一個未竟的夢想。雖然它在歷史上未曾建成，但那個前所未有的美麗與奢華的設計夢想，讓它獲得了「天下第一宮」的盛名，同時也讓它成為一座罵名昭著的宮殿。阿房宮作為一個歷史概念，早已深入人心。
如果阿房宮沒有存在過，那麼，後人給項羽安了一個「火燒阿房宮」的莫須有的罪名，確實是冤枉了這個在歷史上享有盛譽的一代霸王！ 韓信並沒有謀反在楚漢相爭的歷史大決戰中，韓信叱吒風雲、縱橫捭闔，譜就了輝煌的歷史篇章。然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位曠世名將，最終因「謀反」之罪橫遭殺戮，死非其所，實堪哀傷。正如唐代詩人劉禹錫在瞻仰韓信廟時的感慨：「將略兵機命世雄，倉皇鍾室嘆良弓！」
古往今來，許多人認為韓信並未謀反，這是劉邦、呂后製造的一大冤案，是謀殺。那麼，韓信是謀反還是被謀殺？又是如何被謀殺的呢？
社會經驗等於零
韓信是西漢開國功臣，其軍事才能在太史公如椽巨筆的描述下，早已為世人熟知。作為軍事家，韓信是繼孫武、白起之後，最為卓越的軍事將領，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用兵，是中國戰爭史上最善於靈活用兵的軍事家。他出神入化的軍事指揮藝術，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的軍事典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背水為營」「拔幟易幟」「半渡而擊」「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而他指揮的陳倉之戰、安邑之戰、井陘之戰、濰水之戰、垓下之戰等一系列重大戰役都是戰爭史上的傑作；作為戰略家，他在拜將時的言論，成為楚漢戰爭勝利的根本方略；作為統帥，他自出山起，「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見《史記》），天下莫敢與之爭鋒，其卓著戰績堪稱軍事史上的奇觀。
然而，韓信雖然是個軍事天才，但他在政治鬥爭上幾乎等同於白痴。
韓信早早喪了雙親，家道貧寒，因生計無著，常食不果腹。曾「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就是去蹭飯，甚至蹭到一位以洗衣服為生的老婦人漂母那裡。結果亭長家討厭他，每次都故意提前吃飯時間，讓韓信撲個空。漂母起初一直給他飯吃，最終也忍不住批評他無所作為。
他還時常遭到同鄉地痞流氓的欺辱。韓信之所以總被流氓欺負，雖與他孤苦無依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太特立獨行了。韓信從小熟讀兵書，學成後總覺得自己是大將之才，常常挎著把劍四處招搖。這種特立獨行的裝扮難免會讓那群流氓產生好奇，不免想試試他是否與他的那副很酷的裝扮相符。韓信兵書讀得多，體力難免不及鄉民，更流行的說法是，韓信不屑於與宵小之輩爭鬥而誤了大志，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信鑽了一個流氓的褲襠，後人稱之為「胯下之辱」。
項羽與劉邦紛紛揭竿而起反秦後，韓信先是投奔了項羽，項羽並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軍事天才，只讓他當了一個小小的糧庫站長。韓信當然認為自己的才能不至於干這個，於是又跑去了劉邦那裡。結果，劉邦也沒有看上他。倒是劉邦手下的蕭何發現此人是個天才，多次向劉邦舉薦，劉邦勉強給了他個小官做。
楚漢戰爭前期，劉邦總是失敗，漢軍中的許多人不看好他，都逃跑了。韓信也逃跑了，卻被蕭何追了回來。「蕭何月下追韓信」講的就是這段。劉邦在蕭何的建議下任韓信為將，韓信正式登上了楚漢戰爭的舞台。
韓信被起用後，其展現的軍事才華令人瞠目結舌。劉邦對韓信生出相見恨晚之意，對他言聽計用。因此，韓信對劉邦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在劉邦為其提供的宏大舞台上運籌帷幄，自由馳騁，恣意揮灑其軍事才情。
在劉邦與項羽兩軍對壘的嚴峻關頭，韓信握有可與劉邦、項羽三足鼎立的實力。所以，項羽派武涉遊說韓信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韓信不為所動，他在拒絕武涉時，說出了肺腑之言：「想當年，我投奔項王帳下時，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守衛）。項王對我言不聽，計不用，因此我才棄楚而投奔漢王劉邦。漢王對我十分器重，授我上將軍印，交給我數萬兵將，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我，把自己的食物給我吃，對我言聽計用，我才有如今的成就。他對我如此信任，如果我背叛他會招來報應的。所以，你也別勸了，就算我死了也不會背叛漢王！」
當時齊國有一個著名的辯士蒯通，也來遊說韓信。他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分析利害關係，兩次奉勸韓信反叛，並向他指出繼續聽命於劉邦的危險性，「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意思是說韓信有些心動，但仍然不忍心背叛劉邦，又認為自己勞苦功高，劉邦不可能對他怎麼樣，所以最終還是拒絕了蒯通的勸說。
韓信被劉邦重用四年後，也就是前202年末，韓信率各路漢軍約四十萬大軍，在垓下(安徽靈壁東南)將項羽的十萬兵馬團團包圍。入夜，韓信令漢軍四面唱起楚歌，終使楚軍喪失鬥志，被漢軍一舉聚殲滅。項羽僅帶二十八人衝出重圍，逃至烏江，又被韓信的部隊追擊，項羽吟頌了著名的《垓下歌》後，揮劍自刎，楚漢戰爭以劉邦的勝利而告結束。
韓信為漢王朝的建立所作的貢獻是決定性的，司馬光就認為：「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也。」然而，楚漢戰爭結束後，韓信的不幸也來臨了。垓下之戰結束後，劉邦還至定陶，只帶了幾個隨從，在韓信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衝進他的軍營，把韓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都收繳。韓信一下就成了光桿司令。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劉邦對幫助他得到天下的功臣，猜忌心很重，韓信功高至偉，尤其被猜忌。
被奪印後的第二年，劉邦大封功臣，把韓信封為楚王，理由是，那裡是你的家鄉，你對當地情況比較熟悉，但並沒有給他任何兵。此時，韓信成了沒有牙齒的老虎，只能聽從劉邦的擺布。
謀反之謎
韓信在楚王位上只待了四個月，朝廷就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劉邦急急召見群臣，說：「有人告發楚王韓信要謀反，怎麼辦？」
這個告密者到底是誰，《史記》中沒有說，只說「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當時韓信已經是個光桿司令，假如是劉邦想收拾韓信，直接動手即可，沒有必要採用欺詐的手法。所以，可以斷定，這個告密者是存在的，而且摸透了劉邦的心理。韓信與劉邦並非心心相印，早在楚漢戰爭期間，劉邦被項羽圍困固陵，急切希望韓信來解救。但韓信卻趁火打劫，向劉邦討要自己剛攻佔下來的齊地，而且要封他為齊王。起初劉邦不肯，但因為保命要緊，再加上手下人的勸說，最終咬著牙讓韓信做了齊王，但是心裡一定記著這個仇。所以，即使韓信沒有造反之意，由於偏見，劉邦也會相信韓信要造反。大臣們都認為告密屬實，所以異口同聲地罵道：「亟發兵，坑豎子耳！」翻譯過來就是：「趕快派兵攻打，活埋了那個王八蛋！」但是考慮到韓信是個打仗的天才，劉邦的臣子中沒有與之對抗的人物，於是劉邦最終採取了陳平的調虎離山之計：劉邦假裝巡視雲夢（今湖北江陵一帶），把韓信誆去，然後只用一個壯士就能生擒他。
韓信收到消息後，意識到劉邦來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最後想到了自己的老鄉，曾經追隨項羽的大將鍾離昧身上。
當年項羽自殺，鍾離昧並沒有陪項羽共赴黃泉，而是逃到楚地，投奔好朋友韓信。在此期間，劉邦曾通緝過鍾離昧，但一直毫無線索。韓信認為，大概是有人告密，捅出了此事。韓信有點後悔當時收留鍾離昧了。這時有人建議韓信殺了鍾離眛去謁見高祖，高祖必定高興，也就不用擔心禍患了。韓信思之再三，當面與鍾離眛商議此事，鍾離眛說：「劉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國，是因為我在你這裡，如果想逮捕我去討好劉邦，我今天死，隨後亡的定是你韓信。」說完鍾離昧自殺而亡。據說鍾離昧自殺前，說韓信：「你真不是一個仁厚之人！」這件事說明韓信並不是一個好朋友，但也說明，他在當時沒有背叛劉邦的念頭。
不過，韓信想錯了。當他提著鍾離昧的首級見到劉邦時，還沒來得及解釋，就被劉邦命武士綁了起來，放在隨從皇帝後面的副車上，啟程回臨時國都洛陽。韓信被綁後，長嘆道：「果然像人們說的那樣，"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當然應該被烹了。」劉邦不想讓人當作是這樣的人，他爭辯道：「你還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抓你。是因為有人告密，說你要謀反。」韓信聽了，也不多辯，任其縛綁。
回到洛陽，劉邦思來想去，認為韓信謀反並無實據，再說韓信就算有謀反的念頭，但畢竟功大於過，於是只把他貶為淮陰侯，讓他住在長安，軟禁在自己身邊。
韓信無故被貶，自然牢騷滿腹，常常稱病不朝。他自視甚高，認為和絳侯周勃、穎陽侯灌嬰等處在同等地位是羞恥的事。一次韓信去拜訪樊噲，樊噲行跪拜禮恭迎恭送，並說：「大王竟肯光臨臣下家門，真是臣下的榮耀。」韓信出門後，悵然嘆道：「我這輩子居然同樊噲等同列！」劉邦當然明白韓信這是心中不服，但也沒有採取措施，對他的軟對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又有告密者告發了韓信。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這個人叫欒說。
在司馬遷《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記載了韓信「謀反」的故事：陽夏侯陳豨被封為巨鹿郡郡守，前來向韓信辭行。韓信支開左右，與陳豨在庭院里散步。他拉著陳豨的手仰天長嘆道：「你可以同我說知心話嗎？我有話想同你講。」陳豨也是西漢的開國功臣，他表示「唯將軍令之」。韓信說：「你所管轄的地方，是屯聚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親信寵愛的臣子，若有人說你謀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謀反，陛下就會產生懷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謀反，陛下定會大怒而親率軍隊征討。你去上任後，我為你在京城做內應，就可圖謀天下了。」陳豨了解韓信的才能，表示一切聽從韓信的指示。漢十年（前197年），陳豨舉兵謀反，自立為王。劉邦親率大軍前去征討，韓信稱病，沒有跟隨出征。
欒說的哥哥是韓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處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韓信的心意，韓信就把此人囚禁起來，同時還聲稱要嚴厲制裁他。就在欒說與哥哥見面的時候，這位家臣把韓信要謀反的消息告訴了欒說，欒說毫不遲疑，立即上書呂后，告發韓信與陳豨密謀造反一事。他說，韓信還與家臣謀劃：在夜裡假傳詔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然後率領他們去襲擊呂后和太子。
不久，陳豨果然自稱代王，聯合韓王信、燕王綰舉趙代之兵反叛，劉邦親率大軍北上征討，呂后及蕭何守衛國都長安。呂后和蕭何秘密商量後，認定韓信肯定是和陳豨商量過謀反的事情。
聽了呂后的話，蕭何也覺事態嚴重。經過密謀，兩人決定：由蕭何去見韓信，詐說叛軍已經被劉邦平定，陳豨已死，諸侯與群臣皆入朝祝賀，也請韓信入朝致賀。韓信相信了蕭何，跟著蕭何到了長樂宮。結果可想而知，韓信進宮見不到皇帝，只見到了一大批武士。呂后可沒有劉邦那麼仁慈，連問都不問，就將他殺了。隨後，呂后又下令滅了韓信的父、母、妻三族。
韓信被殺後，劉邦回到洛陽，聽了這個消息後，又喜又嘆。至於韓信是否真的要謀反，劉邦沒有問。於是，「韓信謀反被殺」就成了歷史上的重大謎案之一。
死於謀殺？
韓信臨死前，並沒有親口承認謀反之事，根據《史記》的記載，韓信似乎的確與陳豨探討過謀反事宜。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麼，他在齊王任上時，具備與劉邦、項羽三足鼎立的實力時不反，卻在無兵無卒的情況下造反，實在是玩火自焚。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韓信之「謀反」是被誣陷，而司馬遷則是用了曲筆，明肯暗否。韓信臨刑前說：「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大禍臨頭之際，韓信才後悔未用蒯通反漢之計，這足以說明：韓信終其一生，始終未動謀反之念。
事實上，分析《史記》等史籍對韓信「謀反」事實的相關記載，我們也可以看出有許多矛盾之處，令人質疑。
其一，韓信在劉邦勝負未卜的時候，拒絕蒯通遊說他另起爐灶的勸誘，等到了劉邦功成名就之時卻心生異志，這對於一個深諳兵法的將帥來說太過於違背常理。
其二，韓信兩次被劉邦襲奪兵權，早已從中察覺到劉邦對他的猜忌與畏懼。但是，他在劉邦被項羽兵困固陵時不反，到楚地為王時不反，迎劉邦於陳地時不反，為何偏在無權無兵、蟄居長安之時謀反呢？一代名將怎麼可能如此沒有謀略？
其三，以韓信的智慧，他怎麼可能在受到監視的情況下，還與陳豨「辟左右與之步於庭」密商謀反之策？這不是欲蓋彌彰嗎？再說，韓信與陳豨商定謀反之時無第三者在場，外人如何知道談話內容？司馬遷的記錄何以那麼詳細？
其四，陳豨向來是劉邦的親信，與韓信關係一般，韓信怎麼會愚蠢到貿然向皇帝的親信吐露心曲，而且是謀反這種關係身家性命的大事？再說，陳豨到巨鹿赴任後數年，與韓信一直不通音信，這樣的同謀也太奇怪了吧。
其五，凡謀反者，矛頭一般指向最高當權者，即皇帝。而韓信謀反的目標竟是呂后和太子，不合常理。況且劉邦當時統帥大軍在外，韓信即使得手，也名不正言不順，且並未消滅劉邦的有生力量，這樣的謀反毫無意義，韓信的見識怎會低下到如此地步？
其六，韓信向來熟諳兵法，怎麼可能將未經訓練的囚徒和自己的家人作為造反的主要力量。且不說這些人是否能攻佔戒備森嚴、層層設防的皇宮，靠偽造劉邦的詔旨赦免的囚徒就一定會聽韓信的指揮，跟著他謀反嗎？這些問題韓信不可能沒想過。
其七，韓信「謀反」僅是由其舍人之弟告發，舍人弟告發的最初動機，是因為韓信要殺他的哥哥，怎見得舍人之弟不是誣告？而且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機密？韓信難道會如此粗心大意？考慮到呂后殺梁王彭越時，就是令鼓越的舍人誣告彭越「謀反」，那麼，韓信舍人之弟告發韓信「謀反」是否也是呂后所指使，實在值得懷疑。
其八，如果韓信確有謀反意圖，當蕭何騙韓信入宮時，韓信怎會不做任何防備，而是坦然涉險，輕易進宮？韓信死前，為什麼只感嘆自己平定齊地之時未聽蒯通之言，而沒有悔恨自己謀劃不周？
其九，韓信「謀反」虛實尚未可知，呂后就誘而殺之。對於朝中第一功臣被殺，劉邦為何不責呂后，甚至不詳加調查。是否說明劉、呂設謀於前？
綜觀歷史，歷朝歷代的開國功臣大都很少得到善終，這是歷史規律。韓信雖然沒有造反的實證，卻有造反的實力，這不能不讓劉邦有所顧忌。況且，韓信當初要挾劉邦的事，總不能讓劉邦痛快。再說，漢朝初年，劉邦辛苦奔波，全是為了各地造反的諸侯王，他不能不對韓信心生懼意。所以，韓信之死是必然的，只是如何死法而已。韓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麼是告密者毀了他；如果他沒有想過造反，那麼，是劉邦利用告密者毀了他。當時，還有什麼能比「謀反」之罪更能達到殺雞儆猴，震懾其他異姓王的目的？
韓信被殺之後，其他幾個在楚漢戰爭中和韓信同樣起過重大作用的異姓王，都被以種種借口所殺，只有一個長沙王吳芮早死，幸得善終。又因他的勢力弱小，封國處在漢與南越的中間地帶，可起緩衝作用，因此其後人倖免於殺戮，封國得以保存。直到五代以後，因絕嗣而亡。
劉邦在剪除韓信、彭越等異姓王后，曾經與諸大臣殺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見《資治通鑒》）可見，剪除異姓王是劉邦的既定國策，這才是韓信被殺的真正原因。 唐高宗不是窩囊廢有人認為李治並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評價，只是因為後世的歷史學家為了防範武則天式的改朝換代再次出現，因而不遺餘力地醜化武則天，連帶著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這個醜化的過程中，以宋代史學家如司馬光等人發揮的作用為大，這又與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參政的政治現實相關。
文治武功不遜於李世民
唐高宗是掩蓋在李世民和武則天光環之下的一個男人：不爭氣的兒子，懦弱的丈夫。對於高宗，自古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環中考察，即使對他在位期間的政治評價，也會和貞觀之治聯繫起來：「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人明了高宗的政績。
那麼，究竟是他本身懦弱，還是歷史學家把他寫懦弱了？答案應該是後者，有幾點可以證明。
其一，唐高宗做太子的時候已經跟武則天發生了不正當關係。那時候武則天是庶母，是母子關係。如果二人曖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後果不堪設想，至少要被廢掉太子之位。他敢做這件事，可見他不膽小。
其二，唐高宗繼位之初，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把持朝政大權，唐高宗不服，要奪權。當時唐高宗的勢力還無法與長孫無忌相抗衡，但是他經過不懈的努力還是奪了權，最後把長孫無忌貶至外地，致其自殺而亡。
其三，從高宗時期的歷史發展來看，他的功績一點也不遜色於其他任何一個皇帝，包括他的父親。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暫停了對遼東（高句麗）的戰爭及土木工程的營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眾地方官詢問百姓疾苦，鼓勵臣下就國計民生髮表意見。
他也很善於聽從勸諫。有一次，他出外打獵遇雨，就問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麼樣才能不漏一點水？」臣下說：「要是用瓦做，就不會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應出來打獵遊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顯慶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徵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大臣來濟指出：過多的勞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負擔，出工則誤農時，出錢又花費很多，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徵發。高宗虛心採納。這種虛心求諫的政治作風與太宗如出一脈。
高宗對於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與《羅馬法》並稱），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寬平公正，犯罪率較低。史載，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個，其中只有兩人需要判死刑。
高宗時期的軍事成就也不容忽視，唐朝在這一時期滅亡了東西兩個大敵：西突厥與高句麗，也順帶壓制了一下日本的氣焰，換來了中日千年和平。單從征伐高句麗的戰果來說，太宗李世民曾親征卻徒勞無功，而後來高宗先後派大將蘇定方、李績（即李世績）、劉仁軌以及薛仁貴經略遼東，最後兵圍平壤，滅了高句麗，並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從高宗對於長生之術的冷靜態度和對醫學的信任來說，比起乃父太宗也勝出一籌。太宗最終由服食丹藥而死，而高宗身體狀況雖一直不佳，卻能夠客觀坦然地面對。他對於胡僧的長生藥從不迷信，認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對於御醫的治療都能夠積極配合，即使是在他的頭上扎針也不介意。另外，他還命令宰相組織名醫修訂了《唐本草》行世。」單就這種對生死的科學態度來看，說他「昏懦」就很不客觀公平。
高宗在處置危及皇權和皇位的事件時，也不見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發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謀反案。當時，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巴陵公主的駙馬柴令武、高祖李淵的女兒丹陽公主的駙馬薛萬徹、高祖六子荊王元景等人勾結在一起，陰謀發動政變，欲推舉自稱有做皇帝徵兆的荊王元景為帝。事情敗露以後，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稱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異母的哥哥吳王恪是主謀。高宗果斷下令，將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等人斬首，賜荊王元景、吳王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盡，吳王恪之弟被廢為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牽連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貶。其中，雖然有長孫無忌趁機專權，打擊異己的情況，畢竟是假手皇帝。觀一葉而知秋，看高宗處理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則天「專作威福」吧？而這樣的鐵腕作風，無論如何也不能與「昏懦」掛鉤。
綜觀高宗執政時期，國力在增強，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國人口就從貞觀時期的不滿三百萬戶增加到三百八十萬戶。此外，民族關係在改善，疆域在拓展，這個被認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擁有唐朝最大的版圖。這樣的人能說弱嗎？
退一步說，對於一個守成之君，能夠繼續執行被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怎麼能夠給他一個「昏懦」的評價呢？
被稱「昏懦」是因為武則天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於武則天。顯然，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此事絕難以被以男性為主的文臣武將們接受。歷史學家們把武則天描繪成一個十足的野心家，整個唐高宗時代基本被武則天的陰謀所籠罩。為了說明武則天的強勢，就必須把李治描寫成一個很懦弱的皇帝。
那麼，高宗為什麼把政事委託給武則天？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他的身體狀況不佳，晚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患有類似今天的高血壓、青光眼之類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處理國政；二是因為武則天自身素質高，而且與高宗在許多政事處理上觀點相同，從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說，唐朝世風開放，女性參政的阻礙相對較弱，所以高宗委政於她並不稀奇。也就是說，武則天參與朝政應該是出於高宗的意願，並非如歷史上評價的 「專作威福」。
另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自從麟德元年（664年），高宗處置了宰相上官儀以後，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於後。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聖」。從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而此時距高宗撒手人寰還有約十年，可見，這種帝後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確立的。
高宗雖然委託政事於武則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並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命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依賴武則天一個人。所以，在高宗活著的時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況。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斷定，說唐高宗是個窩囊廢是政治的需要，是後世史官的曲意刻畫。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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