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不老的狂徒

李敖去世的消息傳來，許多人都感到驚訝，雖然去年6月份，李敖已經對外公布一封親筆信，其中提到自己罹患腦瘤，身體變得像一個戰場，「我很痛苦，好像地獄離我並不遠了」。甚至許多人對李敖已經83歲的事實也感到驚訝，他彷彿未曾衰老，上一秒留在我們心中的印象還是那個身著紅夾克、藍墨鏡，插科打諢、嬉笑怒罵的「鬥士」。我們無法想像也沒有見過一個老態龍鐘的李敖，他彷彿還會忽然出現在「立法會」上，出其不意拿出一瓶催淚瓦斯，他彷彿還會出現在北大的講台上，讓台下的校長、黨委書記邊聽邊擦汗。

2005年，李敖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

1935年出生的李敖確實已經83歲了。他出生的前一年，溥儀當上了偽滿洲國皇帝，在哈爾濱出生的李敖一生下來就變成了偽滿洲國的「遺民」。少年時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1949年14歲的李敖隨家人移居台灣。此後他又完整經歷了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島內的政治變遷。他不僅是一個「民主化」時期台灣政壇活躍的參與者，他自己就是見證台灣政治制度變遷的活化石。

李敖在兩岸激起的波瀾範圍之廣、牽扯之多也幾乎無能出其右者。他一生所堅持的價值理想人所共知：自由民主、中國統一。有所堅持，就有所對抗，李敖和他的敵人們鬥爭的時候，也自然吸引來各路「敵人的敵人」企圖與他為盟。早年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黨外人士一度奉其為老大哥，甚至有台獨分子擅自將李敖的照片印在雜誌上，企望讓這位扛起反對國民黨大旗的鬥士成為自己的圖騰之一。晚年反對島內獨派勢力，李敖又引起了大陸的極大興趣。幾次大陸之行引起了官方和民眾足夠的重視。大陸方面與李敖接觸的幕後詳情或許無從得知，但兩個細節足以證明此種接觸早已有之。李敖曾自述：「陳雲林（註：曾任國台辦主任）第一次來台灣，劉長樂安排我和這位祖國大員有一次秘密見面。在夜幕低垂之時、在圓山飯店密室……陳雲林笑著收下了我的贈書和『抗議』，對我神秘一笑，我也神秘一笑。」李敖留在大陸的親姐姐李珣則在文章中提到，1983年她從香港帶回幾本李敖的書，因為大陸正在「反精神污染」而被上海海關扣留審查。統戰部非常熱心地協調幫助，將書全部返還，因為早在此以前統戰部就有意邀請李敖訪問大陸。

然而李敖最終未陷入某一派桎梏，不同的政治派別亦視其為「無法控制」，每每想利用李敖時倒反倒被其利用。這固然是因為他的「滑」和機敏戲謔的處世風格，但背後更有他對自己獨立性的堅持。

除了兩個例外情況外，李敖一生未加入任何黨派，他也引以為傲。一次例外是2000年李敖為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而與新黨合作，成為新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另一次例外是2007年宣布成立「中國智慧黨」。不過據該黨對外稱，因為智慧黨「拒收笨蛋」，所以現在該黨只有兩名黨員，即建黨元老李敖和其子李戡。

李敖籌組「中國智慧黨」

「外省人」李敖

李敖出生兩年後，隨全家移居北京。他在自傳中寫道：「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就住在北京東城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直到14歲離開大陸前，李敖都主要生活在北京，這段少年時光成為他此後一生的基石。2005年70歲的李敖再次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時，他動情地用一口北京話對著台下的師生說：「大家說鄉音未改，我沒改，可是你們改了，北京變大了。」對北大，李敖也頗動感情——他的父親李鼎彝1920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國文系，他的兒子李戡2011年從台灣高中畢業後入學北京大學。他自己雖未上北大，不過青年李敖在台灣的導師正是胡適、姚從吾等北大學者。

李敖與其母親、四位姐姐及大妹在北京的合影

李敖和其子李戡

李敖認為自己對知識的興趣和基礎是在新鮮衚衕小學和北京四中讀書時打下的，遷居台灣入讀台中一中後，李敖還頗多不滿，「我總覺得我所經歷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京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里，我認為北京的中學生不像台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到高三時，李敖因厭倦台灣的教育乾脆休學在家，而他父親此時正是台中一中國文科主任，只是對他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

李敖在大陸的日子不僅是他自己更看重的成長關鍵階段，國家在那時也處於深重危難的歷史時期，相互疊加，印象尤深。日後曾有大陸記者問李敖，為何在談論大陸問題時用富國強兵、國家主義優先的思路，李敖回答：「我看過日本軍人騎著馬在我眼前經過，你們沒有這種亡國的感覺。」顯然，如果大陸的年輕記者都缺少共鳴，李敖在台灣能有多少知音。也更可以想像，懷抱著這種心情來到剛剛結束長達半世紀日本殖民的台灣，面對許多經歷過「皇民化」而對殖民反思仍處在游移之中的台灣人，青年李敖將會產生怎樣的不適感。

青年時代的李敖

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開始，以「本省人」還是「外省人」為主要區分的族群問題就成為了台灣政治的核心議題。國民黨威權統治結束、台灣開啟民主化進程之後，族群問題以新的形式和內涵愈發成為許多爭論與衝突背後的內在邏輯。無論從經歷、立場還是氣質，李敖都是徹底的「外省人」。這一重關鍵的身份，成為理解島內許多人對李敖的複雜情緒以及李敖自我認知的鑰匙。李敖曾明確地說：「李敖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雖然我像拿破崙一樣在厄爾巴島上，在聖赫勒拿島上，但我總歸是大陸型的人」，又說自己「生錯了時代、弄錯了地方，使我這西天取經的人物，淪落成東海佈道，並且布得天怒人怨」。

李敖在書房

1961年，26歲的李敖已經從台灣大學畢業、參軍歸來，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在《文星》雜誌上發表的《老年人和棒子》讓人們認識到了他非凡的才氣，這其中既有思想上的敏銳亦有語言上的天分。隨後是有接續新文化運動時期論爭意味的「中西文化論戰」的開展，李敖站在「全盤西化」一派，對許多鼓吹傳統中國文化的學人和其背後的國民黨政權發動攻勢，反對威權統治，要求言論自由，倡導自由主義。他以文為生和「罵人」的生涯即是從此時開始的。許多學者直到今日都把李敖在六十年代文壇的活動視作他一生最主要的成績，認為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的眾多雜文為他奠定了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得以進入胡適、殷海光這一脈落下的「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行列。

1964年05月24日，李敖送友人居浩然出國

很快，論戰的另一重「成果」到來了。四年後，《文星》被查封。李敖也成為了國民黨政府的重點盯防對象。因為批評政府的尺度越來越大，加之與彭明敏等人的交往，李敖終於在1971年被捕入獄，判刑十年，實際服刑5年零8個月。這段「國民黨黑牢」生涯被李敖日後不斷提起，成為他「鬥士」形象的一個主要支持依據。

不老的鬥士，亦或堂吉訶德？

「我發現，李敖寫劇本的能力，遠遠超過他寫小說的能力，因為他是一個天生的演員，進入表演狀態，他往往能夠出人意料」，這是一位文學批評家對李敖作品的「點評」。「表演」是很多人對李敖的認識，甚至有人不客氣地將他稱為「表演藝術家」。

喜歡李敖的人很多，不喜歡他的人也有。誇張、自負、刻薄的風格以及有時並不高雅的語言是引起反感的一種原因。在這些李敖的批評者看來，他就像一個演員，紅夾克、墨鏡都是他的「戲服」，隨身還攜帶著面具、催淚瓦斯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道具。李敖彷彿具備一種能力，把所到之處都變成他的舞台。

2006年，為阻「程序委員會」將軍購案排入議程，李敖突噴催淚瓦斯

2007年，李敖反諷民進黨扔鞋癱瘓議事

風格學上的爭論只是表面的，為李敖做出的辯護也早為人所知：李敖在台灣是孤獨的，他的聲音既然勢單力薄，不得不以「出格」方式引人注意。李敖自己的表述是：「我吹牛，因為你沉默」。另一重解釋是，這是李敖幽默感的體現，而幽默感恰恰是中國人所稀缺的一種品質。原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曾講過一個故事，他帶著三聯書店兩位年輕同事去台北拜訪李敖，李敖問他們是否已經去過了台北故宮。兩人說昨天去過了，李敖便說，那你們明天可以打道回府了，因為台灣一共兩件國寶，一件是故宮，另一件就是我。「根據這樣的話，能說李敖狂妄嗎？這就是一個玩笑，表露他的頑童性格」，李昕說。

對李敖態度分野的更深層疑惑是，李敖晚年的鬥爭是否還有意義？李敖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言論自由作為訴求，那麼在1987年台灣解嚴，開放報禁、黨禁，開始所謂「民主政治」，台灣社會享有充分言論自由並實現不同政黨輪替之後，李敖還在抗爭什麼？

2000年，李敖出人意料地宣布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與連戰、陳水扁、宋楚瑜、許信良共同成為五位候選人之一。他明確表示，主要的政見就是反「台獨」、與中共進行「一國兩制」談判。作為「攪局者」，李敖自知沒有機會勝選，意在宣傳他觀點而已。「我參選的功勞就是把這個問題丟出來。台灣二千一百叄十萬人，可能只有我李敖敢公開贊成『一國兩制』，其他人可能心裡贊成，但是也不敢講。」參選時李敖也沒有忘記他的幽默感，被記者問到「副總統」候選人找誰，李敖表示歌星張惠妹很合適，「萬一我被幹掉，台灣就整天唱歌就好了。歡樂滿寶島，讓台灣恢復到四百年前最原始的模樣。張惠妹的歌聲可以直指人心，又是真正能夠征服大陸的人。」

2004年，李敖再度親身參與政治，宣布參選台灣「立法委員」。他自有一套抓住媒體的方式，媒體也樂得他再來攪局。李敖先是宣布做「立法委員」陳文茜的助理，就軍購問題發表聲明，題目為《二千三百萬，別再做笨蛋》。自此，「立法院」選舉便因李敖的加入而好戲連台。當年12月，李敖正式登出競選廣告，開篇寫道：

活在過去，心裡發毛。活到現在，鬼哭狼嚎。

活在明天，風雨飄搖。活在台灣，無處可逃。

我很氣悶，我很低潮。我很想罵，我睡不著。

連台歹戲，我不想瞧。我找殺手，我選李敖。

多少有點意外地，李敖竟成功當選為225名「立法委員」之一，儘管是他所在選區票數最後一名。李敖興奮異常，「參加這種議會就是要搞垮它！」

李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起訴除他之外所有其他224名「立法委員」。原因是台灣「立法院」通過決議文抗議大陸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吁北京三思」。李敖起訴的理由也很簡單，他並不反對這一法案，「立法院」無權代表他，他要求224名被告每人賠他一塊錢。此後李敖幾次「大鬧立法院」，無論手段怎樣惹人注意，其主旨都是宣傳他反「台獨」、反軍購、支持「一國兩制」談判的立場。

日本著名台灣政治史學者若林正丈曾概括性地描述戰後台灣政治的變遷，「一言以蔽之即為『中華民國的台灣化』」。換言之，所謂「民主化」進程與「台灣化」進程相伴相生，一體兩面。當台灣終於「民主」後，它也「去中國化」了，這是拋棄國民黨舊有政治格局所帶來的雙重作用。可李敖追求的不僅是自由與民主，他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國。前半生不得「自由」，後半生不得「中國」，這是李敖畢生不懈戰鬥的動因。無論他的「表演」引起多少注意，在今日台灣政壇的情形下，李敖內心的孤獨可想而知。「自由中國」，這是李敖的導師胡適等人創辦的雜誌的名字，也是他未竟的理想。

吳敦義與王金平到李敖家中探訪

若林正丈還把近代以來台灣的歷史做了概括，即分別作為三個不同帝國的邊陲的存在，這三個帝國是：滿清、日本、美國。滿懷家國情懷的李敖對這三個帝國全無好感。所以當許信良問李敖如何在台灣定位自己時，他回答：一個正確的人活在一個錯誤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