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產率是新常態經濟增長動力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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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全要素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在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所達到的額外生產效率。比如，一個企業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如果資本、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率分別都是5%，如果沒有生產率的進步，正常情況下產出或GDP增長也應該是5%。如果顯示出的產出或GDP增長大於5%，譬如說是8%，這多出來的3個百分點，在統計學意義上表現為一個「殘差」，在經濟學意義上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或經濟增長的貢獻。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兩種途徑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一是通過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實現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在生產要素投入之外，通過技術進步、體制優化、組織管理改善等無形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從微觀層面上講，企業採用了新技術、新工藝，開拓了新市場，開發了新產品，改善了管理，體制改革激發了人的積極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宏觀層面上講，通過資源重新配置，比如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向生產率較高的非農部門，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把「創新發展」與「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一道，作為必須堅持的新的發展理念，以此引領「十三五」時期的發展行動。從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殊要求出發，從經濟發展面臨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著眼，立足於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任務，堅持創新發展的一個重要實施抓手和衡量標準，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越是在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

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重要表現——增長速度換擋，是經濟發展和人口轉變階段變化的結果。2010年，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衡量，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分類和按人均GDP衡量，我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同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達到峰值，隨後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相應上升。這種階段性變化意味著，長期支撐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逐漸式微，必然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實際經濟增長減速。

經濟增長減速並不必然是壞事。從世界經濟史來看，高速經濟增長是特定發展階段上的一種趕超現象。例如，2014年在世界經濟平均2.5%的增長率下，低收入國家達到6.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5.8%，中等偏上收入國家4.5%，而高收入國家只有1.7%。這是因為，處在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由於存在技術和生產率的差距，經濟增長具有後發優勢，可以主要依靠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投入實現；而對處在更高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國家來說，經濟增長則必須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就是要認識到依靠傳統增長動力，必然要面臨減速的挑戰，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則是要探尋新的增長動力，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

可以說，越是在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大量經濟學文獻顯示，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如何，既可以解釋可持續經濟增長與經濟停滯的反差，也被證明是許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時期，準確認識、把握、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重中之重是尋求經濟增長新動力，實現創新發展。一方面，這個增長新動力主要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衡量創新績效的重要指標。

創新是否成功，最終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衡量標準

增長動力轉換的核心是從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使創新真正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廣義理解創新驅動，可以包括兩個方面——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而這兩種創新是否成功，是否可以轉化為新的增長動力，最終都是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衡量標準。

根據我們所做的經濟計量分析，在1982-2009年期間，在10%左右的年平均GDP增長率中，資本積累擴大的貢獻率為7.1個百分點，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率為0.8個百分點，勞動者教育水平提高（即人力資本）的貢獻率為0.4個百分點，人口撫養比下降的貢獻率為0.7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為1.0個百分點。而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貢獻來自於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從以往這種經濟增長源泉的構成看，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轉變階段發生根本性變化，推動高速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也將變化，傳統部分對增長的驅動力必然減弱。

隨著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我國人口紅利開始消失，儲蓄率和資本報酬率的下降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再能保持原有的水平；勞動力數量逐漸變為負增長，而人口撫養比則已經跨過了從下降到提高的轉折點，因此，這兩個變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將轉正為負。經濟史給我們的啟示是，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是長期可持續的增長動力，只有顯著提高這兩個變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我國經濟才能保持必要合理的中高速增長。

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相互補充和配合，既是創新驅動的源泉也是創新驅動的歸宿。在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人口撫養比對經濟增長貢獻逐漸減弱的情況下，如果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不變，經濟增長速度就會降下來。根據估算，GDP的年度潛在增長率，從過去三十餘年的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預計「十三五」時期將進一步下降到6.2%。然而，這個估算的潛在增長率並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宿命。在傳統經濟增長動力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如果通過體制創新完善制度環境，一方面可以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促進資源重新配置，延長傳統的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技術創新速度，贏得新的增長動力。

無論是延長傳統動力的機會窗口，還是挖掘新的增長動力，都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要顯著提高。我們進行的模擬分析表明，如果在「十三五」期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可以提高1個百分點，就可以提高年平均潛在增長率0.99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幾乎可以不打折扣地轉化為經濟增長速度。然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可迴避地要經歷艱難困苦的轉方式和調結構過程。

轉方式和調結構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必由之路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風細雨中實現，而需要經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在存在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勞動力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轉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樣，立竿見影地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隨著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出來，勞動力轉移速度將明顯放慢。

從人口數據看，無論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徑還是按照戶籍人口的口徑，作為外出打工主體的農村16-19歲的青年人口，都已經於2014年達到峰值，今後總量將絕對減少。與此同時，年齡在40-45歲的農民工數量也開始減少，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在城市的長期預期，在這個年齡階段就開始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相應地，在政策環境不變的情況下，農民工外出的凈增長速度也必然減慢。實際上，這個趨勢已經顯現。例如，在2005-2010年期間，外出農民工年平均增長率為4%，2014年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僅為0.1%。

因此，未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將來自改革紅利，而改革紅利則直接體現在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效果上。具體來說，旨在保持可持續中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結底要通過延長人口紅利以及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市場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建議》明確要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為戶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設定了時間表，用有針對性的指標規定了路線圖，必將產生明顯的改革推進效果，創造有利於潛在增長率提高的改革紅利。通過清除一系列與戶籍制度相關的體制障礙，可以進一步疏通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穩定城鎮化速度，獲取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農民工就業是不穩定的。當人口結構變化到這樣的階段，潛在的外出農村人口不足以補償迴流的農民工時，勞動力短缺現象將進一步加重，還會造成生產要素的逆向配置，進一步降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形成所謂逆庫茲涅茨現象。只有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質性推進，才能阻止農民工的倒流，避免出現逆庫茲涅茨現象。

其次，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過程中，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是創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觀層面創造良好的激勵機制和政策環境。《建議》正是從這兩個方面，指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容迴避的路徑，即一方面，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更加註重運用市場機制和經濟手段化解產能過剩，完善企業退出機制。這就要求創造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形成一個能者進、庸者退、劣者汰的「創造性破壞」機制，實現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產業、行業和企業集中。

最後，全要素生產率應該以適當的形式成為引導創新發展的指標。新的發展理念要轉化為相應的發展實踐，應在具體的規劃中形成對應的指標，或許不必直接用於考核，但作為一種宏觀激勵信號，有助於引導政府、社會、企業了解什麼是全要素生產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各自在其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例如，新加坡政府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重要性，於20世紀90年代把全要素生產率每年提高2%設定為國家目標，從此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不斷提高。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