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認同、文化與地方歷史——人類學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自序

范可：《認同、文化與地方歷史——人類學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作者簡介】范可，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人類學博士，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全球化、認同政治、東南沿海回民社會與歷史變遷、族群性與民族主義等研究。

今年（2016）4月，在賀州學院主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廣西民族大學秦紅增教授與我談及他的一些想法。他說，許多學者為他所主持的刊物——《廣西民族大學學報》（以下簡稱學報）長期寫稿，為支持這份刊物作出了貢獻。 因此，他想以這些作者在學報發表的論文為主，為他們出版個人文集。由於我自1999年以來在學報上發表了十餘篇論文，而又恰好在會議上遇上他，他便首先考慮到我。對此，我銘感在心，深為感謝。彙集在本書中的文章就是我從發表在學報的論文中選出來，同時也收入了若干篇近年來發表在其他學刊的論文。

學報是中國人類學界的重要刊物。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該刊便在徐傑舜教授的策划下，將人類學作為主打方向，為人類學學子們開闢了一方園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報在人類學上的投入，大概在國內刊物里無出其右者。不僅兩岸三地的資深人類學者大多在上面發過文章，而且有些國外知名學者也在上面發文，這說明學報在國際學術界也有一定的影響。一份國內地方院校主辦的學術刊物，能做到這一步很不容易，學報也因此獲得來自各方面的榮譽，並一直在國內的核心期刊中佔有一席之地。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在考慮投稿時，都一定會想到它。而學報編輯部同仁也通過他們兢兢業業的工作，得到了廣大學子對他們的認可與尊敬。

我非常樂意借用這篇序言梳理一下學報二十多年來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學報開始引起學界關注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較早時候，徐傑舜教授是使學報名聲鵲起的功臣。他是當年北京大學人類學講習班的學員，這一機遇看似對他進入人類學有些偶然性，然而，如果知道徐教授早年曾在老一輩民族學家岑家梧門下求學的經歷，就會覺得他「半路出家」轉向人類學實屬必然。徐教授於1990年起供職廣西民族大學，並擔任了學報的責任主編。出於對人類學的熱愛，他很快就把這份刊物辦得有聲有色。在這過程中，我認為，1994年是個契機。當年，由於學報刊出了時任職香港中文大學的喬健教授之「中國人類學的發展與困境」一文，在國內學界引起巨大反響。該文帶來了激烈的討論，人類學也因此突然變得活躍起來。同時，這一討論也助力學報奠定以發表人類學和民族學文章為重點的基本取向，使人類學學者多了一方出版的園地。接著，學報又推出了「封面學者」欄目。此舉對人類學的宣傳意義不可低估。喬健先生曾私下跟我說過：「當年如果沒有徐傑舜，國內人類學圈子恐怕不會這麼熱鬧」。對此，我深以為然。正因為如此，在2011年在杭州舉行的「人類學高級論壇」第六次學術委員會會議上，在喬健先生的倡議下，學術委員會特意為徐教授頒發「人類學推展獎」，表彰他為推動中國人類學建設所作的貢獻。

秦紅增教授接手徐教授的職責之後，人類學在學報的份量進一步加強。通過安排不同的主打欄目，開發新的課題，使得學報上的人類學研究進一步多樣化。同時，學報還注意刊發青年學者的文章，這對年輕學子是很大的鼓勵。當前，由於評估體系上的問題，許多刊物趨向於只發資深學者的文章，而國內學術生態對剛入職的學者甚至博士研究生出版壓力日增，這就構成了矛盾。應該說，在條件所允許的情況下，學報已經努力擴容，使得青年學子也能有發表論文的機會。經過了二十多年來的耕耘，學報獲得了許多榮譽。國家出版總局、廣電總局、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教育部等官方部門都對學報予以各種不同的表彰與嘉獎，讚許了學報多年來的努力。我們期待學報在秦教授的主持下，能繼續弘揚已經建立起來的風格，為推動人類學在中國的繁榮進一步作貢獻。我也相信，在秦教授的主持下，刊物的人類學版面一定會越辦越好。

收入在本書里的文章反映了我本人一些年來的若干思考。對於那些已經重印過的論文再度作為本書文目，我是有點心虛的。這並非關乎學術誠信，而是因為那些文章其實遠非完美，而且我也懷疑這樣做是否必要。秦教授倒是鼓勵我不要擔心，因為此書的出版是榮譽性的，是編輯部對我長期以來為學報寫稿所表達的謝意。另外，他還說，將在學報發表的文章編入一本書，還可讓讀者看到作者的思想發展變化的脈絡。許多人不太願意重讀自己寫過的文字，因為過去寫的東西，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再讀，總會發現許多不滿意的地方，總是會留有點遺憾。這是因為我們所處的外在條件總是在變化，這些變化會進一步引發我們的一些思考，不斷地思考總會增進自己的認識。所以，許多作者不滿意自己過去的文字實際上是常態。我自己當然也不時會對自己過去所寫的東西感到不滿意。但是，一想到我個人的學術成長經歷也伴隨著學報的發展，也就不揣淺陋地應允了。於是，就有了這本書。

收在本書里的文字是我在1999年以後寫的，的確可以反映筆者在近二十年間的學術興趣和學術探討。這些文章既有一般性的討論，也有建立在民族志資料上的經驗研究。這些年來，我國人類學迎來了較大的發展。這與整個國際大環境不無關係。自上個世紀90年代起，費孝通先生在許多場合多次呼籲發展人類學，這是這門學科能在那個時候有所迸發的催化劑。許多國外學界關注的課題也在那個時候進入中國學界，比如認同問題、族群理論與族群問題等等。國內學界也展開過人類學「本土化」的討論。人類學話題的多樣化在國內學界漸成氣候。不少人類學者開始嘗試擺脫民族學（ethnology）取向。如是說並無對民族學有任何程度的貶低。但不可諱言的是，這一稱謂在國際學界日益淡出，因為該術語易於使人們的研究受到族群邊界的束縛。而族群邊界在當今的學者看來已經不是想像中那般「僵硬」和「固定」，而是體現在不同群體的社會互動上，從而成為了「主體間性」的問題。

《認同、文化與地方歷史》目錄

在全球化的當下，我們的世界已經不存在與外界缺乏聯繫的共同體。這不僅是絕大部分人類學者的共識，也是民族學這一稱謂在國際學界日漸淡出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世界各地的文化已經不再是單一的整體，而是相互吸收交融。大部分文化都夾雜了外來的因素，我們想像當中那種有著僵滯邊界的文化已經不復存在。不同文化不僅相互吸收彼此的元素，而且在實際生活中出現更多「混搭」現象。例如，回民社區里出現了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粵菜越來越多地吸收一些外來美食的成分，以及大量的藝術創作在保持自身文化意象或者傳統的同時，糅合外來藝術的成分，凡此種種。這樣的文化現象必然會進一步推動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因為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們會因此加強關注來自不同文化的動向，包括在它們當中出現的創新、發明，由此來激勵自身文化的發展。因此，傳統的人類學課題——文化變遷，在全球化的當下，再度成為人類學者關注的對象。只不過，對變遷的關注更多地聚焦於文化內部的不同領域，或者受到文化強烈制約的不同方面。文化混搭現象日益多見，使得有些人類學者在對變遷的研究當中，呈現出不以整體文化為對象的取向，而是聚焦於文化的不同側面。同時，對於文化的理解，也不再拘泥於象牙塔式的定義，而是將這種定義靈活地理解。文化也不再被視為某種有著邊界的實體。對文化的理解在一定的意義上回到了過去那種未經人類學家所定義的形態。各種文化元素被解析，從文化整體中抽取出來（但也沒有忘記人類學的整體觀），置於更為闊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框架或者語境里來審視。

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認為，我們所面對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碎片化」。在這裡，碎片化絕無貶義，其所指的正是各個地方捲入全球化之後所大量出現的文化元素相互借用、交融與混搭的現象。抽取出任一文化中的任何方面，幾乎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屬於這個文化實體（如果還可以這麼說的話）的原有元素。因此有些學者提出，人類學固有的文化定義有時候會像緊身衣那樣，束縛我們的思維，限制我們觀察世界的視角，人類學研究亟待擺脫這樣限制。試想，在我們今天生活的環境里，在我們自己文化的許多方面，有哪些可以說是完全與外來的文化信息無關？回族地區阿拉伯建築風格的清真寺是我們固有的嗎？其實，只有那些殿堂式的清真寺才是我們自己固有的文化。再比如，我們的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又有哪些可以認為是純粹的傳統？連我們的文化中被視為最為「傳統」的宮觀廟宇也都用上了現代的音像設備。而作為一個文化傳統最為核心部分的人生禮俗，也都免不了接受了許多外來的東西。我們的文化是這樣，國外的文化又未嘗不是如此。到過國外的人都知道，歐洲的文化景觀已經不再純粹專屬基督教世界。北美也同樣，在一些較大的城市，多有外來移民的聚居區。而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人們的日常生活起居當中已經有了許多外來文化的滲入。例如，不少美國人的庭院設計是日本式的，家居風格也同樣如此。有些人喜歡用非洲的元素裝飾，另有些人則在家居使用了各種加勒比地區或者安第斯高原的文化意象。而亞洲文化當中具有某種神秘主義色彩的標誌或者裝飾，在歐美社會人們生活中也十分常見。不少喜歡紋身者喜歡用東亞的圖案和漢字，而紋身本身之所以在近幾十年大為流行，也與人們見識了大量的非歐美社會的文化與藝術有關。這些外來的各種文化意象使得原先大概只見諸小眾的或者某些特定群體（如水手、軍人和底邊人群等）的紋身，成為某類時尚受到了許多人士的喜歡。而在街頭藝術、戲劇、流行音樂的許多方面，來自非洲、拉美和亞洲的元素混雜交融，則彷彿是全球化的具象化。

如此迅捷的變遷使得我們的世界如同脫韁之馬，難以控制。現實中的變化是如此，我們的心理上的變化亦然。這種狀況要求人類學者經常需要去面對和處理不同我們的時代所特有的問題。即便是沉浸在民族志研究里，也需要我們從不同的高度、眼界與視角來對待常規的課題。更多的時候，我們的研究的片段性的。我們不需要面面俱到地討論一個社區。我們可能更需要了解文化在那幾個元素或者哪幾個方面更多地受到了外來的濡染、影響，這些片段性的變化又如何影響到文化的其他方面。尤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知道，為什麼社會或者文化特定的方面特別容易接受外來的東西？這些特定的方面又是在它們的哪些方面特別易於被現代性所感染，而導致我們的研究主體被捲入全球化的浪潮？我們還特別需要關注全球化的消極面，這包括了諸多的問題，如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某些疾病的全球化，等等。不可否認，全球化加快之後，也加快了人類社會的財富積累。然而，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倒達到了這一兩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但是，財富的絕對增加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市場上商品更為廉價和豐富，大部分低收入者在一日三餐上消費也是過去的窮人所不能比的，甚至那些在傳統上富人才消費得起的食材，也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帶來了大量的問題。戶外，成為過去養尊處優的富人們的休閑天地，許多窮人則在室內工作幹活。這不僅給審美帶來變化，也使得過去認為是富人才會得的「三高」、糖尿病等在中低收入階層流行起來。高收入者和富人們則有更多的精力來關注健康，反倒與漸與「富貴病」告別。對於大部分人口已經越過了溫飽，開始追去更高生活消費的我國社會，國民健康在最近十多年來也出現了這樣的趨勢：一方面，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另一方，這類「富貴病」也開始廣為流行。統計數據證明，糖尿病患者已經達到我國總人口的10％以上，而且這一數據還在迅速攀升。

上述無非試圖說明，今天的人類學已然與過去，甚至與十幾二十年前都很不相同。作為研究者，我們面臨了太多值得深入關注的問題。這是一個處於劇變當中的時代，時代要求人類學更為關心人類的命運與未來。傳統的課題在當下都具有了新的意涵，我們無法再像過去那樣把研究主體視之一種彷彿與世無爭的孤立存在，而應當以一種主體間性的視角來看待所有的一切。而且應當盡量將這樣的視角往縱深發展，從似乎僵滯不變的「過去」看到它們也是處於不斷運動的過程中。筆者就是這樣來理解自己的研究對象或者研究主體的。總之，「流動」不僅是從古至今的現實，而且也應當成為我們看問題的出發點。

本書名為《認同、文化與地方歷史——人類學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意在點出本書的具體內容及其經緯。收在書里的各篇可以歸口到標題表明的三個類別里。認同雖然是來自國外的術語，但卻很容易理解。那就是由於認同成為了現代國家條件下與公民領域相伴而生的話題，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話語權爭奪和彰顯自我都有了政治的意義；而文化一向是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我們總是談及文化，它不僅是一個我們探討的對象，而且也是關鍵用詞；它不僅是人類學研究主體，又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如此這般地貫穿在我們的字裡行間。本書若干篇目探討的主題與歷史有關。我自認為是歷史人類學取向的。我對歷史人類學的理解是與對歷史學的理解相反的。歷史學家的歷史告訴我們「今天」是如何從「過去」走來。人類學者看歷史則會更多地看「今天」是如何把「過去」建構出來。這是不同的視角。二者都有自身的道理，說不上誰更好，但人類學者確乎更多地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歷史。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我所期待的，擺在讀者面前的這些文字，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個人這麼些年來在研究和寫作上的思考與實踐。最後，我藉此機會再次向《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和秦紅增教授表示感謝，同時也向本書的責任編輯劉榮女士致以謝忱！感謝她的建設性建議和對我的經常性愚頑的容忍！

是為序。

范可 謹識於蘭州旅次途中

2017年12月16日

主編：范可

編輯：韋小鵬 韓竺君 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