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文昭：白居易「補察時政」說的評價問題——兼為「政教中心論」一辯

　　 白居易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和詩論家，是唐代詩壇倡導新樂府運動和「政教中心論」的代表人物。他在《與元九書》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創作綱領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的目的則是「補察時政」，即有助於皇帝了解政治的得失，從而對國計民生有所改善。這個「補察時政」說旗幟鮮明，言簡意賅，比「為時」、「為事」更精確地道出了其「政教中心論」的實質。

　　 對白居易有關「補察時政」的詩論和詩作，在建國後的眾多論著中都是持肯定態度，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在近年來卻出現了異議，有些論者甚至提出了嚴厲的詰難。這些詰難如果符合實際，那自然是應當歡迎的。令人遺憾的是，詰難者提出的一些看法貌似新異，實則難以成立。這裡，僅就詰難者提出的幾個主要論點談點粗淺的看法，參加討論。

　　 　　一

　　 在近年來的某些評論文章中，似乎存在這樣一種偏向，就是過份推崇「審美中心論」，過份貶低「政教中心論」。似乎一沾上「政治」，就降低了文藝的「高貴」身份，就損害了文藝的審美本性。基於這類理解，對白居易詩論的詰難很自然地就要從「政治」上開刀，認為白居易詩論是「無視詩歌本身的藝術規律」，「取消詩歌的審美功能」，僅僅把詩視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把「封建政治」作為唯一的「價值取向」。並由此加以推論：「把詩歌看作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哪裡是現實主義詩論，又有什麼『成績』可言？」[①]照此說法，白居易主張以詩「補察時政」就只有負面的消極作用，毫無正面的積極意義。那麼，對於「政教中心論」究竟應如何評價？白居易的「補察時政」說究竟有何種意義？

　　 我們知道，政治和文藝都屬於一定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但二者之間並不是平起平坐的關係。任何社會的政治制度都是依據一定的政治觀點建立起來的，但一經建立，就要求政治觀點、法律觀點以及包括文藝在內的其他意識形態為鞏固和完善這種政治制度服務。正如普列哈諾夫所說：「任何一個政權只要注意到藝術，自然就總是偏重於採取功利主義的藝術觀。它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識形態都為它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服務。」普氏並且指出：「由於政權只在少數情況下是革命的，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保守的，甚至是十分反動的，因此不該認為，功利主義的藝術觀好象主要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進思想的人們所特有的。」[②]事實正是如此。比如在我國封建社會，許多政治家、文藝家都主張文藝要「扶持綱常」、「勸善懲惡」、「有益教化」、「輔助政治」，就是主張文藝為鞏固其政治制度服務。他們讚揚那些宣揚儒家思想的「載道」文學，也是從政治教化的需要出發。清代的乾隆皇帝在一首《讀全唐文》的詩中，稱讚唐代的散文「諸體皆華臻，堪為政治輔」[③]，也是從文藝輔助政治的角度肯定唐文。因此，對於「政教中心論」，應當放到文藝與政治關係的廣闊領域進行考察，應當看到它不止是「革命者或一般具先進思想的人們所特有的」，而是「任何一個政權」都偏重於採取的功利主義文藝觀。

　　 既然如此，我們對於「政教中心論」就需要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如果「政教中心論」者所維護的全然是封建主義的倫理綱常，是對反動腐朽的政治高唱讚歌，那自然是應當批判和否定的。如果是對政治的缺失進行譏刺，對這種缺失所造成的社會黑暗和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進行揭露，那就是應當肯定和讚揚的。而白居易所致力的恰恰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他大力倡導並付諸實踐的，正是從反映民生疾苦的角度去「刺」政治之「失」，以「裨補時闕」[④]。「裨補時闕」是其「補察時政」說的基本內涵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在《秦中吟十首》的序言中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可見詩中寫的是可「悲」的「事」，是社會陰暗面。其中象《重賦》、《輕肥》、《傷宅》、《歌舞》、《買花》等詩，對「貪吏」、「內臣」、「公侯」和富豪的橫徵暴斂、驕奢淫佚的惡行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對勞動人民倍受剝削、缺衣少食的痛苦生活進行了深切的反映，對貧富之間的巨大反差流露出強烈的憤懣和不平，實為難得的佳作。他的《新樂府》五十首，也與此類似，也大都是針對現實問題而作的「刺」詩。且看下面幾首詩的小序：《杜陵叟》，小序是「傷農夫之困也。」《繚綾》，小序是「念女工之勞也。」《紅線毯》，小序是「憂蠶桑之費也。」《賣炭翁》，小序是「苦宮市也。」《宮牛》，小序是「諷執政也。」《黑潭龍》，小序是「疾貪吏也。」《秦吉了》，小序是「哀冤民也。」《新豐折臂翁》，小序是「戒邊功也。」僅從這些小序即可看出，這些詩也是針砭時弊、關心民瘼之作，詩中既表現了對勞動人民所遭受的苦難的「憂」、「傷」，又表現了對「執政」、「貪吏」等當權者的「疾」、「諷」，所反映的均是有關國計民生的種種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在唐代乃至整個封建社會都具有極大的典型意義。當代著名小說家趙樹理曾把他針對現實問題而作的小說叫做「問題小說」[⑤]，仿照此例，我們也未嘗不可以把白居易這些針對現實問題而作的「刺」詩叫做「問題詩」。這些詩憂民之所憂，惡民之所惡，具有異常鮮明的進步思想傾向。用作者的話來說，這些詩是「以百姓心為心」[⑥]的，是「唯歌生民病」[⑦]或「但傷民病痛」[⑧]的。借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這些詩可以說是對勞動者的「愛的大纛」和「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⑨]。這些詩的確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其目的是「補察時政」、「裨補時闕」，也即自覺地「為政治服務」，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但由於它們是從反映民生疾苦的角度去「刺」政治之「失」，而不是為反動統治者歌功頌德，所以是應當肯定的，有巨大的進步意義的。決不能因其以「封建政治」為「價值取向」而籠統地加以貶抑或否定，正如對待「清官」（如包拯）不能因其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而籠統地予以否定一樣。

　　 詰難者還提到《毛詩序》，認為白居易提出的「補察時政」、「導泄人情」不過是「《詩大序》所說的『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翻版」[⑩]。這也有點似是而非。《毛詩序》肯定「變風」、「變雅」和「下以風刺上」，確有積極意義，但其中所說的「厚人倫，美教化」以及「止乎禮義」之類，全然是維護封建主義的倫理綱常，是不值得肯定的。而且，它只是把「下以風刺上」與「上以風化下」並提，並無特彆強調「刺」的意思，對於「風刺」的內涵也缺乏具體闡釋。白居易則不然，他在「美」、「刺」之間特彆強調一個「刺」字，認為「欲開壅塞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11)]，並且把詩歌創作視為「救失之道」[(12)]。他不僅突破了「止乎禮義」的藩籬，而且把主要的著眼點放在民生疾苦上，著重於揭露由於政治的缺失帶來的社會黑暗和人民的病痛。這就賦予了「下以風刺上」以極為重要、極為寶貴的具體內涵。特別是「唯歌生民病」的精神，至今還閃閃發光。怎麼能說它只是《詩大序》的「翻版」？

　　 誠然，白居易提出的「補察時政」說，是自覺地「把詩歌看作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而且，由於歷史的局限，他所說的政治只能是「封建政治」。但怎麼能因此而否定其詩論的巨大價值，又怎麼能因此而否定其樂府詩的巨大價值？又怎麼能用一個「政治工具」的貶語而蓋棺論定、抹煞一切？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鑒於人們對「政治」的狹隘理解所產生的負作用，決定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這是有道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文藝不需要對政治有所助益，更不意味著對歷史上主張文藝輔助政治的言論全盤否定。事實上，魯迅先生的雜文就是自覺地為政治服務的，有誰能否定其巨大價值？在我們看來，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如屈原、李白、杜甫、陸遊、辛稼軒等）之所以偉大，恰恰在於他們對政治、對國計民生的高度關懷。一個遠離政治、對國計民生漠不關心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偉大作家的。白居易的偉大之處也恰恰在於對政治、對國計民生的高度關懷，他的詩論的巨大價值也恰恰在於把詩歌從「嘲風月，弄花草」的形式主義誤區引導到關心國計民生的正確道路。白居易之所以能成為「政教中心論」者中的佼佼者，也恰恰在於他提出的「補察時政」理論具有非常積極的具體內涵和非常強烈的進步傾向，達到了封建時代所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如果說這樣的詩論還不值得肯定，難道只有那些遠離政治、對國計民生漠不關心的詩論才值得肯定？顯而易見，籠統地不加分析地肯定「為政治而藝術」、否定「為藝術而藝術」固然是錯誤的，籠統地不加分析地肯定「為藝術而藝術」、否定「為政治而藝術」同樣也是錯誤的。

　　 　　二

　　 應當承認，「政教中心論」者對藝術的特點和規律的探討，在許多方面不及「審美中心論」者深入細緻。但也並非只重「意」不重「文」或只講政治不講藝術。自從儒家祖師爺孔夫子提出「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之後，詩論家們普遍地對「文」都是很看重的。至於說到「現實主義」，「政教中心論」者倒是特彆強調詩文創作要積極地面對現實，干預生活，因而往往傾向於現實主義，反對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

　　 那麼，白居易「補察時政」的詩論和詩作是否定具有現實主義性質，是否符合詩的審美特性和藝術規律呢？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用「六義」的標準對歷代詩歌作了偏激的評判，並說自己當諫官時寫的某些詩是作為「諫書」而寫。單就這些言詞看來，的確表現出一種狹隘的功利主義傾向。但決不能因此而斷定其「補察時政」（或「稽政」）的詩論和詩作就是背離現實主義。因為政治並不止是抽象的概念或抽象的條文，而是瀰漫並滲透於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家在為「補察時政」而創作的時候，如果僅僅是去圖解政治概念或政策條文，那自然只能寫出反現實主義的作品。如果是從自己熟悉的現實生活出發，通過真實地反映生活去「刺」政治之「失」，那麼他寫出的完全可以是現實主義作品。而白居易恰恰是致力於描寫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他的許多諷諭詩正是通過勞動人民的種田（如《杜陵叟》）、割麥（《觀刈麥》）、賣炭（《賣炭翁》）等等實實在在的現實生活的描寫，去「刺」政治之「失」，以「裨補時闕」。他在《采詩以補察時政》中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在《秦中吟序》中又說自己的《秦中吟》十首是因「聞見之間，有足悲者」而創作的。可見這些詩寫的正是自己親身的所見所聞所感。因而對生活的描寫非常真實，非常富有感情，完全具備現實主義的根本特質（因為現實主義的根本特質就是「真實地描寫現實」）。只要不是帶有偏見，又怎能否定其現實主義性質？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給詩下有一個明確的定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在《上宣州高大夫書》中，他還稱讚一位作者所撰文章「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采遒茂，皎無塵土。」其中所說的「情」、「言」（或「辭采」）、「聲」，都屬於詩歌藝術的重要特徵。對於這三個特徵，他還分別作了闡釋。以「情」而言，他認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見則感易交」，未有「情交而不感者」，即把「情」視為詩歌感人的觸媒，指出詩中必須有情才能與讀者「感易交」，使讀者受到感動。以「言」、「聲」而言，他又認為聲韻要和諧，言語要順適，「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僅從他對「情」、「言」、「聲」三者的定位和闡釋，已足以表明他是深諳詩的審美特性和藝術規律的。至於他把「情」視為「感於事」的產物，則更是對詩的最終本源的可貴的唯物主義見解。

　　 白居易對詩歌特徵的這種認識，明顯地體現在他的大量樂府詩的創作實踐中。這些詩由於是有感而作，寫的是親身見聞，故其中真氣貫注，飽含感情，詩中有人——一位悲天憫人的詩人及其性情儼然呈現於每首詩之中。因而不少論者都讚揚白詩「情真語實」[(13)]。劉熙載認為：「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饑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14)]這裡顯然指的是反映民生疾苦的樂府詩，劉氏對白香山樂府詩中所飽含的同情人民疾苦的「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的深摯感情顯然是極為稱頌和感佩的。《唐宋詩醇》編者認為：白的《觀刈麥》詩「曲盡農家苦心」、「貧婦一段，悲憫更深。」《重賦》詩「於時政源流利弊，言之瞭然，其沉著處令讀者酸鼻，杜甫《石壕吏》之嗣音也。」[(15)]也道出了這些詩所蘊含的深摯感情。何良俊說：「余最喜白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16)]袁枚談到樂府詩的演變時說：「杜少陵、白香山創為新樂府，以自寫性情」[(17)]。這「直寫性情」、「自寫性情」的評語，更清楚地表明它們是看出白氏樂府詩中含有詩人的真實性情，是詩中有人的。詰難者說從白居易樂府詩中「看不見作者自己」[(18)]，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白詩除富有感情外，還特別注意語言美和聲律美。他為了使自己的詩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苦心孤詣地追求語言的通俗平易，聲律的和諧鏗鏘，使人讀起來「韻協」、「言順」，琅琅上口，毫無艱澀拗口之感。這都說明，白居易在實踐中是貫徹了他關於「情」、「言」、「聲」的理論主張的，其樂府詩是完全具備詩的審美特性，符合詩的藝術規律的。

　　 正因為其詩論和詩作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符合詩的審美特性和藝術規律，故其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得到了空前廣泛的傳播，受到了眾多評論家的高度讚揚。不妨看看下面幾則評語：

　　 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之作，風時賦事，美刺興比，欲盡備夫六詩之義，大哉洋洋乎！（鄧元錫《函史》）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捻斷吟湏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三十八）

　　 （香山古詩）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煅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劉夢得所謂「郢人斤斫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者，此古體所以獨絕也。（趙翼《甌北詩話》卷四）

　　 杜子美創為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為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馮班《鈍吟文稿·古今樂府論》）

　　 樂天樂府，則天韜自解，獨往獨來，諷諭痛切，可以動百世之人心，雖孔子復出刪詩亦不能廢。予嘗謂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為宇宙間必不可少文字。（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四）

　　 僅從以上評語即可看出，儘管這些評論家的著眼點不盡相同，但都看出了白氏樂府詩的傑出成就，給予了樂府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以很高的評價。他們精確地指出這些詩「順適愜當」，「無爭張牽強之態」，「看似平易，其實精純」，「獨往獨來，諷諭痛切，可以動百世之人心」，並推崇它們是「傑作絕思」，是「大哉洋洋乎」的「宇宙間必不可少文字」。不僅古代一些評論家如此推崇，當代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也認為：「元白集中俱有新樂府之作，而樂天所作，尤勝於元。洵唐代詩中之巨制，吾國文學史上之盛業也。」[(19)]亦可謂推崇備至矣！試想一想，如果白居易真的背離現實主義，「無視詩歌本身的藝術規律」，不注重「情」、「言」、「聲」，不注重真實地描寫生活，他如何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有的詰難者甚至說，白的「補察時政」詩論是「完全否定詩歌創作的藝術規律和審美功能」，他「創作新樂府既不精思，也不注意煉意」，「讀了了無餘味，這不能不說是藝術上的失敗」，「又有什麼『成績』可言？」[(20)]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則白的樂府詩就簡直不成其為詩了，其「補察時政」的詩論和詩作也就毫無價值了，那麼其詩又如何能被後人視為「精純」的「傑作」或「宇宙間必不可少文字」？其人又如何能受到後人的高度推崇並被目為詩壇大家或「百代宗師」[(21)]？古代有的論者不能站在人民立場、「以百姓心為心」而貶抑白的樂府詩尚可以理解，今人如此貶抑和否定白的樂府詩實令人費解。俄羅斯著名詩人普希金談到文藝批評時曾說：「批評是科學」，「批評是揭示作品的美和缺點的科學。」[(22)]上述這種對白氏府詩的「成績」一筆抹殺的批評是否「科學」，恐怕要打個問號。

　　 　　三

　　 白居易的「補察時政」說既然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遵循藝術規律的基礎上，因而它不但值得肯定，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有巨大的積極意義。它有助於「把詩歌從神聖的藝術殿堂，引向社會，引向民間」[(23)]，積極地去反映有關國計民生的各種社會問題。特別是他那「唯歌生民病」的主張與實踐，能夠引導作家從反映民生疾苦的角度去「刺」政治之「失」，揭露政治的弊端和社會的黑暗，從而喚起人民對暴政的反抗和對人民的同情，其積極意義顯然是不可低估的。清人賀裳在談到「樂天樂府」時，認為樂天的《縛戎人》、《杜陵叟》等等詩篇「不惟悉一時蠹弊，兼可作後世之前車」[(24)]，就頗有眼光地看出了樂天這類詩不僅能讓人了解中唐時期的「蠹弊」，而且可以作為後世的「前車」之鑒，即在後世仍有積極的社會作用。

　　 誠然，由於歷史的局限，白居易是把解決社會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唯歌生民病」的主觀意圖是「願得天子知」，指望在天子知曉之後能夠「廢者修之，闕者補之」[(25)]，即能夠採取措施解決政治的弊端和解除人民的病痛。但其客觀效果卻是不可忽視或輕視的。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說過：「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那麼，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樣的道理，白居易詩中對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其客觀效果也有助於粉碎對封建關係的傳統幻想，動搖封建世界的樂觀主義，引起人們對封建社會秩序的永世長存的懷疑。故就其客觀效果而言，白居易「補察時政」（尤其是其中的「裨補時闕」）的詩論和詩作，顯然是有積極的社會意義的，是有助於推動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前進的。

　　 白居易的「補察時政」說不僅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對文藝本身也有顯著的積極意義。最明顯的就是：它能夠擴大文藝的疆土，提高文藝的地位。就是說，它能引導詩歌從表現個人身邊瑣事或離愁別緒的狹小圈子走向廣袤無垠的大千世界，從大千世界中選取各種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題材，反映眾所關心的各種社會問題。白居易本人的實踐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明人江進之有這樣一段評語：「白香山詩，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切都著並包囊括入我詩。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開擴多少。較諸秦皇、漢武，開啟邊境，異事同功，名曰『廣大教化主』，所自來矣。」[(26)]這段評語講白詩「不求工，只是好做」顯然欠妥，因為白詩儘管通俗，但並不「好做」，借用翁方綱的話來說，就是「看之似平易，而為之實艱難。」[(27)]不過江氏指出「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開擴多少」，甚至與秦始皇、漢武帝之「開啟邊境」相比擬，認為二者「異事同功」，卻是很有見地的。白詩由於從大千世界中廣泛取材，確實大大開拓了詩國的疆土，其對詩國疆土的開拓確實可以說是與秦皇、漢武「異事同功」。詰難者曰：「他（指白居易）僅從『稽政』著眼，擷取與政教有關的題材加以反映，其他的一概排斥。所以新樂府的題材十分狹窄。」並且十分自信地說：「這是異常明顯的事實，任何回護都是無益的。」[(28)]殊不知政治滲透於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政教有關的題材也異常豐富多樣，即使從「稽政」著眼去選材也未必就一定會導致題材的「十分狹窄」。白居易的一百多首諷諭詩——「問題詩」，一詩一事，取材廣泛，從許多不同側面揭示了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即以《新樂府》而言，五十首詩就反映了五十個社會問題，怎麼能說是題材「十分狹窄」呢？難道要一首詩反映了幾個幾十個幾百個社會問題才算題材「十分廣闊」嗎？白詩明明是擴大了詩之疆土，卻偏偏要說它縮小了詩之疆土，其看法之偏頗倒是難以「回護」的。

　　 文藝在社會生活中歷來佔有一定的地位。其地位之高低取決於它在社會生活中所起作用之大小，取決於它對社會所作的奉獻的多少及價值的大小。而所謂作用或奉獻，固然也體現在它給人們以健康的審美和娛樂上，但更多的是體現在對人民的代言上，對政教的助益上，並最終坐實在推動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前進上。如果對社會毫無奉獻，則文藝又有什麼價值？文藝在人們心目中又有什麼地位？如果奉獻的僅僅是審美和娛樂（近年來某些論者在貶抑「政教中心論」和否定「政治工具論」時，恰恰是把文藝的功能僅僅歸結為審美和娛樂），則文藝在人們心目中只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雕蟲小技」的卑下地位，又如何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有力武器？如何能上升到「經國之大業」的崇高地位？所以，即使從提高文藝的地位考慮，也不可僅僅注重文藝的審美、娛樂功能，忽視文藝的認識、教育功能。

　　 別林斯基非常重視文藝的社會作用，主張文藝要「提出」並「回答」生活中的問題[(29)]，積極地「為社會服務」。他對「取消文藝為社會服務」的論調提出批評，指出「取消藝術為社會服務的權利，這是貶低藝術，而不是提高它，因為這意味著剝奪了它最活躍的力量，亦即思想，使之成為消閑享樂的東西，成為無所事事的懶人的玩物。」[(30)]試想一想，如果文藝真正成了「無所事事的懶人的玩物」和「消閑享樂的東西」，它本身還有什麼價值可言？還談得上什麼「高貴」？作家也只能成為供人消遣的「俳優」，又如何能成為受人尊敬的「詩聖」或「廣大教化主」？所以，「取消藝術為社會服務的權利」，這決不是「提高」藝術，而只能是「貶低藝術」。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對白居易的「補察時政」說有一個公正的評價了。他提出「補察時政」說，正是出於高度的社會歷史責任感，主張詩歌積極地「為社會服務」。最為可貴的是，他不是通過粉飾現實、為封建統治者的腐朽政治塗脂抹粉的反現實主義途徑去「為社會服務」，而是通過反映民生疾苦、「刺」政治之「失」的現實主義途徑去「為社會服務」。這就不僅能「裨補時闕」，促進政治的改善和社會的進步，對於增強文藝自身的價值和提高文藝的地位顯然也極有助益。因此，對於白居易「補察時政」說的進步意義應該有足夠的估計，決不可以一個「政治工具」的貶語而輕率地予以否定。

　　 鑒於白居易「補察時政」說是一個意義深遠、影響廣泛的重大問題，筆者特提出以上看法參加討論。不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注釋：

　　 ①參看裴斐《白居易詩歌理論與實踐之再認識》，《光明日報》1984年12月18日；王啟興《簡評白居易的新樂府》，《光明日報》1985年10月22日；張應斌《白居易詩論的價值取向問題》，《嘉應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②《〈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生活〉》第216頁

　　 ③見《全唐文紀事》第58頁

　　 ④(12)《與元九書》

　　 ⑤《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

　　 ⑥《策林七·不勞而理　在順人心立教》

　　 ⑦《寄唐生》

　　 ⑧《傷唐衢二首》之二

　　 ⑨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

　　 ⑩　(18)裴斐《白居易詩歌理論與實踐之再認識》

　　 (11)《新樂府·采詩官》

　　 (13)　(16)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八、卷二十五

　　 (14)《藝概·詩概》

　　 (15)《唐宋詩醇》卷十九

　　 (17)《隨園詩話》補遺卷九

　　 (19)《元白詩箋證稿》

　　 (20)　(28)王啟興《簡評白居易的新樂府》

　　 (21)錢大昕《虎丘創建白公祠記》

　　 (22)《普希金文藝散論》，《古典文藝理論譯叢》61年第2輯

　　 (23)朱琦《韓白關係考》，《中國韻文學刊》94年第1期

　　 (24)《載酒園詩話又編》「白居易」條

　　 (25)《策林六十九　采詩　以補察時政》

　　 (26)《雪濤小書》

　　 (27)《石洲詩話》卷一

　　 (29)　(30)《別林斯基論文學》第259頁、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