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歐」到「新歐洲」 (豆瓣)

滿紙的東歐，一心的中國（一） 這本書讀得斷斷續續，花的基本是每天臨睡前的片刻時間。我一歲半的小女兒似乎很喜歡這本書，每當我拿起它，她只要看見了，總要從我手裡奪去，煞有介事地把書攤開放在床上，顛來倒去地翻看。我惱火得很，因為讀書的時間寶貴，可又不忍發作，只能任由丫頭胡作非為。其實，我心裡甚至偷偷暗喜過：女兒以後如果也能成為像金雁這樣的女學者，真是件不錯的事，呵呵。 金雁的這本書，填補了我很長時間的見識空白。 可能很多讀者和我感受相同，現當代「東歐」這個話題，在國內是很難接觸到的，更難讀到集中展現相關內容的書籍。我不搞學術研究，視線和學術功底有限，也沒有什麼途徑能找到一手、真實的材料，官方也從來不正面報道、甚至根本不報道東歐近況，所以東歐在我心裡一直是一個謎。其實想讀東歐，無非抱著幾個目的，第一，上世紀的中國為什麼和東歐選擇了同一國家體制，選擇的原因和內涵是否一樣？是什麼原因和力量，又讓東歐諸國重新回到了西方體制的「主幹道」上去？它們的轉軌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的？與東歐相比，中國發展得更好還是更糟？中國能從中得到哪些啟示？ 我很羨慕金雁，因為我覺得恐怕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樣，能夠近距離地走進、觀察、感受和訪談「東歐」。可能正是有了深入的了解，她才會把「東歐」這個概念明晰地更改為「新歐洲」，即二十年中成功加入歐盟的幾個轉軌國家，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這些國家遠遠地走出了「共產主義」的癲狂時代，非常務實地選擇回歸歐洲，理智地對自我進行了校正。戴著「東歐」的眼鏡已不合時宜，除非我們是為了分析、理解它們的過去。我想這是這本書第一眼就給予我的啟發。 我知道金雁，其實是從讀秦暉開始的。最早並不知道他們倆是為人稱道的學界伉儷，後來知道了，不由得十分感慨。婚姻關係可以有很多種模式，有秦金這種神鵰俠侶式的，也有夫唱婦隨式的，互助互補式的，相敬如賓式的，但不管哪一種模式，夫妻雙方之間一定需要一根紐帶緊緊勾連在一起，這不是指法律或道德等外界制約因素，而是指有相同的生活情趣和目標，在我看來，這樣的婚姻才有可能長久與幸福，至於家庭分工和其他細節，只是形式罷了。這扯得遠了，回來繼續說書吧。 讀書就像是你與很多人打交道，很快就知道誰和自己是同一類。秦暉的書不偏激，不喊口號，說問題有理有據，十分清晰透徹，與我印象中的大學教授的文字有明顯的不同。也許一個最關鍵的認同感在於，秦暉說他一直是帶著問題在做學問，而我恰好是帶著問題在讀書，就好像一個求學者突然找到了能解決自己困惑的老師。我想，正是這種強烈的問題意識，使得他一直在提倡超越左右、淡化主義的「共同的底線」，雖然這條「底線」設置得是否得當合理，我無力判斷，但尋找共識與合力的這種努力，才是能孕育出建設性路徑、真正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方向。 滿紙的東歐，一心的中國。這是我讀完金雁這本書的感觸。一些學者善於從中國歷史里去尋找思路，如吳思在用他的「官家主義」重新解釋中國歷史，從而發現中國的真問題，其實數千年來都是官民二元的博弈；而像秦暉和金雁這些學者，則是從與現當代中國經歷相似的外國那裡找思想資源和實踐依據。這些縱向和橫向的探索無疑都是十分有益的，它是當代中國傑出知識分子懷抱憂國憂民之心，在自己的學識範疇內奉獻出的寶貴思想財富。 在我的理解中，所謂的「現代化」，並非只是某種主義的風行，某種體制的勝利，或某類技術的革新，而應該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問題意識，即在整個人類的平台上，借鑒最優秀的實踐經驗，找出自己現在面臨的真問題並加以解決，這個國家或地域自然就實現了現代化。 因此在中國，不論回歸傳統的呼喚，新儒家的探索，還是自由憲政的追求，都是在現代化背景下，探索中國往更好方向發展的一條路。視角的差異化、主義的差異化，不應該成為對立的兩極。在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我覺得未來的中國，這些不同探索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最終都會走向融合。當然，這只是我希冀的理想狀態，但願蒼天護佑這個國度。 這本書的寫作緣起，從前言中感覺是金雁為了回應國內有關金融危機對「新歐洲」產生的影響的不實報道。金融危機當時看著風雨欲來，現在看來，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插曲。金雁在書里顯然想要為國內讀者展現一個比較新鮮、全面的新歐洲。我從中收穫很多感性的印象，當然也少不了一些自己的感慨。 1．中國的改革在老百姓心中，似乎進入一個「抱怨多過認同」的階段。那麼東歐是一種什麼情況呢？同為轉軌國家，「新歐洲」幾個國家的轉軌方式各不相同，捷克的私有化採取向全民平均分發資產證券；波蘭是工會全面參與、企業的「僱員私有化」程度高；匈牙利和愛沙尼亞採取的是「只賣不分，價高者得」、「面向外資全賣光」的私有化方式。但是： 第一，無論是哪一種轉軌模式，都是建立在不同國情的基礎上，充分融合社會各階層民眾意見的一個選擇。比如：「匈牙利劇變前政府留下了全歐最高的人均債務，國家財政破產，急需變現國有資產以還債。」「捷克的國家財政狀況較好，國民又不願意外資收購，……『只分不賣』，即把國有資產的價值主體以投資券形式公開、平等地在國民中分配。」「波蘭的特點是工會的力量特彆強大，無論什麼樣的私有化都得經過工人這一關。」秦暉說：「中東歐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國情下，各利益有關方面討價還價反覆博弈的結果，並不只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我想，是不是只有淡化意識形態，才能凸顯出轉軌的可行性？ 第二，無論是哪一種轉軌模式，一旦今後產生危機，比如幾年前的金融危機，民眾也很少會對統治者興師問罪。金雁說：「正因為這些國家各自的做法其實都是在轉軌後民主體制下、民眾自己在多元政治的各種主張中投票選擇的結果，所以民眾對這些選擇也有足夠的承受力……即便他們覺得當年的選擇有問題，現在改主意了，到選舉時另選別人就是了。因此即便在危機相對最嚴重的匈牙利，政治、社會依然穩定。人民基本上都在平靜地等待『危機周期』的過去。」這種平靜和理智，我想根源就在於普通民眾的主人翁心態和對體制的安全感，他們能夠較為自由地選擇國家的領導團隊和領導者，也願意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買單，而不是怨天尤人，或者思考問題簡單粗暴。 我有一位朋友從東歐回來，我特意向他詢問了在東歐的感受。他說最大的感受是東歐人都很平和，生活很平靜。我想這也算是我通過另一種間接經驗印證了金雁的判斷。 2．奇妙的對比心理。金雁引用其他經濟學家的調查，說東德地區相對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後滿意度最低，金雁的解釋是，東德轉軌前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櫥窗，是兄弟國家中最發達的地區；轉軌後他們的比較對象變了，變成了西德，民眾的心理自然落差極大。這種解釋是很有趣的，放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來，所謂「雞頭鳳尾」的選擇，自然很好體會這種心態的變化。

我想，如果把這種對比心理放到中國來，也應該有一些啟示。如果現在全中國進行一次額滿意度調查，得分肯定非常低，因為世界的融合，使得大家都是拿自己和美國及發達國家作比較，滿意度自然好不到哪兒去。但是如果把調查的要求提細緻一些，比如拿現在與五十年前比，一百年前比呢？客觀地說，經濟和社會的開放度的確大了，這也是有目共睹的。辛亥革命至今才百年，中國社會已經翻天覆地。當然，意識形態敏感的人，一聽有人稱讚中國的進步，就連忙呵斥為為統治者辯護。其實，不能說是某一人某一組織的功勞，但畢竟是各方的合力，造就了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的蔓延。

3．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雖然中國一直號稱自己是社會主義，但恐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或者說不明白社會主義的真正優勢到底是什麼。

在東歐加入歐盟的過程中，我看到了這個概念在歐洲和中國的錯位。金雁在書中說：西歐對東歐國家設置了很高的「福利門檻」，以防止「血汗工廠」的「低人權優勢」，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威脅到西歐的福利國家體制。「血汗工廠」里的廉價勞動力與廉價商品，這不正是中國在世界經濟鏈條中扮演的角色嗎？

按照我們的理解，「新歐洲」各國入盟，就是要進入資本主義，破除國家大包大攬，實行自由貿易。可實際上西歐卻要求東歐承諾高福利，實行福利國家的「社會主義」。金雁引用了入盟談判期間前波蘭總統瓦文薩的一句話，他不滿歐盟對福利條件的苛刻要求，說：「他們多年來鼓勵波蘭建設資本主義，到頭來他們自己卻是共產主義者，真不知道為什麼。」

實際上，在西德，「社會主義」指的是「社會黨人」（social－ist）的主張。他們把民主福利國家認作「社會主義」，或者至少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

中國的紅歌《社會主義好》里唱了兩「高」，第一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我看，沒有高福利的人民，能有高地位嗎？「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這句倒是事實，因為這符合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一切由官僚說了算、工人只有開展『忘我勞動競賽』來向前者『無私奉獻』的份。」

我想，福利是社會主義的要義。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像iphone和ciphone、hiphone，真的需要大家好好辨別了。

4.民主憲政是否就一定意味著現執政者的倒台？東歐轉軌這二十年，還有一個事實讓我感觸很深，就是在這些國家，共產黨的後繼黨多次重新上台執政。

金雁借用其他學者的評論說，共產黨的後繼黨通過自由選舉重新上台的意義，不亞於1989年的劇變。這一事實使東歐的左派看到，他們完全可以不依賴強制，在民主憲政的條件下，通過選舉和執政表現贏得民心，從而依靠人民的支持來得到與維持政權。

「事實上，由於『前共產黨人』組織資源、人才儲備與行政經驗畢竟更為豐富，在絕大多數東歐國家劇變以來近20年的民主政治中雖然時有上下，總的來說還是共產黨的『後繼黨』佔優勢的。」書里的話明明白白，一個政黨也像一個有機體，競爭能使它獲得更健康的生命力，為什麼要抵觸和害怕競爭呢？當然，這並不是在為某些執政黨找台階、找退路，而是希望這個黨能重拾一個優秀政黨的信心，從而避免一錯再錯，導致最後的徹底解體和消亡。5．中國的改革到底是激進的還是漸進的？單從經濟規模的數據來看，中國的發展明顯優於東歐，很多人據此認為，中國改革以經濟先行，是一種穩步漸進式的改革，而東歐過於激進，動及國家體制的根本，於是導致了20年的「中國奇蹟」與「東歐困境」。這種言論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秦暉卻很花力氣地專門進行了駁斥。他認為東歐國家無論偏激進還是漸進，經濟都無一例外地受挫，「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中東歐各國都出現了民主化，而中國沒有。」 也就是說，在民主條件下進行私有化，東歐政府不能卸下原有的福利責任，但國家權力卻受到了嚴格地限制。而在中國卻恰恰相反，政府依然可以隨意調動資源進行壟斷，一味地做大做強，而把整個社會福利的責任全推給了市場。難怪民企老總們總是抱怨，資源配置的時候總是國企取勝，一旦出個天災人禍，鬧個經濟危機，民企又是捐錢，又是承諾不裁員，保證就業率。「房地產商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這種言論不就多少帶有推卸福利責任的意味？ 一種錯誤的思考導向，會使得中國未來發展有可能南轅北轍，最後的後果也只會由老百姓來承擔。我想這也是秦暉極力反對這種論調的原因。 6．金雁提出了一個詞語叫「麵包時代」，主要是探討蘇東知識分子在精神鉗制時期的思想荒原。我的感想是，中國是不是也正處在這種「麵包時代」？所謂「麵包時代」，我覺得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國家以麵包換取人民的自由，或者說「以福利換自由」。執政者「選擇用物質來消解政治訴求，從強制人們服從命令轉變到以物質誘導人們安心當順民」，「這樣不但可以讓人們為私利斤斤計較而轉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讓人們懈怠和慵懶，執政者也可以獲取合法性」。從兩位東歐國家領導人的話可以確認他們的做法——捷克總書記胡薩克說：「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於用物質生活的方式來緩解大眾的不滿情緒。」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說：「只要提供商品讓老百姓高興，哪怕社會主義模仿資本主義我也就滿足了。」 那麼，東歐又是如何走出「麵包時代」的？一方面，人們終歸會認識到，「麵包不是自由的交換物」。另一方面，福利並不能從根本化解合法性危機。以波蘭為例，蓋萊克時期向西方大借外債，搞「高投資、高消費、高速度」，結果，「老百姓是得到好處的，但政府所『取』漸少、所『與』漸多，到一定時期財政就難以為繼。由於沒有民主授權的合法性基礎，政府只能靠『多與少取』來建立合法性，一旦經濟形勢迫使其改為『多取少與』，就會碰到合法性危機。而那時如果不下辣手，或者辣手失靈，合法性危機就凸顯為政治危機了。」 除了正常的財政支出，中國老齡化即將到來，而社保的大量虧空已是公開的秘密，政府需要補窟窿；除了貪污和公款消費，政府還每年還要支付大量的維穩費用；每年還要免除大量外債以換取國際政治地位。如果此時還要對百姓示好，來換取執政的合法性，比如減少底層稅收，減少土地收益，政府財政必然也會進入一個「多予少取」（在中國，「多出少進」比較合理，因為大多數利益並不是給予了百姓），最終無力給予的糟糕境地。如果這一現象出現了，是不是也預示著中國即將走出「麵包時代」呢？ 7．東歐轉軌遇到的很多問題，一個原因是民主導致交易成本的大幅提高，拿發展效率作為改革的代價。而另一大困境是，從國際視野看，東歐轉軌想要「走進現代化」的20年，西方卻正在思考如何「走出現代化」。金雁詳細分析了俄羅斯的「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之爭」， 索爾仁尼琴之所以在西方有聽眾，並不是因為他反共，而是因為他「反現代化」。在世界一體化越來越清晰的今天，東歐選擇了回歸西歐，卻要在西歐反現代化的語境中搞現代化，實在是一件尷尬和複雜的事。其實仔細想想，中國不也是一樣嗎？雖然名義上仍堅持社會主義，但比較透明的國際社會給予了大家非常多元的參照系。有的知識分子今天還是自由憲政的提倡者，明天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變成了傳統文化論者。各種思想觀念的交匯融合與對立衝突，恰恰印證了轉軌的複雜性和難度。 8．還有一個事實讓我感觸很深，原東歐國家紛紛希望加入歐盟，並以入盟為轉軌成功的標誌。這般的積極，我想一方面是它們向西對歐洲的認同，包括國家安全的、歷史的、宗教的、地緣的等諸多因素。另一方面，是否也說明它們比較認同歐盟這種人類的超國家治理體系？對於歐盟這個事物，我一直很好奇，也很無知，我十分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國家能夠局部超越國家、民族的界限而走在一起。 歐盟對於人類歷史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歐洲已經走在了全新發展模式探索的前沿，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除了一個政黨的利益，一個民族的自尊，是不是也應該為人類的發展模式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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