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學對話

06-21

一

北朝與南朝的對話與交流，大體上有兩條主線，其一是在傳統的詩騷精神影響下進行的；其二是在不斷的取長補短基礎上開展的，從而兼容並包，修成正果，奠定了唐代文學精神和南北兼收並蓄、情采並重、文質彬彬的格調。

南北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的，同時也是中國既有的傳統文化進行重組的過程。中國的傳統文化自先秦以來就形成了成熟的價值體系與包容性，同時也本著「和而不同」與陰陽發散、變動相和的精神來對待外來文化，從而不斷充實與豐富自身，形成了強大的新陳代謝功能與包容萬物的氣度。

在南北朝時代，這種文化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實踐。永嘉之亂後五胡亂華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漢族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開始與漢族中心圈文化接觸、磨擦與融合的過程。表現在文學創作上，便是中原文化，特別是南方文化開始影響浸潤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中人，一些文士自覺地用中原傳統的詩騷精神來從事生活體驗與文學創作。比如《隋書·文學傳》中記載孫萬壽為隋末文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郁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

值得注意的是，就學術而言，雖南北有異，但南方文化傳承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積累甚深。《世說新語·文學》中記載：「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故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由此可知南北學風之特點，然具體到學問的精深淵博，應當說南方依然為執牛耳者，北朝無法與之相抗。

二

在南北文化對話與文藝批評的構建中，庾信的貢獻較為突出，他以其獨特的悲劇身世與文化積累以及入北之後的鄉關之思，譜寫了南北文學的最高境界之作《哀江南賦》。庾信在北朝文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論，結合自己的身世之感，通過具體的文學創作體會，對於中國古代的「詩可以怨」與「發憤著書」的優秀傳統進行了拓展。

庾信的詩賦所以能夠凌超眾作，融合南北，一個是由於他的悲劇身世，另一個則是由於他早年的文化積累與家學淵源。如果從融合南北的角度來看，他主要是以自己的身世與所秉承的文化傳統來推動這種融合與對話。在庾信入北的詩作中，我們看到有一個很明顯的情結，就是自己的家族情結。庾信出身儒學世家，父子在梁代受到重用，文才享有盛名，為時人所仿效。在入北後，這成為他的優越感，一如陸機入洛後的家族榮耀感。北朝的文化對於他的影響主要在於地理風習的影響上，而在正統的文學修養方面，主要還是來自於他早年的文化修養與家學背景。我們看到，庾信入北後，這種家族與文化優越感從來就沒有消除過，反而成為他的精神支柱，支撐著他在北朝的心理平衡。如果沒有早年的精神優越感，庾信的精神可能就面臨著崩潰。

庾信晚期文章所以被稱作「老更成」，是因為其中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自己獨特的身世遭遇。而這種歷史文化傳統，蓋源於他早期所受的儒學教育。儒家的廉恥觀念以及士大夫的自尊觀念，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恥辱，不能自已，晚期庾信始終被這種恥辱感所折磨，這一點也是他不同於王褒的地方。王褒入北後雖然產生了羈旅愁思，也寫過一些鄉思之作，但是始終看不到庾信那種發自內心的巨大的懺悔意識與恥辱觀，更看不到他的贖罪意識。

傳說庾信入北後，開始一些北方文士並不服氣，庾信將《枯樹賦》示給他們看後，無人再言。那些北朝的文士所以嘆服庾信的《枯樹賦》，首先是其中所坦露的精神魅力與文化傳統，其中用典的恰切與深意，修辭的工麗而自然，顯示出庾信晚期之作純熟的藝術功底。這則故事一方面說明庾信的文才不凡，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北方文士的見賢思齊，正是這種胸懷，使得他們虛心向南方文士學習，加速了南北融合的步伐，儘管後來出現了過猶不及的情況。

庾信與北朝的文學對話，首先藉助其深厚的儒學修養與文學成就，又融合自己獨特的悲劇身世，引領北朝的文學與文化。這種對話已經超越了具體的說教與辯論，而進入言傳身教的境界。正因為這樣，那些北朝的王公貴族才對這位來自於敵國的大臣那麼優禮有加，傾心感佩。如果庾信一味巴結討好北朝貴族，反會被他們所鄙視。

庾信晚年超越了他早期的文學審美趣尚，而回歸了詩騷精神、漢魏風骨與正始之音。杜甫《戲為六絕句》雲「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詠懷古迹五首》言「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可謂深中腠理。庾信晚期文風的悲涼蒼勁，也是這種詩騷精神與漢魏風骨的實踐產物。

這種創作思想，在庾信的《哀江南賦》中達到極致。這是一篇用賦體寫的梁代興亡史和作者自傳。賦的名稱當從《九歌·招魂》中「魂兮歸來哀江南」演變而來，從這篇賦中，可以看出他對梁代的覆亡充滿了悲悼和依戀之情。庾信在文中明確提出自己的創作惟以悲哀為主，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文論中「詩可以怨」思想的發展。

南北朝時代的南北對話，對於初唐文藝觀念的構建起到了直接推動的作用。初唐時期興起了編修史書的熱潮。初唐官修史書對六朝文學的總結以及對文學基本觀念的重新界定，是其著彩處。史書中大都斥責六朝末期文學的淫靡，認為淫靡的文學對六朝的衰亡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從而提醒後代對亡國之音要保持警醒。同時，初唐史家倡言政教亦不廢除對文學的審美與抒情功能的肯定。初唐史家適應大唐帝國一統天下的需要，提出融合南北文風的主張。

以魏徵代表的初唐史家認為，南方文風受老莊玄學與人文地理的影響與浸染，文辭清麗，情感綺靡；北方文風受北地風土人情與兩漢儒學餘風影響，文辭厚重，情感剛健。這兩種文風可以取長補短，兼收並融。文學的審美作用與政教功能是可以兼融的，理想的文藝應該是集政教與審美為一體，從而「文質彬彬，盡善盡美」，漢魏六朝的一些文人往往顧此失彼，造成政教至上或審美至上，唐代帝國作為氣魄恢宏的封建王朝，應當吸取漢代與六朝文學創作的經驗教訓，創造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

初唐史家的觀點順應了當時文學發展的潮流，早在南北朝後期，一些有識見的文人如庾信與王褒等，已有意識地將南方清麗細巧的情辭風格與北方豪放質樸的文風相結合運用於自己的創作中。至唐，南北統一，南北文風的融合更有了實踐的可能，也正式擺到了文人們的文化視野內。從思想對話的角度去看，南北文學與文學批評經歷了漫長的對話與演變過程，才形成了各有所長、各有千秋的境地，經由對話與交流，特別是一些優秀人物如庾信等人的理論與實踐，才完成了這一過程。這些對話與交流，奠定了大唐帝國恢宏博大、多元並存的文學基礎，沾溉後世，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後期的風範氣度。

節選自《南朝與北朝的文學對話及其文學觀念構建》，作者袁濟喜，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