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展風：越南政治改革的動力分析

06-21

唐展風：越南政治改革的動力分析發布時間:2013-04-03 11:01 作者:唐展風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1572次

　　摘要：越南政治改革的進展正在引起更多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者的重視。越南政治改革的動力可從結構途徑與能動途徑結合的方法進行分析。經濟改革、市民社會、國際影響是越南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和間接動力，執政黨精英的政治選擇是直接動力，執政黨精英做出改革決策基於執政成本升高與執政理念的導引兩個原因。

　　關鍵詞：越南;政治改革;動力　　當前國內外關於越南政治改革的研究多數集中在越南政治改革的進程、內容及其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啟示上，缺乏對越南政治改革動力的分析，由此未能深入解釋越南政治改革持續推進的內在原因。本文整合結構方法與能動方法對越南政治改革的動力作一分析，以加深我們對越南政治改革進程的理解。　　一、政治改革動力的分析途徑　　國內外學術界對政治改革的研究主要見於三種政體的研究：威權體制民主化、前蘇東社會主義體制轉型、中越等社會主義體制改革。雖然三種體制有所差異，但分析政治改革動力的途徑基本一致，其分析途徑基本分為兩類：結構途徑與能動途徑［1］。結構途徑採取功能主義的分析方法，假設任何政治體制的起源、鞏固和變遷都與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有關，政治改革則由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所決定。如亨廷頓將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歸因於合法性危機、經濟發展、天主教會的影響、國際因素等［2］。還有學者將前蘇東國家的政治改革歸結為經濟發展、市民社會、文化變化、國際影響等因素推動［3］。能動途徑採用發生學方法，強調政治改革是由各種政治行為者，尤其是政治精英的意圖與行為所決定。行動者有自主性的辨識與決斷能力，不受經濟、文化或制度等任何外在結構的制約，選擇的本身固然可能受到環境的影響，但最終結果還是基於行動者自主性的決策。如國外學者在蘇東體制轉型研究中認為，由於共產主義體制的精英統治的模式，政治精英的策略與領導階層的抉擇是政治改革（「政治自由化」）的關鍵因素。［3］國內也有學者從能動途徑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力。徐湘林提出政治改革是一個不斷進行政策選擇的過程，政治領導人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動力。［4］何增科認為政治改革是一種政府主導下的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是制度創新的主體，政治改革的動力可以歸結為危機推動與利益驅動。［5］結構途徑的長處是宏觀分析，強調政治改革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從政治改革與國際國內環境的關聯中尋找政治改革的動力機制，但它缺乏對改革啟動後的動態過程的分析，忽視了政治行為者的能動因素。能動途徑側重微觀分析，將政治行為者的選擇視為政治改革的直接動力，關注短期情境下的策略與選擇因素，但忽視了選擇面臨的結構條件限制。顯然，單一的途徑不能充分解釋政治改革的動力，政治改革動力的分析需要整合兩種途徑。　　因此，本文對越南政治改革動力的分析整合以上兩種途徑：第一，越南的政治改革是一個相對持續的長期過程，國內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與國際條件的變化是政治改革發生的前提條件，也是制約政治精英做出改革選擇的深層動因。第二，國內外環境條件的變化並非必然決定政治改革發生，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政治改革的發生直接依賴於政治精英做出的改革決策。越南政體的精英主義性質，決定了必須從微觀層次分析政治精英的選擇與策略。在解釋變數上，本文選取經濟改革、市民社會、國際影響等三個結構變數與政治精英的選擇這一能動變數。本文認為，經濟改革、市民社會、國際影響是導致越南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和間接動力，政治精英執政的成本增加與理念所決定的政策選擇是越南政治改革的直接動力。　　二、越南政治改革的動力　　（一）經濟改革　　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得不開始經濟改革。但實質上的經濟改革開始於1986年。改革之前越南以蘇聯模式為樣板，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面對經濟危機，越南逐步推進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1986年越共六大曾提出建立商品經濟體制；1994年提出建立「國家管理的市場機制」；2001年越共九大第一次提出建立越南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2006年越共十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6］經濟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越南的經濟發展。從革新以來的1986年到2006年的20年間越南持續保持了7%左右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在亞洲僅次於中國。［7］　　經濟改革的成功要求政治改革來適應。越共六大就提出黨的改革，加強黨的領導地位與方式以確保經濟發展。越共七大提出僅有經濟改革，無其他改革的話，經濟發展會陷入困難，為此提出包括國會改革、司法改革、行政改革等多領域的政治改革。越共八大提出繼續黨的改革。越共九大則提出，若不進行政治改革，政治體制無法適應經濟改革，就會引發政權危機。［8］可見，以政治改革來適應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是越南政治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經濟改革是引發政治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市民社會　　革新以前越南國家與社會一體化，其經濟基礎是計劃經濟體制。經濟改革必然帶來越南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型。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政府職能的轉移，以及全球化的影響，越南國家對社會資源的控制開始減弱，個人自由不斷增大，個人和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得到提升，民間組織大量出現。這表明越南國家與社會的界分日益清晰，一定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正在成長。越南市民社會的成長增強了社會的動員能力與利益表達能力，促進了政治參與的增長。越南市民社會的政治參與分為兩種形式：非政治性市民社會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性市民社會的政治參與。［9］　　反腐敗鬥爭是越南非政治性市民社會參與的形式之一。革新以來，越南官員腐敗十分嚴重，在亞洲國家中屬於極度腐敗之列。［10］出於對政府反腐不力的不滿，越南民眾通過組織、開展大規模農民運動等違法的行為進行反腐。［10］1992年河靜省鴻嶺市中良鄉發生了老百姓因對腐敗痛恨和對政府「治腐」工作不滿自發組成「反貪污團」事件。1997年在具有革命傳統的北部紅河三角洲的太平省發生了大規模的「集體請願」事件。該省80%的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上街遊行，要求政府堅決懲治腐敗，因為該省有40%的鄉主席、鄉黨委書記、行政幹部、財政幹部、合作社主任等大小官員都有不同程度的貪污行為。南部的同奈省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要求社會公平的鬥爭是越南非政治性市民社會參與的又一重要形式。隨著社會轉型，相對於其他利益群體，普通工薪階層工資待遇低，工作環境差，在社會中處於劣勢地位，不滿情緒蔓延，罷工事件時有發生。在1995至2005年期間，越南平均每年發生罷工近90次，2006年第一季度全國則發生了190多次工人罷工。［11］2001年和2004年先後在西原少數民族聚居區發生少數民族暴亂事件，原因是越南政府在對西原少數民族聚居區的開發過程中，大量的京族（越族）移民佔用了原住少數民族的土地，少數民族的生活並沒有因開發從根本上改善，京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緊張。［11］政治性市民社會的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是政治異議群體要求人權與民主化，以及宗教團體要求宗教自由。2006年由若干政治異議人士組成的名為Bloc8406的群體發起一項要求越南政府尊重人權、宗教自由、公民結社組黨自由的運動，Bloc8406還與海外的所謂越南改革黨聯合起來向越南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實行自由民主。［12］　　越南市民社會的政治參與是社會不滿的體現，實際上是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迫使國家予以回應。對此越南國家一方面於1992年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權國家」的口號，推行法治以規範社會利益的複雜分化和市民社會多元權利的擴展伸張，另一方面推行民主化的改革，將市民社會的參與納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加強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一是推進群眾組織改革，增強其利益吸納與參與功能。越共認為，「祖國陣線和各人民團體在廣泛集中、發動和團結各階層人民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改革黨對祖國陣線和各人民團體的領導方式，發揚它們在建設、革新自身組織和活動中的自主創新精神，建立祖國陣線、各政治—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對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路線、政策、重大決定，包括對組織和幹部工作的監督和反饋制度，經常聽取祖國陣線和各人民團體就人民關心的有關黨和國家的問題反映的意見，讓他們參與制定方針、政策、法律。二是推進國會改革，增強代議民主。越南通過具有民主本質的差額選舉的方式，選舉國會代表。直接選舉尊重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使得人民群眾參政意識大為提高，而且強化了國會代表的代表意識，還原了國會的民意機構本質。直接選舉還提高了國會代表的議政能力，國會的監督職能得到了加強。［13］三是推行基層民主。太平省騷亂後，越共提出了實現基層民主的決議，這是對農村和城市騷亂的反應。［14］　　（三）國際影響　　與前蘇聯的密切關係、對國際社會的封閉曾是越南政治體制維持的國際條件。革新開放以後，越南政治體制面臨著新的國際環境。越南經濟較高的開放性、本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的依賴性，以及互聯網的發展，使得越南政治發展易受國際因素的影響。　　推動越南政治改革的國際因素有兩個效應：一是前蘇聯與中國政治改革的示範效應。20世紀80年代越南與前蘇聯關係密切，前蘇聯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政治改革無疑對越南改革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中國與越南是近鄰、政治體制相似，中國政治改革的成效也對越南產生了重要的示範效應，越南政治改革遵循了中國的改革模式。［8］二是全球化效應。越南的經濟發展對外資依賴度較大，這意味著經濟上缺乏自主性。同時，越南在消除社會不平等方面也需要國際援助。經濟社會發展對外界的依賴性便利了西方國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對越南施加影響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其次，經濟全球化也是政治全球化，是西方式民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援助機構，都把民主化程度作為提供援助的前提條件，大大推進了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化浪潮。在蘇聯模式宣告徹底失敗之後，西方國家更加強了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其民主觀和民主制度的努力。經濟全球化便利了西方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在越南的滲透，使越南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的影響，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經濟績效方面構成了對越南政治體制合法性的挑戰，促使越南推行政治改革予以回應。（四）政治精英的選擇　　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產生了有利於政治改革的條件，但這些因素不會自動促使政治改革發生，政治改革還依賴於政治精英和大眾的行動。政治改革只能是由上層的政治精英推動的，因為「權力的非對稱性」，「而正是這種權力的非對稱性才給予了某些行動者在制度的創設過程中較之其他行動者以更大的影響。」［15］從越南的政治體制性質來看，政治改革是執政黨的領導層的理性選擇，體現為黨和國家的不斷的政策選擇過程。　　越南執政黨政治精英做出政治改革的決策，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執政成本的增加。80年代以來越南執政黨政治精英群體的變化導致了執政成本的增加。首先是意識形態信仰的弱化。1989年越共總書記阮文靈指出，許多黨的幹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抱著懷疑論的態度。［16］而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思潮在黨的幹部中有一定影響。意識形態的弱化削弱了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其次是幹部腐敗現象嚴重，越共總書記杜梅稱之為「國難」。腐敗是由於缺乏法治和市場經濟規則，根源則是權力過於集中的政治體制。「腐敗損害了人民對黨的領導的信任」，同樣損害了合法性。再次是政治領導權的更替。老一輩革命精英因為年齡原因紛紛淡出政治舞台，新一代技術官僚精英興起。技術官僚精英缺乏老一輩革命精英的魅力合法性，必然產生新的執政合法性的訴求。最後是精英衝突。革新以來的越南政治精英群體趨於分化，改革派精英與保守派精英、中央精英與地方精英圍繞利益分配、政策制定等方面衝突不斷，危及到政治體制的穩定。越南執政黨精英具有強烈的合法性危機意識。越共中央自1994年首次提出黨和國家面臨四大危機（經濟落後危機、國際競爭危機、和平演變危機和官僚腐敗危機）後，接連在幾次黨代會上都認為四大危機依然存在，並且更加複雜，決不能掉以輕心，並強調用社會主義改革來化解。在合法性基礎受損，執政成本增強的條件下，執政黨精英由此選擇了政治改革以增強合法性基礎。　　二是執政理念的導引。長期執政是任何政黨的理性選擇，而要長期執政，必須推進執政理念的不斷創新。對於集權政治體制而言，執政理念創新是制度變遷的先導動力。越南政治改革是執政黨執政理念創新的產物。首先是社會主義理念的創新，提出了胡志明思想。1991年6月，在越南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與馬列主義一起，提出了胡志明思想。2001年4月，越南共產黨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再次「肯定以馬列主義和胡志明思想作為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並視之為「我黨思想認識和理論思維的重要發展」。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本土化的嘗試，意識形態本土化為越南政治改革提供了本土思想資源的指導。其次是「一黨民主」理念。面對西方式民主化的壓力，越南明確提出走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這就是「一黨民主」。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明確表示「一黨專政與民主並不矛盾，越南的目標是建立民主、開放、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17］在「一黨民主」理念指導下，將「黨領導、人民作主、國家管理」確定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一黨民主」的基本觀念包括黨的領導、黨內民主、國家分權、群眾參與等。正是在「一黨民主」的指導下，越南才能夠不斷在實踐中漸進地推進政治改革，回應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壓力，促進了本國政治體制的完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英］大衛·馬什，格里·斯托克．政治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80.　　［2］［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J］．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54.　　［3］波特．最新民主化的歷程［J］．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11.　　［4］徐湘林.中國漸進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層理論建構［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6）.　　［5］何增科.漸進式政治改革與民主的政治轉型［J］．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62－63.　　［6］吳宇輝.論越南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體制——中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比較［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3）.　　［7］「越南經濟發展20年後面臨通脹等問題」，新浪網2011年01月14日，http：//news.sina.com.cn/w/sd/2011－01－14/030321813247.shtml.　　［8］李永隆，顧長永.越南政治體制改革之研究［N］．共識網，2010－10－4，http：//www.chinareform.org.cn/gov/governance/Experience/201006/t20100610_25697_1.htm.　　［9］越南市民社會的分類［M］．Carlyle A.Thayer，Vietnam and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Civil　　Socie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1，No.1（2009），pp.1–27.　　［10］劉芝平，饒國賓.腐敗問題給越南帶來的危害［J］．國外理論動態，2008，（2）.　　［11］崔桂田.越南在經濟轉型中處理社會矛盾的舉措［J］．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9，（1）.　　［12］Carlyle A.Thayer，Vietnam and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Civil Socie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1，No.1（2009），pp.1－27.　　［13］越南國家主席面臨敏感問題［N］．南方周末，2007－06－07；韋民．越南政治改革的態勢及啟示［N］．學習月刊，2008，（2）.　　［14］［日］白石昌也．越南政治、經濟制度研究［M］．畢世鴻譯，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6：240.　　［15］何俊志．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精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65.　　［16］Martin　　Gainsborough．越南的政治變遷［M］．最新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11.　　［17］崔桂田，王韶興．越南共產黨鞏固執政地位的戰略舉措［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6）.　　（作者單位：廣西民族大學）

來源: 《雲南行政學院學報》 | 來源日期：2012年第6期 | 責任編輯：黃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