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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禮樂教化

儒家的禮樂教化演講人:樓宇烈 時間:3月31日 地點:北京什剎海書院《 光明日報 》( 2013年05月27日 05 版)

壓題照片:天下第三行書——蘇軾《黃州寒食帖》

樓宇烈(Lou Yu Lie)漢族,浙江省嵊縣人,1934年12月10日生於杭州,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本科畢業。1960年至今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東方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哲學系副主任等職。

黃州安國寺宋塔

杭州蘇堤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化」這個詞是跟「武化」相對應的。所謂「武化」,就是以強力或者說武力來制約、規範人的行為,用武力來讓人們服從某人的意志,服從某種行為規範。「文化」是通過禮樂的教化,讓人們遵循做人的行為規範、社會的行為規範。後來「文化」的概念擴大了,但儒家最重視的還是通過禮樂教化來使人們懂得做人的道理,達到道德上的自我約束和提升。所以,禮樂教化也可以說是整個儒家文化的核心。

萬物一理貫通——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性

我們用了一百年的時間把自己的思維方式改變了,現在我們要把能讀懂自己文化傳統的思維方法再找回來,恐怕也得花一百年時間,甚至還不夠。

西方近代文化是一個分科的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一個綜合的文化。它是把文史哲、政經法、農工醫等都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而不是把它們分門別類。同樣一個道理,既可用於治國,也可用於治身,還可用於處理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比如中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陰陽五行。陰陽是互相消長的,陰長陽就消,陽長陰就消。陽可以轉換成陰,陰可以轉換成陽。陰裡面有陽,陽裡面有陰。還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間有一種相生、相剋的關係,比如說金克木、水生木。

這樣一種事物之間的消長、生克關係的道理,是不是應用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例如解釋自然現象可以嗎?完全可以。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陰達到頂點,陽就達到了最低點,這時候的季節就是冬至,白天最短,黑夜最長。物極必反,到了冬至以後,陽一點點往上升,陰就逐漸消了,到了陰陽平衡,就是春分,春分是白天黑夜一樣長。陽繼續長,陰繼續消,到了陽長到最高點,陰消到最低點,就到了夏至,白天最長,黑夜最短。接著又開始物極必反,重新是陰一點點往上長,陽一點點往下消,到了陰陽又平衡,就是秋分。再繼續消長,就又回到冬至。一年四季就這樣用陰陽消長來解釋,很形象,也很符合事實。此外,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都是有一個相生相剋的問題,這就是我們講的平衡,生態中相生相剋的關係變化了,生態就失衡了。

這樣的道理用在治國上行不行?一樣行。兩極分化不就是陰陽失調嗎?達到陰陽平衡是最穩定的狀態。但是這個平衡不會是永恆的,需要不斷地調整,但不像自然界是自我調整,社會的陰陽平衡要由我們人不斷地進行調整。我們的管理往往需要許多部門同時運作,部門跟部門之間也可以用五行的道理來分析,有相生,有相剋。如果這個相生相剋的關係混亂了,本來該相生的變成相剋了,本來應該相剋的變成相生了,還能有序嗎?

這個道理也可以用在養生上。五臟六腑是五行的關係,五行的關係出了問題,人就有病了。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強調的「理」體現在各個事物上,表象是不同的,其道理可以貫通萬物。

我們現在有政府管理學、企業管理學、經濟管理學。結果學政府管理學的只能去政府工作,學企業管理學的只能去企業工作,不懂得相通。而我們古人認為這些道理是相通的:「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治大國如烹小鮮」。其實儒學裡面何止包含了藝術、宗教、哲學,我覺得儒學裡面也包含了科學。董仲舒講,我們做人,做事,養生,治國,必須「循天之道」。「天」就是天然、自然,「循天之道」就是要遵循萬事萬物本來的自性去做事情,這樣才能成功。這難道不是一種科學精神嗎?

但是我們近代以來受到西方文化的分門別類的所謂「科學精神」的影響,否定了我們傳統的強調萬物一理、貫通綜合的思想方法,而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糊裡糊塗的、模糊的、說不清楚的。而用西方分科的對各個學科的定位或定性作為標準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把中國的傳統文化說得一無是處。於是我們的思維方式改變了。想問題的方法全要清晰,定量、定性,要確定無疑,此就是此,彼就是彼,你要給我說清楚。但我認為不能那麼簡單,不能都是非此即彼,還要看到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離不開彼,彼離不開此,此能夠轉換成彼,彼能夠轉換成此。

我們用了一百年的時間把自己的思維方式改變了,現在我們要把能讀懂自己文化傳統的思維方法再找回來,恐怕也得花一百年時間,甚至還不夠。當然如果我們能認真反思,能像禪宗所說的那樣「頓悟」了,就不需要那麼多時間了。

禮樂——崇禮明倫、和諧之道

今天我們應重新反思儒家的禮樂教化,把新文化運動時期禮教「吃人」的概念重新梳理一下。是不是禮教只有「吃人」的一面?禮教是不是還有讓我們真正懂得怎樣做人的道理在其中?

中國的儒釋道跟西方宗教的概念完全不同。西方宗教裡面講的神與人是完全不一樣的。神不僅造了天地萬物,還創造了人,是造物主。基督教裡面最明顯,每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上帝是全人類的父親,人永遠在神的統治或者保護下生存。

中國文化中的神不是這樣。佛是什麼?佛是覺悟了的人。菩薩是什麼?是覺悟了的「有情」。道教講「仙」,「仙」是什麼?「仙」是「山人」,也是修鍊而成的人。儒家拜的是聖人,聖人是誰做的?是人做的。我們現在一講到對神的信仰就認為是一種對超自然的崇拜。這種說法用於西方的神沒問題,自然都是神創造的,神在自然之上,在自然之外。而中國文化中的神卻是在自然之內,在天地之間的。我們的雷公也好,風婆也好,雨師也好,都是在自然天地之中的自然現象。山有山神,河有河伯,都是在自然之中的,哪是超自然的神?還有一類,是我們生活中跟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天天離不開的,天天要進門、出門的是門神,天天要做飯吃的是灶神。再有一類,就是剛才講了,覺悟了的人是佛,修鍊好的人是仙,道德高尚的人是聖,也都是人。所以中國文化中的宗教跟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不是一樣的。

30年以前,我如果發一個表,讓在座的人填寫宗教信仰,恐怕都會寫「沒有宗教信仰」。現在情況有變化了。但西方人還是認為中國人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去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到處演講的時候還說,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信仰的國家。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沒有宗教信仰,那就意味著一個人是沒有約束的,可以胡作非為,是不可信任的,是可怕的。其實這是他們對中國文化、中國宗教的特點了解不夠。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我的老師賀麟先生講到,儒家文化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是一個詩教、禮教、理學合為一體的學問。其中,詩教也就是我們後來常講的樂教,相當於藝術教育,禮教就相當於宗教教育,而理學就相當於哲學。

「禮」是讓我們辨明社會中每個人的身份,明白與這個身份對應的責任和義務,然後按照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去做人、做事。人是一個有組織的群體,儒家的荀子把人跟動物做了兩個方面的比較。

首先他把整個宇宙的天地萬物作了一個簡單的分類,分成四大類。一類是水火,水火就是一股氣,沒有生命,所以水火是「有氣而無生」。第二類是草木(植物),草木「有氣也有生」,但沒有「知」,就是沒有感覺、情感。第三類是禽獸,禽獸有知覺,有情感,「有氣有生亦有知」,但無「義」,就是不知道自己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它的一切都是受自然支配的。只有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所謂「義」就是懂得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應該走什麼樣的路。「義者宜也」,「義」就是告訴你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孟子在講到「仁義」的時候說:「仁者,人心也;義者,人路也。」「仁」是講人心的,要有愛心、惻隱之心等,「義」就是告訴人走正路,不走邪路。做事要適度,既不「過」,也不要「不及」,這就是「義」。

荀子還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群,而牛馬不能群。」荀子提到的這個「群」的概念,就是我們常常講的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性的動物。

在這個有社會性的群體中,有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儒家用什麼詞來表達呢?就是「倫」。「倫」是類的意思。人是分成不同類的,人倫就是探討在社會中間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關係,所以儒家推崇「禮」,進行「禮」的教化,最終的目的是要達到讓我們每個人都能「明倫」,即明白自己是屬於哪一類的。在所有的孔廟中,一定有個大殿,上面掛著一塊牌子,叫「明倫堂」。這就是儒家禮教的根本目的——讓我們每個人都能「明倫」。儒家強調從自己做起。怎麼從自己做起?就是每個人都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名分」。禮教最後就是給你確定一個「名」,因此在歷史上也稱為「名教」。禮教即「名教」。

儒家把整個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分成五大類——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明倫」就是要明這五倫,明白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這五種關係。這五種關係裡面的每一個身份都有它的職責,做父母的有父母的職責,做子女的有子女的職責等等。通過禮的教育,明白每人的身份以及這樣的身份應該承擔的職責,自覺地實踐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儒家禮教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每個人都要盡倫盡職、盡倫盡責。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的社會就有序了,就和諧了,就安定了。

禮教或「名教」有沒有約束作用?當然有,而且有很強的約束作用。讓你自覺去約束自己。如果有人想不受這個約束,覺得這種約束壓制了他的個性,那麼這個禮教在他心目中就可怕得很,可是當他認識到「禮」是讓他懂得怎樣做人,因而應該自覺地遵循禮的規範時,他在這個範圍內是可以「縱心所欲」的。

我覺得,今天我們應重新反思儒家的禮樂教化,把新文化運動時期禮教「吃人」的概念重新梳理一下。是不是禮教只有「吃人」的一面?禮教是不是還有讓我們真正懂得怎樣做人的道理在其中?今天我們是不是應該教育人們要恪守本分,各盡其職,盡倫盡職?當然這個職責的內容是在變化的,但這個原則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不能因為內容的變化就說這個原則也要不得。此外,由於人的身份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是不斷地在變動的,比如,你上有老下有小,那麼,在父母面前你就是子女身份,要盡子女的職責;而在子女面前你就是父母身份,要盡父母的職責,所以,所謂的盡倫盡職、盡倫盡責,是針對你當下的身份而言的,並不是把你定死在一個固定的身份上,永遠不變。

對於傳統文化的取捨運用,我們可以木匠為例,「善用者無棄材」。在一個高明的木匠手上,沒有一根木頭是沒有用而只能拋棄的。只有那些不善用者,才會覺得這根木頭有用,那根木頭沒有用。其實放在適當的地方,都可以成為有用之才。套上這句話,是不是也可以講,「善學者無棄學」。善於學習的人,不會說這個學問有用,那個學說沒有用。有一句話叫「開卷有益」,就看我們怎樣去看。反面的,我們可以把它當做教訓;正面的,我們可以當做經驗。不要簡單地說一個東西有用沒用。

人生就那麼嚴肅地過一輩子嗎?所以要有「樂」的教育、詩的教育。中國古人講:「禮者別宜」,「樂者敦和」(《禮記·樂記》)。禮是用來分別的,而樂的核心是和諧。天地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在樂的教育(藝術教育或者美育)裡面也能讓我們學到禮教所要傳播的很多觀念。藝術很講究相互配合。一首好的音樂,一定是各種音色的配合;各種不同的音色,快慢節奏,高低聲音,配合得好,這首樂曲才好聽。一幅畫,遠近、濃淡,高低配合好,才能是一幅美麗的畫。所以在藝術的實踐活動中,就會讓我們懂得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相處,怎樣配合。所以我經常講,藝術對人生的教育,對人生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每個人不要只是欣賞藝術,而是要參與、實踐藝術,培養多方面的藝術愛好。通過藝術的實踐,能讓我們更多地懂得如何處理好各方面的關係。所以樂教和禮教是緊密相連、緊密配合的,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

有一次我隨國內的一個基督教團體去了韓國。活動完了,我與這些基督教的人士在教堂裡面交流。我說,我們看到,基督教傳播它的理念都是通過藝術來實現的,通過它的教堂的建設、教堂內的壁畫、教堂裡面的音樂來感動人心,所以宗教教育哪能離開藝術呢?他們說有道理,大家一唱讚歌,一唱詩,情感就被調動起來了。同樣,我們今天講的「儒家禮樂教化」,也可以說是從儒家的宗教教育、藝術教育這個側重點去講的。禮樂的教化在儒家的思想中,被認為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

禮儀傳播價值觀

儒家的禮教在今天也還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要把它去等同於西方的宗教。我們的禮教就是我們的宗教;我們的理學就是我們的哲學;我們的詩教、樂教,就是我們的藝術教育。

通過各種各樣的禮儀活動傳播一種價值觀,實現對人的教化,這是各種宗教普遍的做法,中國儒家的禮教也採用了這種做法。在民間,從滿月、百日、周歲就開始了,親朋好友都來鑒證這個孩子現在來到了這個世界上。而真正的「禮」是從「冠禮」開始的,「禮始於冠」。「冠禮」就是成年禮。成年了,你現在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都是有責任的,你再不是一個孩子,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對自己負責,對家庭負責,對社會負責。這就是「冠禮」的內容,不是大家吃喝一頓就完了。「冠禮」也給予你一個做人的尊嚴。所以古代在「冠禮」的同時還要請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師長給他取一個字(原來他只有名,現在要取一個字),從今以後,跟他同輩的人,比他小的晚輩,都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稱他的字,以示對他的尊重;他自己也要意識到,不能像沒成年那樣胡來了,肩上有了責任和義務。

更被重視的是婚禮。「禮本於昏」。結婚意味著今後你不僅要為自己考慮,還要為對方考慮。不僅要為自己的家庭考慮,還要為對方的家庭考慮,同時負有對後代教育的責任。要上對得起祖先,下對得起子孫。所以婚禮實際上是非常隆重地告訴雙方,你們的身份變了,你們的責任變了。

被高度重視的還有葬禮和祭禮,「重於喪祭」。葬禮就是親人的過世之禮。特別是自己的父母過世,從你在父母的懷抱到你自己能夠獨立地行走,大約需要三年,所以守喪也要三年,這個三年是虛歲的三年,實際上是兩年,以報父母養育之恩。

然後是祭禮,祭禮是追溯自己以往的祖先。甚至於再擴大,那就不光是祖先了,還要感恩讓我們能夠生存的天地萬物。因此祭禮也是不忘本的意思。喪禮是「慎終」,慎重地對待一個死去的人,慎重地對待生命的終結。祭禮是「追遠」,不要忘掉以往的祖先。我們社會人人都能夠做到「慎終追遠」,不忘本,心懷感恩,那麼民風就不一樣了。因此《論語》中有「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說法。這裡的「慎終追遠」也不是像現在那樣鋪張浪費,而是要懷著一顆崇敬的心去報本,去感恩。

儒家崇拜的是「天地君親師」。荀子將其概括為「禮」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生命的本源。「先祖者,類之本也」,先祖是這一類生命的本源。「君師者,治之本也」,「治」就是治己治人。讓我們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跟其他人相處的原則。

總之,禮教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懂得做人的道理。而這個道理,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我們每個人的自覺,「為仁由己」。

這個與禮密切相關的「仁」的概念也值得進一步闡釋。「仁者愛人」。「仁」就是一個人具有同情之心、惻隱之心。但是「仁」更重要的含義是對自己的約束。孔子主張通過「禮」的教化,培養一種「仁」的品德。《論語》中有上百處對「仁」的解釋,最重要的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復禮為仁。」其具體的內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不就是自覺的問題嗎?所以「仁」是讓人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儒家非常強調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你的德行如何,由你自己決定,不是靠外在的力量。《尚書》裡面有一句話:「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上帝不管你是否與我親近,你有德,我就幫助你;你沒有德,我就不幫助你。德是根本,「仁」就是道德的自覺。

在《荀子》的「子道篇」中,記載著一個故事,說有一天孔子分別問了他三個弟子關於對「仁」的理解,子路的回答是「使人愛己」,子貢的回答是「愛人」,顏回的回答是「自愛」。孔子聽了以後對顏回的回答特別讚賞,稱讚他為「明君子」。由此可見,「仁」也是一種懂得「自愛」的道德品德。

順便說一下,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紮根、開花、結果,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在因素就在於佛教也是強調自律解脫,強調用自己的智慧去覺悟人生,掃除無明,看清我們現象世界的本質(那種緣起性空的道理),從而超越自我。《涅槃經》里佛陀告訴他的弟子們:要「自作明燈」。就是你們不要依賴別人,要以戒為師,以法為依,依法不依人,自己做照亮通向覺悟道路的一盞明燈。正因為佛教具有這樣一種內在的價值觀念,所以跟中國的文化非常契合,最終走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結構(儒釋道三教乃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儒家禮的教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培養人的敬畏之心。有所敬畏,就不能胡來;沒有敬畏,就可以為所欲為。「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靈。」至於這個神靈是誰,在每個人的心目中可以有不同,但是都要有所敬畏,哪怕你敬畏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哪怕你說我要對得起子孫後代,也是敬畏,為了你的子孫後代,你就不能亂來。信仰就是培養敬畏之心。

我想我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就會看到儒家的禮教在今天也還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要把它去等同於西方的宗教。我們的禮教就是我們的宗教;我們的理學就是我們的哲學;我們的詩教、樂教,就是我們的藝術教育。「禮」是讓你明確自己的身份地位,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來做事做人。例如,對長輩,對父母,就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隨便開玩笑,搞個惡作劇,那至少是不禮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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