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於皇帝應怎麼稱呼生父的爭論

親愛的女兒，假如我問：宋英宗趙曙應該怎麼稱呼他的生父趙允讓呢？也許你會脫口而出：當然是稱「父親」了。

如果我說：許多士大夫都堅持要宋英宗稱他生父為「伯」，你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以現代人的觀念，確實會感到不可理解。

但是，對於宋朝人來說，這卻是必須明辯的政治原則，而且真的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爭辯。——你大概已想到了，我今天要說的故事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議」。

趙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繼承皇位的，但他並不是仁宗的親生子。仁宗皇帝生育的三個兒子，都不幸夭折，只好將皇兄濮王之子趙曙收養於宮中，立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3），仁宗駕崩，英宗繼位。只是英宗體弱多病，御宇之初，由曹太后垂簾聽政。次年，即治平元年才親政。

英宗甫一親政，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執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韓琦此舉，明顯有迎合英宗心意之嫌，英宗生性純孝，當了皇帝，想讓生父濮王（已經去世）分享他的榮光，也是人之常情。但其時仁宗逝世未久，不適合討論崇奉濮王之禮，因此英宗下詔：「須大祥後議之。」意思是，等過了仁宗皇帝逝世二周年的「大祥」祭禮之後，再議此事。

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禮一畢，韓琦等人又舊事重提，於是英宗下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

這明擺著是皇帝與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翰林學士王珪等人相顧不語，不敢先發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自告奮勇，奮筆寫了一份意見書《議濮安懿王典禮狀》，大意是說：濮王與陛下雖有天性之親，但陛下能夠登極，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卻是因為繼承了仁宗皇帝之嗣，從血緣上說，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卻是仁宗之子。建議按封贈親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國」。

王珪等兩制官將司馬光所擬《議濮安懿王典禮狀》呈交給宰相部門。宰相韓琦批複：「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再議。」王珪說，「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伯。」以王珪為代表的翰林學士認為，根據禮法，宋英宗應當稱濮王為「伯」。時為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這一觀點，用柏楊的說來說，「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是，從禮法的角度來看，卻是不難理解的，自世襲君主制確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繼承，一直遵循兩條原則：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從來沒有由侄子繼承大位的道理。在法理上以仁宗為父，構成了英宗繼位的合法性。否認這一點，等於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而且，在古代君主制下，天子化家為國，「不敢復顧私親」，私人性的權利與血緣關係理應讓位於公共性的禮法秩序，英宗皇帝既然從「小宗」（親王一系）過繼為「大宗」（皇帝一系），獲得皇位繼承的合法性，那麼按宗法的要求，需要割捨「小宗」的名分，因而要求他割捨與生父濮王之間的父子關係（法理上而非血緣上），從宗法上來說是不過分的。除非你有魄力不認這一套宗法，然而，如果不遵從宗法，那今後的皇位繼承與政治秩序，必定亂了套，誰有實力，誰就可以自任皇帝。

我盡量用現代話語來解釋古代的宗法，不知道這麼說你是不是能夠理解。當然，這一宗法上的要求，顯然是違背了人之常情的，也肯定有違宋英宗的意願。

韓琦明白英宗心意，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建議書：「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議奏（這段話我們先引述出來，後面再解釋）。」建議書儘管沒有明說，但意思非常明顯：皇帝應該以「皇考」稱呼他的生父濮王。英宗心領意會，「詔從之」。

這份建議書，應該出自歐陽修的手筆。在宋英宗朝的這場濮議之爭中，宰相韓琦是始作甬者，也是「皇考」派的主將；參知政事歐陽修則是韓琦的理論旗手。

韓琦、歐陽修之所以要讓三省、御史台參與進「濮議」，原來是以為「朝士必有迎合者」，誰知他們誤判了形勢，百官集議之時，不但歐陽修的立論遭到禮官的迎頭痛擊，而且很多台諫官都選擇支持禮官與兩制官的意見，即都認為英宗皇帝應該稱濮王為「皇伯」。

執政團隊堅持稱「皇考」的理由有二：其一，《儀禮》稱「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意思是說，過繼給他人為子的，要為親生父親守孝一年。歐陽修據此推論說，可見「出繼之子，於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其二，皇帝稱生父為「皇考」有先例，「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但這兩個理由都遭到禮官的反駁。

首先，從《儀禮》稱「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推導出「出繼之子，於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在邏輯上是非常牽強的，因為「為其父母服」只是出於敘述之方便，並無表示怎麼稱呼本生父母的含義。因而，知制誥判禮部宋敏求、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范鎮、天章閣待制司馬光都反駁說：「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不識文理也。」

其次，雖然確實有漢宣帝、光武帝都稱其父為「皇考」的先例，但是，他們的情況與宋英宗不同，漢宣帝是以昭帝皇孫的身份繼承皇位的，尊其生父為「皇考」，未亂「大宗」與「小宗」之分，不影響皇位繼承的合法性；光武帝則是起於民間，誅王莽而得天下，雖名為中興漢室，實則與開創基業無異，就算他自立七廟，也不算過分，何況只是尊其父親為「皇考」。而英宗的情況，是以仁宗皇太子的身份，才得以繼承皇位，怎麼可以在仁宗之外，又尊一人為「皇考」？

不過，執政團隊質疑禮官所議「於典禮未見明據」，卻是頗有殺傷力。禮官宋敏求也不得不承認，「出繼之君稱本生為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韓琦與歐陽修正是抓住這一點，反駁禮官的「皇伯」說。

禮官提出的「皇伯」說，其實是從「濮王於仁宗為兄」、「英宗過繼給仁宗為子」推導出來的，而且，「今公卿士大夫至於庶人之家養子為後者，皆以所生為伯叔父久矣」，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禮官的主張雖然未見之明典，卻合乎邏輯與民間禮俗。

同知諫院蔡抗、監察御史里行呂大防、侍御史趙瞻、侍御史范純仁、侍御史知雜事呂誨、權御史中丞賈黯等台諫官，都紛紛上疏，「乞如兩制禮官所議」。蔡抗還當著宋英宗之面，陳說禮法，說到激動處，滄然淚下，英宗也動容哭泣。

韓琦與歐陽修大概也想不到禮官與台諫官會匯合起來反對「皇考」說，正不知如何應對之時，曹太后突然「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英宗看了太后手書，「驚駭」，下詔說：「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

發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第一次「濮議」遂草草收場，追崇濮王之禮的動議暫時不了了之。

在英宗皇帝下詔叫停「濮議」之後，還有一些禮官與台諫官陸續上書，「堅請必行皇伯之議」。不過宋英宗都將這些奏疏「留中」，扣留下來，不發討論，希望平息爭端。

與此同時，皇帝與宰執也稍然為第二次「濮議」做了一些準備：治平二年八月，英宗將同知諫院蔡抗改任為知制誥，兼判國子監，因為執政團隊「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罷其諫職」。九月，又將權御史中丞賈黯改任為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任命書發下來第十二天，賈黯便病逝了，臨終前「口占遺奏數百言」，仍然堅持「請以濮王為皇伯」。

轉眼到了治平二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大禮過後，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呂誨說：國朝制度，凡軍國大事，皆得二府合議。如今議崇奉濮王，只看到中書門下首倡，禮官、兩制官、台諫官「論列者半年」，而樞府大臣卻恬然自安，裝聾作啞，這是怎麼回事？「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

英宗跟呂誨說：群臣反對朕尊濮王為「皇考」，想必是「慮本宮兄弟眾多，將過有封爵，故有此言」。

呂誨說：沒有這回事。想仁宗皇帝「於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陛下若給濮邸封爵，誰敢說三道四？但尊為皇考一事，關乎禮法，不能不詳議。

隨後呂誨又連上七疏，要求再議濮王之禮。但英宗沒有同意（也許皇帝正在等一個時機）。呂誨又說，既然陛下不採納台諫意見，那好，我不玩了，我辭職。但英宗又不批准辭呈。氣得呂誨暴跳如雷，轉而攻擊韓琦、歐陽修。

宋朝的台諫官有一個特點，攻擊起執政官來，措詞都十分激切。比如呂誨痛罵宰相韓琦首倡濮議，教唆人主「欲稱皇考」，致使太后與皇帝有嫌猜，「賈天下之怨怒，謗歸於上」，必須罷去韓琦宰相之職，「黜居外藩」。他又痛罵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請治歐陽修之罪，「以謝中外」。

另一位宰相曾公亮與另一位參知政事趙概，因為在「濮議」中不置可否，也受到呂誨的抨擊：「（曾）公亮及（趙）概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

呂誨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范純仁與呂大防等御史也紛紛上書彈劾韓琦與歐陽修。這大約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的事情。

此時，韓琦與歐陽修也上書自辯：本次「濮議」，禮官請稱皇伯，臣等認為「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才「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不欲紛爭，下詔罷議，但「眾論紛然，至今不已」。議者所堅持的「皇伯」說，其實「是無稽之臆說也」，為何？「蓋自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者矣」。因此，自古以來，從未有「稱所生父為伯叔者」，稱之，則為「禮典乖違、人倫錯亂」。

韓琦像

韓琦與歐陽修的觀點，顯然更容易為現代人所理解，哪裡有不讓稱生身之父為「父親」的道理？但歐陽修忘記了，按傳統宗法，血緣意義上的父子關係，與法理意義上的父子關係，是可以相分離的。宋朝禮官堅持要辯明的，其實是濮王與英宗在法理上的關係。如果英宗在法理上以濮王為父親，那麼他的皇位繼承，便缺乏合法性；傳統禮法也將失去了論證皇位合法性的功能。

宋英宗本人，當然站在執政團隊一邊，「上意不能不向中書」。但他沒有倉促下詔採納宰相的意見，他還要等。等什麼？等曹太后的說法。

曹太后的調解

正月二十二日，曹太后突然給外廷下發了一道手詔：「吾聞群臣議稱，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濮王的三位夫人）並稱後。」

曹太后的立場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提議皇帝稱濮王為「親」，並追尊濮王為「皇帝」。為什麼曹太后突然倒向韓琦一方？當然是因為宰相團隊的遊說。不久之前，韓琦借皇室祠祭的機會，將歐陽修寫的一道《奏慈壽宮札子》，托宦官蘇利涉、高居簡轉給了曹太后。

在這道《奏慈壽宮札子》上，歐陽修說明了之所以要尊濮王為皇考的義理與先例，又簡述了禮官、台諫官與執政官的爭論，禮官所議如何與禮不合，台諫官如何無理取鬧，皇上與宰相如何克制。然後筆鋒一轉，說，太后之前手書贊成禮官的無稽之說，「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炫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議。」

曹太后深知皇帝與宰相的心意，不欲朝廷因此而撕裂，只好委曲求全，出面調解政府與台諫之爭，於是便有了這道手詔。接到太后手詔，韓琦、歐陽修「相視而笑」。

隨後，宋英宗降敕：「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祭祀。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

詔敕的措詞非常謙抑、委婉，主要的意思有兩個：採納稱濮王為「親」的提議；建濮王墳園，規格低於皇帝陵園，實際上也即不敢尊濮王為「皇」。而「親」字在古漢語中，既有專指「父親」之義，也可以泛指親人，皇帝採用這樣一個模糊稱謂，也是想退一步，以期取得禮官與台諫官的諒解。

皇帝能夠如願以償嗎？

「相視而笑」的韓琦與歐陽修有點高興得太早了，他們迎來的是禮官據「禮」力爭的反駁和台諫官更兇猛的攻擊。

判太常寺呂公著上書說：「陛下入繼大統，雖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但是，稱濮王為「親」，「於義理不安，伏乞寢罷」。

台諫官更是來勢洶洶，呂誨說：「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越說越激動，乃至揚言：「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

不過在宋朝政治環境中，這種激切之詞，徒逞意氣而已，對韓琦與歐陽修並無半點殺傷力。倒是范純仁的一道奏疏，讓韓琦很是尷尬。

范純仁是這麼說的：「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旨，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嘗母后詔令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今一開其端，弊原極大，異日或力權臣矯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計。」直接對太后手詔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韓琦看到范純仁的彈奏之詞，委屈地對同僚說：「琦與希文（范純仁父親范仲淹）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其實，這也是宋朝常見的政治風氣，朝堂之上相互攻訐的雙方，私底下很可能交情不錯，比如熙寧變法中的王安石與司馬光；而公事上「同仇敵愾」的兩個人，也未必有什麼私誼，比如趙抃與范鎮攜手反對王安石變法，私人關係卻非常糟糕。

這個時候，台諫官的進攻重點，也不再放在皇帝應怎麼稱呼濮王的問題上，而集中攻擊執政官非法溝通內宮。呂誨再上一疏：「近睹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議，皆以為韓琦密與中宮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弄之跡，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在這場「濮議」之爭中，呂誨前前後後上了二十六疏，是最堅決、激烈反對「皇考」說的一位台諫官。

呂誨等台諫官又集體提出辭職，「居家待罪」，不赴御史台上班。英宗讓宰相發札子促請御史們赴台供職，但呂誨等人「繳還札子」，「堅辭台職」，並稱「甘與罪人同誅，恥與奸臣並進」。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台諫與政府已勢同水火，不可兩立。

宋英宗問執政團隊，怎麼辦？歐陽修說：「御史以為理難並立，陛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

英宗猶豫良久，決定挽留執政官，斥逐台諫官。不過想了一想之後，又交待了韓琦一句話：「不宜責之太重也。」

「斥逐」是宋人說法，以渲染台諫官悲情。嚴格來說，這只是宋朝的一項憲制慣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當去」；若採納言官之議，則宰相辭職。這樣的憲制慣例旨在維持政府與台諫之間的政治信任，就如議會制下，議會若是對政府發起不信任投票，並獲通過的話，那麼一般來說，結果要麼是解散議會（相當於全體議員辭職），重新大選；要麼是更換首相（相當於原首相辭職），以此重建議會與政府的信任。

治平三年正月底，呂誨被罷去侍御史知雜事之職，出知蘄州（今湖北蘄春）；范純仁出任安州（今廣西欽州）通判；呂大防免了監察御史里行之職，出任休寧（今安徽休寧）知縣。

侍御史知雜事為御史台副長官，按宋朝慣例，其解官「皆有誥詞」，即需要知制誥起草人事任免狀。而宋朝的知制誥，有權拒絕起草誥詞，亦即封還皇帝的任免意見。當時值日的知制誥是韓維，他還兼領通進銀台司門下封駁事，有封駁敕命之權。韓琦知道這位韓姓本家很難纏，擔心他會「繳詞頭不肯草制，及封駁敕命」，所以耍了一個手段，繞過知制誥起草誥詞的程序，將呂誨免職的敕命直接送到呂家。韓琦的做法，顯然是對政制的破壞。

韓維得知，果然氣得跳起來，上書說：「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有甚於此，宜追還（呂）誨等敕命，由銀台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要求皇帝「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但英宗都不同意，「皆不從」。

與呂誨被免職同一日，同知諫院傅堯俞被任命為兼侍御史知雜事，接替呂誨的職務。但傅堯俞堅決不接受新任命，說：我也上書反對過稱濮王皇考啊，如今呂誨等人被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英宗連下數諭挽留，但傅堯俞堅持「求去」。

最後，英宗不得不在三月份改任傅堯俞為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同一日，侍御史趙鼎、趙瞻也因為曾與呂誨一起「居家待罪」而被免了御史之職，分別通判淄州（今山東淄博）、汾州（今山西汾州）。

知諫院司馬光上疏要求英宗召還傅堯俞等人，不獲同意，也提出辭職：「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台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眾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臣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慚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連上四封辭職報告，但英宗一直不予批准。

司馬光像

接替賈黯擔任御史中丞的彭思永在「濮議」中表現並不活躍，只上了一道由程頤代筆的《論濮王典禮疏》，贊同稱「伯」，反對稱「親」。由於表現不活躍，這位御史台長官被同僚鄙視，認為他「媕阿」。不過，在呂誨、呂大防、范純仁、趙鼎、趙瞻等台諫官被逐後，彭思永還是上書「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又「自求罷」，但英宗皆「不許」。第二年三月，彭思永給了歐陽修沉重一擊：檢控歐陽修與兒媳婦亂倫通姦。剛剛繼位的宋神宗要他交待清楚信源，彭思永說，「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此為後話，略過不提。

呂公著也上書諷諫英宗：「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示天下？」請追還呂誨等人。英宗當然沒有聽從，呂公著於是也提出辭職，並且託病不上班，「家居者百餘日」。皇帝派中侍至呂家慰問、敦諭，又請呂公著兄長呂公弼勸告，呂公著才回去上了幾個月的班，隨後又上書請辭。治平三年八月，英宗只好應呂公著之請，將他外放到蔡州（今河南汝南）。

至此，歷時一年多的「濮議」之爭，以御史台幾乎被「斥逐」一空而收場，皇帝與宰相取得了有限的勝利：宋英宗不用以「皇伯」稱呼父親濮王，但也不敢尊濮王為「皇考」，只是含糊其詞地稱為「親」。又過了不到半年的時間，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便因病逝世了，「稱親」也變得毫無意義。這一在「濮議」中爭取來的勝利，可謂慘淡。

為了一個「怎麼稱呼親爹」的問題，禮官、兩制官、台諫官與執政官爭執了一年半時間，連皇太后也卷了進來。不止一個士大夫為了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惜辭職，自求貶斥。這件事，如果請今天的人來評說，也許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值得爭吵嗎？

學界對「濮議」的研究已相當透徹，但嚴肅史學的研究成果，對於公眾而言不過是隔閡的學術知識；而通俗的歷史敘述，往往又流於淺薄，柏楊《中國人史綱》的解釋可作為代表：「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

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這麼說，分明是將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飽學之士當成了「傻缺」。

其實我們可以從今人比較容易理解的法理學、政治學角度，解釋為什麼會發生「濮議」之爭。「濮議」首先是一個法理問題，涉及皇位繼承的合法性。這一點，我們前面已有所闡釋。

隨著爭論的進展，在台諫官全面介入之後，「濮議」又逐漸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學問題。對於台諫官來說，「濮議」至少關乎幾個重大的政治原則：皇帝的意志要不要接受禮法的約束？禮法的解釋權歸政府，還是歸禮官？執政集團的權力要不要受台諫掣肘？

實際上，在「濮議」之爭的後期，台諫官的關切重點，也從「皇考」、「皇伯」稱謂的法理糾纏，轉移為對君權、相權強化的警惕，包括呂大防彈劾宰相「臣權太盛、邪議干政」；呂誨彈劾韓琦交結內侍；范純仁質疑太后手詔合法性；韓維指責對呂誨的免職不合程序，呂公著反對宋英宗「屢黜言者」。

而對宰執韓琦與歐陽修來說，以他們的兩朝元老的身份，完全犯不著討好年輕的新皇帝，他們執意迎合英宗心意，也許是為了襄助身體羸弱、性格怯弱的新皇帝走出先帝光芒籠罩下的政治陰影，確立起強勢的君主權威。宋英宗繼位之初，由曹太后垂簾聽政，也是因韓琦極力催促，太后才撤簾，歸政於英宗。

從這個角度來看，「濮議」之爭，如果宰相勝，則皇權與相權將變得強勢，政府在皇帝的支持下，或者說皇帝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容易干出他們想乾的事情。如果台諫勝，則皇權與相權將會受到更大制約，不容易做事情。

我們拉長歷史觀察的時段，會將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熙寧三年（1070）三月，宋神宗與執政團隊討論青苗法，神宗問道：何以人言紛紜、反對青苗法？趙抃說：「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趙抃重提「濮議」舊事，是想向神宗申明一個道理：一項政策，如果多數人反對，那麼，即便是宰相力主之，也不應當倉促施行。

而王安石卻說：「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養父母，皆稱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為礙，而兩制、台諫乃欲令先帝稱濮安懿王為皇伯，此豈是正論？」

宋神宗為英宗親生子，立場當然傾向於「皇考」派。但王安石這麼說，應該並不是為了討好神宗皇帝，而是暗示神宗應當乾綱獨斷，厲行新法，無須理會人言。

如果我們將歷史觀察的視界拉得更寬一些，把發生在明代嘉靖朝的「大禮議」也納進入參照系，問題就更清楚了。

明朝「大禮議」差不多就是宋朝「濮議」的重演，只不過部分細節與結局並不相同。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駕崩，由於武宗無子嗣，皇太后張氏與內閣大學士楊廷和選擇了與皇帝血緣最近的武宗堂弟、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為嗣君，這便是明世宗嘉靖帝。

朱厚熜繼位後，在如何尊奉父親興獻王的問題上，與廷臣陷入了曠日持久的對峙。以楊廷和為首的大臣堅持認為，世宗以「小宗」入繼「大宗」，需要先過繼給明孝宗（明武宗之父）為子，以獲得繼承皇位的合法性，因而，應該稱興獻王為「皇叔考」；朱厚熜則堅持自己是繼承皇統，而不是繼承皇嗣，必須追尊父親興獻王為「皇考」。雙方爭執了三年，最後，朱厚熜順利追奉生父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而所有跟新皇帝唱反調的五品以下官員，被當廷杖責，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皇帝大獲全勝。

這一結局，既是明代權力結構中皇權處於絕對強勢地位的必然結果；而且，皇帝的勝利，又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在「大禮議」勝出之後，明世宗開始御制文章，指斥宋代的司馬光、程頤為「罪人」、二人之論為「謬論」，又貶抑孔廟祀典，此舉當然是為了將士大夫把持的、隱然與君權抗衡的「道統」壓制下來。

嘉靖朝「大禮議」也是明代內閣制演化的一道分水嶺，之前權力相對強健、獨立的「三楊」內閣、楊廷和內閣不復出現，閣臣對皇權的依附性在「大禮議」之後更為突出，哪怕像嚴嵩、張居正這樣的權臣，對於皇權的依附性也非常嚴重，嚴嵩需要給嘉靖撰寫「青詞」博取皇帝的青睞；張居正的權力也是來自類似於「攝政」的特殊身份，而不是正式的相權。

今天一些自稱秉持「自由主義」的論史者，對明代「大禮議」中的楊廷和等士大夫冷嘲熱諷，卻看不出禮儀之爭背後的法理學（道統與皇權之法理關係）與政治學（內閣與皇帝之權力消長）要害所在，未免有點不識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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