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雜誌---民粹主義為何令西方陷入困境？
插圖｜曾鴿子
民粹主義為何
令西方陷入困境？
《中國新聞周刊》特約撰稿｜（Fareed Zakaria）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8日總第791期《中國新聞周刊》
本刊與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版權合作，本文中文版權為《中國新聞周刊》獨家所有
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在一件事上或許是能夠達成一致的——他是與眾不同的。他在共和黨內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紐特·金里奇形容他擁有「獨特而非凡的經歷」。的確，從他的名聲和他對事實的信口開河來看，他的確不平常。但從另一個重要的角度來看，他並不特殊，他只是正在席捲西方世界的民粹主義浪潮中的一分子。從富裕的瑞士到危機重重的希臘，特朗普現象在不同國家都能找到同類。對大部分國家來說，民粹主義是一種逐漸強大的反抗運動；而對少數國家（如匈牙利）來說，它已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總體上看，在幾乎所有的地方，民粹主義都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
什麼是民粹主義？不同群體對它的理解不同，但所有版本的民粹主義都對精英階層、主流政治和現有政治體制抱有懷疑和敵意。民粹主義認為自己代表了被遺忘的「普通人」，並自視為真正愛國主義的聲音。特朗普2016年4月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說，「治理幾十年來一小撮精英的破壞性統治的唯一解藥，是大膽地注入民意。人民是正確的，統治精英階層是錯的。」2016年參加奧地利大選的諾伯特·霍費爾告訴曾擔任教授的對手，「支持你的是精英階層，而我的背後是人民大眾。」
歷史上，民粹主義的表現形式可左可右；今日，這兩個派別都蓬勃發展，從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從如今掌權的希臘左翼聯盟Syriza，到法國國民陣線。但如今的左翼民粹主義既不特別也不複雜。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的極左派一直批評主流左翼政黨過於受市場驅動並偏向商業巨頭。冷戰之後，中左翼政黨愈發向中間派靠攏，看看比爾·柯林頓和托尼·布萊爾就知道了。這種做法也給民粹主義留下空間，這個空間直到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才有人填上。金融危機後的衰退讓美國家庭損失了萬億美元財富，隨後導致希臘和西班牙的失業率上升到20％以上，這個數字至今未變。這是大蕭條之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左翼民粹的隨之興起並不令人意外。
新左翼的理念和老派左翼並沒有很大差別。假如非要說不同的話，那就是新左翼和30年前相比更加接近中間派了。比如，希臘的新左翼政黨Syriza，比上世紀70、80年代的希臘社會運動黨更中立。目前執政的Syriza 改革了市場，並實行財政緊縮政策，這和他們前任的做法只有些許差別。如果西班牙的「我們能夠黨」（Podemo）上台執政，面對的情況也和希臘類似。
相比之下，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勢頭很猛，攻下一個又一個國家。法國國民陣線對贏取下屆總統大選勢在必得。奧地利自由黨幾乎贏得總統大選，雖然因最終輪投票被改到2016年12月而落敗。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對右翼民粹有興趣。西班牙在結束了右翼獨裁統治以後，目前看來不再有興趣投票支持此類政黨。反觀德國，一個和任何國家相比都與極端主義纏鬥更久的國家，目前也有右翼勢力抬頭的傾向，如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當然，還有特朗普。大量證據表明，特朗普不是個別現象，這和很多美國人的預想不同。政治學者賈斯汀·格斯特借用極右翼的英國國家黨黨綱，面向美國白人做了調查，問他們是否會支持一個會「停止大規模移民潮，向美國工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保留美國基督教精神，並阻止來自伊斯蘭的威脅」的政黨。結果，參與調查者中65％的人選擇了支持。格斯特總結說，「特朗普主義會比特朗普活得更久。」
為什麼是西方？為什麼是現在？在追尋新民粹主義根源的時候，應該遵循福爾摩斯的教誨——「注意那隻不叫的狗」。民粹主義在亞洲大面積缺席，甚至在經濟最發達的日本和韓國都不見其蹤影。在拉丁美洲，民粹主義節節敗退，過去十年，阿根廷、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在左翼民粹主義的帶領下陷入泥淖。然而在歐洲，民粹主義正穩步向前發展，它的根基之深，超出很多人的想像。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項重要研究論文中，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與皮帕·諾里斯統計，60年代至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選票中的比例已經翻倍，左翼民粹主義的比例與過去比更是高達5倍。如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平均席位已經升至13.7％, 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升至11.5％。
這項研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發現是，經濟作為影響政治的關鍵因素，其作用在下降。今天，我們仍在用20世紀基本的左右之分來分析政治。左翼支持的政治綱要包括增加政府財政支出、擴大福利體系、加強商業監管。右翼政黨想要的，則是有限的政府監管、更少的安全保障、更多的自由市場政策。傳統的投票模式對這種意識形態之分有固化作用，一般來說，工薪階層傾向於左派，中上階層群體則傾向於右派政策。個人收入往往是判斷一個人政治傾向的最佳指標。
英格爾哈特和諾里斯指出，這種和收入緊密相關的傳統投票模式已經在過去幾十年間日漸消退。研究寫道：「到了上世紀80年代，英國、法國、瑞士和西德等國家中，受階級主導的投票傾向已經越來越不明顯……到了90年代，美國的這種傾向幾乎低到極點。」 今天，看一個美國人的經濟收入是無法預判他的投票傾向的。他/她對社會事務，如同性婚姻的看法，才是他/她可能支持民主黨或共和黨的依據。這項研究還分析了近幾十年不同政黨的黨綱，他們發現，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事務的重要性減弱，非經濟事務，如性向、種族、環保等的重要性大大增強。
如何理解這種變化？為什麼這種變化基本上全部出現在西方世界？歐洲和北美國家擁有千差萬別的經濟、政治、社會背景與國情，但它們都面對一個挑戰：經濟停滯。儘管它們施行了各種經濟政策，但所有西方國家從上世紀70年代起，都見證了經濟增長率的下滑。這段時間裡，有幾次短暫的繁榮期，但總體來說，這種變化趨勢是真實存在的，美國也不例外。如何解釋這種下降趨勢，魯奇爾·夏爾馬在他的新書《諸國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中指出，這種大規模的經濟停滯，肯定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他認為人口是最重要的原因。西方國家，從美國到波蘭，從瑞典到希臘，生育率都在下降。雖然程度不同，但這些國家的家庭規模都在變小，適齡勞動力也越來越少，退休人數卻每年瘋長。這種現象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負面作用。
經濟增長的減緩也與新型全球經濟帶來的挑戰有關。全球化已經得到普及與鞏固，西方市場目前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勞動力低廉的地區負責製造，並將物品運輸到發達國家。這種模式總體上對全球貿易是有益的，但也導致部分行業里技能不足的工人失業。
西方世界面對的另一個趨勢是信息革命。我們要討論的不是技術是否能提高生產率，而是它們鞏固全球化的能力，它們還使某些工種變得無用，比如，谷歌和優步正在開發的無人駕駛技術。不論這種技術潮流未來起到什麼作用，它對美國超過300萬的卡車司機產生的影響就是負面的。據《大西洋月刊》高級編輯德雷克·湯普森觀察，美國男性擁有的最普遍的工作就是駕駛車輛。
最後一個挑戰來自財政。幾乎每個西方國家都面臨沉重的財政負擔。2015年歐盟的凈資產負債率為67％，美國則是81％。這些數據並不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但它們的確限制了政府的能動性。隨著政府退休撫恤支出的增加，債務問題會隨之加重。即便對基礎設施、教育、科技加大投資力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人口老齡化問題上的支出還是會增加財政負擔。
人口老齡化、全球化、技術革命和財政預算這幾個問題的制約，意味著政策制定者的選擇非常有限。要促進經濟增長，比較理性的方案必然是一系列政策的綜合：更多的投資、更完善的就業培訓/再培訓、醫療健康體系的改革。但這種做法也會招致很多選民的不滿，他們想要幅度更大的改革計劃和更大膽果斷的領導人。在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支持這類領導人的呼聲愈來愈高，即使他們摒棄自由民主的制約與平衡作用。
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國際時事節目主持人、《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圖｜CNN
從經濟到文化某種程度上，由於受全球經濟中宏觀力量的影響，導致近幾十年來各國經濟政策趨同。上世紀60年代，左右翼之間的差別很大，左翼想把所有行業國有化，而右翼想讓政府停止對經濟的操控。80年代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後實行的政策帶有十足的社會主義的影子，而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里根不遺餘力地推行減稅、私有化，並減少政府對私人領域的監管。
隨著冷戰的結束，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受到質疑，各國左翼政黨隨即向中間派靠攏。最成功的是美國的柯林頓和英國的布萊爾。雖然右翼政治家們始終堅持不干涉主義，但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論層面。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在自由派擁抱市場運行機制的同時，執政的保守派適應了混合型經濟。布萊爾和卡梅倫的政策的確不同，但放在歷史框架里看，它們之間的區別微乎其微。與此同時，特朗普在他的經濟計劃里提到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提高關稅、賦予有工作的母親新的權利。他老生常談地聲稱要減少監管和稅收，先不說他的承諾能兌現多少，實際上這些承諾與希拉里·柯林頓的政策並沒有太大區別。
經濟政策的趨同，意味著分辨左右派的更重要依據來自文化層面。儘管眾說紛紜，但很多對英國脫歐、特朗普及歐洲民粹主義候選人支持者的分析顯示，影響選民的主要因素更多來自文化和價值觀，而非經濟（諸如不平等現象加劇或貿易的影響）。英格爾哈特和諾里斯的研究指出，這一轉變始自上世紀70年代，其時，年輕人擁抱後消費主義政治，其核心表現為自我表達，以及一系列關乎性向、種族與環保的議題。他們挑戰權威和既有的政治體制和規則，並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傳播了新觀念，重塑了社會和政治。但他們也引起反作用，老一代人特別是男性因看到自己賴以成長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受到損害而感到受傷。於是，這些人開始支持他們眼中擁有「傳統」價值觀的政黨或候選人，以此牽制新文化對社會的衝擊。
在歐洲，這種現象促使新政黨的出現。在美國，則意味著共和黨人更多地基於文化議題而非經濟問題而決定選票投給誰。作為一個內部各派分化的聯盟，共和黨在過去幾十年里舉步維艱，一直在謀求文化經濟的保守派和外交政策鷹派之間的融合。比爾·柯林頓帶領的民主黨向中間派傾斜後，很多專業人士與白領階層被民主黨收入囊中。與此同時，工薪階層白人發現自己與持有世界主義價值觀的民主黨愈發疏遠，轉而傾心於在「3G」問題（槍/Gun、上帝/God、同性戀/Gay）上與他們價值觀更符合的共和黨。在奧巴馬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新的右翼社會運動「茶黨」出現，它似乎是對金融危機後政府救市努力的一種回應。哈佛大學教授西達·斯考科波和她的學生凡尼莎·威廉姆森在採訪了數百位「茶黨」追隨者後總結道，這些人追隨茶黨的最大動力是文化，而不是經濟。那些針對奧巴馬的惡毒的敵意也顯示，種族因素也在這種文化反應中扮演了某種角色。
未來幾年，華盛頓的保守派政府將繼續關注經濟，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主要金主的自由至上主義傾向。而其背後的原因是，他們與基礎選民之間的裂痕也在加大，而特朗普的競選成功將會把這種分歧公開化。特朗普政治上的高明就在於，他發現很多共和黨選民不為該黨傳統主張中的低稅、減少監管、勞動者福利改革等經濟政策所動，而對文化恐懼、民族主義情緒的訴求反響熱烈。
國家與移民特朗普把移民問題當作最基本的重要議題，這並不令人驚奇。在同性戀權益等很多其他社會議題上，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也有很多分歧，而且他們也意識到自己的理念與社會潮流相悖，因而很少有民粹主義政客重拾同性戀非法論。只有在移民問題上共和黨內部才能達成一致，齊心協力對抗他們的精英派對手。
在移民問題上大做文章的背後是有現實考量的，因為我們生活在大規模移民的時代。全球化改變了世界，它帶來的不僅是商品、服務和信息流動，也有痛苦和拒絕。我們現在目睹的，是大眾對移民現象更強烈、更情緒化的反應。西方民眾已經接受了舶來的商品、文化、藝術和飲食，但他們理解和接受外國人的意願卻非常小。
在人類歷史相當長的時期，人們都在離出生地幾英里的地方定居、遊歷、工作並死去。但近幾十年來，西方社會目睹了大量來自其他大陸的人和外來文化湧入本土。2015年，全球有2.5億移民和6500萬被迫離開家園的人。歐洲接受的移民最多，高達7600萬，而歐洲大陸也是對移民問題感到最焦慮的地區。這種焦慮比經濟增長緩慢和社會不平等問題更能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參照日本的情況，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速已經停滯了25年，現在比任何國家的老齡化速度都快，但它幾乎沒有任何移民，因而在日本並沒有引發民粹主義熱潮。
民眾焦慮的程度和某國移民的數量或某地移民的密度並不直接相關。調查顯示的驚人發現是，和歐洲其他國家比，法國人較少對移民和恐怖主義之間的聯繫產生憂慮。過去十年，德國對穆斯林的負面態度大幅減弱。但是，民眾的恐懼似乎和移民的速度有關。這意味著，政治議題的關鍵因素在於，在主流政治家忽視應對民眾對移民問題的情緒的國家，民粹主義就更容易被那些鼓吹恐懼與偏見言論的政治投機者煽動。與此相對比的是，在那些及時合理處理移民問題，擁有自信且務實的領導人的國家裡，不會引發民粹主義憤怒的升級。在這方面加拿大是一個典範，這個國家的移民數量眾多，也接納了不少難民，但極少產生政治衝擊。
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義者為挑起事端，常常歪曲甚至捏造事實。例如，從墨西哥到美國的凈移民數過去幾年已是負增長。非法移民問題不是更嚴重了，而是已經大為緩解。英國脫歐的鼓吹者與此類似，他們選用很多誤導性的或錯誤的數據引發民眾恐慌。當然，也不能因為這些被憑空捏造的言論而否認現實。進入歐洲的移民數量已達到歷史新高。在美國，出生在國外的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1970年不到5％攀升到了如今的14％。非法移民的問題雖然近年有所緩和，但依然存在。在很多國家，那些被設計用於管理移民並為移民提供幫助的系統已經失靈。然而通常的情況是，政府拒絕修復它們，這要麼是為了想從移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中得到經濟利益，要麼是因為官員害怕表現出冷漠和排外。
移民是全球化的最終表現形式。它之所以被視為具有侵略性和顛覆性，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本土民眾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外國人，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這些外國人樣貌不同、口音不同，感覺也不同。這些都可能引發恐慌、種族歧視和仇外情緒。當然，這些反應並不全是有害的，但必須認識到，變化的腳步如果太快，社會就無力消化。由於「創造性的破壞」之類的理念過於被追捧，我們會忘記那些直接受到影響的人所具有的不同感受。
西方社會必須正視文化快速變遷給社會帶來的危險。或許這意味著政府要對移民的速度及類別加以限制。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花更多精力與資源幫助移民融入社會，為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大多數西方國家需要強化再就業培訓項目，規模至少要和《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一樣。這些項目必須簡便可得，政府、私營部門和教育機構應該協同運作。此外，政府需要花大力氣向民眾解釋移民問題，這樣民眾面對的就是事實，而不是恐慌的情緒。最後，開明的執政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執政者應該成為民眾的天使，而不應該迎合人性中的惡。
在移民問題上最顯著的分歧是代際之間的。年輕一代面對外國人是最少產生焦慮和恐懼的群體，他們懂得，生活在一個多元且更富活力的社會中，自己在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都會更加豐富。他們認同自己本應生活在一個開放、互聯的世界裡，這也是他們所尋求的未來。西方社會面臨的挑戰是，不要讓這條通往未來的道路崎嶇不平甚至釀成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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