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伽達默爾對實踐哲學和解釋學的融合

論伽達默爾對實踐哲學和解釋學的融合邵 華【摘要】對實踐問題的思考貫穿了伽達默爾整個學術生涯，構成了他哲學思想的起點和歸宿。實踐哲學不僅影響了他的哲學解釋學思想的形成，而且他還將哲學解釋學應用於實踐問題，發展出解釋學的實踐哲學。實踐哲學和解釋學在他的思想發展中是一種互動的、相互啟發的關係。他對實踐哲學和解釋學的融合，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他通過對柏拉圖的政治思想研究關注到理解和相互理解問題，此外海德格爾對《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闡釋使其注意到實踐智慧概念。在中期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中他通過實踐智慧概念闡明解釋學的應用問題。後期他通過將哲學解釋學應用於對現代社會的反思，尋求對實踐合理性的理解，希望以此來引導人們的生活，避免技術文明對人造成的異化。對實踐哲學和解釋學的融合體現伽達默爾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懷，對於我們思考現代人的生存處境具有重要啟發意義。【關鍵詞】解釋學；實踐哲學；實踐智慧中圖分類號：B15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 - 7660（2010）05 - 0028 - 07伽達默爾以哲學解釋學創始人的身份聞名於世，《真理與方法》是其代表作，也是其公認的哲學貢獻所在。不過伽達默爾的研究興趣並不局限於解釋學，他自稱解釋學和希臘哲學是他工作的兩個重點，而在希臘哲學研究中他最關注是實踐哲學方面。伽達默爾曾宣稱自己只寫過三本書：《柏拉圖的辯證倫理學》(1931)、《真理與方法》(1960)、《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中善的理念》(1975)。可見他把這三本書作為自己思想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除《真理與方法》外，另外兩本書都是研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的著作。在《真理與方法》發表後，由於和哈貝馬斯等人論戰，他的興趣逐漸轉向了社會和現實問題，同時也結合著他長期研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心得，在晚年出版了《科學時代的理性》、 《讚美理論》等著作和文章，闡發了自己的實踐哲學。一般對伽達默爾實踐哲學的研究集中在後期發表的這些作品。不可否認這些作品是他實踐哲學的最成熟的表達。然而從伽達默爾整體思想發展來看，對實踐問題的思考其實一直貫穿了他的學術生涯。在《真理與方法》發表之前，他的作品就已多以古典政治學為研究內容。研究伽達默爾早期思想的舒立文( Robert R．Sullivan)甚至認為伽達默爾早年就是個政治哲學家。可以說伽達默爾的實踐哲學比他的解釋學成型更早。在他那裡不僅解釋學影響了實踐哲學，實踐哲學也影響了解釋學，實踐哲學和解釋學在他的思想發展中是一種互動的、相互啟發的關係。他如何將解釋學和實踐哲學融合起來，最終發展出解釋學的實踐哲學則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一、早期實踐哲學研究在伽達默爾早期的柏拉圖研究中，他關注的就是倫理和政治問題。這一時期發表的短著《柏拉圖和詩人》(1934)和《柏拉圖的教育國家》( 1942)都是對柏拉圖國家學說的研究。伽達默爾認為柏拉圖的理想國實際上是為了表達對現實的批判而提出的一種教育城邦的理想，柏拉圖重視哲學對話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教育意義，以及辯證法在培養公民正義的政治態度方面的重要作用，這是理想城邦實現的條件。《柏拉圖的辯證倫理學》的主旨也與倫理學相關，「我不是主張柏拉圖的倫理學是辯證的，相反，我詢問柏拉圖的辯證法是否以及以什麼方式是倫理學。」①伽達默爾認為柏拉圖所描述的辯證法是真理產生的方式，這不是對對象的嚴格演繹或系統推論，而是在來回的交談中保持著開放，並被事情本身所引導。他認為通過交談實現共同理解奠定了實踐合理性的基礎，受實事本身引導的自由開放的對話是達到德性的手段也是德性的表現，同時他批判了詭辯的墮落的話語形式。伽達默爾在這裡其實已經提出了一種話語倫理學。伽達默爾早期的柏拉圖研究實際上是以亞里士多德為參照的，並根據亞里士多德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形式和術語來解釋柏拉圖。①他承認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柏拉圖的辯證倫理學》「實際上是一本未明說的關於亞里士多德的書」②，其出發點是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對快樂的論述。伽達默爾認為亞里士多德對快樂的分析要與柏拉圖的《斐萊布篇》聯繫起來才能澄清。《柏拉圖的辯證倫理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論述柏拉圖的辯證法，第二部分就是運用現象學描述的方法對《斐萊布篇》進行解讀。《斐萊布篇》是柏拉圖晚期的一篇重要對話，它探討的中心問題是：在人的生命中快樂還是思想是善的？這篇對話的結論認為善是快樂和思想的混合，但思想更接近於整體（善）的原因。對話表明實踐的善是具體的善而非抽象的善，對話還涉及善的等級和尺度、善的一多關係、極端之間的中道觀念等等。早期柏拉圖的對話將德性等同於知識，認為善就是智慧，是獨立自足的，與快樂相對立。後期這篇對話表明柏拉圖的觀點已經有了很大改變，不僅認為快樂是善的一部分，而且強調處境的複雜性和具體性，因此削弱了柏拉圖早期把知識等同於德性的傾向。伽達默爾對《斐萊布篇》的分析已經預示了後來對於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主題的接受。③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伽達默爾主要關注辯證法和實踐哲學，并力圖將兩者結合起來。在這一時期「解釋學」主題還沒有顯露出來，但無疑辯證法和實踐哲學的觀點對他後來的解釋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解釋學的許多觀點這時已經初見端倪。④比如對於辯證法的探討就涉及如何達到對事情的理解和相互理解。《柏拉圖的辯證倫理學》的英譯者認為伽達默爾之所以選擇《斐萊布篇》作為主題，就是因為這篇對話包含著柏拉圖後期對辯證法本性的最清楚的討論，因此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表達伽達默爾自己關於「對話和理解的實行方式」的現象學，這也是對真理在對話中發生的方式的說明。同時伽達默爾考察了希臘的科學概念是如何源於柏拉圖的辯證法的，他認識到真理不能建立在現代笛卡兒的工具主義的方法論之上，真正的方法不是與事物相疏遠化的，而是合乎事物本身的。這與《真理與方法》中的反科學主義精神一脈相承。⑤伽達默爾這一時期的柏拉圖研究也影響到了他後期的實踐哲學。柏拉圖認為認識最高的善要通過辯證法，它不同於各門技藝的專業知識，也不同於作為科學典範的數學知識。這表明善的知識區別於技藝和科學，它是最高的知識，其他的知識都應該以它為目的。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在對話中還揭示了那些擁有專門知識的人其實對於真正值得認識的東西即善是無知的。這啟發了伽達默爾把科學技術知識從屬於善的實踐知識，並且反對專家政治。他還認為柏拉圖筆下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典城邦的政治生活體現了一種非操縱的、自由對話的共同體理想，因而主張發展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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