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對中國的影響非常糟糕

　　鄧曉芒，1948年生，湖南長沙人，初中畢業後當過十年知青、五年民工和搬運工，1979年考上武漢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後長期任教於武漢大學哲學系，1989年評為教授。主攻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旁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西方哲學、美學和文學批評，創立新實踐論美學和新批判主義。代表作有《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康德哲學諸問題》、《靈之舞》、《人之鏡》、《靈魂之旅》等，譯著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等。2009年轉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

　　鄧曉芒長期在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漢大學的教師住宅區里。環顧當今學界，他感慨中國學者的使命意識太差：「大部分中國學者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在國內學術界排名第幾，在那個領域有沒有話語權，開會的時候搶不搶得到話筒，都關心話語權的問題。話語就是權力，所以基本上都在爭權奪利，學術政治化，學者一個個像政客一樣。我們這些人被邊緣化了，我也不在中心。」

　　李澤厚沒有褪掉時代印記

　　鄧曉芒的父母是革命幹部，妹妹鄧小華後來成了著名作家殘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鄧曉芒1964年初中畢業後無法讀高中，從此在僻遠的鄉村干農活。他在鄉下轉了幾個地方，當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後當民工，修馬路，打地基。

　　雖然失學，鄧曉芒有意識地自學，找到一些流落到社會上的書，潛心攻讀。他說：「我有時候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優勢，因為排除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那些教育付出的精力節約下來了。體力勞動就是鍛煉身體，閑下來我就看書。」當時馬列的書到處都有，鄧曉芒就鑽研馬列。鄧曉芒對黑格爾的書讀得比較認真，後來又接觸到康德，做了很多筆記、眉批，覺得哲學能解決很多思想問題。

　　恢復高考之後，鄧曉芒覺得自己在哲學方面下的功夫最多，決定報考哲學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上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但是他父母的右派問題還沒解決，政審沒有過關。1979年，他考上了武漢大學哲學系，成為西哲名師陳修齋和楊祖陶的研究生。鄧曉芒以初中學歷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並非少數，當年武漢大學的研究生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教育經歷。

　　在武漢大學，鄧曉芒看小說，寫評論，哲學的興趣則漸漸專註於康德和黑格爾。他的碩士論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主要談美學：「我覺得康德美學跟我的審美觀非常接近，就從這裡進入到康德哲學，進入到德國古典哲學。」

　　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思想爭論的熱潮。鄧曉芒自稱是「旁觀者」，但圍觀者清：「李澤厚他們爭論要康德還是要黑格爾這些問題，我們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覺得很荒唐，原先我們被所謂的黑格爾壓得透不過氣了，就覺得康德的不可知論好像還開放一些。其實他們都是大哲學家，德國人從來沒有人說：我們要康德還是要黑格爾。反正讀哲學系，這些都是經典。」

　　鄧曉芒1978年在水電安裝公司搞搬運的時候，曾給李澤厚寫過一封18000字的信，批評李以前的一篇美學文章，李很客氣地給他回了信。後來兩人還見過面。鄧曉芒說：「李澤厚在（上世紀）80年代影響很大。他的書都是經典，都是案頭書。《批判哲學的批判》講康德哲學，哲學系學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學的必看《美的歷程》。我對《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認，雖然有一點意識形態，但在那個時候是非常難得的。李澤厚的文風影響了一大批人。」而對（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李澤厚，鄧曉芒認為影響越來越小：「現在大家信息渠道越來越多了，以前就是他一個窗口，後來大家都能自己獲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顯了。再加上，他的起點還沒有完全脫開那個時代給他打下的烙印，他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已經定型了。當然後來他也想改，年紀大了，恐怕還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後各種各樣的美學都出來了，把他撇在一邊，也不跟他爭。我和易中天倒是還想恢復實踐美學，但是認為李澤厚的思路不行，要來個徹底的改造。」

　　與楊小凱和易中天的交往

　　1982年，鄧曉芒從武漢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劉道玉在1981年至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倡導學術自由開放的風氣。當年經濟非常貧乏，但鄧曉芒覺得大家心情都特別舒暢，有緊迫感，要抓緊時間干出點大事來。當時武漢大學的年輕教師住在集體宿舍，所謂的「筒子樓」，每一家門口都有一個蜂窩煤爐，一炒菜，房子里烏煙瘴氣。小孩子還在中間跑，有的還騎輛三輪車在中間拐來拐去。

　　鄧曉芒和楊小凱都住在筒子樓，有時在路上碰到，順便聊一聊，偶爾來一個客人，就坐在一起談談，正式聊天並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對方在幹什麼。鄧曉芒回憶：「楊小凱當時醉心於數量經濟學，他數學學得很好，在牢裡面跟一些數學家、科學家關在一起，又跟他們學英語，英語也不錯。他的眼光就要比我們的開放得多了，美國的現代經濟學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討論過一次，關於馬克思經濟學到底過時了沒有，他認為是完全過時了，在凱恩斯以後就過時了。我覺得好像還不能那麼說。因為隔了行，他學經濟，我搞哲學，有時對不上話，但目標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們國家各方面都補起來。我們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拚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後來鄒至庄教授來武漢，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的一個經濟學教授推薦了楊小凱。鄒至庄非常欣賞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頓去讀博士。後來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過楊小凱，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話完全有可能得獎。」

　　易中天也是鄧曉芒的「筒子樓友」，家裡曾發生過煤氣中毒。鄧曉芒說：「冬天冷，室內燒煤取暖，窗子都閉著，第二天大家就頭疼。我們都發生過，沒有那麼嚴重，就覺得頭疼，晚上窗子關緊了，要留一點縫。有時候不行了就要送醫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話，就必死了。」鄧曉芒的父親有一個老同事在廈門大學當教授，想調他過去當助手。鄧曉芒也對廈門大學的海邊風景充滿了嚮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廈大，也起了心，說：我們倆一起去。劉道玉校長得知消息後，親自到鄧曉芒家裡做工作：廈門大學哪能跟武漢大學相比啊。結果，鄧曉芒和易中天都沒走成。到了（上世紀）90年代，易中天的夫人不適應武漢的氣候，決心轉去廈門大學，而那時的武漢大學校長已不是劉道玉了。

多年來，鄧曉芒專攻德國哲學，也研究美學、文化心理學、中西文化比較等，致力學術批評和文化批判，介入當代中國思想進程和精神建構。面對當下學界的後現代趨勢，鄧曉芒說：「後現代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說後現代讓中國那些不願意思考的學者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爾，我只要看後現代就夠了。他們身上的擔子就輕了，這是很不應該的。人家是那樣過來的，你那個教育都沒受過，連小學都沒讀，就去發明永動機，那怎麼可能呢？現在這些人就是在發明永動機，以為後現代就是永動機。」

「用聞所未聞的東西來吸引眼球，這就沒意思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軟肋

　　時代周報：晚清民初，西方哲學通過翻譯等各種渠道進入中國，對中國原來的哲學體系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鄧曉芒：肯定，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這兩種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異，而且整個是顛倒的。所以我認為中西兩大文化在目前這個地球上是互為倒影的。西方從希臘開始，到今天的美國一脈相承。中國從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沒變，包括「文革」，乃至於今天改革開放，都沒變。鬧得轟轟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實還沒有。西方發展出語言、語法、邏輯、社會制度、體制、思維方式、規範化，朝這個方向發展。中國發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們最好是不要語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個中國文化是在語言的基礎上面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

　　到今天，西方的制度好，是因為西方重視語言，重視語法。中國人不重視，覺得語言之前的東西像內心的體驗、感覺、情感最重要，那些東西是不可言說的。西方哲學家當然也有這種傾向，認為不可言說的東西是很重要的，但他們畢竟把可以言說的東西規範化了。這是走了兩條相反的路。

　　時代周報：我們追溯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是不是具有開創性的作用？

　　鄧曉芒：胡適的作用主要是打開眼界。原來中國式學問的做法是三皇五帝，盤古開天地到如今一步步講過來，胡適是有原則的，凡是傳說、神話這些不可信的東西一概不取。他截斷中流，從有文字記載的正史、信史開始，強調有一種客觀性，不要動不動就是道統，從三皇五帝講起，那就不是學問，那是意識形態，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講道統。

　　時代周報：中國的道統里好像有一個「帝王師」的情結，像馮友蘭的經歷就反映了一代讀書人典型的心路歷程。

　　鄧曉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馮友蘭、郭沫若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管當時顯得多麼的激進、多麼的革命、多麼的堅強、多麼的獨立，骨子裡都有軟肋。要把這個東西分析出來，我覺得是非常有價值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這個層面，唯獨一個例外就是魯迅。那些人在狂熱的時候，魯迅非常冷靜看出來這些人一旦掌了權，我們都沒法活了。當然也可能還有其他的人，像儲安平就看出來。魯迅是最早看出來的：別看他們現在反專制、反迫害、反獨裁，反得多麼厲害，他們一旦上台，照樣如此。

　　時代周報：在西方哲學裡，像康德、黑格爾，他們比較專心做學問，好像沒有做「帝王師」的想法？

　　鄧曉芒：對，這是他們的傳統。像亞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亞歷山大的老師，從他13歲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亞歷山大征服世界，亞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諸葛亮，他從來不去輔佐帝王幹什麼。他反過來要帝王為他服務：你打到那個地方，把那個地方的奇珍異獸、植物標本給我帶來做研究。亞歷山大老老實實地派人千里迢迢從印度、波斯把那些沒見過的植物和動物標本送到雅典來，給他的老師做研究。他比亞歷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你一個帝王算什麼。康德、黑格爾也是在跟神打交道，才不管現在流行什麼樣的政策了。

　　黑格爾後來是普魯士專制政府的辯護士，他要論證普魯士政府是上帝絕對精神的實現。當然黑格爾有一點帝王師的想法，但他的前提是，整個理論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發展出來的。他理想中的是立憲君主制，而不是專制君主制。所以他也不是完全無條件地為現行政治辯護，他提出現行政治的一個模式，要照這個模式去做就符合絕對精神。

　　時代周報：是不是經濟獨立或者生活比較寬裕，哲學家就會從容一點？

　　鄧曉芒：他們也不寬裕，像康德成天上那麼多課，他每上一次課學生就交給他一點學費。康德長期沒有工資，他是編外講師，有學生來聽就有收入，沒人來聽就沒有收入，所以康德一輩子連婚都沒有結。人家問他為什麼不結婚，他說沒條件。等到他有條件了，他又不想結婚，老了。這完全是一種觀念、思維模式的問題：作為一個學者，這一生應該怎麼樣過。

　　哲學就是生活

　　時代周報：在上世紀80年代，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對中國的哲學影響有多大？

鄧曉芒：應該說表面上的影響很大。因為它跟馬列夾在一起，大家公認它是馬列主義的來源。那個時代意識形態太濃，但是理解非常表面。我們現在再去對它加以研究，絕對不是炒冷飯。我甚至覺得是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我們原先的理解太潦草，真正要把握它，那是非常深厚的東西。而這種深厚的程度，恐怕只有我們中國人才能看得出來，德國人都還不一定看得出來。因為我們是旁觀者，跟我們的文化相比，覺得它確實了不得。德國人也已經麻木了，沒搞出新東西來。德國哲學最近幾十年非常沉悶，沒有新東西。但是他們自家的東西，並不見得就搞得很透。當年溫德爾班有一句話：能夠真正理解黑格爾的人已經死光了。

我覺得確實是這麼回事。我去過兩次德國，上次我到黑格爾讀書的地方，相當於他的故居了。黑格爾紀念館的門口有一個大招牌，上面寫著黑格爾的語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說不對啊，黑格爾從來沒有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是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個哲學界有爭論的，恩格斯專門為這個東西發表過看法，現實的不一定是存在的，存在的不一定是現實的，做過辨析的。德國人在黑格爾的紀念館門口怎麼貼出這樣的招牌？我回來把黑格爾的德文全集從頭至尾搜了一遍，沒發現這句話。德國《康德哲學》的主編來武大講學，我陪他吃飯的時候就問了他這個問題，我說：這句話是不是有誤？他說：是的，黑格爾不是那樣說的，應該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我說那不可思議，在德國本土、在黑格爾的故鄉，而且是在黑格爾紀念館的門口，貼出了不是黑格爾說的話，下面註明是黑格爾說的，這怎麼可能。他說：「你是對的，我下次去跟那個博物館的人說：有一個中國的學者指出來你們這個是錯的。」可見德國人對自己的傳統，不見得就吃得很透。

　　時代周報：哲學可以指導生活嗎？

　　鄧曉芒：哲學不是指導生活，我覺得哲學就是生活。我有一篇講演就是「哲學與生活」，或者「哲學與生命」。哲學是活出來的，不是學出來的，學出來的那不是哲學，那只是哲學知識。哲學史上面的知識有很多，有很多哲學命題的知識，像邏輯學，要劃為哲學的話，只是一些技巧性的東西。真正的哲學是活出來的，一定要拿命去活。像康德、黑格爾都是拿命去活的，他們都是幾十年當家庭教師，受盡了人間冷暖的撥弄。黑格爾是很典型的，大學畢業，拿到博士學位，然後沒工作，就到鄉村裡面去當家庭教師，跟一個貴族，教他的兒子。康德也是多年當家庭教師，後來好不容易搞了個編外講師，就在那裡苦苦地寫啊，研究啊，寫了很多東西都沒有發表，他自己不拿出來，他覺得火候未到，就放在箱子里。現在我們把它搞出來，把他未發表的手稿拿出來印。可以看出他在成名之前有多少東西是沒有發表的，他就在考慮這些問題。黑格爾最開始是考慮宗教問題、信仰問題，這都是活命的問題。所以哲學跟生活絕對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有直接的關係。

　　時代周報：他們的生活經歷投射到他們研究裡面的關懷。

　　鄧曉芒：他們很多人都明白說出來了，康德有一段話說得很全，他自述：我原來是想當一個學者，當一個科學家，後來是盧梭教育了我，他讓我懂得了我的學問如果不能對一般的大眾提供幫助，那我就還不如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個洗衣工、一個裁縫。他說是盧梭讓他懂得了，學問是用來為人世間的，為生活的。

　　每個人都有哲學，人跟動物不同就在於人有世界觀：我活在這個世界上幹嘛？就算他沒有明確地意識到，但是有時候他可以意識到。比如說小學生，你要他天天做作業，他就會有反抗，為什麼會有反抗呢，他不耐煩，覺得人不應該這樣，人家都在外面玩，為什麼我要在家裡做作業。家長說：你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將來出人頭地，你要考上大學。我為什麼一定要考上大學？但是在教育的管制之下，他把這些想法都壓制了。我是因為很早就下農村了，沒人管，就讓它生長起來了。

　　許多作家才氣完了就完了

　　時代周報：除了做研究以外，你為什麼對中國當代文學有深切的批評？

　　鄧曉芒：我寫了一本《靈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生存境界》，分析了十幾個作家。我還是力圖從一種文化轉型的眼光來透視這些作家為什麼要寫這樣的作品，他們寫這些作品背後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模式是怎麼樣的。我總結出來這些作家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回歸。以前叫尋根文學。什麼是尋根，一個是大自然，一個是兒童，一個是文盲，沒有文化的，人的最低生存境界。中國上世紀90年代文學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尋根，回到遠古，回到古樸、樸素，遠離城市。

　　當然本世紀的文學又有一些變化，我接觸不多，我感覺已經不完全是尋根，感覺本世紀的文學基本是散了，有點像後現代了，什麼東西都沒有，完全憑感覺了。90年代是有理念的，每個作家都想要表達什麼東西。現在的作家沒有要想表達什麼東西，就是憑一種才氣。特別是網路文學出現以後，基本上就是憑一種臨時爆發出來的才情、敏感、調侃，沒有一點正經，滿不在乎。當然王朔也滿不在乎，但是王朔是很沉痛的。你別看他滿不在乎，他背後有很深的東西的，我對王朔非常看好。當然人家說他痞子文學，他表現出來確實什麼都不在乎，但是後面有東西。他也能寫很純情的文學。90年代以後，他已經寫完了。但是他偶爾發表出來對中國當代的看法，非常深刻，他是看透了。

　　時代周報：近十年來你還有沒有看文學作品？

　　鄧曉芒：基本上沒看。一個是沒有時間，再一個是不想看。因為文學已經碎片化。像莫言，我那本書裡面寫了他的《豐乳肥臀》，我覺得寫得很好，後來我給莫言寄了這本書。莫言回了一個信，說：你對我的評論是非常擊中要害，你猜中了我的玄機。包括心理分析，他為什麼要寫那個東西，他就是那樣想的。他說：我最近又有一本更好的，我寄給你。然後他把那本最新的小說《酒國》寄過來。他自己覺得《酒國》比《豐乳肥臀》要好，我看了以後很失望。我覺得已經碎片化，沒有一個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在一個空的理念之下，完全是魔幻加才氣。當然作家都有一定的才氣，完全憑著豐富的聯想、搞怪、魔幻，魔幻現實主義就是搞怪，講一些聞所未聞的東西來吸引眼球，這就沒意思了。

　　時代周報：賈平凹呢？

　　鄧曉芒：賈平凹後來也沒有什麼東西了，他也是搞怪。他本來有本土的底子，對商州那一帶的民風、民氣很熟悉，但是完全這樣按原本講，他又不甘心。他要在裡面穿插一些魔幻，穿插一些傳說、故事，有點像《白鹿原》的那種奇異的東西。當然中國也有志怪傳統，魯迅當年對中國的志怪小說也很欣賞。他們現在就搞這些東西，但這要說明什麼問題呢？就是為了吸引眼球。人都有好奇心：怎麼會這樣，是不是冥冥之中還是有一些什麼東西在起一種作用。我覺得沒多大意思。中國現在處在赤裸裸的、觸目驚心的社會狀態，你搞這個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反映現實好一點。

　　或者你就另外開闢一條路，總要有路，現在沒路了，就是一點才氣，才氣完了就完了。我也評了賈平凹的《廢都》，他對風土民情的了解、體驗，那是沒話說的。但是他經常摻雜知識分子的那種夢幻，甚至是性幻想。《廢都》完全是性幻想，有點看三級片、成人片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