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為什麼我說曹操是文化罪人(南方都市報 2010-1-17)

浮世閱史

◎秋風北京學者

安陽宣稱發現了曹操墓，我也湊熱鬧寫了篇《奸臣曹操的文化解說》，編輯把標題改成《曹操是中國文化的罪人》，把我的看法極端化了。不過這個有點嘩眾取寵的標題，倒並不完全違背我的意思。此文在坊間得到的反應，多為批評。我相信，我有責任對我的觀點作一解釋。

不過，仔細想來，我與其費勁解釋我自己怎麼看曹操，不如與大家一同探討，陳寅恪先生針對曹操，究竟說了些什麼。因為，我那篇短文的立論依據，就是陳寅恪先生1956年的文章《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

有幾位朋友指出，陳先生這篇文章其實是在讚賞曹操。對陳先生此文竟能作出如此解讀，我十分驚訝。確實，先生為一代史學宗師，其論人評事，不會如我輩輕率直白。在這篇文章中，先生並未直斥曹操，但其抨擊曹操通過種種政策顛覆當時社會價值觀，並為漢代深厚的儒家士大夫文化慘遭毀壞而痛惜的態度，卻是可以體悟出來的。

理解這一點的關鍵是確認一點：陳寅恪先生雖然未被歸入現代新儒家行列，卻是儒家價值的創造性守護者。這不是我隨便說的，而是曾經深入先生的思想世界、對先生詩歌之解讀獲得先生認可的余英時先生的看法。

義門陳氏本為客家人，自始即「以詩書立門戶，以孝悌為根本」。先生祖父、父親均為正宗儒家而堅持變自新者，我將其歸入現代中國之保守-憲政主義思想與政治傳統。先生本人也在此一傳統中，「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之思想總結，就體現了他對中國傳統的依戀之情。至於這傳統之主幹，就是儒家。吳宓先生1961年日記記陳先生的話云：「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先生於50年代後所撰寫系列文章之深刻內涵。最早是1951年《論韓愈》一文，從六個方面論證韓愈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而第一條即為「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此道統當然是儒家之道統。先生論述曹操、《述王導之功業》等文，也與此文相同，有守護中國文化的用意在。有論者指出，先生論曹操之文寫於官方史學為曹操翻案之前，但以先生知人論世的智慧，自能由當時的氣氛察微知著。

回過頭來，再把先生關於曹操的簡短論述，放到先生關於魏晉南北朝唐宋的論述中，其態度更為顯豁。先生關於中國文化、政制的研究集中於這段歷史時期，而此一時期又正是中國文化之正統———儒家———身遭里離亂之時。先生關於這段歷史研究的最突出成就，是發掘了河西儒家士族對於中國文化在外族接連入侵、命懸一線時期所發揮的存亡絕續的偉大價值。這些儒家士族僥倖避開戰亂，而在戰亂停息後，立刻拿出儒家的社會政治規劃，重建社會、政治秩序，並「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實吾國文化史上一大業」。

這個傳統的載體正是河西本地與避亂遷入的儒家士族。由此段歷史論說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對儒家士族的歷史文化作用是持肯定態度的。在陳寅恪先生筆下，儒家文化乃是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積極向上的力量。當然，以儒家經義傳家、以仁孝廉讓而致通顯的儒林家族，與藉助權力稱雄一方的豪強，是大為不同的。先生絕不會主張世家的權力壟斷———有趣是的，造成後來士族權力壟斷的九品中正制，恰恰是曹魏建立的。

先生的歷史和政治信念恐怕是這樣的：由士人於權力之外維持的道德和學術應當在社會中享有足夠權威，甚至壓倒權力。惟有如此，才有「獨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可言，社會也才能維持合理秩序。在權力主宰的世界，必然是奸詐橫行。反過來亦然：社會道德、學術權威若被衝垮，政治上必為卑劣者當權的專制。按照司馬光的看法，曹操本人之所以稍能收斂，就是因為他也在無形中受漢代兩三百年養成的道德標準的約束：「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但是，曹操並不承認「士氣」的這種好處，為了實現個人功業，有意濫用暴力、實行所謂「唯才是舉」的政策，以毀壞儒門士氣。對此，寅恪先生當然不可能持贊成態度。曹操此舉的直接後果就是摧毀了儒家價值信念體系，結果是士人無恥，政府無恥，最終當然是政府腐爛、社會混亂，中國人陷入一大劫難。

有人因為曹操會寫詩，就說他是中國文化的功臣。但在我看來，這樣的文化，不要也罷。中國歷史上確實不時出現這樣一種類型的人物：殺人成性、愛好詐謀，而又能吟幾句歪詩。這兩種能力也許源於同一個品性：他們把自己從世俗的規範約束中解放出來，激情得以徹底放縱，而暴虐和詩歌正是激情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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