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紅民：蔣介石為什麼要建議胡適競選「總統」

蔣介石與胡適是中國近代兩個著名的人物，他們是不同領域的佼佼者，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政治威權者與軍事強人，胡適是學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旗手，他們的關係為人所樂道，也被賦予諸多的歷史蘊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來一再解讀。如1948年南京召開「行憲國大」時，蔣介石是否曾建議胡適出來競選「總統」，其誠意如何，胡適又是如何反應？對此，學者們提供了不同的解釋，其背後的「史觀」頗耐人尋味。近年來，胡適與蔣介石兩人的日記先後公諸於世，使我們有了藉助當事人的記載再次審視此事的可能。

蔣介石與胡適有無此事？對於蔣介石是否確曾建議胡適競選「總統」？過去的解釋是不可能。理由很簡單：蔣介石嗜權如命，怎麼可能會將要到手的「總統」寶座拱手相讓，何況還是讓給一個連國民黨員都不是的胡適呢？此事是蔣介石的一個政治手腕與騙局。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與胡適有過頗多交往，他在《為胡適說幾句話》中有一段話，可以說是此種解釋的代表。季羨林寫道：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於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於這一點似乎並不清醒。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載《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頁）然而，事實是，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胡適，在其日記中都有提議胡適競選「總統」的記載，而且均記述頗詳細，並非一筆帶過。據蔣介石的日記，最早提議胡適選「總統」的是蔣在國民黨內的政敵李宗仁。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李宗仁自動競選副總統，而要求胡適競選大總統，其用心可知。而余反而自慰，引為無上之佳音，只要有人願負責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協助其成功，務使我國人民與部下皆能安心服務，而勿為共匪乘機擴大叛亂，則幸矣。（《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15日）此時，任北平行轅主任的李宗仁對「副總統」一職孜孜以求，他還拉北京大學校長鬍適選「總統」，要與蔣介石一爭。不料，蔣反而有將計就計之心。2月初，蔣偕宋美齡去廬山過農曆春節（當年2月11日為正月初一），其間思考軍政大計和他個人面對巨大內外壓力之下的進退之策。蔣後來當面告訴胡適，推舉他出而競選「總統」的設想，就是在廬山時「考慮的結果」。蔣從廬山回到南京，國民大會召開在即，誰來當「總統」成為蔣那一段時間考慮的重點，他在日記中常將對此事的思考記錄下來：3月27日，蔣介石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分別列了「不任總統之影響與國家利害之研究」與「胡適任總統之利弊」兩條。29日，國民大會開幕。次日，他讓王世傑向胡適轉達如下意思：蔣將在國民黨內提議胡適為「總統候選人」來競選「總統」，而自己願出任「行政院長」，「負責輔佐」。（《蔣介石日記》，1948年3月30日）。因此事關係甚大，蔣在31日的日記中記載，他在告訴胡適後，仍在思考利弊得失，並將此決定告訴了宋美齡。4月1日，王世傑帶回胡適接受蔣建議的消息，蔣很高興，他寫道：昨晚胡適博士接受推選總統之意，此心為之大慰。乃即召布雷（陳布雷——引者）詳述余之旨意與決心。此乃為黨國最大事件，余之決定必多人反對，但自信其非貫徹此一主張，無法建國，而且剿匪亦難成功也。（《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1日）4月4日，國民黨召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專門討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問題。蔣在會上發表事先精心準備的講話，明確表示自己不參加「總統」競選，建議國民黨最好推舉一黨外人士參選。蔣的建議無異是重磅炸彈，在國民黨內引起激烈爭論，反對者居多。最後，蔣無奈地改變主意，同意自己選「總統」。4月5日中午，他囑王世傑再去見胡適，轉告國民黨內的情況，不能再提議胡適。蔣對此深感愧疚，當天日記中記道：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為余對一生對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傑字——引者）之外，無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為總統候選人之經過也，故於其並無所損耳。（《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5日）。幾天後，蔣介石專邀胡適吃飯，當面致歉說：「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適則不以為意，對蔣稱，「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蔣轉而要求胡適組織政黨，胡適稱「我不配組黨」，建議蔣把國民黨分化成兩三個政黨。（《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第356頁）以上蔣、胡二人的日記互證表明，蔣介石確實在1948年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時，有過支持讓胡適出來競選的想法，並一度為此努力，胡適對此過程十分清楚。至於蔣介石為什麼要這樣做，是「真心」還是「欺騙」？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蔣介石本是真心讓胡適出來選的，沒有「玩弄」或「欺騙」的意思。當然，蔣的動機挺複雜，是需要另外討論的問題。

1948年4月，胡適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發言。 胡適的態度其實，蔣介石希望胡適出來選「總統」的事，雖然知者不多，但在蔣、胡二人日記公布之前，還是有人陸續披露。對這類「揭秘性」史料，相當多的人是「寧信其無，不信其有」，根據他們的史觀推理，蔣介石根本不會「放權」，即使蔣「放權」，胡適也不會接受。筆者的研究經歷中就遇到這類人的指責與批判。1997年台灣出版了老報人陸鏗的《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其中有一節的標題為《奉命通知胡適博士做「總統」候選人》，專談時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的他在1948年奉蔣介石「文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之命與胡適見面，通知他國民黨將推其為「總統候選人」，而胡適欲迎還拒的故事。筆者以此事切入寫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讀書》上，發表時編輯將標題改為《智者千慮》，非常傳神，意在說胡適長期愛惜羽毛，拒絕到國民黨政府里做官，但最後面對「總統」的誘惑，還是動了心。不料，此短文發表後，竟引來討伐，謝泳與程巢夫分別寫了《不能這樣理解胡適》、《關於<智者千慮>所涉史實的辯證兼及文風》（二文均收入《胡適，還是魯迅》一書），對筆者進行批評。謝文與程文的基本意思是有三點：1、陸鏗的回憶是「孤證」，胡適不可能是那個樣子； 2、胡適保持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長期以來拒絕進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絕對不會對「總統」動心的；3、筆者不了解歷史事實，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情懷。程文中有如下的話：試問陳紅民君：一個滿腦子裝著這些計劃的人，一個如此胸襟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會捨得去實現這些目標的校長位置，去就那個名義上尊榮而幹不成多少實事的總統高位嗎？所以我說你是「以陳君之心，度胡適之腹」，一點也沒有冤枉你。（見《胡適，還是魯迅》，第163頁）陸鏗涉及到胡適對出來選「總統」一事的回憶不是孤證。在此之前大陸出版的《胡適年譜》與台灣出版《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李宗仁政治秘書程思遠的《政壇回憶》等，均已有相關內容。2004年，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10冊一套的《胡適日記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此就依胡適日記的記載，看他當時的態度：1948年3月30日下午三點，王雪艇傳來蔣主席的話，使我感覺百分不安。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1948年3月31日八點，約周鯁生來談，把昨天的話告訴他。請他替我想想。午後與雪艇、鯁生談了三點多鐘。我不敢接受，因為我真沒有信心。晚上八點一刻，雪艇來討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個很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說：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1948年4月1日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細想過，最後還是決定不幹。「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1948年4月4日今天國民黨開臨時中全會，蔣君用一篇預備好的演說辭，聲明他不候選，並且提議國民黨提一個無黨派的人出來候選，此人須備五種條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對中國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5）對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有明白的了解。他始終沒有說出姓名，但在場與不在場的人都猜是我。這會下午開了六點多鐘，絕大多數人不了解，也不贊成蔣君的話。1948年4月5日我的事情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兩點前，雪艇來，代蔣公說明他的歉意。1948年4月6日發一電給鄭天挺兄：「連日外間有關於我的許多流言，北平想亦有聞。此種風波幸已平靜，乞告舍間及同人。」 上述日記，引自《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354、第355頁，它表明了胡適面對「總統」誘惑的心路歷程：從拒絕，到動心，再到反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前述那些一廂情願地幫著胡適說話，認為他絕對不會動心的人，讀到他的這些日記，不知會作何感想？有段往事需要提起，胡適在1930年代就將自傳、日記公開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記等文字必被人所關注，在下筆時可能會「有選擇地」記載，這是讀其日記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我們可以從中了解他做了什麼，而對其所說的背後動機則要保持適當的警惕。如前引胡適4月6日所記給鄭天挺的電報中稱，「連日外間有關於我的許多流言」，他是當事人，知道確有其事，不該用「流言」二字的。

聯經版《胡適日記》 並非多餘的話所謂「事實勝於雄辯」。面對蔣、胡二人的日記及其它史料，我們無論對蔣介石、胡適有何種評價，卻不能否認蔣介石曾有讓胡適出來競選「總統」，胡也一度答應的事實。堅決否認胡適一度動心的人，有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心結。他們認為，民國時期有一個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堅守自由主義原則，操守好，人品高尚。相比之下，當今的知識分子只能用「淪喪」來形容。因此，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美化（如果不是「神化」的話）胡適等人，愛之甚深。筆者《智者千慮》中在說完「總統候選人」的風波後，曾有一段對胡適相當肯定的話：「胡適到底是胡適，他對天上掉下的大陷餅，大抵上還算得上不卑不亢，雖未達到心止如水、物我兩忘的最高境界，仍能稱得上『其來不喜，其去不怒』，不失尊嚴與人格，也是一種風範。與那時代以『學術』為官場資本，賣身求官的『學者』相比，高下立現。」但即使這樣，仍不免惹怒胡適「粉絲」們。其實，胡適之所以成為胡適，在於他的聰明，其思想與行為遠比我們所能理解的複雜得多，他有七情六慾，並非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筆者在研究胡適與蔣介石關係時，發現胡並非是被動的，如季羨林所說，是蔣在玩胡適於股掌之上。換個角度，說胡適在「利用」蔣介石也不為過。蔣介石對此深有體會，他到台灣之後在日記中直斥胡適「可恥」：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民主社會黨領袖——引者）等於騙錢，左舜生（青年黨領袖——引者）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苟之態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10日）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慾，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令人悲嘆。……可恥。（《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30日）

蔣介石與胡適蔣介石此時內心對胡適恨之入骨，表面上卻不能不維持著對胡的「尊崇」與「禮遇」，是因為胡的特殊地位，蔣要利用。在另一方面，胡適對蔣長期抱持「有限度的」批評立場，但卻也注意巧妙地維持與蔣的密切關係，是因為他也需要蔣。當然，這是需要深究的另一段故事。對於蔣、胡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似乎不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熟知歷史的人，大概可以舉一反三。 （作者陳紅民，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原載微信公眾號「浙大蔣研中心」，澎湃新聞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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