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紅民:蔣介石為什麼要建議胡適競選「總統」

蔣介石與胡適是中國近代兩個著名的人物,他們是不同領域的佼佼者,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政治威權者與軍事強人,胡適是學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旗手,他們的關係為人所樂道,也被賦予諸多的歷史蘊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來一再解讀。如1948年南京召開「行憲國大」時,蔣介石是否曾建議胡適出來競選「總統」,其誠意如何,胡適又是如何反應?對此,學者們提供了不同的解釋,其背後的「史觀」頗耐人尋味。近年來,胡適與蔣介石兩人的日記先後公諸於世,使我們有了藉助當事人的記載再次審視此事的可能。

蔣介石與胡適有無此事?對於蔣介石是否確曾建議胡適競選「總統」?過去的解釋是不可能。理由很簡單:蔣介石嗜權如命,怎麼可能會將要到手的「總統」寶座拱手相讓,何況還是讓給一個連國民黨員都不是的胡適呢?此事是蔣介石的一個政治手腕與騙局。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與胡適有過頗多交往,他在《為胡適說幾句話》中有一段話,可以說是此種解釋的代表。季羨林寫道: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於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於這一點似乎並不清醒。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載《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頁)然而,事實是,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胡適,在其日記中都有提議胡適競選「總統」的記載,而且均記述頗詳細,並非一筆帶過。據蔣介石的日記,最早提議胡適選「總統」的是蔣在國民黨內的政敵李宗仁。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李宗仁自動競選副總統,而要求胡適競選大總統,其用心可知。而余反而自慰,引為無上之佳音,只要有人願負責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協助其成功,務使我國人民與部下皆能安心服務,而勿為共匪乘機擴大叛亂,則幸矣。(《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15日)此時,任北平行轅主任的李宗仁對「副總統」一職孜孜以求,他還拉北京大學校長鬍適選「總統」,要與蔣介石一爭。不料,蔣反而有將計就計之心。2月初,蔣偕宋美齡去廬山過農曆春節(當年2月11日為正月初一),其間思考軍政大計和他個人面對巨大內外壓力之下的進退之策。蔣後來當面告訴胡適,推舉他出而競選「總統」的設想,就是在廬山時「考慮的結果」。蔣從廬山回到南京,國民大會召開在即,誰來當「總統」成為蔣那一段時間考慮的重點,他在日記中常將對此事的思考記錄下來:3月27日,蔣介石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分別列了「不任總統之影響與國家利害之研究」與「胡適任總統之利弊」兩條。29日,國民大會開幕。次日,他讓王世傑向胡適轉達如下意思:蔣將在國民黨內提議胡適為「總統候選人」來競選「總統」,而自己願出任「行政院長」,「負責輔佐」。(《蔣介石日記》,1948年3月30日)。因此事關係甚大,蔣在31日的日記中記載,他在告訴胡適後,仍在思考利弊得失,並將此決定告訴了宋美齡。4月1日,王世傑帶回胡適接受蔣建議的消息,蔣很高興,他寫道:昨晚胡適博士接受推選總統之意,此心為之大慰。乃即召布雷(陳布雷——引者)詳述余之旨意與決心。此乃為黨國最大事件,余之決定必多人反對,但自信其非貫徹此一主張,無法建國,而且剿匪亦難成功也。(《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1日)4月4日,國民黨召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專門討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問題。蔣在會上發表事先精心準備的講話,明確表示自己不參加「總統」競選,建議國民黨最好推舉一黨外人士參選。蔣的建議無異是重磅炸彈,在國民黨內引起激烈爭論,反對者居多。最後,蔣無奈地改變主意,同意自己選「總統」。4月5日中午,他囑王世傑再去見胡適,轉告國民黨內的情況,不能再提議胡適。蔣對此深感愧疚,當天日記中記道: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為余對一生對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傑字——引者)之外,無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為總統候選人之經過也,故於其並無所損耳。(《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5日)。幾天後,蔣介石專邀胡適吃飯,當面致歉說:「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適則不以為意,對蔣稱,「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蔣轉而要求胡適組織政黨,胡適稱「我不配組黨」,建議蔣把國民黨分化成兩三個政黨。(《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第356頁)以上蔣、胡二人的日記互證表明,蔣介石確實在1948年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時,有過支持讓胡適出來競選的想法,並一度為此努力,胡適對此過程十分清楚。至於蔣介石為什麼要這樣做,是「真心」還是「欺騙」?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蔣介石本是真心讓胡適出來選的,沒有「玩弄」或「欺騙」的意思。當然,蔣的動機挺複雜,是需要另外討論的問題。

1948年4月,胡適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發言。 胡適的態度其實,蔣介石希望胡適出來選「總統」的事,雖然知者不多,但在蔣、胡二人日記公布之前,還是有人陸續披露。對這類「揭秘性」史料,相當多的人是「寧信其無,不信其有」,根據他們的史觀推理,蔣介石根本不會「放權」,即使蔣「放權」,胡適也不會接受。筆者的研究經歷中就遇到這類人的指責與批判。1997年台灣出版了老報人陸鏗的《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其中有一節的標題為《奉命通知胡適博士做「總統」候選人》,專談時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的他在1948年奉蔣介石「文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之命與胡適見面,通知他國民黨將推其為「總統候選人」,而胡適欲迎還拒的故事。筆者以此事切入寫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讀書》上,發表時編輯將標題改為《智者千慮》,非常傳神,意在說胡適長期愛惜羽毛,拒絕到國民黨政府里做官,但最後面對「總統」的誘惑,還是動了心。不料,此短文發表後,竟引來討伐,謝泳與程巢夫分別寫了《不能這樣理解胡適》、《關於<智者千慮>所涉史實的辯證兼及文風》(二文均收入《胡適,還是魯迅》一書),對筆者進行批評。謝文與程文的基本意思是有三點:1、陸鏗的回憶是「孤證」,胡適不可能是那個樣子; 2、胡適保持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長期以來拒絕進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絕對不會對「總統」動心的;3、筆者不了解歷史事實,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情懷。程文中有如下的話:試問陳紅民君:一個滿腦子裝著這些計劃的人,一個如此胸襟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會捨得去實現這些目標的校長位置,去就那個名義上尊榮而幹不成多少實事的總統高位嗎?所以我說你是「以陳君之心,度胡適之腹」,一點也沒有冤枉你。(見《胡適,還是魯迅》,第163頁)陸鏗涉及到胡適對出來選「總統」一事的回憶不是孤證。在此之前大陸出版的《胡適年譜》與台灣出版《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李宗仁政治秘書程思遠的《政壇回憶》等,均已有相關內容。2004年,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10冊一套的《胡適日記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此就依胡適日記的記載,看他當時的態度:1948年3月30日下午三點,王雪艇傳來蔣主席的話,使我感覺百分不安。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1948年3月31日八點,約周鯁生來談,把昨天的話告訴他。請他替我想想。午後與雪艇、鯁生談了三點多鐘。我不敢接受,因為我真沒有信心。晚上八點一刻,雪艇來討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個很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說: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1948年4月1日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細想過,最後還是決定不幹。「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1948年4月4日今天國民黨開臨時中全會,蔣君用一篇預備好的演說辭,聲明他不候選,並且提議國民黨提一個無黨派的人出來候選,此人須備五種條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對中國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5)對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有明白的了解。他始終沒有說出姓名,但在場與不在場的人都猜是我。這會下午開了六點多鐘,絕大多數人不了解,也不贊成蔣君的話。1948年4月5日我的事情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兩點前,雪艇來,代蔣公說明他的歉意。1948年4月6日發一電給鄭天挺兄:「連日外間有關於我的許多流言,北平想亦有聞。此種風波幸已平靜,乞告舍間及同人。」 上述日記,引自《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354、第355頁,它表明了胡適面對「總統」誘惑的心路歷程:從拒絕,到動心,再到反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前述那些一廂情願地幫著胡適說話,認為他絕對不會動心的人,讀到他的這些日記,不知會作何感想?有段往事需要提起,胡適在1930年代就將自傳、日記公開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記等文字必被人所關注,在下筆時可能會「有選擇地」記載,這是讀其日記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我們可以從中了解他做了什麼,而對其所說的背後動機則要保持適當的警惕。如前引胡適4月6日所記給鄭天挺的電報中稱,「連日外間有關於我的許多流言」,他是當事人,知道確有其事,不該用「流言」二字的。

聯經版《胡適日記》 並非多餘的話所謂「事實勝於雄辯」。面對蔣、胡二人的日記及其它史料,我們無論對蔣介石、胡適有何種評價,卻不能否認蔣介石曾有讓胡適出來競選「總統」,胡也一度答應的事實。堅決否認胡適一度動心的人,有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心結。他們認為,民國時期有一個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堅守自由主義原則,操守好,人品高尚。相比之下,當今的知識分子只能用「淪喪」來形容。因此,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美化(如果不是「神化」的話)胡適等人,愛之甚深。筆者《智者千慮》中在說完「總統候選人」的風波後,曾有一段對胡適相當肯定的話:「胡適到底是胡適,他對天上掉下的大陷餅,大抵上還算得上不卑不亢,雖未達到心止如水、物我兩忘的最高境界,仍能稱得上『其來不喜,其去不怒』,不失尊嚴與人格,也是一種風範。與那時代以『學術』為官場資本,賣身求官的『學者』相比,高下立現。」但即使這樣,仍不免惹怒胡適「粉絲」們。其實,胡適之所以成為胡適,在於他的聰明,其思想與行為遠比我們所能理解的複雜得多,他有七情六慾,並非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筆者在研究胡適與蔣介石關係時,發現胡並非是被動的,如季羨林所說,是蔣在玩胡適於股掌之上。換個角度,說胡適在「利用」蔣介石也不為過。蔣介石對此深有體會,他到台灣之後在日記中直斥胡適「可恥」: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民主社會黨領袖——引者)等於騙錢,左舜生(青年黨領袖——引者)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苟之態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10日)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慾,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令人悲嘆。……可恥。(《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30日)

蔣介石與胡適蔣介石此時內心對胡適恨之入骨,表面上卻不能不維持著對胡的「尊崇」與「禮遇」,是因為胡的特殊地位,蔣要利用。在另一方面,胡適對蔣長期抱持「有限度的」批評立場,但卻也注意巧妙地維持與蔣的密切關係,是因為他也需要蔣。當然,這是需要深究的另一段故事。對於蔣、胡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似乎不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熟知歷史的人,大概可以舉一反三。 (作者陳紅民,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原載微信公眾號「浙大蔣研中心」,澎湃新聞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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