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質平：台灣語文發展的歧路是「母語化」，還是「孤島化」？

　　一九四九年之後，從整個華語華文的發展史來看，台灣的語文發展是個有趣的特例。語言學家周有光在《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一文中，對中華語文在二十世紀的變化，做了扼要而全面的總結：

　　20世紀，華語和華文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變化。語言從方言到國語，文體從文言到白話，注音從反切到字母，字形從繁體到簡體。

　　上個世紀，中華語文在台灣的改變僅止於四項中的前兩項。從方言到國語的這個改變，應歸功於國民黨四十年的統治。一九四九年之後，國民黨「南渡」到了台灣，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使台灣成了中國第一個通行國語的地區。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政局的變遷，竟出現了由國語改回方言的趨勢。這是近代中華語文發展的一個逆轉，也是一個反動。

　　由於國語推行的成功，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白話文的發展，雖沒有大陸那麼口語化，但一般來說，文體是從文言走到了白話。至於注音則始終停留在「注音符號」的階段，沒有能從民族形式轉變到國際形式；十幾年前沸騰一時的「注音符號第二式」，和最近提出的「通用拼音」，都只是為了立異而立異。舍已為國際社會承認並且接受的「漢語拼音」不用，而另立一個新系統。表面上看來是「別出心裁」，而實際上，卻不免是「閉門造車」，貽笑海外，並使台灣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拼音系統，人名地名的拼寫，充分體現了個人自由和地方色彩，真是五花八門，怎一個「亂」字了得! 至於周有光所說的字形由繁體改為簡體，在台灣更是不見蹤影。

　　國語的普及和白語文的成功是互為因果的。沒有京調的官話普及在先，白話文就失去了一個可依附的語言；而沒有幾百年來白話小說及戲劇的風行，國語就失掉了寫定的書面樣本。胡適在一九一八年提出推行白話文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正是取意於此。要是國語在台灣漸漸走上了式微的道路，白話文在台灣的前途也就堪憂了。等到台語在台灣成為「普通話」的一天，台灣的白話文很有可能步上今日香港的後塵，在文體上文白夾雜，在用字上，方言普通話不分。台灣的語文眼看著要離規範的現代漢語日遠了。這恐怕不是台灣人民之福。

　　語文政策往往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這是無須諱言的一個事實。這種主從的關係，尤以台灣最近二十年來在語文政策上的改變最為明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結束，多少也意味著國語「一語獨大」的終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結束，是台灣人民的幸事。但國語一語獨大的終了，卻成了台灣語文政策混亂的起點，這就未必可喜了。

　　在制定一個語文政策時，政治上的考量，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政治目的不應該是惟一的服務對象。文化的長期發展和個別語文的特殊內在結構，同樣是不容忽視的。為了達到一個短期的政治目的，無視於白話文基本上只能表達中國北方方言的這個歷史和語言的事實，而提倡所謂「母語教學」或「原住民語言教學」，是置台灣人民語文習得和語文能力於不顧。

　　在台灣的所謂「母語教學」，實際上也就是方言教學。其目的無非是透過「台語漢字化」或「漢字台語化」，來達到由閩南方言取代普通話的目的。這樣嘗試的，不自今日台灣人始，清刊本招子庸所作的《粵謳》和晚清韓子云所寫的《海上花列傳》，就是粵語和吳語文學的先驅。《海上花列傳》曾受到胡適大力推崇，為之寫序重刊，並譽之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張愛玲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將《海上花》譯為英文和國語，但這些努力都挽救不了韓子云與《海上花》「身與名俱滅」的命運。從方言文學的發展史來看，台語文學只是一個後生的小老弟。小老弟想知道自己往後的發展，只要看看兩位前輩做出了多少成績，也就可以瞭然了。

　　光緒辛卯(一八九一)，韓子云曾將他所寫的《海上花列傳》前二十四回給《海上繁華夢》的作者孫玉聲看，孫閱稿之後，有如下建言：

　　此書通體皆操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為佳。乃韓言：「曹雪芹撰《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並指稿中有音無字之諸字，謂「雖出自臆造，然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為之。文人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別開?」余知其不可諫，斯勿復語。逮至兩書相繼出版，韓書已易名《海上花列傳》，而吳語則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書，獨樹一幟，當日實為大誤。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京語之到處流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石頭記》並論也。

　　韓子云堅持用吳語寫《海上花列傳》的這番議論，想必能得主張台語漢字化諸公的激賞。「曹雪芹撰《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這句話豪情有餘，而常識不足。「京語」幾百年來，以「官話」的形式，流通於士人之間，並有無數寫定的文學作品，早已取得了「共同語」的地位。這也正是二十世紀初期，以北京話作為國語的主要依據。國語是來自方言，而又能超越方言的。蘇杭一帶，雖然自古人文薈萃，經濟發達，但吳語卻始終不曾脫離過方言的地位。韓子云未免高估了吳語的語言功能和文學地位。其結果則是「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

　　明末清初的戲曲小說家李漁，在他的《閑情偶寄·詞曲部·賓白》中，特立《少用方言》一節，他說：

　　凡作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詞家，見花面登場，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為成律。每作凈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於吳越，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為吳越而設?

　　李漁的戲曲小說真是大江南北，風行一時，在文學上少用方言，是他作品得以流通，並垂數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三百多年前的作家，已能有這樣的體悟，而少數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客和知識分子竟看不到一個清初作家已瞭然於懷的問題。李漁的這番話最能說明：用漢字寫方言，是畫地自限。一個真有眼光的作家是不屑為的，所謂「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為吳越而設?」

　　我們不妨用幾個更晚近的例子來說明何以曹雪芹能用京語作《石頭記》，風行全國數百年，而韓子云卻不得以吳語寫《海上花》而受到一時青睞。這就如老舍可以用京語寫《駱駝祥子》，而魯迅卻不得以紹興話寫他的《阿Q正傳》，沈從文不能用湘西土語寫他的《邊城》，是同樣的道理。凡是沉醉於台語教學和方言文學的人都應該溫習一下《海上花列傳》的這段歷史。

　　生活在今日台灣的人很可能有一種錯誤的感覺：台語的地位大有超越國語的趨勢，因此孫玉聲的這番話，已不適用於今日台灣。這是完全有昧於現代漢語發展的一個大方向。孫玉聲在一八九一年就已指出通俗白話(京語)在書面漢語上的壟斷性，這是他的特識。這種壟斷性經過近百年來的提倡和普及，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海上花列傳》以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在一百多年前即落得個「難以卒讀」的下場，今日若還想用漢字來寫定方言，可以休矣。換句話說，一百多年前，《海上花列傳》初出版的時候，或許還有一部分「蘇州老鄉」可以從「吳儂軟語」之中，看出些小說人物的「神理氣味」。但這種不能京語的「蘇州老鄉」，隨著普通話的深入和普及，是越來越少了。今天即使蘇州人之間書面往來，也得借著通俗白話作為相互交通的工具。蘇州人今日都用漢字寫普通話，並不是蘇州人不愛蘇州了，實在是用漢字寫出來的蘇州話，連蘇州人也看不懂啊!

　　當今知道《海上花列傳》這部小說的人已經不多，看過的就更少了，看過而又看懂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吳語文學比起台語文學來，不但歷史比較悠久，作品也豐富的多，尚且落得如此結局，其他「後進」的方言其坎坷就更不待言了。今日在台灣熱衷於所謂「母語教學」的人士，都應該有些歷史和語言的常識。

　　「台語漢字化」不是一個「愛不愛台灣」的問題，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語言問題。漢字基本上是個表義的文字，勉強用漢字來記錄方言中有音無字的詞語，結果就成了「俗俗賣」，「強強滾」，「白帥帥」，「俗擱大碗」之類的「死文字」了。其所以為「死文字」，並不是因為這些詞不口語，恰恰相反的是因為這些話太口語，口語到了只有某一地區的人才能了解。從漢語漢字的內在結構來看，這種有音無字的方言，只能止於口語，安於口語。因為「俗」和「帥」這兩個漢字，無論在其古今字義中，都絕無「廉價」，「清潔」之意。不通台語的外省人，固然看不懂；即使精通台語的台灣人，初看這些「台語漢字」都不免「不知所云」。台語化了的漢字，往往只取其音而不取其義。結果所謂台語漢字化，無非是用漢字來記錄台語發音，與其如此，倒不如徑用羅馬字母拼寫台語，來得更簡潔明了。

　　香港的廣東人至今不曾放棄用漢字寫粵語，但對不通粵語的外省人而言，看著那些方塊字，就如同看日語中的漢字，「一生懸命」這四個字，個個認得，但卻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是「努力學習」的意思。粵語漢字化對不會說粵語的人來說，毋寧是「文盲化」。因此，粵語漢字化越成功，越徹底，看得懂粵語書報的外省人也就越少。方言漢字化的代價是孤立自己，是自絕於多數。

　　隨著政經形勢的改變，香港人已越來越感到學習普通話的迫切。一百五十年殖民地的生活使香港在語文上成了一個「不知有漢」的化外孤島，周有光提到的二十世紀華語華文的四大改變，除了白話文有些成績之外，其他三項在香港真是毫無蹤影，但港人卻能有意識的急起直追，努力的擺脫語文上的香港特色，希望與規範的現代漢語接軌，成績是可以預卜的。

　　台灣人在面對這個議題時，所採取的態度是香港人的反面。台灣人處處希望突出語文的「台灣特色」。大陸實行漢語拼音，台灣則固守二十世紀初期的注音符號；大陸推行簡化字，台灣則視簡化字為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的陰謀；大陸採取由左至右橫行的書寫方式，台灣則基本上仍是由右向左的直行；大陸改稱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所定的「國語」為「普通話」，台灣則沿用舊名。所有台灣語文上的特色，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饒富古意」，台灣呈現的是中國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的語文現象，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一仍舊慣」。香港人想「補課」，而台灣人卻要「退課」；香港人要「接軌」，台灣人想「脫軌」。當然，這種種的不同，政治因素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我們在這裡對政治問題暫且不論，但在語文上台灣人是脫離不了漢語漢文的歷史和語言規律的。

　　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初稿，九月十五日修訂，九月二十二日再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