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有多遠？新歐洲有多新？

讀完金雁學長的新著《從「東歐」到「新歐洲」》，我想起了自己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位於北京郊區的國營774廠那兩年的見聞。774廠是「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項目之一，而與之毗鄰的798廠則是由東德技術人員援建。兩個廠區皆蘇俄、東歐的建築風格，廠房高大而厚實，樓與樓之間遍植白楊。我1993年進廠時，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未久，國內媒體上多是他們的壞消息，我等毛頭小伙沒有更多的信息來源，和工廠的政工幹部一樣憎恨戈爾巴喬夫，怎麼把那麼強大的蘇聯搞沒了？那時也正是我所在的那類國有大廠最困難的時期，它們是仿照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建立起來的，不需要考慮原料、成本和銷售市場，說白了，只是「國家製造總廠」一個個生產車間。如果這樣的工廠能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能存活的話，倒是奇蹟了。當然，我那時候不可能思考這些問題，只是看到一個個人到中年的工友下崗，一個個車間歇業等待轉行，以及自己每個月領到那點菲薄的工資後發牢騷。後來，我逃離了這個「蘇式」工廠，那個工廠倒活過來了，通過「債轉股」，成功上市獲得了企業發展的資本，而相鄰的798，因日漸蕭條不得不出租場地，最後無意插柳柳成蔭，變成名聞遐邇的藝術區了。這兩個廠的命運有著隱喻的意味：社會主義製造業的長子，最終要靠曾經排斥的資本主義方式來獲救。半個世紀以前，國人對蘇、東諸國有親戚般親近感。即使在十多年前，國內媒體也充斥著蘇、東劇變後如何糟糕的消息，國內許多人如當時的我，又似乎有一種闊親戚突然落魄而幸災樂禍夾雜惋惜的複雜情感。這些年，東歐諸國突然淡出了中國主流媒體的視野，只有發生波蘭總統墜機這類災難性新聞後，國內受眾才能從「主流媒體」上看到有關東歐的消息。正如金雁在書中所說的那樣，「進入『第二個十年』之後，東歐的絕大多數國家已經走向復興，社會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尤其是已加入歐盟的那些國家，已經開始了一場『新歐洲追趕老歐洲』的比賽。在這一情況下，『消息人士』似乎把視線移向他處，不再對東歐感興趣，於是就有了所謂東歐『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說法。」本書分上、中、下三篇，從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民族文化沿革以及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做了條分縷析的分析，對中國普通讀者來說，這是一本通俗易懂又具較高學術含量的、能全方位了解東歐諸國前世今生的著作。讀這本書，我最深的幾點感受是：一、沒有個人的自由與解放，所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只是一種幻景。《共產黨宣言》已明確宣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在前東歐那些聲稱遵照馬恩遺訓建立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其中的單個公民卻處於近乎被權力奴役的不自由狀態，而從納粹魔掌下獨立的各民族國家沒有得到真正的獨立，不得不臣服於蘇聯的刺刀之下。二、靠禁錮人的思想和行動自由而創造的繁華和有序是不能持久的，「柏林牆」的倒掉是再好不過的例證。東德儘管在前蘇聯陣營中，經濟發展程度是最好的，但東德民眾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東德政府企望靠一度圈禁本國公民的圍牆來抵禦資本主義的「腐蝕」，註定是失敗的，「柏林牆」的倒掉只是時間問題，它的命運從開始修築時就註定了，因為嚮往自由、渴望富足是人的天性。三、無論政治氣候如何，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不可能推卸其道義責任。在滿清的統治下，龔自珍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感嘆，清代前期的讀書人不得不捨棄深究義理的「宋學」而孜孜於文字考據之學。而前東歐、蘇聯的知識分子也有過「麵包時代」，即為保住飯碗不得不放棄獨立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要麼成為政治制度的吹鼓手，要麼沉默下來，普遍地犬儒，整個社會謊言橫行，處處是偽善的表演。然而前東歐、蘇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自由思維和大膽表達的傳統並沒有完全被割斷，在萬馬齊喑中，還有哈維爾、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人。這些人不但增進了他們所在民族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榮耀，也為所在國的轉型提供了良好的思想資源。迴避東歐和前蘇聯曾發生的一切和正發生的變化，不是理性的態度。一是因為中國和原東歐諸國曾有著相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原東歐諸國的轉型更有著「他山之石」的價值；二是原東歐諸國的復興特別是加入歐盟，將增加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改變國際政治的格局，作為發展中大國，不可不察。東歐其實並不遙遠，其發生的一切，不能視而不見；它們融入歐洲的新生，也不是真正的「新」，而是一種回歸，回歸到正常的社會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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