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的名相，同時也是一名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了解北宋中期的社會危機，於是向宋仁宗《萬言書》，要求改革吏治、實行變法。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積極推行 "新法"，與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展開鬥爭，確保"新法"的頒布實施，被列寧稱為 「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詩文造詣也很高，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他的文章《傷仲永》，情理兼具;他的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的詩句，至今仍燴炙人口。一、州縣做官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於北宋真宗天福五年(公元1021年)出生在官宦之家。十九歲遇父喪，三年居喪期滿，正逢科舉考試，於是他赴京開封應試，名列進士第四。不久，他被派往揚州擔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從前的制度規定，任職期滿，准許呈獻文章要求考試館閣職務，可王安石偏沒有這樣做。　　1047年，他調往親鄞縣任知縣。鄞縣本是個好地方，灌溉便利，可王安石去時，水道年久失修，以致渠川堵塞，河底朝天。第一年上任，風調雨順，收成很好，可王安石並沒有放棄大興水利的打算。在徵得上司同意後，他利用農閑時組織鄉民浚治水道、興建堤堰，他還把官倉中的穀物借給百姓，豐收後償還。王安石做事不辭勞苦，認真負責，確為一般 "親民官"所不及。他在鄞縣做的第二件好事，即實行青苗法，貸谷於窮人，抑制土地兼并。當時豪強地主放高利貸，無法償還的百姓被迫拿土地抵債。他實施青苗法，使官倉中的糧食得以更新，民眾也得到方便，有力地打擊了高利貸的剝削活動。　　王安石目睹北宋吏制的腐敗、人才的貴乏，於是大力興辦教育。他一反"近世之法"，把鄞縣孔廟改為 "縣學堂"。他還從越州聘請四明山一帶頗有名氣的學者杜醇當教學官。為了紀念壬安石的政績，鄞縣人民為他立祠廟，並且歷代祠祭，經久不衰。　　1057一1058年，王安石先後擔任了常州知州、江南東路提點刑獄。這時文彥博是宰相，向皇帝推薦王安石，說他淡泊名利，請求越級提拔，以便遏制官場上為名利奔走的不良風氣。不久，朝廷召他考試官職，他沒參加。歐陽修推薦他任課官，他則以祖母年高為由來推辭。在擔任地方官的十幾年間，無論是做知州，還是任監司官，他都努力做一些實實在在、興利除害的事情。二、上 《萬言書》　　1058年10月，王安石被調任三司度支判官，成為京官。在外任官十兒年，此時的王安石己積累了豐富的地方吏治的經驗。體察社會弊病、了解民間疾苦的王安石上任後，決心推行改革。北宋中期，卻尤外患並存，釀成社會危機。於是王安石站出來，向仁宗上了《萬言書》，系統地提出了改革的意見。但仁宗皇帝沒有重視，他本來就懦弱平庸，晚年又沉溺深宮，幾乎不問政事，於是 《萬言書》猶如石沉大海，毫無音信。　　兩年以後，他調任直集賢院，又任知制郜，就是負責替皇帝起草文告命令的官員。王安石當時兼管糾察汗京刑獄，他性格倔強。開封一青年有一隻善斗的鶉鳥，有人向他要，他捨不得給。有個朋友私自將鳥拿走了，該青年追上朋友並將其殺了。開封府判處青年死刑，王安石則認為青年捕殺盜賊，應視為無罪。於是彈劾開封府的錯誤審判，狀告到大理寺。但大理寺也認為開封府判得對。後來，仁宗下詔要王安石認錯，而王安石還說:"我無罪。"拒不認錯。 在1058年的《萬言書》中，王安石系統地提出了變法意見。首先提出:"現在社會財力一天天缺乏，風俗一天天衰敗，士大夫們不能不為社稷擔憂。造成這種形勢的癥結在於:如今的法度多不合時宜。現在應該從實質上學習先王的政治，進行改革。"他還指出，針對吏治腐敗、人才缺乏的問題，要改革學校、科舉、恩蔭，從地方提撥有用的人才來治理天下。針對財政困難、官吏貪污等問題，他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最後提出，改革的關鍵在於皇帝，皇帝要堅持改革，不能因流俗相僥倖之人的反對而半途廢止。 　　宋神宗還當太子時，就對王安石的 《萬言書》十分讚賞。太子府掌文書的記事官韓維是王安石的好友。每當他在神宗面前講的意見得到稱讚時，就說:"這其實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觀點。"後來，韓維升為太子庶子，便推薦王安石替代自己的原位。神宗一即位，就立即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這樣，神宗直接傾聽王安石的改革建議。　　第一次召見時，宋神宗就問:"治理國家，首先要抓什麼?"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選擇方法。"又問:，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應當效法堯舜，何必說唐太宗呢?堯舜的方法，非常簡便、非常關鍵、非常容易。只是後來的學者不能理解，就以為高不可測了。"神宗對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滿意，叮囑他全心全意輔佐改革。在一次講席以後，神宗將王安石單獨留下來，諮詢變法措施，王安石趁機要宋神宗堅決排斥反對變法的人。這一年，河北大早，國家財政由於救災費用巨增而出現緊張局面。十一月，在祭天活動中，　　神宗讓學士們議論救濟的方法時，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論起來。神宗看出兩人爭論的焦點反映出了兩條根本不同的救弊路線。司馬光寶張緩變;而王安石要劇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宋神宗很讚賞王安石的魄力，下決心排除各種干擾，啟用王安石變法。三、入相變法　　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並設置了整頓財政相商議變法的專門機構 —— 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主持，開始實行變法。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賦予他更大的權力以推動變法。在任宰相執政期間，他輔佐神宗實行變法，掀起了持續十六年之久的熙豐改革運動。這場改革發起於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而結束。"它可分為熙寧新法與元豐改制兩個階段。宋神宗自始至終是變法的領導者，他對王安石非常信任，甚至王安石頂撞了他也不計較。王安石更是感激皇上的恩遇，以天下事為己任，傾全力實行變法。 熙豐改革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為達此目的，王安石陸續推出青苗法、均輸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這屬理財富國一類;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則屬於整軍強兵一類;更貢舉、興學校等，則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一類。變法的中心是"理財"，"理財"的方法是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青苗法於1069年9月頒布。在青黃不接時，政府主動向農民發放貸款救急，一年按春、秋髮放兩次，要他們二分的利息。春天分發出去的須秋天收回。農田水利法(或稱農田利害條約)於1069年11月頒布，規定各地興修農田水利工程，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分派。均輸法發佈於1069年7月。朝廷徵調財物時，考慮到富商壟斷物資，抬高物價，從而使百姓困苦不堪，於是均輸法規定徵調權統歸發運使，由發運使掌管六路、京師生產和府庫的儲備等狀況，然後根據實際需要和各地產品肯況徵收，由國家調劑有無、權衡貴賤、統一運輸，所謂 "徒貴就賤，用近易遠"，從而打擊商人牟取暴利的行為，給農民減輕了一些負擔。　　募役法是熙豐變法中影響最大的一項改革。王安石在制訂過程中慎之又慎，與神宗商議兩年才頒行，從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到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才付諸實施。這是王安石最得意的一項新法。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極大，但官戶、將吏、僧道戶、女戶、單丁戶、城市居民戶和商賈均可享受免役僅，繁重的兵役就落到農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農身上，對農村生產力摧殘極大。王安石改革時規定，按百姓家庭財產多少，分別讓他們出錢僱人充役，使本來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錢。這樣，自耕農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人。　　保甲法，王安石在上 《萬言書》中就己經提出過。保甲法實行的目的之一就在於鎮壓農民各種形式的反抗。把鄉村人口編入籍簿，兩名男丁取一人，十家為一保，保丁都發給弓督，農閑時操練，教給他們戰鬥的方法。保甲法作為改革冗兵弊病的措施，為國家節省了巨額經費。作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遠見卓識，己能從此窺見一斑了。 　　在培養人才上，王安石對學校進行整頓，改組太學，擴大太學生名額，增至一千人。為統一上下思想，以推動變法的開展，王安石親自編訂各學校統一教材。他註解了《詩經》、《尚書》、《周禮》三部書，幾科舉考試，都奉為教材。　　熙寧變法使 "富國強兵"收到了一定效果，尤以 "富國》成效最大。公元1078一1085間，"中外府庫無不充盈"，"可以支二十年"。邊防方面也取得成效，1072年，在變法高潮中，經略安撫使王韶曾取得了打敗西夏、收復熙河等五州二千里土地的勝利，使唐中葉以後失陷二百年的舊疆重歸故士。由此可見，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 "積貧積弱"的局勢。四、變法失敗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進行變法萬從一開始就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反對派以司馬光為首，在太皇太后和歧王趙顥的支持下，對新法進行了全面的攻擊。　　守舊派反對改革，首先製造謠言，阻撓王安石上台參預大政，王安石以身許國，義無反顧，面對流言，毫不畏縮。1067年，神宗剛把王安石調到京師，守舊派就預感到力主改革的他將被重用。一時間，朝廷中颳起一股阻撓王安石參政的陰風。當他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後，御史中禾呂海急不可待地捏造了王安石十大 《罪狀"，攻擊他 "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當時王安石剛上任幾個月，連司馬光也感到驚訝，覺得呂海操之過急。神宗看完呂海的彈幼文，立即退還，弄得呂海難以下台，不得不要求辭官，神宗於是讓他做了地方官。王安石推舉呂公代替呂海任御史禾。韓畸規勸神宗停止實行變法，神宗有些猶豫，剛想同意韓琦的意見，王安石立即要求辭職。後來司馬光為神宗起草的詔書中有 "士大夫沸騰，百姓騷動"等言語，使王安石大怒，他立刻上章為自己辯護。神宗深感王安石的說法有道理，於是沒有採納韓琦的意見，而繼續任用王安石管理政事。 　　反對派認為，變法針對那些地方富豪是不應該的，他們是國家政權的基礎，如果把他們都搞垮，一且邊境形勢緊張，需要興師動眾，軍需的錢糧將沒有著落。他們反對保甲法，擔心保丁習武，一且災荒出現，保丁就會拿起武器，成為國家的大患。對於青苗法，反對派認為政府實際上是在放高利貸，有損國家體面，而且荒年借貸肯定要虧本。在推行免役法上，兩宮皇太后親自到神宗面前哭訴，說她們的親屬被強迫交納很重的免役錢，恐怕京城會因此發生動亂。　　對於反對派的責難，王安石據理進行反駁。1070年3月，宋神宗問王安石:"外邊傳言，朝廷認為 。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這是什麼話?朝廷哪有過這樣的話?"王安石沒有正面回答自己是否說過 "三不足"，而是寫了《上五事札子》，對反對派攻擊最厲害的五件事進行了反駁。"三不足"口號是1072年王安石提出來的。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春，司天監靈台郎元瑛奏言:「天久陽，星失度，這是由於強臣擅國，政失民心之故，應當罷免王安石。"樞密使文彥博為了阻撓市易法，居然上書說:"市易，招民怨，致使華山都崩塌了，這難道不是上天在警告嗎？」反對派企圖借一些自然異常現象動搖神宗，打敗王安石，以廢新法。因此，王安石勇敢提出?quot;天變不足畏"的響亮口號。1075年10月，彗星出現，在當時被稱做 "妖星"，反對派趁機又掀起一次反對變法的高潮。由於王安石對天象有樸素的唯物論知識，保守派的陰謀才末得逞。元瑛被刺而發配到英州，文彥博的奏章被扣壓並被派出去任魏地的留守。五、罷相還鄉　　王安石任宰相期間，一次禮官討論確立太廟中太祖牌位方向的位置時，王安石擅自決定把信祖的牌位奉人太廟中，參加討論的官員聯合起來與王安石爭論，也沒能改變他的決定。上元節晚上，王安石隨聖駕騎馬迸人宣德門，守門衛士阻止呵叱，並鞭打王安石的馬匹。王安石大怒，上章要求懲治這些衛士。御史蔡確為衛士辯解，但神宗最終還是杖打了衛士，·斥責內侍。壬韶開鑿熙河向朝廷報功，神宗認為這是王安石的建議，解下隨身的玉佩賜給了王安石。由此可見，王安石在當時是多麼受神宗寵信。　　但宋神宗在反對派的強大攻勢面前還是開始動搖了。1074年4月，天下大早已經八個月了，反對派聲言這是上天不滿的表現。王安石的一個學生鄭俠在反對派的支持下，上書神宗，並獻上《流民圖》，並說:"旱災主要是新法招來的，罷了王安石的官，天就會下雨。"宋神宗反覆觀看該圖，因此對變法有些懷疑。王安石不得不自請辭退。於是神宗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而任命他為觀文殿大 學士、江寧知府。　　呂惠卿服喪期滿後，王安石不停地推薦他，神宗任用呂惠卿為參知政事，又經王安石舉薦，韓絳被封為宰相。這二人堅決支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繼續推行新法。呂惠卿是個品德不佳的人，他早想取代王安石，很怕王安石再度被重用，於是千方百計尋找機會打擊王安石。他借辦理鄭俠案件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製造李士寧獄案，想進一步陷害王安石。他的陰謀被韓絳發現了，他利用自己的權力加以阻擋，並向神宗揭發此事，密奏神宗召回王安石執政。神宗也深感變法少不了王安石，於是，1075年2月，又下詔恢復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職。　　復相後，呂惠卿不但不協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伺機打擊王安石，變法派內部出現裂縫。這時，隨著反對派攻擊的日益激烈，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度也不如以前高了。10月，有一顆善星出現在東方，神宗下詔徵求直言得失，並詢問政事中不符合民眾利益的地方。當王安石上書勸解時，神宗卻說:"為什麼不能使冬天嚴夏天暴雨這種怨恨消失呢?"氣得王安石稱病卧床，後經神宗勸勉，才肯上朝理事。　　1076年6月，王安石的兒子因呂惠卿等攻擊生病死去。王安石再次出任宰相後，曾多次託病請求離職，到了兒子死去，他更是悲傷不已，加上身體有病，他極力請求辭職。王安石想自己任相八年，日夜操勞，不顧毀譽，力排天下異議和誹謗，改革弊政，新立法度，已初具規模。只要神宗在改革上方向不變，新法就不會廢。神宗明白，此次王安石求退之心不可回，再三挽留不住，1076年10月，神宗同意他辭職，以帶使相兼判江寧府，讓王安石回金陵。1079年又封他為荊國公。這就是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王安石罷相後，宋神宗仍堅持進行了一些變法。選用的執政大臣，都是和王安石共事多年或制定新法的人，基本上遵循王安石的改革方向。神宗於1085年3月病逝，年僅三十八歲，其子十歲的即位，稱宋哲宗。　　王安石退居金陵後，一直過著隱士般悠閑的生活。他在江寧府城門外築宅，離城七里，離蔣山亦七里，稱其家園為 "半山園"。人們常見他騎馬漫遊於各地湖山，借山水、參禪來安度晚年，此間，他作了不少詩。　　在金陵時，常有人來訪。其中王安石與蘇軾在金陵的交往，被傳為佳話。　　王安石長蘇軾十六歲，在青年時代，都以才學出眾而引人注目。歐陽修為北宋文壇領袖，他最欣賞的兩個人就是蘇軾和王安石。王安石、蘇軾文學成就均十分突出，均被譽為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見上，他倆都主張改革，蘇軾並非像司馬光那般保守，只是在改革的步驟和方法上見解不一。如此兩個佼佼者，在熙豐變法中成了政敵。王安石執政時，蘇軾曾反對新法，屢遭默降。然而兩人均無害人之心，蘇軾對新法並未一概否定。1079午，蘇軾因 "烏台詩案"下獄，王安石已不在京師，驚聞之下，立即在金陵設法營救。　　1080年，蘇軾由黃州遷至汝州，途經金陵，多年役有交往的蘇、正在金陵友好地相會了。在蘇軾逗留金陵期間，兩人迸行了多次交談。他們在一起談詩、誦佛。他們在往來的書信和詩中，王安石破例與蘇軾談及了時事，諸如關於用兵西夏等。其中王安石的《北山》詩: 　　　　北山輸綠漲橫玻，直塹回塘灧灧時。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這是他與蘇軾一道游北山後寫的詩中的一首。金陵相會，使蘇軾更加了解了安石的為人，後來他逢人就稱讚:"不知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場重病，神宗派了御醫趕赴金陵診治。病癒後，他把半山園宅第施捨給寺廟，神宗賜額 "報寧禪寺"。自己則在城中租屋居住。　　1086午4月，終年六十六歲的王安石在憤憋中去世。哲宗即位，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相，保守派掌權並開始廢除新法，壞消息接連而至，使王安石痛不欲生。王安石死後被追封為 "太傅";紹聖年間，賜溢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採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裡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後謚號「文」。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宋神宗時宰相。創新法，改革舊政，罷相後得封寧國公，後又改封荊國公，故世稱王荊公。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方面，詞作不多，但其詞能夠「一洗五代舊習」，境界醒豁。今傳《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政治家王安石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并，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變法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迪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於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鬥爭還要激烈。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這裡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罵名的歷史過客。王安石，便是這樣一位歷史的過客，留下了印跡，留下了身後的是是非非，卻並沒有留下輝煌。要說有輝煌的話，那也是文學，而非政績。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於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於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並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於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於民。王安石處於「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並於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後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並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污腐敗，蠅營狗苟，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註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係到財理到哪裡去了，實際關係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於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麼呢？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禦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麼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後、高後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麼也加入到本來有利於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并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幹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並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後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採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於政治投機的動機，並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後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後，又於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於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姦邪」。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裡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布公地與韓琦、富弼、范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敗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一戰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雲覆雨的工具。名臣們一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樣韓琦的道德無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問題了，在北宋西夏國之間的戰爭他是定難戰區的司令官。他有個特點，就是屢戰屢敗，縱觀宋史研究，就會發現韓琦的智商有些問題。在他的那個著名的「七條例」中的內容實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認為放棄植樹國防（當然指變法後），放棄於高麗通商，護城河隨它淤塞，城牆隨它倒塌，人民隨它痛苦，就會使遼國歡欣，不再找北宋麻煩。趙頊遠小人奸佞（王安市）親正人君子（他與司馬光）就會使天下太平。我們真搞不明白一個愛國者為何用這樣的措辭。文彥博，這個人沒有民本思想，趙頊曾經對他說「小民們支持變法」。文彥博說「陛下是靠小民治國還是靠士大夫治國「。目光短淺之本質暴露無遺，我們真搞不明白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堅持者為什末會如此反對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諍臣，原因很簡單，在北宋胡說八道的最嚴厲懲罰不過是遠離中央，貶為地方官。這更可能是一種獎勵，不僅既得利益不受損，而且還得到正值等好名聲。這點宋做的不如唐，因為在唐朝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在那個年代出現魏徵才是值得中國人欣慰的事。 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懷疑，在語文書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個忠心愛國，敢於抗擊西夏人的文戎雙料英雄，其實這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說法。范仲淹在軍事上是個外門漢，但對內宣傳能力舉世無雙，他到定難戰區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宣傳「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萬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結果在他與韓琦的帶領下宋軍大敗。范仲淹執政頗為玲瓏，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棄了（為了避免人身攻擊)它可比王安石差遠了。　　所以我們得出結論道德高尚並不代表能力強，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謂的傑出的人不懂得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雖然他們的本意是好的單導致的結果很嚴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變法，北宋可能連西夏都對付不了）後來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軍事天才王韶，他是帶領變法後的軍隊擊敗了西夏，收復了實現土番國200年的領土），更不用提女真了。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也不失大家風範，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王安石詞集王安石詩詞選詞：浣溪沙 南鄉子 漁家傲 菩薩蠻 桂枝香 千秋歲引 菩薩蠻 傷仲永·集句詩：明妃曲二首 書湖陰先生壁 元日 棋 登飛來峰 泊船瓜洲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驛 示長安君--------------------------------------------------------------------------------浣溪沙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閑能有幾人來？小院迴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南鄉子自古帝王州，鬱鬱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游，上盡層樓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蘭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攲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　菩薩蠻數家茅屋閑臨水，輕衫短帽垂楊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桂枝香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緒。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千秋歲引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楚颱風，庾樓月，宛如昨。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它情耽閣！可惜風流總閑卻！當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菩薩蠻。集句海棠亂髮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 明妃曲二首其一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書湖陰先生壁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棋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分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登飛來峰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華髮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倍堆。鳳城南陌他年憶，香杳難隨驛使來。春夜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北山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灧灧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葛溪驛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涼。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示長安君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革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鐘山晚步》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梅花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孤桐天質自森森，孤高几百尋。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慍，願斫五弦琴。《謝公墩》萬事付鬼，恥辱何足論。《歲晚》月映林塘淡，風含笑語涼。俯窺憐綠凈，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山行》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制，長耳嗣吳吟，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真意，倦鳥亦幽尋。 《傷仲永》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詩歌點評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金陵懷古，諸公寄調桂枝香者三十餘家，惟王介甫為絕唱。東坡見之，嘆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圖畫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王安石故居　 在清溪路附近的半山亭，今南京海軍軍事學院內。　　王安石（1020—1086）生在江西，卻與金陵有著不解之緣。他在金陵度過青年時代後，又來此兩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後生活了20 孝、三任知府，前後生活了20年，逝世後葬於鐘山腳下。　　1076年，56歲的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不久，與保守派發生爭端，遂於是年10月復求罷相，趙頊應允，給王安石一個「判江寧府」的官銜。回到金陵後，王一直沒去衙門視事，第二年六月辭官，在城東門到鐘山途中的白塔為自己建造了這所居室。因主塘距江寧城東門7里，距鐘山主峰也是7里，所謂半途上處，故將居室命名為半山園。在園內，王安石結交了許多高逸之友，包括米芾、李公麟、歐陽修和蘇東坡等。有一次蘇東坡乘船經過金陵，王安石特地騎著驢子，穿著粗布服到江邊去迎接。蘇東坡也不冠而敬揖，日：「軾今日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著說：「禮豈為我輩設哉！」既而兩人說佛吟詩，王安石還邀請蘇東坡同游鐘山，並各自賦詩紀游。可見兩個人政見雖不同，但私交和詩文之誼還是非常深厚的。王安石的文章峭拔深刻，卓然自成一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他的詩詞，也「與眾頗異。要之淵源風雅，洗削浮華，可謂無邪者也。」經粗略統計，他有關南京的詩詞作品達三百首左右。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場大病，神宗派國醫到江寧府給他治病。病好以後，他上書皇帝請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賜額「報寧排奪」，又稱半山寺。　　明代亮山國劃入皇宮禁地範圍內，清道光時兩江總督陶澍在半山國故址重建半山寺。咸豐時被毀，同治九年（187年）重建，宣統時重修。 王安石資料　王安石,生於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於元祐元年5月21日（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宋江西臨川縣鹽埠嶺人（今江西省撫州市鄧家巷人)，漢族。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長於說理與修辭，善用典，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亦有情韻深婉之作。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宋初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唐宋八大家」。[編輯本段]政治家王安石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并，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編輯本段]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編輯本段]王安石變法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編輯本段]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 　　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也不失大家風範，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