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牛黨製造春運買票難？1億「制度孤兒」才是主因

導語：每年春運,全社會客運需求都極其旺盛,有人比喻說每年春運期間,地球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在中國大地上移動。如此之眾的人口在一個較短時期內大範圍、大規模遷徙並不僅僅是中國春節傳統文化的驅動,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社會變遷以及文化觀念、人口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當很多人把責任歸罪於「黃牛黨」，卻忽視了「兒童進不了城，父母回不去鄉」導致的春節團聚大遷徙。

近6成返鄉者認為「一票難求」怪黃牛

每逢春運，「打擊黃牛」的新聞一波又一波襲來，圍繞火車票謀取暴力的產業鏈被媒體曝光，黃牛黨被警方抓獲，但黃牛勢力並沒有因此削弱，反而利用搶票軟體和關係網轉入地下，更隱蔽高價售賣車票，春節買票仍然是縈繞在百姓心頭的難題。

「黃牛」就是俗稱的「票販子」。買不到票的人傾向於把責任歸罪於黃牛黨，但從經濟學上講,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如此之眾的人口在一個較短時期內大範圍、大規模遷徙，並不僅僅是中國春節傳統文化的驅動,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社會變遷以及文化觀念、人口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供需不平衡才是核心矛盾，也是黃牛黨屢禁不絕的原因。

從經濟學方面考慮，黃牛現象是春運市場必然出現的現象，由於公益性定價以及缺少市場價格信號，春運期間的供求關係所形成的火車票價值完全沒有被價格所體現，而這超過的溢價部分就是黃牛參與的動力，這也是價格被扭曲之後，市場自發的調節方式，官方的打擊除了提高黃牛的價格之外，無法根絕黃牛，而且官方的打擊也可能誤傷其他購票者。

「黃牛」的行為是一種遊離於社會正式制度之外的、以倒賣春運時期的車票這種稀缺資源從而獲利的投機行為,其行為目標在於利益的最大化。2009年,央視《新聞會客廳》節目組通過網路做過一次社會調查,結果顯示針對「為何一票難求」的問題,4.3%的人認為票太少了,36.1%的人認為鐵路運力不足,59.3%人認為「黃牛黨」太多。針對「怎樣才能買到票」的問題,認為走後門、托關係的為47.3%,找「黃牛」的佔37%,通過正規的渠道在預售窗口買票只佔15.4%。

解決黃牛的問題需要從供需兩個層面考慮。從供求的角度來看，如果運力足夠多，票價足夠反應價值，稀缺性不足，那麼黃牛的利潤空間就會消失，黃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鐵路部門不可能為了春運這個特殊的消費場景提高運力，否則平常就會出現大量閑置的運力。從供應的角度看，消滅黃牛的難度很大，那麼從需求的角度呢？如果讓全國人民在春節期間不需要千里奔波，由於中國是一個人口流動的大國，解決人口流動的問題根源還是在於讓流動人口在城市安家，當家在城市的時候，回家就無需這麼奔波了，需求自然就減少了，黃牛自然也減少了。

親情無處安放 74.14%的外出務工者與子女長期分離

目前，春運被譽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類大遷徙。在40天左右的時間裡，將有30億左右人次的人口流動，佔世界人口的1/3以上。曾有專家提出，或許可以通過提高春運車票價格來減少人口流動，這和提高醫院提高「挂號」費用類似，被普遍認為在用票價調控了乘車人數的同時，帶來新一輪的交通、就醫不公平。如果火車票定價飆升，那每個為了更好生活打拚而和父母、孩子相隔千里的打工者，又要為親人團聚付出高昂的代價。

春運現象並不僅僅是中國春節傳統文化的驅動,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社會變遷以及文化觀念、人口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每年GDP高速發展的中國，城市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農民工進了城，子女父母留在鄉下，春運背後的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問題亟待解決。

人口遷徙背後是城市資源的分配不均，流動人口在城市紮根的成本非常高，解決戶口、孩子上學問題成為一家人分別的關鍵。由於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不能融入其工作的城市，首先是住無所居，進城大部分農民工在城市沒有根基。由於在城市沒有住房（集體宿舍、工棚）或租住的住房太小，配偶、父母、子女只能在鄉下。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現象也就必然產生，「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春運的壯觀大戲每年就這樣必然上演。

當今社會,農民家庭離散化己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保守估計，我國農村「留守家庭」至少也應該有5000萬到6000萬個,一般認為有8000萬到1億個。2014年，光明日報《如何讓農民工真正「進城」》一文指出，外出勞動力所面臨的非經濟類困難已日益凸顯。從外出務工群體家庭陪伴情況看，90.77%的外出務工者與父母不在一起，74.14%的外出務工者與子女不在一起。照顧家人，尤其是照顧老人和孩子，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市民化的主要後顧之憂，這使得農村勞動力在外出務工後，無法真正融入城市，實現「流得動」和「留得住」。

城鄉二元體系製造了一億「制度性孤兒」

可以說，「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春節返鄉的剛性需求，尤其是農民工群體，很難從身份上完成向城市居民的轉變。2016年全國兩會前夕，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從源頭上改變「兒童進不了城，父母回不去鄉」的無奈現實，實現「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的目標。

從調查來看，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是促使農民工返鄉的重要原因，分別有七成以上和九成以上的農民工沒有帶著兒女、老人一起外出。長期的城鄉二元體系製造了一群「制度性孤兒」。一方面，他們的父母到城裡為了生活或生存拚命掙錢，爭取獲得了另一種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他們的父母因為在城市裡無根，沒有家，飄在城市，無法將子女帶進城裡留在身邊。

至於中國的留守兒童的數量，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宋英輝給出了1億的說法。宋英輝給出的數據加上了6000多萬留守兒童以及3600多萬的流動未成年人。其總數佔全國3億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我國3個未成年人中就有1個處於留守或流動狀態。宋英輝稱，這「為國家治理、社會管理帶來很大挑戰」。

究其原因，正是現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其背後所享有的權利失衡和福利落差，致使隨遷子女的受教育權缺乏保障，而農民工自身亦面臨社保便攜性不夠、轉移接續難等難題，更不用說老人的養老問題。農民工的制度身份是農民,派出家中的勞動力外出進城務工,以掙取更多的經濟收入。但是,農民工在城市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障,以及融入城市所必需的一系列公共服務的供給,為此,農民工這種「半城市化」的特點也決定了他們不能夠完全脫離農村老家,他們的根還是扎在農村。

當前城鄉隔離的社會制度之下家庭離散化的生存狀況,以及受傳統文化影響，農民工春運返鄉的需求迫切，「為了回家，千里走單騎」、「摩托車返鄉大軍」這樣的新聞幾乎每年都有。真正的市民化，意味著農村轉移人口享有與轉入城市原居民相同的教育、養老、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未來應以保基本、促公平為原則逐步推進城鄉教育、衛生、養老、就業等基本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這又與戶籍制度改革緊密相連。具體而言，應進一步探索打破戶籍與福利相捆縛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尤其是要從政策和財政維度上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並漸進突破中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等初中後教育的瓶頸，給予打工者平等的公共服務，讓更多打工者紮根城市，過上一家人團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