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節目編導王曉清：出鏡記者，核心不是出鏡而是記者
探討式的採訪比對抗式的採訪要難
張志安、劉虹岑（以下簡稱「張&劉」）：電視新聞的一個特點就是要被訪者面對鏡頭，面對面地接受採訪。你是如何說服不同的人面對鏡頭說話的呢？王曉清：我遇到的採訪對象中對電視新聞採訪完全持抗拒態度的並不太多，當採訪對象是新聞事件當事人的時候，有些人是他有責任面對媒體，而有些人會有傾訴的慾望。當一個事件模稜兩可的時候，他要告訴大家他是如何看待這個事情的。直接抗拒採訪的人，並不是特別多。
當然也會有因為不同原因有顧慮，想迴避的，但大多還是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溝通，說服對方接受採訪。
其實，我覺得採訪與人和人之間談話是一樣的。真誠地去和別人打交道就可以了。現在有一種不大好的傾向，特別是少數調查記者會帶著對抗和敵意去和採訪對象接觸，甚至會故意製造一種矛盾對立的氣氛，我是不贊同這一做法的。
記者就是第三方，只是想聽聽你怎麼說這個事情，你心裡是怎麼想的。探討式的採訪比對抗式的採訪要難，要對抗起來很容易，你不斷地去質疑、激怒對方就可以了。但問題是有時候，在這種對抗式的採訪中對方體現出來的其實並不是一個真實的狀態。
一個人在盲目和緊張的狀態下與人交流、對話，是不可能打開自己說一些真心話的，因為他時時刻刻都在揣摩自己的措辭是否恰當。
所以，我覺得採訪不是和對方對抗，而是要了解對方真實的想法，不管對方是什麼人。我最感興趣的是他怎麼說這個事情，他真實的想法是什麼樣的。
當你是以這樣一種心態去和對方交流的時候，對方也能感受得到，就有可能形成一種探討式的採訪氛圍。我說服採訪對象的方法就是讓對方感受到，我的意圖就是想要了解他真實的想法是什麼、他為什麼這麼做。
張&劉：如果採訪對象是新聞事件中備受爭議的人或者侵犯公眾利益的人，會不會擔心你的信任、善意和鏡頭也許會被對方所利用，用來作為自辯的方式？王曉清：如果一個人不想說自己真實的想法，那他永遠都不會說，不管你是懷著善意還是充滿敵意。懷著信任和真誠去與人交流並不意味著放棄了質疑的態度，失去了記者應有的判斷力。如果受訪者某個地方回答得不真誠，我也可以真誠地追問他，我可以說：「我認為這不是你真實的想法。」
記者真誠的態度和提問的直接性或銳度不是矛盾的。該問的問題都必須問到，不論記者是以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覺得一定是真誠和尊重的效果更好。
張&劉：的確，以真誠的態度與受訪者探討問題比簡單對抗更能促使採訪順利進行，在這個過程中，也需要記者準確判斷受訪者的態度和觀點並及時追問。採訪中，你是如何觀察受訪者並及時做出判斷和調整的？王曉清：兩個人面對面坐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就能夠很直接地能夠感受到對方有什麼細微的情緒，有哪些問題對方回答有疑慮，或者有哪些問題對方還有繼續訴說的慾望。
做新聞需要一定的閱歷和理解力。因為到了一個年齡之後，和人打交道會和特別年輕的時候有差異，只有經歷了足夠多的事情能具備了對人情緒的感受力，才能更好地完成採訪的工作。
張&劉：採訪中需要雙方處於平等的位置，你如何理解「平等」，如何保持與受訪者的平等交流？王曉清：我認為平等是交流層次上的平等，就是要能夠聽懂對方說的話，對方也能明白你想問什麼，這就是平等、對等的交流。在採訪一些學者和專家的時候，也許我在這方面不是專業的，但要能聽懂對方在說什麼。
同時，也要能夠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既是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想要了解的，也是被訪者適合去回答甚至有時候希望去回答的。當有了這種交流能力的時候，就能在採訪過程中與對方保持平等。
王曉清：職業倫理這個東西不太可能形成一個教科書式的東西去操作，特別是就中國當前的新聞發展階段來說，還沒有建立起特別多的共識。現在還是要主要靠個體自己的理解，逐漸建立起共識。
如果要說我個人的理解，職業倫理產生的心理基礎是，永遠不要把實現採訪、對節目有利作為最高價值。比如，我不太贊同偷拍，也不會通過別的一些壓力強迫對方接受採訪。
在雙方交流過程中，有什麼問題是對方不便於公開的，我會尊重對方的意願，除非這個東西確實涉及到公眾利益。另外，還有全世界通行的對少年兒童的保護和受害人的保護也需要遵循。職業倫理其實就是一句話：盡量考慮到對人的保護，儘可能降低對人的傷害。
有時候，我也會有這方面的困惑，但大多數時候都能解決。比如，在這樣一個特殊的電視採訪的情景下，他會把我當作一個可以進行深度交流的人，這種深度交流在兩個陌生人之間是不會發生的。
但是，由於電視給了我們一個談嚴肅話題的特定情境和氛圍，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進入這個情境、接受這個情境，這是這個職業必然帶來的東西。這種東西會讓我有一些疑惑，比如採訪某些經歷不幸的人，他們會談自己很深層的一些感受，會去複述整個家庭經歷的不幸，會去敘述最讓自己難過的事情。
有時我會思考自己是不是承擔得起這些沉重的東西，以及最後電視產生的影響和價值大小是否能夠足以讓他去重複這樣一種不幸呢？這樣的價值是否能夠以重複他人的悲傷為代價呢？可能不一定。不過，我會這樣勸解自己：他坐在這裡接受我的採訪就代表了他能夠接受這樣一種方式，他願意來跟我談他內心的感受。
對於這樣一些採訪對象，我希望在節目成片中貫穿善意和敬重的態度，讓受訪者和觀眾能感受得到。也會特別注重節目的質量，要對得起對方真誠的講述。這是我們所能做的和必須做的。有些彼此感覺很好的採訪者，會長期保持聯繫，過年過節會問候，再去當地會再聚聚。
採訪是人和人之間的交流，我與他們的關係是長期的而不應該只是短暫的採訪關係，這樣比較能夠說服自己。可能這已經超越了職業倫理變成了一個個人性格的問題——在我看來，他們接受我的採訪，和我談得特別真誠，我會覺得如果我僅僅是為了這次採訪就讓對方掏心窩子地跟我交流，心裡會不舒服。
記者不是提問的工具，記者就是一個正常人
張&劉：《新聞調查》最近的一期節目《當孩子離去》中，失獨者落淚的時候，你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這種情感流露，會不會讓一些觀眾產生誤解，覺得沒有保持通常記者要求的客觀和中立？王曉清：這個時候談中立、客觀不太恰當吧。記者首先是一個人，大家不要把記者理解為一個提問的工具，記者就是一個正常人，他在和人談話，如果兩個正常人談到這個話題時會有一些安慰的表示，那就很自然地去做就好了。
那是一位年長的阿姨，她在我一個晚輩面前表現出了難過，我就會很自然地去拉拉她的手，在生活中我也會這麼做；如果對方是一個很自尊的男士，他本來就是不希望表現出難過，希望能剋制住自己的情緒，我就沒有任何安慰的反應。
這些東西不需要任何所謂的設計，在生活中遇到這樣的情況會怎麼反應這個時候就怎麼反應。記者只要不去表演，不去突出自己，自然而然地去做就好了。
任何教條的東西都是需要警惕的，有時候我更相信人和人之間的常識和直覺。
張&劉：也許有讀者會認為，採訪的時候，照顧到被訪者的感受，記者這樣做比較自然。但在後期編輯的時候，或許可以把類似這樣的鏡頭剪掉。為什麼，依然把它保留在節目中呢？王曉清：一個原因是我們是使用的雙機，鏡頭已經拍到了，這個時候被訪者的情緒和後面的銜接點是不能夠割裂開的。《新聞調查》希望留住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場」。
當然，任何事情都應該講究一個分寸的問題，比如是不是要強調這個行為，以及這個行為本身的分寸感是否合適……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刻意地強調這些東西，它只是自然地發生了。
我記得《新聞調查》的同事董倩做的一期節目叫《窮廣東調查》，裡面有一個段落讓我特別感動：當她採訪一個少數民族山村裡的一個年輕女孩時，那個女孩背著一個娃娃，帶著董倩去家裡看。女孩忽然想到「難道我的一生就是這樣嗎」，然後說著說著就掉眼淚了，一邊掉眼淚還一邊笑，對董倩說：「真不好意思，讓您見笑了。」這時候，董倩就拍她的肩安慰說，沒事，你還年輕。她也沒有多說什麼，這個時候能感覺到記者就是自然而然地真誠舉動，她的反應特別人之常情，恰如其分。
只要是人和人自然的交流和反應，為什麼一定要計較它在不在節目當中展現出來呢？我不大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些人看到這種行為就覺得這樣做一定就不好，其實好與不好，真誠與不真誠，觀眾一眼就能看出來。
可能大家會引用專業主義的概念來看這個問題，認為應該絕對摒棄這樣一種行為，我覺得還是要分具體的內容吧。在有爭執雙方的時候，記者不要去同情一方的哭泣和感受，特別是有時候這種哭泣和感受可能是一種工具，記者要關注的是事實本身，而不是當事人的情緒，因為有的情緒甚至可能是不真實的。
但是像有的節目，比如我剛剛談到的這種情況，當一個人談到自己的生活突然產生的感觸，這個時候是沒有和他人利益的衝突和利益的追求的，這種情緒新聞中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在有雙方的利益衝突時，記者情緒的流露就應該慎重。
張&劉：現在回憶起來，跟過去相比，現在你與被訪者的互動交流有什麼變化？王曉清：變化很大。我20多歲的時候，有的採訪對象是沒有辦法與他們平等交流的，可能也沒有辦法聽懂對方的一些話。當你聽懂或者聽不懂對方某些話的時候，對方是能夠感受到的，不管是專業上的還是情感上的。
我覺得採訪是最難的，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齡才能在與人交流的時候，真的能聽懂對方在說什麼，而且準確地知道觀眾會關心什麼樣的問題，怎樣去提問。
在每一個新聞事件的現場接觸的人、接觸的事都會讓我去想很多東西，就像老人說的，「很多東西真的只有經歷了才能明白」，那個經歷會變成自己的一部分，每一次經歷都會給自己留下一些東西。
出鏡記者，核心不是出鏡而是記者
張&劉：電視新聞對鏡頭的運用有怎樣的特點？王曉清：電視新聞的鏡頭畫面需要的是平實，不要誇張。剛到《新聞調查》的時候，我剪片子的風格會比較注重外在的包裝，但後來我的手法反而越來越簡單了，有時候畫面過於花哨和豐富反而會沖淡內容，因為觀眾在單位時間內能接受的信息是有限的。
舉個例子說，電話採訪，有的人習慣把鏡頭切來切去，去豐富鏡頭的表現。有一次，一個受訪者不願意露面，就在一個辦公室裡面採訪，我只能在門外拍，當時我換了很多景別，比如全景的展現、近景的門把手、攝像機上面聲音的指針，中間切換了幾次。
後來一位同事和我交流，他說他看這一段的時候覺得非常不舒服，因為那個時候他只關心那個人說了什麼，而我鏡頭的切換妨礙到了他專一地接受信息。他說的是對的。
張&劉：用鏡頭去展現新聞事件中人的心理狀態有什麼技巧嗎？王曉清：首先要能夠感受到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才能選定一個方式去客觀地表現他，然後結合具體的環境以及對事件和人的理解去呈現。
舉個例子說，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男人遠遠地看著自家的廢墟，我們選擇的表達方式是背影——甚至是保持一段距離的背影。這個時候，保持一段距離是一種尊重。一個男人在悲傷的時候是很忌諱你去拍他的近景，你去讓他的面部特寫出現在鏡頭上。有的人會這樣做，但是我不喜歡。一個遠景的背影，時間長一點，它的信息量和情緒已經足夠了，而且是合適的。
王曉清：情況千變萬化，沒有絕對的，可選擇的敘事語言和表達方式不是唯一的，同一個信息，可以用空鏡頭也可以用出鏡記者，至於選擇哪一種，會考慮非常多的元素。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非常豐富的空鏡頭，適合用空鏡頭去表達，又或者說我希望這個地方需要空鏡頭來營造一種氛圍，我也會選擇空鏡頭。用出鏡記者還是空鏡頭就是一種選擇，具體怎麼選，要看一個節目總體的設計。
有時候，出鏡記者的使用是交代某個環境，這個環境僅僅通過鏡頭來表現可能會非常的複雜，如果有一個人來引領就能特別容易看清楚；
有時候，某個抽象的觀念、某個段落的轉折通過出鏡記者來呈現是合理的；甚至有的時候，出鏡記者是被設計為一個結構元素，在某些環節上需要用出鏡記者來打破節奏。但一定要清楚一點，那就是什麼時候觀眾不希望看到出鏡記者，或者說什麼時候出鏡記者絕對不應該介入。
比如說特別精彩的新聞現場、當事人正在交流的一個完整的氛圍，這個時候如果進出鏡記者就好比看電視劇看到精彩的時候突然進廣告一樣。
張&劉：《新聞調查》比較注重用記者出鏡的方式來逐步揭開真相或者展現記者跟新聞當事人的「交鋒」。這種敘事方式具有怎樣的優勢？王曉清：這個欄目是覺得如果有這樣一個人的元素在裡面，那麼表現起來在形式上會有它的優勢。
首先，兩個人坐在那裡談話，如果說這兩個人能夠真正地對話，這種交流的感覺是非常有魅力的。一次交流中有很多問題需要追問，如果這個記者是一個合格的追問者，節目把他的形象、提問的內容都用鏡頭表現出來，這個對話就更加完整。
記者出鏡能夠保留一個談話場，這個談話場裡面的信息是豐富的。從觀眾收看的視覺習慣來說也是這樣，如果只有一台機器，觀眾一直盯著這個被訪者，也許也會覺得奇怪吧，大家也想看到提問的人是誰，想看到他是怎樣的一個狀態，他是什麼樣的表情。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需求。
在一個時長45分鐘的節目中，很適合用這樣一個形式來表現。記者去調查一個事件，節目完全可以把他拍進去作為角色來展現。其實不止《新聞調查》，好多欄目也都做，只不過說很多欄目沒有把它變成一個常態化的形式固定下來。
從電視傳播來說，一個節目的形式要常態化，這本身是合理的。確定了這種形式，它就成了這個節目的標誌。這樣一個有角色活動的元素在節目里，觀眾看起來也不會那麼累。如果一個片子里有記者出現的畫面全部被解說詞給替換掉了，記者的行動感就會比較弱。
另外，新聞畢竟是依靠人和人認知和調查這個世界的事業，有任何資深的、有能力的記者，對於一個媒體來說，都應該是值得珍惜的，在平面媒體也好，網路媒體也好，我相信都是這樣。
那麼電視新聞調查節目也會注重把這個資深的記者作為欄目的標誌，就像欄目的評論員一樣，時間一長，觀眾對這個人會產生認知，也會願意跟著他去了解事件。一個固定的記者形象也是欄目的符號。
張&劉：風格對於一個出鏡記者而言重要嗎？王曉清：記者只需要提問就是了，出鏡記者從來不應該考慮風格的問題，如果去考慮了，那他就走神了。我認為刻意設計所謂出鏡風格的一定不是好記者。
當然，提問如何去問，某句話應該怎麼說，都應該提前經過深思熟慮，但這不是說一切都是台本，而是說要對報道的問題和問題的背景有足夠的把握，一些關鍵的語言的表達一定要準確。只有有了認真的準備，在採訪現場，記者才會有好的臨場反應。但無論是事前準備，還是臨場的反應，都應該是真實的流露。
我總是覺得，出鏡主持風格和過日子是一樣的，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崔永元和白岩松的風格都不是設計出來的，他的風格和他的經歷、他的氣質有很大的關係。
有人開玩笑說，看白岩松出來覺得出大事了，看小崔出來頓時就覺得沒事了。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優勢和強項，一個可能更輕鬆，一個可能更嚴肅。不可能讓白岩松像崔永元一樣，也不能讓崔永元像白岩松一樣。每個人的風格都是自然的流露，由來已久，可能從他的童年開始呈現出來了。
如果一個人的風格不是自然流露而是完全依靠設計，太技術性了吧，設計得不高明、蹩腳的，也能看到很多，那就是做作；設計得很高明的，風格也至多只能是一個輔助手段。
比如，對於某一個話題怎麼談，可能有的節目主持人會更溫和一些，有的可能會更尖銳一些。如果說是主持節目，那我覺得不排斥設計走某種風格路線，但我還沒有看到過某個新聞節目的出鏡記者是靠設計的風格而成為好記者的。
張&劉：新聞節目中出鏡記者的風格不應該過於突出，是因為風格的存在會限制其報道的類型嗎？王曉清：尺有所長，寸有所短，每一個人都去做自己適合做的事情就好了。一般來說，新聞記者是比較百搭的，因為一個新聞出鏡記者的個人特點不應該那麼突出，他在報道一個事件的時候位於一個客體的位置，他所做的是提問，是讓事件的主體、當事人能夠凸顯出來，他的角色類似於相聲中的捧哏。
從我們《新聞調查》這個節目的形態設計上來說，出鏡記者，少了他不行，但是新聞出鏡記者其實就是代表觀眾、站在觀眾的角度去看，是這麼一個眼睛，這麼一個角色。和新聞事件、林林總總的信息、新聞事件的當事人比起來，出鏡記者始終位於一個次要地位。如果我們在某個新聞節目里看到某個現場記者有特彆強烈的風格，我覺得一定是哪兒出問題了，有點喧賓奪主的味道。
張&劉：從工種上來說，出鏡記者和主持人是不同的。不過，普通觀眾不太清楚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和出鏡記者的區別，你能說下對這兩種角色差異的看法么？王曉清：在中國，我們常說的主持人概念可能更多地是主持一個欄目或者一台晚會，他要去把握現場的流程、調節現場的氣氛，他自己的表現也會成為節目的出彩點之一。另外，主持人的台本和發揮的範圍相對會固定在這個節目之內。
真正的出鏡記者，核心不是出鏡，而是記者，他首先是一個新聞人，作為記者去提問，即使沒有鏡頭在這裡，他也是這樣去問。
《新聞調查》這個欄目希望更強調記者和被訪者的交流感，希望把雙方的問答過程和氣氛更完整地傳達給觀眾，所以它使用了雙機而不是單機，這時候出鏡記者就出鏡了，僅此而已。如果觀眾將出鏡記者當作新聞節目的主持人，也沒有錯，但新聞節目的出鏡記者應該記得自己不應該作為一個主角去表現自己。
做新聞需要對社會的理解、對人的認識、對問題的研究
張&劉：具體的因為什麼契機到了《新聞調查》這個平台？王曉清： 2006年，我為湖北電視台拍了一個叫《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的紀錄片。拍完後，正好《新聞調查》也剛拍了關於唐山大地震的節目。我在北京和一位朋友交流的時候，她正好是《新聞調查》製片人張潔的朋友，她覺得我那片子還行，說晚上正好約了張潔去《新聞調查》辦公室聊天，問我願不願意跟她一起去，給張潔看這個片子。
當時地方台的新聞工作者都知道新聞評論部這樣一個地方，有一群真正熱愛新聞的人，有一批電視新聞界最好的欄目，當然就想跟著她去看一看。到了《新聞調查》辦公室，張潔看了這個片子覺得不錯，他問我有沒有興趣來這兒，這對我很有吸引力。
當時我說我需要回去考慮一下。回去之後，心裡一直覺得想去，如果不去心裡肯定會很遺憾，然後就下定決心去了。其實，這是挺偶然的機會，我不是一個特別愛規劃的人，到了一個階段遇到一個合適的機會就去了。
張&劉：在你看來，做電視新聞的理想平台是怎樣的？王曉清：其實，我一向不太考慮平台的問題，我傾向於把「平台」替換為「環境」。環境是由你身邊的人和合作夥伴組成的。如果能跟這群人合作默契，像朋友一樣地溝通，在一個欄目組裡面，對節目的價值觀有共識，都能夠為了這個集體去努力，並且個人在這個集體里也能夠獲得舒展就很好了。
所以，我更關心環境而不是平台。做任何事情都要和靠譜的人在一起嘛。
張&劉：你做新聞的持續動力是興趣么？理想對於你的興趣來說有什麼意義？王曉清：我做新聞的動力就是興趣。
做新聞的人肯定對周圍的人和事都有強烈的興趣，希望去弄清楚更多的問題。通過做新聞這幾年，它帶給我很多的成長。有些東西經歷過之後使我這個人與過去的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看到的一切，經歷的一切，讓我想得更多。在想這些問題的過程當中，自己發現我對問題的認知和了解進步了，我自己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做新聞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工作，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採訪一位社會學者，他說，知識的邊界也就是無知的邊界。當你知道更多的時候你才知道自己是無知的。我每次採訪社會事件都會有一個新的發現，它會告訴我自己之前的一些成見是錯的。
比如，在報道哈爾濱倒橋事件的時候，我認識到原來一個國家的橋樑設計標準和汽車工業標準和道路橋樑的交通法規都是一個配套體系，如果說不重視這個問題，這意味著如果不重視管理，即使所有的橋樑都遵循了橋樑建設規範，也可能會存在安全風險。當我發現這種新的知識或者打破了過去的某種成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特別高興。
我不太喜歡過度地強調新聞理想這種東西，太功利了。理想常常換一個角度看就是功利，就是說我要實現什麼，我要做到什麼，我要改變什麼。如果說我努力了卻改變不了，還做不做呢？我是要那個結果呢，還是覺得這件事我就得做呢？關鍵還是要有興趣，覺得樂在其中，願意做、好好做就是了，還需要實現什麼理想呢。
有時候，理想會太強調最後的結果，讓人忘掉手段，忘掉倫理，我覺得更強調底線會好一些。新聞的底線就是尊重事實，尊重他人，不管對方是誰。多談點底線，少談些理想吧。
【注】本文節選自《新聞的底線是尊重事實和他人——專訪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編導王曉清》，全文詳見於《轉型與堅守·新媒體環境下深度報道從業者訪談錄》南方日報出版社，2015年出版，作者分別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張志安、劉虹岑。
人物簡介
王曉清，1976年出生，現任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編導、出鏡記者。曾獲中國新聞獎廣播電視節目一等獎。在湖北電視台工作期間，作品《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獲2006年度中國紀錄片國際選片會十大紀錄片獎。2006年加入央視《新聞調查》欄目，擔任編導，後兼任出鏡記者，主要作品有《被質疑的紅十字》、《哈爾濱倒橋事故調查》、《睡在橋下的兄弟》、《當孩子離去》等。
《轉型與堅守——新媒體環境下深度報道從業者訪談錄》是一本作者與當下頗具影響力的各大報刊及網站的編輯、記者、主筆或創始人之間的訪談記錄，主題均圍繞著在新媒體強勢發展的大形勢下，深度報道應從哪些面向來做精做好。受訪媒體計有《南方人物周刊》、《壹讀iRead》、《財經》、《南都周刊》、《Newsweek》中文版、《新京報》、《廣州日報》、《中國青年報》、搜狐新聞、騰訊大浙網等等。
推薦閱讀：
※《夢想的聲音第二季》是一檔音樂節目嗎？
※荒野求生的七季節目列表是什麼？
※暑期特別節目《野外生存手冊》再次襲來！
※陳新穎參加變形記是幹什麼的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