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文化趣爭中的高手過招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形成了兩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瀰漫的論爭,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
絕妙的「雙簧」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儘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承千年、作為傳統文化載體和主幹的文言文,當時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只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制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於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
為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了一個奇特的戲,那就是歷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主意是劉半農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給《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公開信《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復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餘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由於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的那封信在內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的複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
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丑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
「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錢玄同的衝鋒陷陣,「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的進步高興,稱讚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鬥者。
寫小說含沙射影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
林紓寫小說含沙射影罵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談」為名替林紓辟了一個專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格」的文體教訓一下對手較為合適,於是便有了本月17、18兩日連載的小說《荊生》。
其中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
小說《荊生》影射攻擊「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天害理」的「禽獸之言」,幻想有軍閥勢力的「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
林紓的另一篇小說為《妖夢》,寫一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夢見一髯人邀他游陰曹地府,「並告訴陰曹大有異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惡,死亦不改,仍聚黨徒,張其頑焰」。他們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一聯云: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
校中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是指胡適。其人進入學堂,見第二門上額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康怒極,謂髯曰:「世言有閻羅,閻羅又安在?」髯曰:「陽間無政府,陰間那得有閻羅。」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緒出見。田、秦二人毀倫常,讚揚白話文,元緒對他們的言論「點首稱讚不己。」康「氣如結牆,興辭而出」,髯亦同行。
此文對「鬼中三傑」,咒罵得比《荊生》更粗魯,更刻薄。如說「田桓二日如貓頭鷹,長啄如狗;秦二世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極盡醜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請出能啖食月亮的「羅跟羅阿修羅王」直撲白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
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於人人皆知倫常,凶莫凶於士大夫甘為禽獸。此《妖夢》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啖月之羅跟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嘗一臠也。」足見其對陳獨秀等人是何等仇視。簡直是要「食肉寢皮」了。至此,林紓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與風度。
林氏以小說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稱讚蔡元培為元緒公,何謂元緒?元緒為龜的別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三)》中說:「元緒公,即是說的蔡孑民,因為《論語》注有『蔡,大龜也』的話,所以比他為烏龜,這元緒公尤其是刻薄的罵人話。」
林紓此舉,行為卑劣,為人不齒。時有人稱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
胡適與黃侃「鬥法」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將,因此當時反對他的舊派學者很多,尤以黃侃為最。
黃侃字季剛,與章太炎、劉師培齊名,被稱為「國學大師」。黃侃的狂妄與尖刻是出了名的。黃侃年輕時曾拜訪大學者王闓運,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誇讚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子。」好在王闓運通脫,並未計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對白話文最凶者,黃侃對胡適進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裡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胡適著書勤勉,卻留下數部「半部書」,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僅寫成上半部。黃侃藉此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頗為陰損地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 語畢,學生們哄堂大笑。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這一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於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要不我們做個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複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果然紛紛擬稿,最後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只須5個字:幹不了,謝謝。」隨後胡適解釋道:「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當,白話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
「老章又反叛了!」曾作過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長章士釗,二十齣頭就做了《蘇報》的主編,後遊學英倫,歸來後自創《甲寅》雜誌,這是一個反對白話文運動的輿論陣地。
章士釗雖熱衷於政治,但治學終是他的資本,古文是他的衣缽,所以他經常著文猛批白話文和新文學。甚至在茶餘飯後閑聊談天的當兒,都不放過攻擊白話文。曾撰文《評新文化運動》發表在《新聞報》上,批判的矛頭直指胡適。並點名要胡適回應。胡適看後一笑說:章公此文,不值一駁。章士釗聞後,嗤嗤一笑,坦然了之。從此兩人互不相往。數年之後,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章士釗與胡適相遇。宴後二人合影,並各題詩一首。
章士釗的詩如下: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適的題詩如下: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白話詩句出於文言大師章士釗之手,而七言古詩出於白話領袖胡適之手,很是有趣。
章士釗並未像他詩中所說的那樣,真的「投了降」,時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屢屢攻擊白話文學,對運用白話文的陳源、梁漱溟、梁啟超等進行指責,並自相矛盾的宣稱「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
胡適讀後,馬上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釗題寫在相片上的「白話歪詞」,指責他是個「不甘心落魄」的「時代落伍者」。
胡適還指出,章士釗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邏輯錯誤和不講道理,並聲稱:「今日一部分人的謾罵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而章士釗君的謾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並風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例了:凡自誇『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擔酒,銜璧輿櫬,捧著『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不收受了!(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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