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逗了，八成人都住經適房？
民眾如果真的要主張所謂的「居住權」，那對政府提出的首要責任，也是要求其節制權力，讓市場更正常地運轉。相對於政府，市場似乎是民眾更好的朋友。
秋風先生
作者：秋風 獨立學者
城市民眾普遍感覺買房負擔沉重，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政府為占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階層提供經濟適用房，少數高收入家庭可以購買商品房。輿論一片歡呼。確實，房價已經超出了城市大多數家庭覺得合理的承受限度，人們似乎也有權利要求政府做點什麼。問題是，要政府做什麼？
壟斷者的咎由自取
當然，從表面上看，民眾、輿論要求政府提供住房保障是合乎情理的。因為，房價嚴重超出普通民眾承受能力的態勢，完全是政府所維持的土地與房屋供應制度所造成的。
儘管市場化進程已推進二十多年，但城市的發展卻完全由政府權力所控制。根據目前的制度，城市與農村土地是截然分隔的，政府以保護農地為名，禁止城市自然向農民擴展，市民不能到農村購地建房。即使在城市，全部土地也屬於政府所有，市民不得自行受讓土地建造房屋。政府通過行使其對土地的處置權，包括拆遷、徵用農地、改造城中村等，全盤控制著城市的發展。
這一城市自然發展的制度，導致整個社會形成城市用地供應短缺、並將越來越短缺的長期預期。政府在土地上有巨大利益，作為城市建設用地之壟斷性供應商的政府有足夠激勵哄抬房價，因為房價越搞，政府提高地價的空間就越大。
這兩項因素會使企業家和普通市民普遍相信，房價必將永遠快速上漲，房屋收益率肯定高於利率，房地產是最佳的保值及投資工具。因而，不論是企業和市民，都有一種強烈的佔有房屋的衝動。企業沒有開張，往往先買一棟大樓。市民也一樣熱衷購買房子，人們相信，這樣就可以享有豐厚的資產收益，即使只是賬面上的。這樣普遍的買房衝動創造出旺盛而持久的需求，進行房地產投機是瀰漫於整個社會的一種結構性傾向。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性決定了，這個市場必然在瘋狂的投機與痛苦的蕭條之間徘徊，而絕無正常運轉的可能。
事實上，香港地區、台灣地區、日本都程度不等地存在這種現象。這些經濟體的政府都基於土地迷信，利用其權力剝奪農民對土地的自由支配權，人為哄抬城市地價。香港因其殖民地歷史尤其嚴重，其土地批租制度驅動房價、地價脫離整個經濟體基本面而瘋狂上漲。內地所模仿的正是香港的土地制度，政府獨家壟斷土地供應，財政嚴重依賴轉讓土地收入，因而為獲得土地收益政府與房地產商結成緊密關係，法律也有利於房地產商而不是拆遷戶或消費者。
其結果也類似：社會財富高度集中於房地產，而沒有變成與人的創造性互補的生產性資本。所有企業和市民都是現實的與潛在的房地產投機者，但大多數人會發現，購買房屋的壓力太沉重了。不要說低收入群體，即便是中等收入群體——通常所說的中產階級，也必須用二十年或更長時間來供一套房子。這正是今天城市人口的一大煩惱。
香港新加坡不是好榜樣
似乎路徑依賴正在起作用：面對這種情形，專家、輿論本能地呼籲政府學習新加坡或香港政府。據說，在新加坡，佔住戶總數3%的富人由開發商提供住宅，政府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讓金，80%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房屋則是政府控制戶型和房價。同時，佔住戶總數8.5%的困難戶住的是政府補貼的60-70平方米的房屋，8.5%的特困戶則租賃政府擁有的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香港的制度類似。專家們羨慕地說，這種住房體系很好地解決了國民的住房問題，中國內地也應當模仿。
其實，中國在1998年設計房改方案時也曾經提出，城市80%以上的家庭由政府安排購買經濟適用房。可惜，各級政府似乎沒有新加坡、香港政府那麼自覺，發土地財的時候十分積極，等到要給居民住房提供補貼、優惠的時候，卻百般推託。由於欠缺基本的民主架構，民眾對此也無可奈何。
但是，換一個角度，即使各級政府大發善心，它有能力向80%的民眾供應補貼性住房嗎？這個世界上，大約只有香港地區、新加坡這類城邦經濟體能做到這一點，即便是北歐那些福利國家，也無法做到，或者不願意這樣做。沒有一個常規經濟體是依賴政府解決大多數人住房問題的。無法想像像中國這樣的大國，80%以上城市人口都傍到政府身上。
退一步說，即使政府真有能力向八成以上人口供應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那也將是一個十分奇怪的制度安排：政府通過壟斷土地大賺其錢，政府為了賺更多錢，拚命哄抬地價，這時候民眾要求政府拿出錢來幫助自己解決住房問題。然則，為什麼不從一開始就不讓政府賺那筆錢，不讓政府哄抬地價？
人人都在談論，中國應當成為一個橄欖形社會，中產階級應當成為社會的支柱。但假如八成人口依賴政府，那中產階級就將居住在政府提供補貼、並規定了居住面積的房子里。他們是政府的佃戶，連自己最起碼的財政獨立都做不到，是貧乏的中產階級。他們不會成為私人產權、平等、法治的支持者，而將成為等級制度、國家保護、財政補貼的支持者。
人們恐怕也忘記了，八成以上城市人口的住房由政府補貼供應，那意味著這個社會將更加不公平：相對富裕的城市人口享受著政府慷慨的住房福利，相對貧困的農民卻得自行解決住房問題。城市政府有更大的激勵禁止農民成為本市市民，因為，增加一個人，就意味著增加一筆巨額的住房補貼支出。
尋找「自然的自由」制度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要求政府來補貼大多數人的住房，不是一種正確的解決辦法。古往今來，所有文明社會的自由人都通過自己的努力，建造、擁有自己的住房。只有這個意義的房屋，才是個人自由的堡壘。當然，本著人道原則，社會和政府確實需要幫助極少數缺乏能力的人。但如果大多數人得靠政府補貼才有房屋，那這個社會一定出了大問題，並且會繼續釀成更大的問題。有些人奢談法國人發明的「可抗辯的居住權」，但假如80%的法國人行使這種權利，這個社會就不是法國了。
假如人們期望一種大體上還算健全的社會秩序，那就應當以大多數人不依賴政府或他人的施捨自行解決住房問題，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如果現實中人們做不到這一點，那就需要追根溯源，看看究竟哪兒出了問題。呼籲政府補貼大多數人，是對一項從根本上來說怪異、荒唐的制度進行修補。它不能解決問題，只會讓問題越來越複雜。
面對大多數人覺得買房負擔沉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正確的辦法是推進房地產行業的市場化。在亞當·斯密所說的「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人們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
推進房地產業市場化的關鍵，就是打破政府對城市建設用地的壟斷，拆除農業用地與城市用地之間的隔離帶，實現國有土地與農村集體土地的權利平等，允許農民轉讓土地的使用權，允許城市人口向農民購買土地的建設使用權。同時，打破開發商對房屋供應的壟斷，讓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是個人或者多個人合作建造自己的房屋，還是向開發商購買房屋。這樣的競爭將會擠壓開發商的壟斷利潤。
這樣一個相對健全的市場，能夠改進所有人的福利，甚至政府也更省事。假如政府仍然要堅持目前對土地的壟斷，並維持房地產開發商對城市房屋供應的壟斷，那政府就沒有任何借口推卸其對民眾住房的責任。用土地發財當然欣快感十足，但民眾日益強烈的住房福利的訴求也足以壓垮政府的財政。
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對政府、對民眾來說，都是如此。許多人迷信政府，以為只有依靠政府才能過上幸福生活。比如，許多人談論政府應當建設廉租房。然而，城中村農民所建的出租房屋不正是廉租房？所以，民眾如果真的要主張所謂的「居住權」，那對政府提出的首要責任，也是要求其節制權力，讓市場更正常地運轉。相對於政府，市場似乎是民眾更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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