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讀書雜誌:讀張舜徽的《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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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達 發表日期:2006-1-28 1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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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祖傳秘方——讀《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            戴建業              儘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斷言「張舜徽先生的經史研究,也在錢賓四之上」(《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蔡尚思先生在九十年代初也認定張舜徽是二十世紀少有的「國學大師」,「一代通儒」張舜徽(劉夢溪先生語)有關清代學術史研究的成果卻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說起清代學術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概論》和梁、錢二公同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很少有人提及張先生的《顧亭林學記》、《清代揚州學記》和《清儒學記》,更別說他的《清人文集別錄》和《清人筆記條辨》了,或許如今的學人根本就沒有將這兩本書視為「學術史」,好像只有李學勤先生說過《清人筆記條辨》「是專論學術及學術史的著作」,並說該書是他時常翻閱的枕邊讀物(《讀〈清人筆記條辨〉札記》)。    我國古代可稱為「學術史」的著述不外乎兩類:一為目錄學或校讎學(張舜徽認為稱「校讎學」更準確),一為學案或學記,前者通過對「書」的歸類來明簿錄體例,後者通過對「人」的闡述來辨學術流派;前者可以說是「物以類聚」,後者可以說是「人以群分」。二者學術理路雖有不同而學術宗旨卻完全一致,都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其旨歸。《清人文集別錄》和《清人筆記條辨》當屬前者,《顧亭林學記》、《清儒學記》等「三記」則屬後者。十年前我曾翻過《別錄》與《條辨》,當時未能識得二書的深處與好處。近日又重讀二書的新版,自覺所得超過自己讀過的任何清代學術史和清儒學案一類著作,以「別錄」這種體式來總結清代學術,自有其他學術概論或學術史所不可替代甚至無法比擬的長處。         一         別錄之體創自劉向,他校書秘閣時每一書校畢便寫下敘錄,論書之旨歸,辨書中謬誤,原本載在本書,後又裒集眾錄而稱為「別錄」。張氏在《別錄·自序》中解釋說,所謂「別錄」就是「纂輯群書之敘錄,都為一集,使可別行云爾。」由紀昀總其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別錄」這一體式的集大成者。張的《別錄》、《條辨》雖遠紹子政而近踵曉嵐,但他寫作的目的不是要給群書條分部類,而是要闡述有清一代學術的興替與學風的嬗變,他在《自序》中揭明了《別錄》的義例與宗旨:「顧每集讀畢,輒好考作者行事,記書中要旨,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淺深,各為敘錄一篇,妄欲附於校讎流別之義,以推見一代學術興替。」事實上,《別錄》也好,《條辨》也好,作者都是將它們作為清代學術史來寫的。    雖然此二書是當做學術史來寫的,但在寫法上又與通常見到的學術史大不相同。不妨將它們與梁、錢二人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一比較。如果說梁、錢二人的學術史只是清代少數著名學者的「特寫鏡頭」,那麼張氏二書便是清代學者的「集體合影」;如果說梁、錢二人只描繪了十幾株或幾十株清代學術史上的「參天大樹」,那麼張氏二書給讀者眼前呈現的便是清代學術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如錢穆《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凡14章,除第1章「引論」外,其餘13章從清初黃梨洲到清末康長素,分別以17人為標題,主要論述的也是這17人,另附論的34人。被有清學人自詡為「國朝學術前無古人」的清代學術,顯然不是這十幾個人能支撐起來的。即使他們的學術成就確實都「出人頭地」,有清近三百學術史能數出來的只有50來號人,其學術隊伍也未免過於寂寥,更何況其中有些人能否代表清代的最高學術水平還是個問題,如「第7章李穆堂」、「第11章龔定菴」、「第12章曾滌生」,李紱學宗陸九淵而不墜虛玄,重視躬行實踐和匡時濟世,雖然於經史根底較深,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學者群中他還算不上學術大師;龔自珍也並非清代的碩學鴻儒,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可能高於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至於曾國藩更不是以學術名世,儘管事功辭章都為當時士人所稱道,但於經、史、子學都非專門。在錢著14章中以上三人各佔一章,佔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張氏的《別錄》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博覽清人文集一千一百餘家,略加刪汰後《別錄》中「錄存六百家」,作者在序中相當自信地說:「雖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三百年間儒林文苑之選,多在其中矣。」錢著的清代學術史是少數學者或思想家的單線排列,只讓寥寥幾個人唱獨角戲,而張氏的清代學術則可謂千匯萬狀,浩翰汪洋,許多學者都紛紛走到台前,由十幾個人的清唱一下變成了六百人的合唱。這兒有淡泊自守的學人,也有熱衷仕宦的官僚,有專治文字經史的人文學者,也有以天算為絕學的科學家;這兒有同代學者思想的不謀而合,也有同代或異代學人的思想交鋒,有不同學術派別的相互滲透,更有不同學派的門戶之爭,眾多的學術思想、學術理路、學術個性、學術風格交織在一起,於同中見異,在異中顯同,使清代學術史多彩多姿,豐富生動。    張氏的這種寫法難以凸顯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點「重點不突出」,但它讓讀者更易於從整體上把握一代學術的興替和特點,更易於了解某歷史時期學風的變化,同時也更易於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學術取向與學術思想。以清初的學術為例,梁、錢的學術史都突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張氏雖極力推崇這三家「意量之宏,規為之大」,但他著力的是清初學術群體,敘錄的文集70多部,論述的學人近60家。從這裡可以看到顧、黃、王三人的思想並非空谷足音,很多人不僅議論與他們三人好像同一聲口,治學路數也好像「如出一轍」(《別錄》P7)。且不說遠在僻壤尚未進入學界視野的王夫之,顧、黃二人雖然受到學人敬重,當時在同輩中也並未達到讓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其時學術成就與顧、黃相近的人不少,有的甚至可以與他們比肩,「時論以李顒、黃宗羲、顧炎武及(朱)鶴齡,並稱海內四大布衣」(《別錄》P6),有人還將錢謙益、黃宗羲與顧炎武並列,那時以學問雄海內的人還有閻若璩、毛奇齡、朱彝尊、錢澄之等。錢澄之說炎武之學「詳於事而疏於理,精於史而忽於經」,他本人治學「無所依傍,自辟蹊徑,孤懷高識,創見極多」。張氏認為澄之「治經之功,似非顧氏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論清初學術者,何以忽之」(P18—19)。朱彝尊「根柢龐固,文辭淵雅,有學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遠出並世諸儒之上」(P52)。毛奇齡同樣「博學雄辨,固是不廢大家」,清人甚至將「乾嘉學術開山之功,推諸奇齡」(P42)。清初學術「體用兼該,氣象博大」(P3)。這一博大的學術氣象是當時南北學者共同形成的,顧、黃、王只是這個學術群體的一部分,他們每人只是其中較高的一根枝條,只是這個學術團體中較為出色的代表。當時的學術界絕非只由他們三人所形成的學術孤島,而是由許多優秀學者組成的學術高原。假如學術史只大談他們三家,那麼他們在清初就好似天外來客,只有「請出」當年與他們並肩前行的其他優秀學者,我們才會對清初學術形成清晰的輪廓,也才會對他們三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談到清代學術,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乾嘉樸學,而乾嘉樸學又以「吳皖之學最盛」(《別錄》P355)。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貴以專,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貴以精,它們共同形成乾嘉專精的學術風格。惠、戴二人都是引領學術風潮的人物,乾嘉學術史突出惠、戴無可厚非,但以人為章節的學術史其初衷也許是要「以點帶面」,但其結果卻往往是以點「代」面。忽略了「面」就可能只記一「點」不及其餘,這樣會使學術史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則又可能使學術史完全失真。梁、錢二公的清代學術史都難免以點「代」面的遺憾,錢著這方面留給人的遺憾尤深。如錢著論乾嘉學術的共3章:「第八章戴東原」、「第九章章實齋」、「第十章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加上附論的學者也只有12人,連惠棟也是在第八章中作為戴震的附庸被提到。戴震弟子和再傳弟子如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金壇段玉裁,這些乾嘉樸學巨子在書中有的只偶一提及,有的連名字也沒有提到過。還有錢大昕、崔述、程恩澤、桂馥、王鳴盛、趙翼這些乾嘉的經史名家,基本在書中見不到他們的蹤跡。遺漏了這些巨子名家,怎麼可能總結乾嘉學術的得失和特點呢?乾嘉之世只有幾個學者浮出水面,學術盛世卻給人以學術凋零的印象。我們再看看張氏的《別錄》,乾嘉被敘錄的文集200多部,論及的學人近200名,一時最為重要和相對次要的學者都在他的視野之中。從這群浩浩蕩蕩的學者隊伍中,人們不難看出乾嘉時期學術的昌明,從這些浩瀚載籍里的眾聲喧嘩中,人們也不難感受當時學術的潮起潮落。張氏《別錄》讓我們領略到了乾嘉的學術盛況,這一歷史時期名師迭起,或精於輿地,如趙一清畢生精力萃於《水經注》;或長於小學,如桂馥一生心血用於許書,終成《說文義證》五十卷巨著;或擅長考證,如崔述集辨偽疑古學之大成;或以校勘目錄名家,如紀昀萃一生精力纂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以專治名物稱首,如程瑤田的《通藝錄》;或以專治訓詁見長,如王念孫的《經籍述聞》。學者守專門之業終生圖之,最終能達到醇粹邃密超越前人的境地,由此又可以看出乾嘉學貴專門的風尚。     學術史編述者有點像旅遊團中的導遊,有些導遊於萬山叢中只走一條線路,帶領旅遊者光顧幾個「代表性」景點,遊人覺得名山不過如此,大呼此地不可不游但不可再游,哪知是導遊無意中遺漏了不少勝景,將遼闊的風景區縮小成了幾個單調的風景點;有些導遊則一一向遊人交待此地有哪些美景,有幾處奇山,幾處異水,幾座古剎,幾條迴廊,讓遊人慢慢登臨探訪。到底是哪種學術「導遊」更好呢?         二         「別錄」之體「語其大用,固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張舜徽《廣校讎略》卷一)。「辨章學術」即張氏所謂「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淺深」。《別錄》和《條辨》二書最精彩之處,就在於書中隨處散落的對清代學人學術成就高下優劣的考辨與品評,我們能從中略窺張氏學問的淵博、識斷的精審和思想的深刻。劉永濟先生讀完《別錄》後稱嘆道:「非有淵博之學,弘通之識,不足以成此書。觀其評騭學術,論而能斷,即足見其有學有識也。況其文筆雅健,又非常人所能逮;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讀此書者已不多矣」(《舊學輯存》)。「考鏡源流」在二書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探尋清代學術的源頭,一是比敘學者「家學、師承或友朋講習之益」,「以見授受濡漸之跡」(《別錄·自敘》),一是追溯學術的「首創之功」(《條辨》P122),揭露學術剽竊之跡,闡述學術觀點的發展演變過程。     關於清代學術的源頭,自清至今便有多種說法,乾嘉學者多認為發韌於清初諸儒,只有紀昀說起於明代,清初顧、黃等人則稱肇於宋學,後來和此說者有章學誠、皮錫瑞等。近人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又獨排眾議,稱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的「反動」和「斷裂」,是中國「文藝復興」的開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而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十幾年後錢穆似乎是針鋒相對,說清代樸學是宋明理學的延續,儒家文化在清儒中一脈相傳,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一起筆就寫道:「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而清初「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乾嘉「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張氏同樣也認為清代學術源於宋明,但他所說的宋學內涵完全不同於錢穆,錢氏的宋學是指宋明理學,張氏的宋學則涵蓋了宋明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除宋明理學外,還包括宋明史學、子學、校讎學、小學和文獻輯佚、天文歷算、動植物學等。他說「大抵一代宗風,自必前有所承,非宋、明諸儒為之於前,亦莫由以臻清學之盛」(《條辨》P354)。他早年在《廣校讎略》中曾說:「有清一代學術無不賴宋賢開其先,乾、嘉諸師承其遺緒而恢宏之耳。」 他在《條辨》中也說「清人治學途徑,無不開自宋人」。清文廷式發現阮元《研經室集》中《詩經》研究的不少結論多與「宋人逸齋《詩補傳》」「相合」,並認為「國朝人不喜宋、元經學,故未檢耳」。張氏說芸閣(文廷式字)發現阮元的《詩經》研究其義發自宋人,表明了他的學術敏感,而以為二者的雷同是「失之未檢」,則未免過於天真。「大抵清儒治學,名雖鄙薄宋人,實則多所剿襲。戴東原說《詩》,即多本朱傳,其明徵也。他如段若膺注《說文》,多陰本小徐《系傳》之言,掠為己有。余昔一一錄出而未暇為之。其他類此者甚多,又未暇悉數矣。況有清一代樸學,實兩宋諸賢導夫先路,余早歲著《廣校讎略》,已有專篇論之。乾、嘉諸師,動輒輕侮宋人,亦談何容易耶!」(《條辨》P374)經學研究、史部考訂、文獻輯佚、音韻訓詁、校理諸子、目錄校勘等清代取得驕人業績的領域,無一不受惠於兩宋諸賢,「清代樸學實源於宋,不足以傲宋儒」(P353)。這一觀點在《別錄》和《條辨》中數數言之,「宋人治學氣象博大,所以啟示後世而導夫先路者,至多且廣,又不僅《說文》、考據、金石、校勘四端而已」,「宋儒有讀書至多、學問極博者,已非乾、嘉諸師所能望,況道、咸以下耶!」(《條辨》P373、376)錢穆和張舜徽雖都說清學源於宋學,但二公的側重點各不相同。錢氏強調的是儒家文化血脈在異族統治下仍未中斷,處處流露出肯認和維護傳統文化價值的熱腸;張氏則從學術的層面闡明宋學在各個領域對清學的影響,時時表現出對學術的虔誠與執著。     清代大多數學者都學有淵源,即使那些自學成才者都也無不如此,或來於父子相傳,或得自師承授受,或由於友朋切磋,或因為鄉賢影響,不少學者同時或先後生活在同一個地域,彼此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學風熏陶,最後同一地域形成一種相同或相近的學術風尚,這使得清代學術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徵,如吳派、皖派、湘派、浙東學派、常州學派等。無論是研究一個學派的學術風尚,還是分析一個學者的學術個性,我們都得了解學者的學術淵源。比如揚州學派是對皖派學術的繼承和發揚,其中介就是皖派魁首戴震。揚州學派的骨幹王念孫、焦循、阮元、劉文淇都與戴震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係,王念孫為戴震及門弟子,其子王引之為再傳,焦循自稱「為學私淑休寧戴氏」,其子焦珽琥為再傳,阮元「其言訓詁,得之王念孫,闡明義理,又與焦循為近」,為戴氏再傳,劉文淇子壽曾「嘗溯其家學所自,實淵源於江、戴,謂戴氏弟子,以揚州為盛」,文淇問學於阮元,為戴氏三傳(《別錄》P231、292、294、477)。張氏在《別錄》中一一列出揚州學者的師承關係,既使我們明了皖學在揚州學派的承續,又是使我們得知清學由精向通的嬗變過程,也使我們懂得由精而通的主要原因:揚州學者學有淵源卻不爭門戶,深得師傳而又不事依傍。同一地域的學者群,張氏除了交待他們的師承授受、友朋切偲之外,還特別注意鄉賢和地域對他們的共同影響。如寶應康熙、乾隆年間學者「王懋竑、朱澤沄研精朱熹之學,而俱以經史實學植其基,以泛觀群書博其趣,」不僅二人「以學問相切劘」,兩家也「易子而教」,「懋竑之子箴寶曾受業於朱澤沄,澤沄之子光進復問學於懋竑」(《別錄》P98),這樣既使自己的子弟續承其業,也深深影響了鄉里繼起的後學如劉台拱、朱彬、劉寶樹、劉寶楠等人的學術取向。「台拱自年少時,得其鄉先輩王懋竑、朱澤沄之遺書讀之,始為程、朱之學,以飭躬行。」交遊中如段玉裁、王念孫、汪中、邵晉涵等皆乾嘉經史名家,所以「一生以宋賢之義理涵養身心,而以漢儒之訓詁理董經籍」。朱彬「為澤沄族孫,又與劉台拱為內外兄弟,又以王懋竑表彰朱學,獨為醇正,服膺不衰」。劉寶樹、寶楠兄弟是劉台拱的族孫,學術上也與「台拱同趣」(《別錄》P98、245、252、366、367)。僅《別錄》中所論及的家學、師承、友朋、同門等各種各樣的學術聯繫就多達一百多處,從中可以看到清代學者的學術淵源、學術交往,像一張縱橫交錯的網路,清代學術像血脈流注而又紛繁複雜的有機體,並由此可以看到一個學者成長的來龍去脈,一個學派學術風尚的具體成因。在其他體式寫成的學術史中,很少也很難像《別錄》這樣如此詳細地辨析學者的師友淵源,如此深入地闡述各自的「授受濡漸之跡」。     在追溯學術淵源的過程中,張氏十分注意追蹤學術的「首創之功」,絕不因創始者的小疵而掩其大善。如乾嘉學者常指責鄭樵「鹵莽」、「粗疏」,王鳴盛在《蛾術編》卷十三《通典通志通考》條中說:「《通志》於『三通』為最下。」張氏則認為《通志》「與杜、馬之書,體殊廣狹而功有難易,奚可相提並論耶?無識者徒見三書同以『通』字立名,遽取而合刊之,泯其畛域,肆起譏彈,此固鄭氏所不任咎也。況鄭氏有志修前史,合為一編,其用心可謂勤篤。後以困於多病,齎志以沒。今所流傳之二百卷書,悉由病中匆遽編成,固未能自致於全美也。後人如徒據其未定之書,而忘其創始之艱;摘其纂述之疏,而沒其義例之善,亦太失是非之平矣。」(《條辨》P94)又如清盧文弨、嚴元照先後批評宋徐楚金《說文系傳》「立說多穿鑿無當」,並說「楚金於小學非有真知者」,嚴還「摘舉七目以攻楚金之失」。張氏這簡直是「吹毛索瘢,無乃已甚。然其書實不可廢者,非特據小徐《系傳》可正大徐本之失已也。吾尤服其每說一字,多因聲以求義,往往曲得古人造字命物之意。段玉裁為《說文注》,多陰本其說而敷暢之,甚或一字不易,掠為己有。余新注《說文》,遇此等處,皆一一標明楚金之說,所以尊創始之功耳」(《條辨》P206)。再如評丁壽昌這位清代並不太著名的學者,特意指出「《釋榖後序》一篇,發明物名大小之例,大意謂凡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皆古人比事屬詞,非有異義於其間云云。所說甚通,實開近世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釋例》之先」(《條辨》P411)。與尊重學術「首創之功」相聯繫,張氏隨時揭露學術中的剽竊之跡,他多次強調學者應具備「為公非為私」的胸懷:「按讀書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則必捨己從人,稱舉前人之說。若此說已有數人言及者,則必援引最先之說,所以尊首創之功。」段玉裁是張氏心儀的清代學者,但對他將宋人徐楚金《說文系傳》的成果「掠為己有」的行為,多次不留情面地給予譴責。晚清今文經學學者廖平「敢於獨申己見,發前人所未發,不啻為經學樹一革命旗幟」。康有為「始於光緒十六年,晤面於廣州安徽會館,讀平所著書,而深服之,窺其大義,加以引申。本其《今古學考》、《古學考》,以作《新學偽經考》;本其《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張氏通過比較和考證後斷言:「康氏之書,實出於平,不可掩矣。」不管本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管本人有多大的名氣,只要有或明或暗的抄襲現象,他都會對有違學術公德的行為進行曝光和聲討。張氏在考鏡源流時也很注意辨析某一學術觀點的發展演變過程,如「引書注卷數」一事,張氏一一列出前人的考證發現:首先是余仲林說始於宋程大昌和遼僧行均,錢大昕接著說始於唐王懸河,後汪遠孫說始於梁皇侃,近人余嘉錫又在前人基礎上探本窮源,稱《左傳》、《國語》引《尚書》就已舉其篇名,「此自古相傳之法,不始於六朝、唐人」,張氏說這一學術傳統的開端,學者從遼、宋、唐、六朝而上溯至先秦,「可謂愈推愈密」,「考證之事,後出者勝,信矣」(《條辨》P83、84)。         三         梁、錢二人的清代學術史都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明顯具有現代學術史研究的特徵。他們二人都傾心於宏大敘事,給人以高屋建瓴和勢如破竹的印象。如錢著第一章「引論」分兩節,上節「兩宋學術」,下節「晚明東林學派」,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別闡述十幾位清代「代表性」學者。這種章節安排充分體現了「綱舉目張」的特點,凸顯出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的承續。梁著《清代學術概論》則以「時代思潮」為主線,以佛教生、住、異、滅的流轉理論將清代學術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一、啟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全書中心論旨是闡明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其主觀動機和歷史效果「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它是中國現代文明的序曲和開端。梁、錢二公都讓學術史承擔了遠非學術史所能承擔的重任,或者建構和弘揚儒家道統,或者從傳統文化中開出現代文明。這不可避免地給他們的學術史帶來了偏頗:首先是對學術史的越俎代庖和過度詮釋,因為著者的焦點是自己的文化關懷或社會關懷,無形中讓學術史遷就自己的觀點,導致學術史的扭曲和變形;其次是使學術史向思想史傾斜,關注的重心是「思想」而非「學術」,如學術淵源、治學門徑、學問大小、學術理路、學術境界等,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著者忽視;再次,宏大敘事的一大好處是能給人以條理分明的閱讀感受,但有清三百年學術史的發展竟然如此層次清晰,又易於讓讀者產生懷疑:作者是否隱去或遮蔽了某些重要的學術史現象?是否將沒有的東西塞進學術史中並加以誇張放大?否則,學術史怎麼剛好按編者的思想發展?怎麼會那樣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比如梁任公將清代三百學術發展裝進佛教「生、住、異、滅」的框架中,很容易讓人想起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來解釋一切的思維模式。     《別錄》和《條辨》深得老祖宗的秘傳,在內容上不外乎「敘錄」群書,在體式上也仍屬校讎學範疇,但張氏在「遠紹前規」的同時,寫法上又有不少發展變化。每篇「敘錄」「首必致詳於作者行事」以知人論世,接下來或提要鉤玄以明作者用心,或述家學師友以明學術淵源,或究論證得失以見學者才華,或品見識高低以顯學術境界,而二書前面必冠以作者《自序》以為全書「導論」。「敘錄」以比敘群才,「自序」以綜觀一代,二者相得益彰,既可闡明「一代學術興替」之運,推明一代學術「風氣竊變之機」,又能細緻分析學者的學術個性,平亭各學派的學術是非,而且也避免了「敘錄」體式瑣碎餖飣之弊。     如 《別錄·自序》鳥瞰一代學術興衰:「有清二百六十餘年間,學凡數變。」清初「為學,原本經史,不忘經世,非特有殊於宋、明理學諸儒之空談,復不同於後來乾嘉經師之瑣碎,體用兼該,氣象博大。此一期也」。「乾嘉諸儒,從事樸學,不厭精專,非特理董周秦故書,秩然就理,即天文、歷算、輿地、樂律、聲韻、文字、訓詁諸學,亦各極其湛深,發明甚廣。然陋者為之,則又群趨於褊途以自隘,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此又一期也。「降至嘉、道,禁網漸疏,學者始稍稍為論政之文。自鴉片戰後,外侮迭乘,志士扼腕,尤思以致用自見。於是依附公羊今文之學,盛張微言大義之緒。後之鼓吹變法維新者,卒托此以行其說,力辟墨守,廣攬新知。此晚期也」。 這則文字片言居要,論及有清近三百年學術的分期、每一期學風的特點及其成因。書中的六百篇「敘錄」則是這則「導言」的展開和深化。試以《別錄》涉及的清末學術為例,當國門被列強洋槍洋炮打開後,士人目睹國家積貧積弱的慘象,清醒地意識到儒生們一輩子窮經考禮,於己是浪費生命,於國則貽誤蒼生。此時學人無論是趨新還是守舊,無一不「好論天下大事」;無論是主張開放還是堅持閉關,無人不「喜言洋務」。他們對經書的態度也發生了逆轉,由從前俯首尊經一變而為離經咒經:「古之能治天下者,莫不有愚天下之具。自唐虞迄周,愚天下以禮、樂;自漢迄今,愚天下以《詩》、《書》。禮、樂之興,能使人拘;《詩》、《書》之行,能使人迂。群天下之人,奪其智勇,黜其辯力,而惟從事於拘迂之途,黃小窮經,至白首尚不能通,而昕夕無暇。上之人為所欲為,天下豈有不順之民。吾固以為秦始皇之燔書坑儒,為不知治天下之道也。」(《別錄》P503、557、584)這種對經典的憎惡態度和偏激言辭,是稍後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先聲。《別錄》和《條辨》不僅細緻地辨析了清代學術發展的內在脈絡,也詳盡地論述了清代各時期學風的特點與變化。     文中隨時將梁、錢二公的清代學術史與張氏的《別錄》、《條辨》進行比較,絕不是要在三位大師之間有所軒輊,更無意於分出什麼高下優劣,只是試圖闡明以「別錄」這種方式從事學術史著述自有其優勝之處,這種傳統體式仍然具有強大的學術生命力。     張氏在上世紀中後期仍以兩千多年前的體式進行學術史寫作,並非先生落後於自己的時代,也不是他天性喜歡抱殘守缺,而是由於他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強烈自信。如今的學者們常以人家的學術話語來談論人家提出的學術問題,讓傳統的學術思想去遷就西方的學術範式,以致大家都驚呼學術「失語症」。幾十年前劉永濟先生在論及《別錄》時,就曾說過今人「能讀此書者已不多矣」,李學勤先生也說今天《條辨》的「讀者也未必多」,讀著二位先生的預言,看看眼下的現實,不禁悲從中來。今天我們在吸取西方的現代學術新知時,是不是已經忘了自己的祖傳秘方呢?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張舜徽集》第一輯之六),中華書局1963年版;《清人筆記條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張舜徽集》第一輯之七),中華書局1986年版;《顧亭林學記》,中華書局1963年版;《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清儒學記》,齊魯書社1991年版。)        (本文作者:戴建業,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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