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紅樓夢》故事的真正原創者

近日，隨著新版《紅樓夢》熱播熒屏，讀《紅樓夢》的熱潮也再次到來。讀過的人都不免會心生諸多疑問：賈寶玉的原型真的是曹雪芹么？書中的賈家即是現實中的曹家？曹雪芹寫此巨著的靈感從何而來？....其實，破解著諸多謎題，需要從一個正確的角度開始。那就是，《紅樓夢》中諸多故事的創作者，並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曹雪芹，而是另有其人！！

在《紅樓夢》研究中，曹學是一個重要的分支。賈府的故事隱含著曹家的事實，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十個《紅樓夢》的讀者有九個會說；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殊不知這個回答並不完全正確。

如所周知，曹家的敗落是在雍正六年（1729）。據學者考證，彼時曹雪芹至多不過十三歲，織造府的繁華留給他的印象應當是有限的，在這個年齡上談情說愛似乎也嫌為時過早。因此，大觀園中那位翩翩公子，至少不是曹雪芹個人的寫照。紅學家們還注意到：熟悉《紅樓夢》創作情況的脂硯齋，曾在脂本批語中不止一次地暗示：他本人就是寶玉的模特。清人裕瑞在《棗窗閑筆》中也曾寫道：「聞其（指曹雪芹—引者）所謂寶玉者，尚系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裕瑞的「前輩姻戚」曾有雪芹交好，他的話當非空穴來風。此外，據裕瑞轉述，曹雪芹生得「身胖頭廣而色黑」，這雖是雪芹中年時的形象，想必其年少時也不會怎樣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裕瑞還說：「又聞其嘗作戲語云："若有人慾快睹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即為之作書』雲。」聽其言而想見其為人，也並不像冷然要去出家的神態。總而言之，《紅樓夢》中的主人公賈寶玉並不是（或不完全是）曹雪芹，二者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

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它決定了《紅樓夢》研究的視點：是局限於一家一姓的史料鉤稽、繼續深入考索呢，還是把眼光放開，在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去進行探索和思考？本文傾向於後一種選擇，並有意在這方面做一點嘗試性探討。

以往，有人從賈寶玉的脾氣秉性、言談舉止去反推曹雪芹的為人，以為對曹雪芹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然而一旦切斷寶玉與曹雪芹的必然聯繫，人們就會發現，對曹雪芹的情況實際上知之甚少。

曹雪芹究竟是曹家那一房子孫？他的確切生卒年月如何？他一生經歷又是怎樣？他的思想性格真的跟《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一模一樣嗎？幾乎一切有關曹雪芹的話頭都得用問號作結。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他生於富貴之家，青少年時遭逢變故；還知道他富於文學才華，喜作詩又好喝酒，頗有點名士派頭；晚年則貧困益甚，埋頭著書於北京西山；不上五十貧病而卒。僅此而已。對於一代大文豪，這些間接得來的零星材料，真是少得不成比例。

拿這點材料去跟賈寶玉對號，也只有出身經歷這一點約略近之。然而，脂硯齋的出身經歷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廣而言之，古往今來翻過筋斗的又何止曹家子弟，誰又能保證，寶玉形象中就沒有他們中某些人的影子？不錯，曹雪芹初作《紅樓夢》時，恐怕未嘗沒有為曹氏家族立傳的念頭。《紅樓夢》中的一些人物情節，也確實是從曹家的真人真事為依據的。然而小說創作自有它的規律，思路一旦打開，筆便容不得真實材料的約束。一時之間，作者個人的經歷，家族的故實，朋輩的笑談，前人的文章，乃至小說戲曲、街談巷議，舊夢新聞、臆想虛構，一齊奔來腕底，一任作者採擷揀選，輸入他的故事。彼時的作者，真如老僧入定，走火入魔，哪裡還有那份冷靜去考訂「史料」、分辨虛實？這就是文學創作特有的規律，也是詩人有別於史祝的重要之點。明乎此，我們再來探討賈寶玉的原型，便不會再受「自傳說」的束縛和羈絆了。

事實上，賈寶玉作為《紅樓夢》的男主人公，他的形象很難擺脫作者的影子。至於脂硯齋以賈寶玉自居，他的話也並非信口開河。然而寶玉所受的影響絕不僅限於這兩個人。古往今來的逆子叛臣、高人奇士、紈絝子弟、多情少年，都有可能對寶玉形象產生過影響。在這些人中間，我以為有一位明末遺民對曹雪芹塑造寶玉乃至創作《紅樓夢》影響頗大。但是他的啟迪之功，至今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此人就是明末著名的小品聖手兼史學家張岱。

張岱約卒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他死後大約三十五年（此處依然以雪芹抄家時十三歲推算），曹雪芹在江寧織造府中呱呱墜地。對於雪芹來說，張岱是個近代人。他於明亡以後隱居越中，著書自娛。他生前就頗有文名，且有十幾種文集行世。

拿寶玉故事跟張岱生平相對照，人們很容易發現，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遠比寶玉與曹雪芹的為多。

張岱字宗子，一字石公，號陶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至少活了八十四歲。張岱生於一個累世通顯的仕宦之家。他的高祖天復、曾祖元忭、祖父汝霖三代都是進士；元忭還是隆慶五年的狀元。父親張耀芳在仕進之路上卻不順利，然於五十三歲時，以副榜貢謁選，授魯潘右長史，仍不失祿位。生長在這個閥閱世家的張岱，對出仕做官卻沒有多大興趣。他「少工帖括」，然而「不欲以諸生名」（《陶庵夢憶》雁雲甲編本序）。靠著父祖的餘蔭，他在有明一代一直過著奢侈的生活。一切傳統士大夫文化所能提供的物質的、精神的享樂，他都盡情地受用過了，並深得其中三昧。這種豪華的紈絝生活，一直陪伴他度過將近五十個春秋。

可是甲申年那場改朝換代的陵谷之變，徹底改變了張岱的命運。國破家亡的慘禍，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了他雙重打擊。他於「無所歸止」之際，毅然「披髮入山」，過起了「駥駥為野人」（《夢憶自序》）的隱居生活。一個在富貴之鄉度過了大半輩子的人，一旦跌入「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同上）的貧困境地，他的感慨之深是可以想見的。在《夢憶自序》中，他把兩種形同霄壤的生活境遇做了近乎戲劇性的對比。他說：

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顱，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稀，仇輕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粻，仇甘旨也；以薦報床，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瓮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艷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

面對冷酷的生活現實，張岱只有到宗教中去尋求慰藉。然而佛門的因果報應之說，並不能撫平他內心深處的創傷。每到睡夢中，深埋心底的家國之痛，就以重現舊日生活場景的形式浮上心頭。張岱在《西湖夢尋序》中說：

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而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

對張岱來說，西湖這個昔日的優遊流連之所，實際已變作一個符號，成了故國山河和舊日歲月的象徵。張岱每天做夢，也每天寫夢。做夢和寫夢成了他後半生唯一的生活需要和樂趣。大概只有沉溺在對舊日繁華的追憶中，他的心才能得到片刻的平靜和溫暖吧。他「著書十餘種，率以夢名」（《紹興府志·張岱傳》）。《西湖夢尋》和《陶庵夢憶》都是著名的記「夢」之書。到了晚年，他索性更其號為蝶庵；這位心靈沉浸在昔日夢幻中的老人，此時大概真的分不清「蝴蝶夢我」還是「我夢蝴蝶」了。

總結張岱的一生，有幾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張岱生長於閥閱世家，環境既富且貴，瀰漫著文學氣氛；（二）張岱的功名之心十分淡泊，他一生都沒有做官；（三）張岱中年遭逢世變，物質生活一落千丈，內心世界苦悶萬分；（四）張岱晚年篤信佛教，希圖藉助宗教的力量求得心靈的解脫；（五）張岱後半生寫了大量憶舊文章，所結文集喜以「夢」字命名。我們不難看出，張岱生平的簡要總結，幾乎就是寶玉故事的寫作大綱。這是出於巧合，還是別有原因？

有關張岱身世的記載，主要集中在張岱《自為墓志銘》和《陶庵夢憶》序中。這兩篇文章以其獨特的「懺悔錄」形式及詼諧自嘲的風格，迥然不同於一般的自述性文章，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在張岱之前，還沒有什麼人樂於把「吾之癖錯」寫進自傳，以期傳之後世；張岱偏偏開了這個頭。而曹雪芹恰恰把這樣一種風格貫穿於《紅樓夢》中，這不能不說是雪芹借鑒於張岱的一個佐證。

總而言之，在研究曹雪芹與張岱的關係時，有一點是應當特別指出的：在《紅樓夢》問世之前半個多世紀，一個自暴其「丑」的過來人故事，已由張岱展示給世人。數十年後，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腳下醞釀著《紅樓夢》的寫作時，他至少不是頭一個觸摸此類題材的文學家了。我們尚未掌握切實的材料，可以證明曹雪芹一定從張岱那裡獲得啟示。但應當強調，曹雪芹是完全有條件讀到張岱著作的。而且如果讀過，作為有著類似生活體驗的人，他一定會受到比別人更強烈的感染和震撼。此外，張岱寫過《家傳》、《家傳附傳》及《五異人傳》，敘述他的父祖及兄弟輩事迹，那些文章就收在他的《琅嬛文集》里。不知是不是這些文章啟發了曹雪芹，使之產生寫一部「家傳」的初衷？當然，前提仍是雪芹必須讀過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