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郭沫若與陳寅恪關係的辯正

關於郭沫若與陳寅恪關係的辯正 2012-11-21 11:20閱讀： 關於郭沫若與陳寅恪關係的辯正近些年來，在海內外持續不斷的陳寅恪研究熱的影響下，有關郭沫若與陳寅恪的歷史交往及相互關係問題，成了人們有興趣的話題。相關的文章常見於書刊報章之中，其所述史實，真偽混雜，毀譽褒貶，莫衷一是。本文試就其中的某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從已有資料的記載來看，郭沫若與陳寅恪相互之間的聯繫很少，會面更幾近於無。究其原因，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兩人政治選擇的有別，學術理念的不同。解放前，郭沫若作為左翼文壇的領袖人物，不僅與共產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親身參與了南昌起義等重大的鬥爭活動。新中國建立以後，他的文學與學術活動，更是始終與當代社會政治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陳寅恪則與之相反，他堅守「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的原則，堅持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事學術研究。我們無須對二人的政治與學術選擇進行是非評判，但「道不同，不相為謀」，郭沫若與陳寅恪之間少有交往，應是可以理解的。少有聯繫，並不等於就互不了解。郭沫若與陳寅恪都非常清楚對方在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而且可以說都曾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對對方學術地位的肯定。1953年，郭沫若曾親筆寫信，委託專人來中山大學約請陳寅恪出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這次聘請由於陳寅恪的拒絕而未能實現，它在為歷史留下遺憾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值得探究的話題。話題之一是由陳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誰在其中起了決定的作用？郭沫若的聘請信是受命從事，還是出於己意？已有的資料中未曾留下明確的答案，學界對此也有過不同的猜測。我以為起用陳寅恪任所長一事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郭沫若本人。第一，郭沫若是科學院院長，且是同年成立的歷史研究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任命科學院下屬的歷史研究所所長之事，應以郭沫若的意見為主。第二，郭沫若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當時科學院中的黨內人士相比，他對於史學界的情況最清楚，他的意見也最有權威性。第三，根據當時的情況來看，任命所長一事，最後當通過了毛澤東的批准，郭沫若與毛澤東關係密切，建國初年，毛澤東對他甚為尊重，他的意見較易為毛澤東所接受。凡此種種，都說明，聘請陳寅恪出任所長一事，最可能出自郭沫若的創意與決斷，它最清楚不過地表現了郭沫若對陳寅恪的了解與尊重。話題之二是陳寅恪堅拒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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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如有人所說，「相當部分是沖著郭沫若來的」？①我以為並非如此簡單。陳寅恪拒絕赴京任職，主要與他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學術理念有關，而並非針對某個人而發。陳寅恪與郭沫若並無宿怨，此以前素未謀面，在學術研究上亦未發生過爭論。僅對王國維之投水自沉一事，兩人對死因的看法不盡相同，也只是學術上的歧見。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談到王國維由於受了羅振玉的影響，「一層層封建的綱紀便把王先生封鎖著了」，「逐漸逐漸地被迫成為了一位『遺臣』」。但郭沫若並不同意王國維自殺是為滿清「殉節」的說法，他認為王的死因是由於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與傷害。陳寅恪可能不同意郭沫若對王國維死因的分析。他對來廣州勸他赴京的當年的學生汪篯說：「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這一見解，與當年他為王國維紀念碑題寫碑文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這一次談話里，他進一步發揮說，王國維紀念碑「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一些人以此為據，認為這是陳寅恪在發泄對郭沫若的不滿。我以為，這樣判斷未免過於簡單。實際上，陳寅恪不過是以碑文之事，借題發揮，強調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王國維投水自沉一事，見仁見智者頗多，陳寅恪不會因為與郭沫若有不同看法即對他心存芥蒂，進而拒絕出任中古所所長之職。他與汪篯的談話也證明了這點，他對汪篯反覆強調說，「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可以說，陳寅恪不肯就任中古史所長，並非出於他與郭沫若個人的恩怨，而是源於他對自己學術原則的堅持。有關韓碑、段碑的毀譽，歷史上也並無定論，陳寅恪用此典，雖有某些個人的情緒在內，但並非簡單地針對郭沫若。至於借用「四堂」之說，固然語涉諷刺，但另一方面，不也表現了陳寅恪對「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的學術地位的認可嗎？可以說明問題的是，兩人並未因此而結怨，之後又有過多次的聯繫交往。就在陳寅恪拒絕了郭沫若的聘任一個月後，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再次致函陳寅恪。這封信似乎未保存下來，具體內容已不詳，根據當時的情況和陳寅恪的回信分析，很可能是聘請陳寅恪擔任正在籌辦的刊物《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的委員並向其約稿。陳寅恪1月23日即作函回復，雲「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當勉副。寅恪現仍從事於史學之研究及著述，將來如有需要及稍獲成績，應即隨時函告並求教正也。」從陳寅恪的回信來看，他是比較樂意地接受了郭的約請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陳寅恪不僅擔任了《歷史研究》的編輯委員，而且在該刊的第二期上發表了《論韓愈》一文。可見郭陳之間，並不存在什麼「結怨甚深」的情況。最為人所樂道的，則是郭沫若與陳寅恪因《再生緣》一書而留下的一段文壇佳話。《再生緣》是清代乾隆年間女詞人陳端生（1751—1796年）的未完之作，為七言長篇排律，僅成十七卷。該書寫孟麗君、皇甫少華、蘇映雪等人的愛情故事及矛盾糾葛，讚美了孟麗君等人的才智、膽略，歌頌了女性對自由平等獨立的追求。全篇結構宏大細密，情節曲折生動，人物形象鮮明，文辭優美，是通俗文學中難得的一部優秀作品。最先發現該書的價值並進行認真研究的是陳寅恪。1953年底至1954年初，陳寅恪撰寫了《論再生緣》長文，給予《再生緣》以極高的評價。文中道：「今寅恪殊不自量，奮其譾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緣》再生」。文章指出：「《再生緣》之文，質言之，乃一敘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制也」，「實彈詞中空前之作」。甚至認為作品之思想、結構、文辭諸方面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完全可以與印度、希臘諸國的著名史詩媲美。該文脫稿後，陳寅恪曾自費油印若干冊，1959年由香港友聯圖書編輯所正式出版。大致在1960年底，郭沫若讀到了陳寅恪的《論再生緣》，對「陳寅恪的高度的評價」《再生緣》感到「驚訝」，便「以補課的心情」來閱讀《再生緣》，並想「檢驗一下陳教授的評價究竟是否正確」。在之後一年多的時間裡，他不僅對《再生緣》進行了認真的校訂，而且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再生緣》的論文。郭沫若不僅肯定了「陳寅恪的評價是正確的」，陳端生「的確是一位天才的作家」，還進一步指出，陳寅恪「把它比之於印度、希臘的古史詩，那是從作品的形式來說的，如果從敘事的生動嚴密、波浪層出，從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寫上來說，我覺得陳端生的本領比之十八、九世紀英法的大作家們，如英國的司考特、法國的斯湯達和馬爾塞克，實際上也未遑多讓。」郭沫若還將《再生緣》與《紅樓夢》相比，將其並稱為「南緣北夢」，給予熱情的讚揚和高度的評價。郭沫若也針對陳寅恪的《論再生緣》中的觀點，提出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就作者陳端生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探討。這一連串的文章，引起了學術界對《再生緣》的極大興趣。戲劇界還將它改編成戲劇，搬上了舞台。有關陳、郭二人研究《再生緣》過程中最引人關注的事件，是兩位大師在此期間的兩次會晤，這大概也是兩人一生中僅有的兩次會面。在進行《再生緣》研究期間的1961年，郭沫若先後兩次至中山大學陳寅恪寓所內拜訪陳寅恪。兩此拜會，郭沫若日記均有記載。第一次為1961年3月13日，日記載云：「同（馮）乃超去看陳寅恪，他生於庚寅，我生於壬辰，我笑說今日相見是龍虎鬥。伊左目尚能見些白光，但身體甚弱，今年曾病了好久。胃腸不好。血壓不大高。」據有關資料記載，他們這次見面還談到陳寅恪正在研究寫作的「錢柳因緣」即後來的出版的《柳如是別傳》，郭沫若答應為陳寅恪解決需用的稿紙問題，並自告奮勇到北京代為查找錢柳的相關資料。同年11月15日，郭沫若再訪陳寅恪。日記記錄如下：「訪陳寅恪，彼頗信《雲貞曲》之楓亭為仙游縣之楓亭。說舒四爺，舉出《隨園詩話》中閩浙總督五子均充軍伊犁事，其第四子可謂舒四爺。余近日正讀《隨園詩話》，卻不記有此人。我提到"句山樵舍"，囑查陳氏族譜。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渠聞此聯解頤，談約一小時，看來彼頗愜意。」我們今日已不能詳細、具體了解兩位大師的這場智慧、風趣的學術對話了，從郭沫若的簡短的日記中，我們大致可以知道，這次談話的主題是《再生緣》，涉及到許多學術問題的探討。病中孤寂的陳寅恪因郭沫若的到訪而「頗愜意」。郭沫若創作併當場吟詠的那副對聯，更成了兩位大師這段學緣的美好見證。「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包含著郭、陳兩人的生辰、屬相、生理特徵，也針對社會上有關兩人關係的某些誤解做了含蓄的剖白。「郭聾」，指少年因病雙耳失聰的郭沫若；「陳瞽」，指四十年代中期失明的陳寅恪。郭沫若1892年出生，干支紀年為壬辰年，屬龍，於五行中屬水，故以「壬水」、「龍」稱之；陳寅恪1890年出生，屬虎，干支紀年為庚寅年，五行屬金，故以「庚金」、「虎」代之。「龍虎鬥」喻兩人會面，亦寓某些人謂郭陳不和的議論，上次見面日記中已提到。「牛馬風」，用陸遊《短歌行》中的名句：「耳邊閑事有何極，正可付之風馬牛」，批評了那些些無中生有的議論，表示二人對此無掛於懷。這副對聯，幽默、風趣，充滿著學者的智識，至今傳為美談。即使是不苟言笑的陳寅恪，也「渠聞此聯解頤」，可見二人洽談甚歡，並無什麼心存芥蒂之處。有一種說法，認為郭沫若1958年在給北大歷史系師生的一封信中，曾對陳寅恪有過別有用心的攻訐。1958年6月10日，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關於厚今薄古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師生的一封信》，信中說道：「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話我就當著陳寅恪的面也可以說。『當仁不讓於師』。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為什麼還辦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過他！這正是發展的規律。」考慮到發表這段話時中國正處於全民大躍進的歷史背景，郭沫若的「高調」與那一時代的氛圍倒是合拍的，被今日之有些人斥為「熱昏了頭」，為歷史留下了「笑話」，雖是言重了一點，終究是事出有因；但若說此後中山大學出現一連串批陳寅恪的「喜劇」，都「與郭沫若這句話有直接的關聯」，「後人可以領略到一種歷史設計與布局的從容」，②則未免使人感到有深文周納之嫌，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作為中國近代史學大師的陳寅恪，其學問根底和學術成就固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但卻不能因此認為，陳寅恪是永遠不可逾越的高峰。郭沫若在信中希望青年師生「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的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本是鼓勵後學之意，難道要青年們面對前輩學術大師的成就望而卻步才是尊重大師嗎？更何況，將陳寅恪視為一個趕超的目標，鼓勵青年「當仁不讓於師」，本身就是號召青年要以陳寅恪為師，是對陳寅恪尊崇地位的肯定。即使陳寅恪本人大概也並不認為郭沫若信中的話對他有何特別的傷害，否則，以陳氏性格之倔強，三年後，他會在自己的寓所內接見郭沫若且洽談甚歡嗎？當然，如前所說，郭陳二人因政治和學術理念的不同，又處在那樣一個極左的年代中，兩人的關係主要還是處於一種疏離和隔漠的狀況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出現某些學術言論上的歧見乃至相互批評也不足為奇。從現有的材料來看，郭陳二人確曾有過一些學術之爭，主要出現在有關《再生緣》的研究之中，郭沫若在自己的系列論文中對陳寅恪的《論再生緣》的某些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種爭論屬於學術上的探討與砥礪，是正常的學術研究方式。試舉其中數例：1、關於第十七卷的寫作地點。陳寅恪認為「端生似隨父玉敦赴雲南」，郭沫若認為「寫在浙江，陳端生並未隨父到雲南」。2、關於陳端生的丈夫是哪個范菼。陳寅恪猜測為浙江秀水范璨之子范菼，郭沫若認為是會稽范菼。3、關於陳雲貞是否陳端生。郭沫若堅持「陳雲貞就是陳端生」，並引出《寄外書》的真假和《繪聲閣續稿》、《雕菰樓集》中《雲貞行》等文獻的史料價值問題。4、關於《再生緣》的反封建性問題。陳寅恪給予作者很高評價，認為「端生心中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郭沫若卻認為「其實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條件的。她是挾封建道德以反封建道德，挾爵祿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挾君威而不認父母，挾師道而不認丈夫，挾貞操節烈而違抗朝廷，挾孝悌力行而犯上亂。……實際上她還是在那裡鼓吹忠孝節義。」兩個國學大師的學術的交鋒，與五六十年代已習以為常的以政治批判替代學術批評的文藝批評迥然不同，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它所包含的意義已超越了爭論的是非本身。時隔十年以後的文革期間，郭沫若出版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在對李白家世考證時，曾順便對陳寅恪三十五年前發表的《李太白氏族之疑問》一文中的李白身世的觀點提出了批評。陳寅恪該文認為，以李白出生於碎葉條支，「斷非當日情勢所能有之事實。其為依託，不待詳辯」。進而認定，李白不是漢人，而是西域胡人：「夫以一元非漢姓之家，忽來自西域，自稱其先世於隋末由中國謫居於西突厥舊疆之內，實為一必不可能之事。則其人本為西域胡人，絕無疑義矣。」郭沫若則指出陳說有誤，錯在「把中亞碎葉誤認為了焉耆碎葉」，「陳氏不加深考，以訛傳訛，肯定為因罪竄謫，他的疏忽和武斷真是驚人」。「陳寅恪關於李白『本為西域胡人』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陸鍵東先生在他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用這樣的話指責郭沫若：「在其新出版的《李白與杜甫》一書中，開篇章節即毫不留情地多次批駁陳寅恪關於李白身世的學術觀點，反覆使用了諸如『陳氏不加深考，以訛傳訛』，『他的疏忽和武斷，真是驚人』等句式。此時陳寅恪含冤去世已有兩年」。給讀者的感覺似乎是，郭沫若乘人之危，對陳寅恪投井下石。實事求是地說，陳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問》中謂李白為胡人，確有疏忽、武斷之嫌，郭沫若的批評倒是切中肯綮的。至於說郭沫若的批評別有用心，則竊以為未必。關於李白身世的考證，屬於純粹的學術範圍的問題，郭沫若對陳寅恪觀點的不同意見，是純粹的學術爭論。即使在今日看來，說一句「疏忽武斷」和「毫無根據」之類的話，也算不得大不敬。比之文革期間的大批判文章動輒給對方加上「思想立場反動」，「反黨、反革命」的政治帽子，比之當時的中山大學造反派批判陳寅恪「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的讕言，則郭沫若之學術批評，則不但大不合潮流，而且在當時很可能會因為「以學術問題掩蓋政治問題」，「假批判，真開脫」而授人以柄。以此而論，陸鍵東先生對郭陳二人觀點的曲直是非本身避而不談，卻借題發揮，指責郭對陳之不敬為居心不良，其用意倒是頗值得玩味了。其實，學人間的切磋砥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陳寅恪自己也說過「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對陳寅恪的學術研究提出批評者，事實上也並非郭沫若一人。學術界對陳寅恪的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有時太顯煩瑣，過於實證主義的批評，早有所聞。另一位國學大師錢鍾書就曾對陳寅恪的治學方法提出過批評。錢鍾書在研究古典詩歌時，對於詩歌中作者、本事、時地的有意忽略，與陳寅恪對於詩歌中史實的特為關注，形成了學術性格上鮮明的對照。他在《管錐編》中說道：「泥華詞為質言，視運典為紀事，認虛成實，蓋不學之失也。若夫辨河漢廣狹，考李杜酒價，諸如此類，無關腹笥，以不可執為可稽，又不思之過焉。」可看做是錢先生對文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方法的不足的批評。1978年，錢鍾書參加義大利米蘭舉行的歐洲漢學家第26次大會，在會上作了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對國內傳統的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評，認為那些研究者不覺得有理論的需要，而是醉心於來歷的追究，典故的箋注，實證主義的考據。錢鍾書甚至以調侃的語氣舉了一個例子：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與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認為這種討論於研究毫無意義，是可笑的。這裡所說的大學者，顯然是指的陳寅恪。楊玉環入宮前是否處女的問題，正是陳寅恪在西南聯大講授過的一個題目，也是《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中詳加討論的問題。我們並不認為這是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大不敬，倒是從大師們的不同見解中得到了極大的啟發。談到郭沫若和陳寅恪之間的相互關係及今人的是非評價，我以為應該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我們不僅應看到兩人固然有政治和學術觀點上不同的一面，更要看到，作為詩人和學者，他們在本質上也有許多相通之處，其中最主要的，乃是他們的精神血脈中，都灌注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學養，都有著對國家、民族的摯愛，對學術的執著痴迷，他們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成為現代中國的文化巨人。這種共同之處使得他們雖然一居北京，一處廣州，但政治和地域上的距離，並沒有割斷他們精神和文化上的聯繫，日常交往上的疏離，也沒有屏蔽他們學術上的相互關注，他們是「道」有所別，心有所通的。註： ①、②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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