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如何接受西方現代性挑戰

儒學如何接受西方現代性挑戰

方朝暉

在一個由人情和面子構成的關係本位的文化中建設民主、法治，決不能僅從這些制度自身的邏輯出發，而需要充分考慮和尊重中國文化習性的制約。否則，有可能適得其反，事與願違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新儒家為主體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開始復燃，如今已蔚為大觀：大批媒體和社會組織紛紛辦起了國學講堂，國學開始走進了千家萬戶。出現了許多少兒讀經班、弘揚國學性質的民辦書院或團體，成立了大量國學培訓部門和機構，以及許多設於大學內的國學院或儒學研究中心等。可以說，這一輪國學熱顯示了強大的社會後勁。這與中國政府對傳統文化的肯定和支持分不開，也與今天中國人重新尋求國家認同的民族主義心理有關。

儒學與現代性的關係是核心問題

一百年來，新儒家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五四學人曾激烈批判儒學，認為「綱常禮教」倡導等級尊卑和絕對服從，束縛了人性，阻礙了社會進步，導致中國遲遲不能實現現代化。然而儒家傳統中雖有落後的糟粕，也有優秀的精華。比如儒家的忠孝思想、家國一體思想等曾成為日本、韓國等國現代化的重要資源。也有學者指出，古人所講的等級尊卑，只是身份差異和分工之別；「三綱」的倡導者都同時主張諫爭，反對絕對服從，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種從大局出發的、盡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責任而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狄百瑞（Wm.deBary）指出，儒學中並不缺乏尊重人格平等和個體權利的資源，儒家傳統中洋溢著自由主義精神，只是形態與西方有異而已。

跟現代化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儒學與民主的關係。五四學者認為，儒學維護大一統的專制統治，與民主水火不容。但是早在上世紀50年代，以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學者就指出，儒學中存在民主思想的萌芽。比如儒家經典中一直主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等。許多學者認為，儒家的基本傾向是民本主義，「民本」不等於「民主」，但從民本可導向民主；從民本轉化出民主，需要一番功夫。夏威夷大學安樂哲（RogerAmes）教授指出，北美的民主實踐表明從儒家傳統可以發展出一種基於社群主義的民主模式；民主除了西方模式外，還可能有東亞模式或中國模式。

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儒學與宗教的關係。很多學者曾認為儒學不同於宗教，本質上是高度人文化的學說。孔子說過「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但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儒家傳統一向支持對「天地君親師」的祭拜，並有一整套嚴密的禮儀規範，這不能說不是儒家傳統中的宗教維度。另外，就宗教所指生命的終極關懷而言，儒學中「天人合一」、從天道到人道的傳統一向發達。

儒教說、儒憲說成為2013熱點，但並不能解決問題

近年來的國學特別是儒學研究中，還出現了如下幾個熱點：

一是儒教說。蔣慶等人繼承康有為的儒教說，主張重新將儒學立為中國的國教，形成新的「政教合一」政體，遭到很多學者強烈批評。陳明等人主張將儒家立為可自由選擇的「公民宗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和佛教等相互競爭，由此彰顯出儒家傳統在現代中國的優勢。

二是儒憲說。這一派學者基本上稟承康有為、張君勱以來的傳統，主張建立一個由儒家主導的憲政國家。蔣慶曾提出一個由通儒院（由儒生構成）、庶民院（由民選代表構成）、國體院（由社會賢達構成）三者為基礎的「議會三院制」架構。

不過，這些觀點只代表目前儒學界炒得比較熱的聲音，如認為它們代表儒學研究的主流就大錯特錯了。

從長時段的歷史眼光看，現代儒學的最大困境始終是儒家價值體系與現代性需要的緊張，尤其是與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等價值觀之間的張力。這個問題在牟宗三那兒表述為儒家內聖與民主、科學等外王的關係問題。如何求取解決之道，一百多年來耗盡了不知多少人的心血；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儒教說、儒憲說沒有任何突破。「儒憲說」將儒家理想中的政體稱為憲政政體，恐有削足適履之嫌。蔣慶的議會三院制，乃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個人建構，沒有可操作性。至於「儒教說」，可以說過分注重形式，而忽視實質。今日中國需要重建價值，但這套價值為什麼就是儒家的，才是今日任何一個信奉儒學的人最應該用心思之、奮力為之，也是最能體現當代儒學有無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地方。然而，恰恰在這些地方，目前的儒教派和儒憲派皆未能展示儒學的生命力和他們的創造力。

總而言之，儒憲說也罷、儒教說也罷，只是換個辭彙來討論中國文化的出路或核心價值問題，但對於儒家價值與現代性（民主、憲政、法治等）的關係，沒有提供任何新思路，沒有解決任何老問題。

民主法治建設要充分考慮和尊重中國的文化習性

要解決儒家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問題，就要弄清中國文化連續性的根源在哪裡。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中國文化從根本上是一種關係本位的文化，人情和面子是其中最重要的整合機制；這與西方文化是以個人為本位，以外在超越和普遍法則為最重要的整合機制形成對比。正是文化習性的差異，導致個人自由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因為個人自由不是中國人人生安全感的源泉。正是關係本位的作用，導致人與人相互攀比，社會風氣成為比任何制度都更強大的社會力量。中國人崇尚人情是和蔑視制度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文化中的制度因人事而立，也因人事而廢。所以，一方面，中國文化中的制度走的是「禮大於法」的道路，因為禮是因人情而立的；另一方面，要想在中國人的社會立制度，必須從任賢能做起，靠賢能的示範來引領社會風氣；再一方面，要想建立牢固的社會自治體系，必須從理順人倫關係做起，因為人倫關係是一切社會道德最重要的基石。

從文化習性的角度講，可以發現：其一，民主政治在中國文化中面臨著如何克服黨爭和大眾運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問題，因為關係本位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幫派主義和地方主義；其二，法治在中國文化中面臨著如何避免被人情所衝破、從而在中國人心靈中真正確立起神聖感的問題；其三，人權在中國文化中面臨著誰能幫人民捍衛的問題，個人自由在中國文化中面臨著如何不恣意失控的問題。因為中國文化中的人權問題，嚴格說來往往是由強者欺壓弱者所造成，而強者的背後存在的往往是一個關係集團；而中國文化中的自由容易演變成永遠達不成共識的散漫。總之，在一個由人情和面子構成的關係本位的文化中建設民主、法治，決不能僅從這些制度自身的邏輯出發，而需要充分考慮和尊重中國文化習性的制約。否則，有可能適得其反，事與願違。

同人類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文化傳統一樣，儒學只有在不斷地回答時代新問題、迎接現實新挑戰的過程中才能復興。我們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傳統出發，從文化習性的角度分析今天這個時代一系列根本性問題的癥結，從而說明未來中國現代性的方向，以及未來中華文明重建之路。只有當儒學能回答我們時代的一系列重大課題，給中華民族指明一條通向進步的康庄大道，讓中華兒女重新找回安身立命之本，為中華文明開闢波瀾壯闊的事業前程，它的復興才不會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