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歷史意識與主體重建——論胡丘陵的長詩寫作

鄧艮 （西安外國語大學文學院 陝西 西安，710128）

載《湘潭大學學報》20106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113

摘 要：胡丘陵長詩以理性的批判和清醒的歷史意識穿行於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的公共空間，注重選擇那些充滿弔詭、偶然性和殘酷的一面，拆除歷史線性鏈條和戳破歷史必然性的假面，在無限接近歷史瞬間的書寫中完善對歷史的理解，在強健的反思與自我反思中為主體重建尋求位置，並從體式上顯示了對現代新詩長詩寫作的豐富和創新。關鍵詞：胡丘陵長詩；公共空間；歷史意識；主體重建

儘管胡丘陵曾多次告誡自己不要輕易付諸寫長詩這一艱辛而又近乎危險的勞作，但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就以《拂拭歲月》、《2001年，9月11日》、《長征》和《2008，汶川大地震》四部長詩[1]，掀起了詩壇一個不小的震動並贏得評論界格外的關注。於是，「後政治抒情詩」、「新政治抒情詩」、「第三代政治抒情詩」、「詠史詩」、「史詩」等稱謂便成了這些長詩的不同命名。事實上，這些稱謂的內涵在各自的表述中不盡相同，筆者也無意於糾纏其間的關聯，倒是詩人自己的這樣一種精神冒險的自我警戒與讀者和批評界的關注之間，一種欲說還休、於無聲處的癥候更讓人思考。換言之，對那些公共社會、歷史、政治和文化事件，由於時間的不可逆性和文本的敘述性，即阿爾都塞強調的歷史作為缺場的原因，詩人乃至批評者究竟該如何對它發言？

一 僅從這四部長詩的標題，我們就知道詩人將把讀者引入發生過的重大事件的敘述中。無論是曾經波瀾壯闊而今塵埃落定的歷史畫卷長征、風雲變幻而又悲喜交疊的共和國六十年歲月，還是天悲地愴難以承受的天災人禍汶川大地震與「9·11」，這一切都指向我們歷史記憶與現實經驗的公共空間。從中國新詩近百年的發展進程來看，在個體與群體、個人世界與公共空間的詩歌書寫中，既獲得過現代人深刻的個體獨立性、生命意識和現代感受，又曾經迷失於公共空間對個體世界的生存擠壓和意志剝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當私人化寫作借著創作自由與個性獨立的旗子越來越走向寫作者一己的狹窄天地，新詩也愈來愈瑣碎輕飄和自說自話。因此，胡丘陵長詩的重返公共空間，需要的不僅是勇氣，關鍵在於這種重返已不再是簡單地回歸宏大敘事語境，而在於這種重返的方式與不可逃避的選擇。 面對那場突如其來的地震襲擊，全國上下積極賑災，投身救援的時間抗戰中。「我用早晨的目光/尋找廢墟里的萌芽」；迫切的焦慮、善良的願望與真誠的祝福，在骨頭的疼痛中，在廢墟與萌芽的撕扯中，成為詩人之筆「輕輕一戳/就決堤的/堰塞湖」。所有的目光與心靈被同一個時間和空間牽引，「那些指揮的、被指揮的/和沒人指揮的手/同時伸向這片廢墟」，但卻是以「如此殘酷的方式/同時教會全國人民/讀准汶字的聲調」。在所有的人還沒有到達汶川之前，詩人「已經通過詩歌的秘密通道/與廢墟里的孩子，交談了三天三夜」。這一「秘密通道」既是胡丘陵長詩特有的功能，也是詩人進入公共空間秘密而又公開的方式。表面上，這種進入在歷史與記憶的慣性中容易帶給讀者一種錯覺，彷彿詩歌只是對時代政治與社會大事及時反映的傳聲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詩不用說，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朦朧詩這一崛起的新詩潮，大片大片個人創傷的撫慰與傾訴仍然指向的是一個宏大的集體記憶和公共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詩與朦朧詩的抒情方式和指向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然而胡丘陵長詩對公共領域的關涉卻是在清醒而富於理性的個體反思中滑行；沒有粉飾、誇飾和偽飾，也無意於再現一種庸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真實」，而是企圖一種詩性言說對社會、歷史與政治等公共空間的超越性洞穿。

不論歌唱得多麼美麗 那條鋸掉的腿不再是一條腿 那隻鋸掉的胳膊 不再是一隻胳膊 那個重建的家園 也不是過去的家園

集體是一個龐大的力量和空間，有時它龐大到無形；但往往也因龐大而失去力量或者內耗於無，成為「無能為力」的空洞的能指。公共空間對個人的忽略和個人對公共空間的渴盼，有時成為雙重的夢魘強行把我們拋出生活的軌道。「集體毀滅時間/每一個生命都有同樣的掙扎/老師已經喊不出張三李四的名字」，在時間的黑洞漩渦里，生命加入時間的黑，成為黑的一部分。與其說時間毀滅了生命，不如說是集體吞沒了個人，公共空間抹去了張三李四等每一個來不及顯現的名字，一雙雙手「抓住的只是生命的沙粒/從指縫間/慢慢漏盡」。 胡丘陵曾說：「詩人必須是人類命運峰值的獨行者，但又必須與芸芸眾生共享空氣、雨露和陽光。詩，永遠不能遊離於社會之外歌唱。」[2]他這樣說，也這樣做了。難道這就是他的長詩以如此恆久之毅力執著於公共空間的動力嗎？答案顯然並非這樣簡單，因為類似的表述在中外不同的作家那裡我們也會讀到。更何況在本質的意義上，正如當代西方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者詹姆遜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會的和歷史的，事實上，一切事物說到底都是政治的」[3]。或許對胡丘陵來說，持久地關注公共空間既來自於他身在政途的意識形態生活與生命體驗，又來自於他心系詩神、堅持自覺寫作的多年追求。因此，其詩才會在「直面現實，緊貼時代，具有思想和道德深度」的同時，「又解構意識形態的寫作方式」；既承載「大生命大靈魂」，又不乏「個人人格的獨立與堅韌」[4]。這二者對他都非常重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他詩歌的全部秘密。而作為批評者，我們的任務之一就在於追蹤詩人在文本斷裂或空白處的蹤跡，把那些被壓抑被掩埋的現實重現於文本的表面。 在長詩《拂拭歲月》里，詩人以編年的方式截取年度大事為創作題材，在詩意的生成中完成對共和國六十年巡禮。六十年大事自然也是公眾熟悉或親歷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事件，構成人們記憶的、生活的或者知識的公共空間。從共和國成立、大鍊鋼鐵、廬山會議到文化大革命、唐山地震、北京奧運會等，從西藏解放、抗美援朝、中印戰爭到尼克松訪華、柯林頓訪華、宋楚瑜回鄉等，公共空間的不斷位移、擴展也顯示著六十年的滄海桑田，時間的空間化與空間的時間化，帶出了生活其中的人從物質到精神，從肉體到心靈的紛繁變奏。從當代詩歌自身的發展來說，「寫什麼」的題材決定論早已成為歷史陳跡而不再享有中心和唯一的權威，「怎麼寫」也在先鋒的旗幟下一度流行之後而漸趨沉寂；畢竟，一個詩人最終還得靠他「寫得怎麼樣」的文本交出最後的答卷。 以一個小姑娘的名字命名的「郝建秀工作法」，或許只有時代才能注釋其內涵，「這是一個只有國家沒有自己的命名/共和國太多的先天不足/創造了太多的人間奇蹟/包括後來無法解釋的自己」。由一個具名具姓的命名走向「只有國家沒有自己」的無名，在國家的宏大規劃中，公共空間的人間奇蹟覆蓋了太多的「不足」，也模糊了每一個創造奇蹟的「自己」。同樣，那個「年輕得一代又一代少年/都稱之為叔叔」的公眾人物，成為道德與模範的象徵，以一頂冬帽的符號被一顆螺絲釘「釘在全國/所有的教室」。在這裡，有著紅五角星的冬帽變身為巨大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他巨大到可以延伸至全國的「教室」；而「教室」的意義在此也發生了雙重的增值，由青少年學習的場所變成了全國人民學習的公共空間。「螺絲釘」的內涵不僅很容易讓人想起「革命的齒輪與螺絲釘」般的虔誠與忘我，也容易讓人看清其緊緊鉚在國家機器上的吸附性和被動性：

國家與集體，塞滿了 記憶的倉庫 忘記的 只有 「私」字和自己

當國家與集體塞滿記憶的倉庫，個人世界也就成了公共空間。然而詩人並不止於看到並指出公共空間對個體的籠罩和壓縮，也不是簡單地抒發一種憤懣與怨恨。胡丘陵詩歌往往在一個敘述的尾聲透出理性的清醒，這種清醒有如T·S·艾略特所言：詩不是表現個性，不是表現情感，而是對個性與情感的雙重逃避，但也只有那些真正有個性和感情的詩人才懂得這「逃避」是什麼意思[5]。筆者以為，胡丘陵長詩在對公共社會、政治、文化事件的掘進中，始終很好地貫穿著一種嚴格的歷史意識。

二 歷史意識包括一種感覺，「不僅感覺到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感覺到它的現存性」，這種歷史意識「既意識到什麼是超時間的，也意識到什麼是有時間性，而且還意識到超時間和有時間性的東西是結合在一起的」[6]。胡丘陵長詩在敘述歷史的冷靜面孔背後，總掩抑不住一個個在歷史瞬間定格的驚心動魄的場景和記憶。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壯舉，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結晶為民族的傳統和精神遺產，並成為創作的題材。但胡丘陵更多選擇那些充滿弔詭、偶然性和殘酷的一面，拆除歷史線性鏈條，戳破歷史必然性的假面罩，在無限接近歷史真實的企圖中豐富對歷史的理解。 湘江一役，毛澤東「秋收回來的三萬顆種子/來不及發芽/更不能茂盛和結果一回/就被衝動的指揮者/撒手扔在湘江里」，更悲壯的或許在於，「流淌了三天血液的湘江/血，流進母親河裡/卻沒有流向生產這些血液的母親」。歷史前行的每一小步，往往都有著不可計量的付出，甚至巨大的代價也並不保證勞而有獲，「若干年後/長沙水還有血的腥味/還有那武昌魚」。歷史的蠻橫與殘忍，就像揮之不去的魔影一再閃現。面對長征途中那些物是人非和物非人非的「陣地」，有多少「石頭」就有多少「痛苦」，因為「陣地就是一山石頭/一山沉睡的/不願被槍聲吵醒的石頭」。而歷史終究以槍炮強行炸開了一山的沉默，於是「兩種不同顏色服裝的屍首/為了這一山石頭/躺在這石頭上/不同的領章帽徽/流出的，竟然是同一種顏色的血液」。在極具現場感的意象組合中，詩人再次暴露了歷史的無序與野蠻：

為了這一山石頭 兩個用不同刺刀刺倒對方的戰士 四隻鼓脹的眼睛，發現對方是自己的兄弟 一個被抓走的，不得不上戰場的哥哥 一個因為哥哥被抓走 毅然上戰場為哥哥報仇的弟弟

偶然、荒謬與殘酷只因為兄弟間的「仇殺」才被「發現」，可想而知，在我們司空見慣和視之為必然、正統與合法的一切現象背後，無不有著意識形態虛假的力量在拒絕和阻礙真實的再現。詩中的「兄弟」不僅指向戰爭中相互刺死對方的親兄弟，也喻指國共雙方、紅軍與蔣軍同為中國一家人的血脈根緣，卻不得不生死相向，悲愴與反思自詩中赫然而出。胡丘陵長詩彰顯的歷史意識並不是通常所說的「返回歷史」或「歷史還原」，因為那種「返回」和「還原」本身是不可能的。詩人看清了歷史的文本性，同時也看到了文本的歷史性，於是，作為文本化的工具，詩人生產出新的文本，生產出美學形式。這個生產過程既是詩人的闡釋過程，也是與虛假意識形態的調和、斡旋過程。 歷史的同情是胡丘陵長詩歷史意識的又一表現。遵義會議在中共黨史上和軍史上都可堪稱是有著偉大轉折意義的事件，然而詩人之筆並不落在其輝煌的歷史意義，而對準遵義這一地名，圍繞會議牽引出一段段歷史的底片，並在這些底片上顯影著歷史本身纏繞糾結的關係。「受傷的紅軍，疲憊地躺在遵義/這個青磚黑瓦的手術室/自己給自己會診/和療傷」，因為「盲目地燃燒激情」使紅軍「大出血」，這成為中央紅軍黨內領袖胸口難化的「結石」。於是「毛澤東用手術刀開始解剖/張聞天細心地縫著傷口/然後，用中藥固本/用西藥消炎」。疾病在此成為一個絕妙的隱喻，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問題這一劑「難熬的葯」，終於在文火與武火的雙倍煎熬中「使紅軍漸漸地恢復元氣/並且增加了，許多抗體」。如果說歷史曾經並一再以一種野蠻的方式顯示過它暴力無序的一面，那麼詩人胡丘陵卻以一種詩歌的張力術重新組織那些無序和無羈的歷史。但這種重組並非對歷史暴力美學的屈服和再建新的歷史法則，而是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達至了歷史的理解與同情。同樣，《拂拭歲月》中對年度大事的選擇與拂拭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同情態度，因為選擇本身也意味著價值判斷，儘管拂除擦拭去的多是歷史歲月的塵埃與銹跡。 長詩《2001年，9月11日》則把這種歷史意識的過去性、現存性和未來性有效而集中地加以體現。當一次恐怖襲擊的災難降落在地球上另一國家和民族的家園，意識形態的幽靈常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為表徵飄然而至。可在作者這裡，他看到並想到的是整個人類的運命，並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反思批判精神掮起了黑暗的閘門。「當生命和使命，同時撞上/美利堅，美麗而堅固的大廈」，吞進了用聖水與仇恨澆灌的糧食的兩隻「鴿子」，把毀滅的方向當成了「回家的方向」。鴿子的和平象徵在民族仇恨與宗教意識形態的灌鑄中發生了意義的顛倒與翻轉，「良知的濃煙/湮沒世界上/所有笑聲」，連「一向只關心農作物收成和病蟲害的農夫/也開始關心/兩幢大樓里人們的命運」。事實上，無論作為天災的汶川大地震還是人禍的「9·11」事件，無論國內和國際，災難啊人們連在一起，災難最大程度地展示了人性的同一面。但或許應該追問的是：人類的蘇醒竟不得不以如此殘忍的方式嗎？作者乃警醒道：詩人啊，千萬別大徹大悟。是的，一切的自以為是，就等於關閉了通向真理與思想之門，可在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醫院/卻不能醫治靈魂的創傷」。如果用無辜者的鮮血來證明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還是恐怖，「不論戰爭多麼正義/任何炸彈，都不可能/炸出文明」，否則不管是用個人的軀體還是用國家的機器，「撞倒的/都是自己家園的一部分」。 我們看到，詩人在處理這些題材時的開闊意識，同時清理著歷史河床上的珍珠與貝殼、卵石和淤泥，並著眼在當下，放眼於未來。更引人注意的是，胡丘陵長詩關注的許多重大事件，並不是他親歷的；長征與共和國前十七年的歷史，對他來說完全是知識和文本的歷史，即便「9·11」與汶川地震，也是資訊與傳媒時代才可以及時達到的公共空間。這就不免讓人驚奇：詩人何以有如此巨大的一貫熱情去追逐那些逝去的歷史場景？又在此一追逐中投注飽滿而鮮活的歷史意識？換言之，胡丘陵長詩在對公共空間的長驅直入中，在對歷史、政治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質疑和撞擊中，究竟想要做什麼呢？這或許正是其長詩的最重要意義：重建主體。

三 中國新詩在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對主體的建構一直是一項未竟的工程。「五四」新詩和新文學的最大功績，或許可以借郁達夫的的評就是「人的發現」。當年胡適因寫下「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而被人譏稱為「黃蝴蝶」。或許胡適孤單又可憐的「那一個」覺醒註定了新詩中主體確立的艱難歷程，廢名準確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他說讀《蝴蝶》這首詩很能感受到其中的內容與別的詩不一樣，至於到底怎樣的不一樣有很難說出，只是覺得「為什麼這好像很飄忽的句子一點也不令我覺得飄忽，彷彿裡頭有一個很大的情感，這個情感又很直質」[7]。我理解廢名的意思，那是一個巨大的寂寞，成為「那一個」主體的寂寞，也是老黑格爾所謂「這一個」的寂寞。當沈尹默寫下《月夜》——「霜風呼呼的吹著，/月光明明的照著。/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排立著，/卻沒有靠著。」——這首被廢名贊之「不愧為新詩的第一首詩」時，我們似乎已看見一個獨立、孤傲而又堅強的主體從初期白話詩中慢慢站立起來。然而不幸的是，二十世紀中國太多的社會動蕩和政治運動一次次阻斷了主體的生長。在九十年代以來詩歌與文學普遍性的邊緣存在處境中，詩歌標舉的「民間」立場和私人化寫作並沒有為主體贏得真正的求援。相反，我們從那些私人化敘述中讀到的是主體的矮化、羸弱和消頹。詩歌的邊緣處境（非邊緣「化」）本來為主體自由而自然的生長提供了絕佳的條件，但太多的寫作者誤把這種自由變成了隨意乖戾和慾望展覽。胡丘陵長詩卻努力經營起主體的位置，顯示出嚴厲的自我審視意識。 由「9·11」災難暴露的不僅是地球另一邊民族與宗教的問題，詩人想到的是，在科技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用技術打垮了我們」，「坑坑窪窪的地球，每個人都是/巴比倫之囚」。技術理性在盲目的泛濫中囚禁了我們，或者說我們自囚於現代高科技的種種神話，「在歪曲的目光里/許多道理再也直不起來了」。自然，一個「歪曲」的主體，也「直不起」脊樑和思想，重建兩座大廈是容易的，可「重建心中的理想太難」。詩人於是警悟：

人危險，處處也都危險

一個殘缺的主體註定只看見並不完整的「真實」：「鏡子里的人很不真實/真實的只是鏡子」。這種主體焦慮其實也反映了在後現代社會多元文化眾聲雜陳中對真實自我的惶惑與求索，胡丘陵以主體重建的努力穿行於公共空間和歷史場景里：「我在這冬天被撞成三個我/一個在高樓的墳墓里/一個要十年後/被我的智慧包裹/一個要百年、千年後/再勃發青春」。破碎主體對自我的反觀有可能彌縫思想、精神的裂隙和傷口，「在被廢墟壓得不能動彈的日子/我只能飲歷史縫隙的泉水/維護生命」。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意識與現代人的責任感油然而生：高樓的存在與否，只是證明眼睛是否才存在；大樓也正因為被撞倒，「才成了歷史永恆的大樓」，因為「傷痕纍纍的時候/如果不倒下來/縱使修復得天衣無縫/也難以光彩依舊」。如果信仰與思想的大樓百孔千瘡，再冠冕堂皇的主體也撐不起半個家園。在普遍的喧囂與浮華里，「勇敢者不是敢於死亡/而是敢於生存」，用鮮血、真實和凌厲的生命澆灌田園的莊稼，而非「將軍肩上的花朵」。敢於生存，直面生存，一個強大的主體才能赫然挺立：

窗子倒下了，月光站立著 父親倒下了，兒子站立著 高樓倒下了，土壤站立著 人體倒下了，思想站立著 門檻倒下了，身子站立著 電梯倒下了，雙腿站立著

只因為：

世界上最精確的制導不是衛星 而是思想

那麼何以保證精確的思想不再是誤入歧途的暴力統治和新的桎梏？答案仍在於那一個個強大的完整的主體的站立！ 僅從體式上說，《拂拭歲月》的編年體、《長征》的散點輻射、《2008，汶川大地震》的聚焦式寫法和《2001年，9月11日》的縱橫捭闔等，都是對現代新詩長詩寫作的豐富和創新。尤其在處理這類具有宏大「史詩」性的題材時候，用長詩一不小心很容易流於敘事的乾澀弊端。但胡丘陵多以意象流轉和語詞的警崛來抒情達意，儘管出現了某些生硬，也儘管在如何處理長詩和組詩的差別時還應更細緻些，但瑕不掩瑜，其長詩創作在當代詩壇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 評論家藍棣之曾提請讀者注意胡丘陵詩作的「潛文本」，即其詩作與他個人的聯繫。本來，在更廣的意義上，任何一個詩人的寫作都與其自身的生存經驗和生命體驗密切關聯；但胡丘陵的多重「身份」與他的詩歌創作之間明顯呈示出饒有意味的距離，這也是筆者面對其文本曾有過的困惑。問題根本不在於詩與政治的聯結，政治生活本就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而這困惑也隨著對其文本的進入而消釋。胡丘陵憑藉自己主體的強健，以清醒可貴的歷史意識穿行在公共空間。既然歷史本身誰也無法返回，那麼重建那一個個歷史的「瞬間」則是更切實際的接近和可能，這是胡丘陵長詩對這個表面上眾聲喧嘩實際上卻普遍失語的時代的饋贈。或許詩人胡丘陵要警惕的只是，不要讓自己那已顯強健的主體成為自製的偶像而變成新的烏托邦和虛假主體，以便確保詩歌反思和自我反思的深刻與鋒芒。

參考文獻：[1] 胡丘陵《2001年，9月11日》，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年；《長征》，北京：崑崙出版社，2007年；《2008，汶川大地震》，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年；《拂拭歲月：1949—2009》，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9年。[2][4] 胡丘陵《一次精神歷險》，見胡廣熟編《解讀歲月——胡丘陵詩集<拂拭歲月>評論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第126、127頁。[3] 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1頁。[5][6] 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見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35、28頁。[7] 廢名《論新詩及其它》，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頁。

作者簡介：鄧艮（1975—），男，湖北恩施州人，土家族，西安外國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