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無法擁有一切

導讀：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於7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女人無法擁有一切》。幾十年來眾多女權主義者宣稱女性可以同時擁有完美的家庭和成功的事業，而美國前國務院高官安瑪麗-斯勞特的經歷表明，至少現階段，對女性而言魚肉熊掌仍然不可兼得。

　　成為國務院第一位女性政策規劃部主任後，我天天都要和各國政要打交道。一個周三的晚上，我參加了奧巴馬總統夫婦舉辦的招待晚宴，而我滿腦子想的確是我的兒子，現在他有各種惡習：逃學、不交家庭作業、數學成績不及格。整個夏天，我們很少說話，或者說他很少和我說話。好幾次當我要參加重要會議的時候，我接到了來自家裡的緊急電話要我趕緊回家。丈夫負責照顧兩個兒子，他總是儘可能支持我的工作。除了緊急情況外，我一般只有周末才回到位於新澤西普林斯頓的家。

　　一天我去一位白宮女性高官的家中做客，她也有兩個兒子，住在加利福尼亞。我和她抱怨不能陪在孩子身邊的痛苦，並說：「當任期結束，我要寫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女人不能擁有一切》。」她驚呼到：「你千萬別寫。」她的意思是如果一個成功女性說出這樣的言論將對年輕女性產生惡劣的影響。隨後我們岔開了話題，但是我意識到，一直支撐我事業前行的女權主義思想開始發生了動搖。我曾認為如果我能在國務院或者白宮做我喜愛的工作，我會儘可能的多干幾年，可是2011年，當我2年的任期結束後，我迫不及待的離開了那裡。

　　很快各種困擾紛至沓來。人們問我為什麼離開政府，我回答不僅僅是因為普林斯頓大學的規定(離開2年就要失去教職)，還因為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想當政府高官又想陪兩個兒子是不可能的)。我沒有成為家庭主婦，作為普林斯頓的教授我依然忙碌，但是一些和我同齡或比我年長的女性還是不理解我的行為，她們有人表示失望，而有人充滿了不屑，前者是覺得我離開華盛頓損失太大，而後者則堅稱不會像我一樣，她們不會放棄工作，而且自己的孩子以後照樣有出息。

　　前一種反應認為我的選擇即可悲又不幸，這已經很讓我反感了，而第二種反應更是讓我怒不可遏，這些人竟然詆毀我的教養以及對職業的忠誠。我突然意識到，我的人生應該是另一種模樣：我應該繼續是個女權主義者，洋洋得意的和高端人士交談；當有人說為了家庭要選擇輕鬆一些的工作時，我應該露出輕蔑的笑容並顯得自己高高在上；我還應該告訴所有年輕女性，不管做什麼工作，你都能兼顧事業和家庭。

　　今年春天我去牛津大學為40多位年輕人舉辦了一場講座，向他們傾訴同時成為一個政府高官和一個母親的痛苦，我告訴他們如果繼續留在政府工作，我將無法履行做母親的職責。學生們聽的全神貫注並提了很多有意義的問題，一個女孩感謝我不是又一次宣講「女人可以擁有一切」，或者是教育在座的女孩如何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很多女孩都認為以後會做出某種妥協，而男人通常不會做出這樣的妥協。

　　這些年輕人與我同齡人思想上的差距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即便家庭和事業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我們這一代女性仍然奉行女權主義，可是現在年輕一代已經厭倦了這些說教，她們認為「女人可以擁有一切」並不現實。當然我仍然相信女性可以擁有一切，就像男性一樣，我們可以事業家庭兼顧，但不是今天，不是在當前的美國經濟和社會架構之下，而我過去三年的經歷迫使我必須面對這個冰冷的現實。

　　在我為政府工作以前，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學術界：我是法學院的教授，普林斯頓威爾遜學院的院長。這些工作難度都很大，但我仍然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時間，我可以照顧好孩子，同時順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儘管我要經常出差但是我總能抽出時間陪伴自己的家人。作為上司，國務卿希拉里和辦公廳主任謝里爾-米爾斯非常體恤下屬。但我的工作仍然必須從每周一的早上4：20開始，我必須那個時候起床才能趕上5：30開往華盛頓的火車，然後工作到星期五深夜，在搭末班列車回家。在工作期間我異常繁忙，一言蔽之就是文山會海。我只能去24小時營業的商場購物，包括洗衣服、做頭髮以及購買聖誕禮物，我都只能在周末完成，而這些活動又必須穿插在孩子的運動會、音樂會以及家庭聚會之間。我比很多同事都幸運，因為每月可以有一天的額外假期。希拉里經常故意早上8點到，晚上7點離開，這樣她的下屬在早晨和晚上可以有更多的家庭時間。(當然她在家也工作到很晚)

　　總之，對於工作時間長，而且工作進度必須按照別人的時間表而定的人而言，不可能同時成為合格的父母又把工作做好。我意識到如果想要擁有一切，至少對我而言要視工作的性質而定，也就是說很多工作無法讓你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至少不能較長時間擁有。

　　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意識到了這點，包括米歇爾-弗盧努瓦、凱倫-休斯和瑪麗-馬塔林等多位高官都為了家庭而放棄了公職。馬塔林在辭職時曾說：「女人要想兼顧家庭和事業，唯一的辦法就是能夠控制自己的時間。」然而她們辭職的決定卻讓外界不解，在華盛頓人們總是認為「回去多陪陪家人」就是被解僱的委婉說法。一個人怎麼會為了做父母的責任放棄權力呢？儘管每個政治陣營都高喊「家庭價值」，但是這種觀點仍然在華盛頓甚囂塵上並讓生活工作之間達成平衡變得更加困難，而如果身處高位的婦女不說出來，現狀就無法改變。

　　年輕的職業女性總是被和我同齡或者更長一些女性攻擊，現在我越來越理解她們了。今年我在紐約做了一個講座，一些60歲以上的婦女告訴我她們為我高興和自豪，因為我成為了女性外交政策專家。一些人拿我和現在年輕女性的職業選擇進行對比，責備這些女孩就是不願意去取得更大的成就，還有一個不知道我換工作經歷的人說：「這些女孩以為她們不能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

　　這次演講以後，我和一些30歲的女性一起吃午飯，我的對面坐了兩個活力四射的年輕姑娘，一個為聯合國(微博)工作，另一個在紐約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她們很快就和我談起如何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實現平衡的問題。其中一個說，她們所的女性合伙人或者高級管理人員都做了很大的犧牲，她們可能會為了生孩子停下來兩年，但是之後就瘋狂的工作來彌補那段時間帶來的損失，這樣她們只能見證孩子的童年，而無法看著他們長大。另一個女孩說，她所見到的成功女性都要僱傭全天候的保姆。很顯然，她們不想要這樣的生活，但是不知道如何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做取捨。

　　我的母親出生在上世紀30年代，外婆出生在上世紀初，和她們相比，出生於50年代的我無疑是幸運的。儘管我的母親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藝術家，但是她取得這些成就都是在我兩個哥哥離開家以後。20歲的時候，儘管外祖父和母親的哥哥去了醫學院讀書，但是母親被告知不能去，因為以後她要嫁人。我感謝這些60歲到80歲的婦女，是她們的努力讓我現在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機會，不再面對性別歧視。可是儘管充滿感激，我們仍然需要重新思考女權主義。

　　我知道美國大部分女性的問題遠遠超出了本文討論的範疇，這裡我指的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有高收入的女性。儘管為了養家糊口，我們必須要工作，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工作的類型和強度。而其他很多女性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她們擔心的不是能否擁有一切，而是能否保住她們已經擁有的。儘管女性的地位和收入比1972年時提高了很多，但是研究表明她們的幸福感卻大大降低。

　　我們一直對年輕女性說「我們可以擁有一切」，現在看來儘管這不是謊言，但也並非完全正確。我們總是說能否擁有一切取決於婦女對其職業的忠誠度。這正是許多上年紀的女性對年輕女性不滿的地方，她們不像從前的婦女那樣對工作忠誠，富有犧牲精神。

　　然而除了生育，婦女還要面對其他問題。很少有女性能夠達到管理崗位，女性領袖的候選人規模非常小，當像我們這樣的人退出後，人數就更少了。Facebook的首席運行官雪兒-桑德伯格對此痛心疾首，她說：「190個領導人里最多有9名婦女，世界各國的議會裡只有13%是女性，在大公司的董事會裡只有15%左右是女性。」

　　缺乏忠誠就能解釋這一切么？不可否認，身處高位的婦女對她們的工作都無比忠誠，但是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些女人基本都是超人。看看這些華盛頓的女官員：蘇珊-賴斯，伊麗莎白-蘭德爾以及米切爾-嘉文等，她們有的獲得了羅氏獎學金，有的是哈佛最好的學生。如果拿她們做標準，任何人都會自愧不如。

　　另外身處高位的婦女，在家庭生活上也很少像男性那樣美滿。比如每一個男性大法官都有家庭，而三個女性大法官中有兩個是獨身，另外一個魯思-金斯伯格也只是在她的孩子長大成人後才開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在國務院和華盛頓其他部門取得成功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情況。

　　奧巴馬政府里的女性非常少，我們辭職後基本都是由男性接替，而由女性接替男性工作的比例非常小。有研究表明，在政府、軍界、學術界以及各種智庫中工作的女性少於30%。80年代的時候，這個數字更低。那時大學畢業生中男女比例為1：1，當時我們相信以後管理層男女比例也是1：1，然而現在這個夢想破滅了。

　　桑德伯格表示這是因為女性缺乏遠大的報復，可我不這麼認為。我的一個非常有才能的女性助手這樣告訴我，要想讓大多數婦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實現平衡，就必須讓學校上課時間和人們的工作時間相匹配。大多數人的工作是種田而母親在家照顧孩子的社會早已經不復存在，可是我們現在的體制確建立在這種社會的基礎之上，社會變了，而體制卻沒變。

　　還有人說能否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決定女性職業的成敗。前段時間，環境保護署主任麗薩-傑克遜為普林斯頓的學生做了一個講座，有學生問她是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實現平衡的，她指指台下的丈夫說：「我的平衡之道就是他，雖然我的丈夫是普林斯頓的教授，但是他把家裡打點的井井有條，不論是做飯、輔導孩子家庭作業還是送他們去上音樂課，大事小情孩子們都去找他。」總之她的意思就是只要丈夫把家照顧好，女人就可以沒有後顧之憂，但我的感覺並不是這樣。

　　儘管我相信男性和女性一樣愛他們的子女，但是當意識到孩子因自己的缺失而造成傷害時，兩性之間的反應會非常不同，男人會為了工作放棄家庭，而女人通常會為了家庭而放棄工作。即便進入現代社會，人們仍然普遍認為男性的首要家庭義務是養家糊口，而女性則是相夫教子。通常如果男性因家庭原因而顧公共利益於不顧，人們會指責這個人自私。男性領袖因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家庭往往會受到人們的讚美，而他們的孩子也被要求接受舍小家為大家這個道理。

　　總之，有一個「得力」的丈夫確實可以幫助女性兼顧事業和家庭，但是這個條件並不充分。如果女性覺得辭掉一個需要經常出差的工作是正確的，她們就會繼續這麼做。

　　還有另一種錯誤的觀點，女性可以同時擁有家庭和事業，只要合理安排它們的順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何時生孩子。50年代到70年代，很多女性領導人都在30歲以前生孩子，比如希拉里-柯林頓，奧爾布賴特等。這樣等孩子高中畢業後，母親只有40多歲，她們完全有能力和精力來開啟自己事業的第二春。

　　但是這種安排卻沒有考慮大多數女性的實際情況。如今人們結婚越來越晚，而且如果較早生孩子，你就很難獲得高學位，第一份工作也不會太好，同時也會失去很多機會，更糟的是收入將大幅減少。對於40多歲的婦女而言，很多工作都對她們關上了大門，我還沒有見到超過四十的人還能重新進入學術圈或者去律所做實習生。

　　考慮到我們現在的工作文化，我建議年輕女孩還是要有自己的事業，但是不管你是否結婚，最好在35歲以前生育。到了30歲或者40歲，你可能會變得更成熟或者不再憂慮如何為人父母，你也可能找到一個終生伴侶，但是這些都沒有先後順序，你都需要做出男性不需要做出的權衡。

　　總之對於女性而言，家庭和事業之間的矛盾將會長期存在，但這一矛盾並非無法調和，下面我就給出自己的一點建議：

　　首先是改變考勤方式。如今很多行業流行加班加點的工作。員工們必須加倍努力、在公司呆的儘可能晚或者乾脆通宵，有的人則天天在外出差。實行按時間收費的律師業是這樣，在許多其他行業也一樣，工人被要求早到晚走，為了中午11點的碰頭會，星期六(6.80,0.05,0.74%)也必須隨叫隨到。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在辦公室里呆的時間長並不意味著創造更多的財富，也不會幫助一個公司取得成功。

　　其實並非所有呆在辦公室的時間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開會這個問題，不可否認親自參加會議有它的好處，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增加同事之間的友誼和信任，並更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但是通過e-mail、即時通訊工具、電話以及視頻會議等方式開會仍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這樣人們就可以在家裡工作，當孩子入睡後，或他們生病的日子裡，又或者是周末，母親都可以抽出時間全力以赴的工作，而不會在工作最需要的她的時候分心。使用視頻會議還可以大大減少人們出差的需要。這些技術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關係。

　　最近，為了防止人才，尤其是女性人才的流逝，英國的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對考勤制度進行了改革。他們認為職員的工作不是只能在辦公室里完成，在遠離辦公室的地方也可以完成，而且鼓勵職員這麼做。例如即將就任法國大使的卡莉-歐文說，她以前就在都柏林完成應該在倫敦做的工作。當有非常重要的任務時，她會飛去倫敦，但大部時間她都是通過電話會議以及其他即時通訊工具來完成工作。這些年她的工作做的有聲有色，而家庭也非常和睦，她認為這種工作方式功不可沒。

　　其次是重塑家庭價值觀。很多僱主不會給為人父母的僱員任何特殊照顧，通常他們還有意無意的設置障礙，讓這些父母不能更好的履行義務。一些手握權力的人對員工照料孩子的要求不屑一顧，但是對其他工作以外的活動卻網開一面。

　　我曾經和很多正統的猶太男性一同工作，他們通常要和家人過安息日，因此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的時間，他們必須在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傑克-盧，他曾兩度出任預算管理辦公室主任，還曾經是副國務卿，現在是白宮辦公廳主任。每周五他都儘可能早的離開辦公室，在日落前趕回位於紐約的家。從周五日落直到周六日落他從不工作，所有認識他的人，包括我在內都敬佩他對宗教的虔誠。即便有再緊急的工作，他都能想辦法擠出時間。很難想像，如果一位母親告訴你，每周五到周六她會拋開一切工作，全心全意照顧孩子人們會作何反應。這種行為會被視為不職業，給其他同事增加不必要的負擔。工作以外的很多活動都可以被接受，而照顧孩子卻不被理解，這種現象非常奇怪，如何改變只能靠我們自己。

　　再次是重新定義成功的職業軌跡。美國對成功的職業軌跡是這樣定義的：用最短的時間爬到最高的位置上，通常在45-55歲之間達到事業的頂峰。這種定義在20世紀中葉非常準確，那時人們普遍在20多歲生孩子，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然後再67歲退休，平均死亡年齡是71歲。

　　但是今天這個定義沒有任何意義。如今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超過80歲，良好的健康狀況可以保證人們在75歲以後還照樣工作。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人們可以有很多份工作，很多人結婚晚，生孩子也晚。他們可以提前退休，如今美國的退休年齡已經從67歲降到63歲，但是這只是為了獲得退休金，很多人可以繼續從事其他工作。

　　因此現在的女性的工作時間可以延長到50年，因此她們可以在22-35歲之間取得學位，積累工作經驗，並在25-45歲之間生孩子。這樣20歲生孩子的女人，可以在40歲以後開始全力以赴的開展工作，並在50歲或60歲出頭的時候事業有成。

　　最後是重新審視什麼是幸福。離開華盛頓後，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呆在家裡，通過合理的安排工作，我有了更多的時間和家人在一起。我希望在孩子離開家庭之前能多和他們在一起，在他們成長最關鍵的時期陪在他們身邊。觀看孩子的棒球比賽，聽他們的鋼琴演奏，為他們做早飯，一起家庭旅行，這些為人父母所作的簡單的事情讓我心滿意足。

　　幾年前朱麗葉-卡耶梅辭去了國土資源部的工作，而她的丈夫也同時放棄了司法部的高級職位。他們說之所以離開華盛頓回到波士頓，是因為他們希望開啟一項「快樂工程」，通過這個工程可以更好的陪伴三個孩子，現在是時候開創全國規模的「快樂工程」了。我出生在弗吉尼亞的夏洛茨維爾，這裡是托馬斯-傑斐遜的故鄉，《獨立宣言》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這份宣言沒有以生命、自由以及職業成功為名宣布美國獨立，讓我們重新開始審視幸福，並從家庭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