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衛溫諸葛直從章安古港遠規海外及到達台灣之研究

浙江省委原書記薛駒在首日封上題字：加強合作交流，繁榮兩岸經濟。（台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提供）□浙江省文史研究館葉哲明編者的話2月24日，「衛溫從台州遠航台灣1780周年研討會暨首日封發行儀式」在北京舉行。一個對加強兩岸人民的民族認同和感情融合，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都有重要意義的歷史壯舉呈現在我們面前——三國時期，公元230年春，東吳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一支由1萬餘名軍士組成的船隊，從章安（今浙江省台州市）啟程，到達夷洲（今台灣），並在當地進行開發經營，這是中國正史中，大陸與台灣通航的最早記錄。那麼，這次1780年前的遠航，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它給當時和後代，又留下了哪些影響呢——公元230年，在三國競爭統一的重要時刻，孫權為實現「普天一統，開拓海疆」，遣將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從浙東古港章安出使海外，遠規台灣,《三國志·吳主傳》載：「黃龍二年春正月，浮海求夷洲（即台灣）及亶洲（海南島），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但得夷洲（即台灣）數千人還」。這是古代東亞航海史上一大罕見壯舉，也是歷史上大陸和台灣大規模交往，以國家政府名義第一次出航台灣，並在台灣行使國家權力的首次記錄。是我國古代，以至太平洋地區航海史上罕見的奇蹟，在世界文化史上寫下濃重光彩的一頁。國務院《對台白皮書》注錄該歷史事件，並有簡略介紹。2003年浙江電視台為此拍攝了對外電視紀錄片，並於中央電視台第四台轉播，影響頗大。台灣著名史家連雅堂先生《台灣通史》稱：「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又說：「台灣固土番之地，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女生。故自開闢以來，官司之所經劃，人民之所籌謀、莫不以理番為務」。衛溫、諸葛直此行對開發台灣，密切東南沿海文化和經濟聯繫、交流；開拓我國東海，以及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各國的海上航道，可堪為漢武帝開通西域，唐太宗和親吐蕃，甘英出使大秦等相媲美，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政治和歷史意義。衛溫、諸葛直率萬人船隊從章安古港出使台灣，我國古籍語焉不詳。一是章安是兩漢我國東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一，轄區遼闊，海運比較發達，北起天台山、南及閩江口，有今台州、溫州、麗水和福建建甌、福州五州之地，《漢書》載：「章安，故治冶、閩越地，光武更名。永和三年，以章安、東甌鄉為縣，」又稱：「南北海運，皆從東甌」。《府志》云：「章安古名郡，晉代衣冠物，東西列街市、潮頭送船舶」，稱：「乃浙南閩北之門戶」。又稱章安：「海東有東鎮山（今大陳島），山下望海中，突出一石，舟往高麗，倭國，必視以為準也」，海上航運發達，也是後漢軍事重鎮東南都尉的治所之地。其後，由於我國華夏一統事業東南發展，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溫州、福州、泉州興起，章安衰落不振，千餘年來，幾成為東南沿海默默無聞的荒落村鎮。二是衛溫、諸葛直奉命進入夷洲之後，唯《三國志》和《臨海水土異物志》、《資治通鑒》略有記述；有關重要的政治、軍事、行政管理、官員任免，以及城池、制度建置，更無具體記錄；諸如進入夷洲之後，衛溫諸葛直所率軍隊和當地夷王、酋長、人民的友好接觸，以及征服期間發生有關的重大戰事等，已湮沒不明，故至今學者很少問津、研究。再如此行出海地點及到達夷洲的簡要概況，史界尚無系統述評。有云：「自會稽東縣入海行」；有云：「自句章」，「自臨海」；或「東冶浮海求夷洲」。有鑒於此，筆者於1984年在《中國水運史》寫過有關此行的考析論文《東吳衛溫諸葛直從章安遠規台灣考析》，經十餘年查閱資料，研究考析，並藉助有關考古、文物佐證，從當時臨海郡的章安出海的，進入夷洲，先後一年，確和夷王酋長和當地人民「進行了廣泛的和平接觸」，暫時行使過短暫的國家的權力。在中古航海客觀條件下，衛溫、諸葛直率師萬人，漂洋過海，遠涉不毛，艱難險阻，風波難測，誠不惜為罕見的壯舉。即使衛溫、諸葛直最後為孫權誤判為：「無功而被誅」，悲劇性地結束了自己一生，但力竭完成了吳國制定的「拓展海疆，以定大業」，不辱使命，乃為華夏民族發展史留下了光輝一頁。其一，衛溫、諸葛直出使海外，已到達台灣，正史都有明確記錄。從有關史籍記載判斷：《三國志·吳主傳》稱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資治通鑒》卷七一，太和四年引《後漢書·東夷傳》：「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亦有遭風流至亶洲者」。我國先秦史志：《史記》、《漢書》、《越絕書》、《山海經》、《禹貢》等，已載錄浙閩的會稽、句章、閩中郡，有民間海航漂流至台灣，其後章安、東甌、東冶人民相繼進入夷洲，並較多見著我國古代史冊。《通鑒》更明確記載此行：「夷洲，即今臨海郡東二千里」。台灣，即夷洲，史界早有定論。章安，即兩漢回浦、東吳臨海郡郡治，即今台州。晉司馬彪《續漢志》注冶和章安地望曰：「冶即章安故地」；我國海運史上第一部海港、海運、海產的傑出著述，東吳沈瑩所撰《臨海水土異物志》，對夷洲的方位、地理、民情風俗有簡要的介紹，其文稱：「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由東冶入海行」。又云：「夷洲者安家之民」。《台州府志》云：「章安，古城，在縣東一百五十里，漢回浦縣，靈水匯其趾，海門峙其旁，東西列街市，浦敘會經商，潮頭送船舶，入境欖千檣」。可見，章安郡城有一定規模，造船發達、海上商貿興旺，且南北海航比較活躍。所以《後漢書·會稽郡》曰：「章安故治冶」，《太康記》也云：「冶，鄞縣南回浦鄉」。又載軍事重鎮東南都尉，東漢由鄞縣移至章安，「始不再遷」。鄞縣即四明、寧波；回浦，鄞縣之南，即章安。「安家之民」即東吳時臨海郡安陽羅江人。綜上有關古籍所記，回浦、東甌、東冶，皆郡內所屬，有傳統的海上歷史航道；只是官方的大規模的衛溫、諸葛直出使台灣，從會稽之東臨海郡出海，是中國史冊上的首次記錄。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舊志書有關東冶注處，說法不一，出海港口，始有爭論。有認為東冶乃臨海郡的章安，或永寧（今黃岩）、溫州，也有認為候官、福州。《台州府志》、《臨海縣誌》記臨海東有「鐵場」之名，亦載章安、臨（海）、黃（岩）兩界牛頭山是三國東吳設置的「古冶鐵之所」，今章安還有鐵場大隊。但細考福州城北有冶山者，一是因人而名，二是因泉得名，均與冶鐵無必然聯繫。所以司馬彪《續漢志》則云：「冶即章安故冶」，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進而云：「冶即今台州章安故縣」，章安即冶之說在兩漢、東吳時期當是正確的。今研究台灣的史家葉國慶，和輯校《臨海水土異物志》的張崇根先生也認為「東冶在東吳時有曰永寧，永寧應是黃岩」。明萬曆《黃岩縣誌圖》云：「黃岩襟海枕山，為閩廣吳越之門戶，古東南一大都會」。章安是黃岩澄江和臨海靈江二水出海處，黃岩在東吳時為臨海郡之轄區；那麼衛溫、諸葛直出海地點在今臨、黃兩縣界處的章安港，當是可信的。其二，再從章安當時所處歷史地位看，衛溫諸葛直出使夷洲，符合東吳當地形勢和出海條件，有利於東吳開拓海洋，競爭魏蜀吳三國的「普天一統」。章安在臨海郡東端，一面瀕海，氣候溫和，地位險要，有山海之饒，古代文明發達甚早。章安是我國東南沿海最早崛起古港之一，是東吳臨海郡的政治、經濟重心，也是開拓東南沿海的軍事重鎮東南都尉的所在地。《吳志》、《宋書·州郡志》稱：「臨海（郡）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也。吳太平二年立」；稱沈瑩《水土異物志》是「蓋郡志之最先者」。唐時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亦云：「是書於周處《風土記》之前，兩人同仕於吳，蓋（海外）方物之事，盡在是矣」。《臨海水土異物志》所載章安一帶，山出銅鐵，自鑄甲兵，郡內有較多船屯，海陸交通亦甚方便，是古代東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一。漢初「建回浦縣、治章安」，漢昭帝在會稽東置東部都尉，尉治先治冶、鄞縣，後在章安「始不再遷」。東吳少帝太平二年置臨海郡，轄今台州、溫州、麗水等三個地區，郡治和尉治亦在章安。北去遼東，南下海南，「皆及東甌」，盛稱「乃海上一大都會」。臨海郡內的橫嶼、永寧、東冶、建安都有較大規模的造船基地，東吳出任溫台永寧長的著名大將賀齊，大力發展海上造船事業，《三國志·賀齊傳》引《風土記》稱：「小曰舟，大曰船，溫麻五會者，永寧縣出橡木，合五版以為大船，因以五會為名者。」又稱賀齊坐艦：「雕刻丹鏤，青益鋒瞻，干櫓戈矛、皆取上材……蒙沖鬥艦之屬，望之若山」。與北方滬瀆（上海）、連雲、常山、遼東，和南方的侯官、海南、番禺都有密切海運往來，並「遠去東南亞各國」。東吳新置臨海郡，是東吳開拓東南沿海的最重要的戰略基地，這些都說明章安古郡有出使海外及夷洲的各種條件，衛溫、諸葛直率軍從會稽東的章安出海，政治、軍事謀劃和物資、兵力的準備，亦較便捷，軍事指揮機構放在章安，當為合情合理。故沈瑩注引此行：「由臨海東入海行」，出海地點指的就是章安。今臨海的章安、湧泉、杜橋、大田等地發現多處兩漢魏晉的砌磚墓穴，磚面有線紋、鯉魚紋、蓆狀紋和繩紋等。文革期間，章安曾發現「都尉」銅印，惜今散佚，不知所終。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學家在台北發現東吳時期砌築城郭的指掌型古磚，磚面亦有線紋、魚狀紋、蓆狀紋。我國封建王朝，特別是三國時期的魏蜀吳，為爭奪地盤，實現天下一統，每征服一地，必「治城郭，置樓台」，以示國家政府正式管理。葉國慶和張崇根先生在其所撰的論文中，都較為肯定地指出：「今在台灣台北發現的東吳指掌型的古磚，與其說是台灣和大陸進行經濟交換的結果，毋寧說是衛溫、諸葛直出使台灣留下的物證」。臨海和台灣既有出土相似的遺物，那麼此遺物很可能是衛溫、諸葛直出使時帶過去或傳過去的。其三，從沈瑩所撰《臨海水土異物志》提供的有關資料判斷。《臨海水土異物志》，是一部記載當時臨海郡及台灣高山族海域物產、地理、風土人情和社會生產、生活的出色地域志。可以說是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東南沿海越族和高山族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習俗的百科全書，也是研究東南沿海和台灣、海南，以至於南海各地海上交往的一部珍貴的歷史地理著作，具有極高的資料和文獻的價值。作為地方史志，它可和浙江省最早的方誌力作《越絕書》珠璧雙聯；作為歷史地理著作，可和當時編纂的康泰、朱應《扶南異物志》、《外國志》，萬震《南州異物志》、法顯《佛國記》等並駕齊驅。《沈志》散佚，著錄於正史《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此後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南朝孫詵《臨海記》；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劉知已《史通》、歐陽詢《藝文類聚》、段成武《酉陽雜俎》、李善《文選注》；宋李昉《太平御覽》；元陶宗儀《輟耕錄》；明清李自珍《本草綱目》等，都有注錄。沈瑩是孫吳後期人，其出生當在衛溫、諸葛直出使前不久，陳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稱其為：「臨海郡章安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一中稱：「吳有沈珩，字仲山，吳郡人，……瑩與珩各皆從玉，或昆季行」，認為沈瑩「大抵吳興武康人」。《吳志·孫皓傳》及裴注，說他後來出任過丹陽太守，從其所撰《異物志》中，對臨海郡和東南沿海及台灣的山川地形、海陸異物、風土人情極為了解，在出任丹陽太守前曾擔任臨海郡守、校尉一類官職當有可能。《吳主傳》載：東吳臨亡前夕，他曾和丞相張悌率師於長江天險牛渚，「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之」，阻扼晉軍杜預、王渾率師南伐，可見，沈瑩為東吳海軍主要指揮官員，有水戰經歷。其部屬臨海東陽人柳榮，也隨從丞相張悌、護軍孫震統率「青巾軍，屢陷戰陣」，後兵敗「晉獲悌、瑩，柳榮便去」。榮可能是沈瑩從護幕僚，熟悉海域、海戰，是瑩從臨海奉調丹陽時跟隨去的。連橫《台灣通史》根據《閩書》和《浙江志》：稱孫吳之後，隋煬帝大業年間，仿效東吳，曾三次遠規「流求」（即台灣），其文稱：「大業六年春，武賁郎將陳棱，清朝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但據沈氏《臨海水土異物志》記載，衛溫諸葛直率領的萬人船隊，到了台灣，似沒有重大的軍事戰鬥；並以和平的遠規，和合了當地人民，並進行了短暫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理，該志稱：「浮海求夷洲及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可見，台灣人民還是願意和平到達大陸來的。該書粗略地記載了台灣歷史、地域方位、社會生產，風俗民情，山海物產等，並有具體生動描述。說明台灣仍處於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時期，生產方式處於金石並用階段。如雲古越在夷洲「山巔有越王射的」的歷史遺迹；稱高山族原始社會組織：「名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階級已經分化，王者分劃土地，人民隸屬各地王者，酋長統治。還記載周綽進入沿海島嶼：「毛人之洲，乃在漲嶼，得毛人，送詣秣陵（南京），」毛人，近乎奴隸身份。又稱夷洲：「土地饒沃，草木不死，又多魚內，地無霜雪，種植五殳，其地亦出銅鐵」。《台灣通史》上卷174稱基隆、高雄：「古為荒昧之域也，其地固土番部落，地絕北，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養，林深瘴盛。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礦之利取之無窮」，與《臨海水土異物志》記錄的夷洲台中地理和礦山分布十分相附。還記錄了夷洲人民，善於戰鬥，「唯用鹿骼為矛以戰鬥，磨礪青石為弓矢」；又有濃烈海洋生活習俗：「取生肉雜燴大瓦器中，以鹽滷之，歷月余日，以為上餚」。還提到早期文化、風俗民情的情況，和浙閩沿海十分相似：「洲上人民，載歌善舞，父母死亡，殺犬祭亡，飲酒歌舞畢，乃懸著高山岩石之間」。這與《北史·流求傳》所載也十分一致：「其民歌呼蹋蹄，一人唱，眾人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水而舞」，和台州的民情風俗，嘆有驚奇的雷同。唐開元年間，浙東爆發台州農民大起義，波及浙閩蘇皖贛五省之地，「積眾二十餘萬」，當時起義領袖台州臨海人袁晁就是用古越民間流行的「牛酒嘯聚」儀式發動人民，積聚兵眾：「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唐書》稱浙東西觀察使韓滉為鎮壓起義，曾嚴禁牛酒嘯聚：「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罪涉疑似必誅，一判即數十人，下皆愁怖」。值得強調的是沈瑩在該志描述台灣人民生活風土習俗：「唯用鹿骼為矛以戰鬥，磨厲青石為弓矢」，「取生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滷之，歷月余日，以為上餚」，和「地產銅鐵，自鑄兵器」，「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洲相似」等，至今台州亦有相似文物發現，台州人民還保留了一些生活習俗。自然，沈瑩了解衛溫、諸葛直出使台灣的一些真實情況，故吳壯達先生認為：「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記夷洲之事當在公元230年一役之後，它的材料主要來源也可能與此役有關，或直接從此役取得」（《台灣的開發》第5-6頁）。總之，衛溫、諸葛直出使台灣為沈氏撰寫該《志》提供寶貴而豐富的材料，故其《志》注引：「夷洲去臨海東」，不注句章、福州。「臨海東出海」，當是此役出海港口之確指無疑。其四，衛溫、諸葛直率軍出使台灣，從章安出海另一重要原因，是當時浙東爆發頻繁的山越動亂，且夷洲人民中，亦有相當一部分是從浙閩沿海遷移飄洋過去的。東吳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贛、閩、皖和蘇南諸地，孫氏割據江東並向東南沿海開拓，一是遭到當地山越反抗，二是吳郡會稽世族的權爭利奪；構成吳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孫吳統治集團把山越視為「心腹之大患」。東吳著名大將陸遜在其初出時，即對孫權曰：「山越舊惡，依險阻地，心腹未平，難以圖遠」；名噪江東，為孫權贊為「功軼古人，勛超前世」的諸葛恪，就是在擔任丹陽太守期間，堅壁清野，剿撫兼施，用了整三年時間，才平定了丹陽和吳郡兩界的山越，迫使十萬山越出山歸降。東吳平定山越戰事，頻繁迭起，屢平屢起，繼而復始，嚴重影響了東吳政局和三國競爭的形勢，終使東吳政權下決心，全面制定由西向東的徹底平定山越的政治軍事的謀劃與戰略，最後追擊山越到浙閩沿海，迫使他們逃亡海洋、流竄山林。衛溫、諸葛直率眾萬人，當與浮海追擊逃亡海上的山越有密切關係，故《吳主傳》載：「夷洲殊方異域，欲俘其民以益眾」，以充實兵源戰馬，強固海防、海運、海交活動。其五，孫權競爭海內統一，吳國瀕臨東南沿海，在魏蜀吳三國競爭的鬥爭中，政治、軍事的優勢和實力，誠不如魏、蜀，史載：「曹魏勢強，蜀漢義正，吳介其間，所皆不敵」；其最突出的經濟、地理形勝的優勢，就是有遼闊的海洋、海域，據有出海的重要基地，只有大規模開發海疆，發展開拓海洋、海產、海運、海港事業，孫吳才能戰勝魏蜀，完成歷史使命。孫權是我國歷史上大力開拓海洋、海域最英明傑出的君主。228年孫權稱帝，雄心勃勃：「今漢吳既盟，益力一心，同伐魏賊，普天一統」。他制定了全面開拓東南沿海的宏偉計劃，「舟楫為輿馬，巨海化夷庚」，力爭達到秦皇、漢武難以實現的「東方海洋大國」。他曾派遣張彌、周賀等七次遠征遼東，深入高句驪，史載：「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珠貨，九賜備物，乘海至遼東」，結果「公孫淵稱藩於吳」。其後秦旦、張群一支小分隊穿過崚嶇山谷，「遠至高句驪」。其後又派遣呂岱遠涉海南，「既定交州，復討九真」。又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朱應、康泰「南宣國化，既繳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史載「黃武五年大秦賈人秦論來交趾，太守吳邈遣使詣權，權問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權差使會稽吳咸，送論於道物故，往還本國」。東吳海洋開拓，海外交往，已經波及東亞、東南亞，並和非洲、大秦亦有間接往來，而有輝煌建績。關於東吳遠規夷洲的重大的政治軍事行動和計劃，孫權還是經群臣集體研究謀劃的。《資治通鑒》卷七一記引《陸遜傳》：「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綜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滋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是知衛溫、諸葛直出使台灣，是經廷議之大事，最後一切由吳主親自斷定。總之，孫權裁定章安出使夷洲，顯然是因章安為在東南沿海的東吳政治軍事重地，南北海運中樞地帶，又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勝出海窮追遠逸之山越，雖有困難，但相對而言，最為適宜、便利。若福州，則其時道路懸遠，山川多阻，若其重新經營一個遠征基地，非惟指揮不便，抑且形勝地利，亦有所不能。至於衛溫諸葛直率師萬餘人，遠規台灣的歷史壯劇，帶著華夏一統的使命，歷經千辛萬苦，艱難險阻，最後以「無功而被誅」的悲劇結束，原因極其複雜。一是孫權和魏蜀競爭海內一統，「規萬年之計，建海上強國的不世之略」，開疆拓土，積極開發江南，發展海上航運事業，這是他立國的基礎，也是抗衡魏蜀的最主要政治軍事的戰略。惜在衛溫諸葛直遠征，並沒有完成孫權預定的計劃和遠征的目標。再者「雖俘千餘夷洲之眾，但未獲戰馬，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又「遠涉不毛，萬里襲人，既未建置城池，亦無遣使奉貢，而稱藩於吳」；而且乘勝出海、窮追遠逸山越，也沒有達到明顯的積極效果。三者此行正中太和四年陸遜、全綜等庭議之所反覆「皆諫」：「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滋利反害，欲益更損」。誠不如三次南下海南，扶南、林邑，七次北去遼東、高麗，所取得的實際戰績：「奮擊七郡百蠻」，「斬獲以萬數」，「並獻貉、馬」；「南宣國化，扶南、林邑，堂明諸正，各遣使奉貢」。所以《吳主傳》云：孫權晚年，「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更滋」，終以「違詔無功，下獄誅」，成了千古歷史悲劇，引人深思，令後人無限感慨而悲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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