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天價學區房的出現，至少見證了讀書無用論的消亡

1977年冬天，全國恢復高考，到現在過去四十年了，「讀書改變命運」成了兩代人奮發努力的座右銘。然而與此同時，「讀書無用論」也時常成為輿論的焦點，一個個學歷不高的成功者似乎也在打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古訓。

與「讀書無用論」伴生的另一種現象，是文化人/知識分子的尷尬。

凡「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的時段，知識分子一般都會以一種迂腐、窩囊、遭人嘲笑的面目出現。梳理一下讀書有用vs無用，知識分子尷尬vs受尊敬的轉變過程，可能是管窺過去這四十年歷史的一個角度。

「腦體倒掛」，這是一個現在的年輕人幾乎沒聽說過的詞，然而在三十年前，這幾乎是報紙、廣播中每天都會念叨的熱詞。

這詞聽著學術，理解起來卻很簡單，就是純字面意思：腦子和身體反過來了。這裡的「腦」指的是腦力勞動者，泛指受過高等教育，靠知識、文化技能掙錢的人；「體」指的是體力勞動者，泛指沒受過高等教育，靠出賣體力掙錢的人。所謂腦體倒掛，就是腦力勞動者掙錢比體力勞動者少。那時有個形象的比喻，叫作「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

按照我們現在的眼光回看，會覺得那時的人有點小題大做：這不是很正常的嗎？送快遞、開出租、搞裝修的人，付出了辛苦，掙得比所謂的「白領」多，這很合理啊！然而我們還是要放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看問題。那時，改革開放開始沒多久，大學畢業生占人口比例很低，還被叫作「天之驕子」。按照常識理解，受過高等教育，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之前在求學過程中付出了更多的辛苦、時間和金錢，在工作後的回報理應高於體力勞動者。

然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腦體倒掛」是個普遍現象。

《新京報》曾經輯錄過這樣一個真實家庭的例子：1985年，有位副教授說，他有三個孩子，大兒子大學畢業留校每月掙90元錢，二兒子高中畢業進工廠每月有100多元，小女兒初中文化程度，在飯店當服務員每月拿200多元。

如果按行業細分，就更能看出差距。同樣是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資，建築業最高為1827元，接下來是公用服務業1426元，商業1375元，金融業1368元，工業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機關文教1240元。

這種腦體倒掛，看起來是不是很刺激？想像一下如今高高在上的金融業，那時收入只有建築業的2/3多點。

文藝作品作為社會發展的晴雨表，也實時地進行著反饋。1980年代初最轟動的一部小說，以及由小說改編的電影，大概要算諶容的《人到中年》了。現在人們談起諶容，既不認識這個人，也不認識「諶」這個字，資深一點的影迷會知道她是著名喜劇演員梁天的母親。而把時鐘撥回到1980-1982這幾年，《人到中年》的轟動超過了當今絕大多數小說和電影。

為什麼轟動？因為真實。女主角陸文婷是北京某醫院眼科大夫，六十年代的大學生，標準知識分子。但一家四口擠在12平米的房子里，一個月拿著幾十塊錢的工資，工作強度大到沒時間管孩子，最後直接累到昏迷，差點丟掉性命。

陸文婷的形象，非常符合那個時代大眾對知識分子或「有文化的人」的印象。

1981年另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則把知識分子呆板、木訥的一面給強化了，這就是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主人公是陳景潤，中國最著名的數學家之一，他的事迹曾在很多年間影響著國人。這些事迹歸結起來就是兩個極端：一、數學領域造詣極端高，解開了「1+2」，距離真正的「哥德巴赫猜想」（「1+1」）僅有一步之遙；二、生活上極度不適，戴著高度近視鏡，基本只會讀書、工作，人情世故一點不懂，見了女性手足無措。書中有一個細節，講他一邊讀書一邊走路，撞到了樹上，結果他連連跟樹道歉，說對不起。

陳景潤

陳景潤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印象。

改革開放初期，一批腦子靈活的人靠「下海」，當「個體戶」等發家致富，與他們相比，知識分子與社會脫節，收入低，情商低，不靈活。這種「腦體倒掛」的現實，使「讀書無用論」有了一定的市場。到了1990年代，這種思潮在文藝作品上有了一些映射，即文化人往往會在作品中充當反面角色，而正面角色，通常是樸實的工人、農民。

1990年，全國被一部電視劇「刷屏」——如果那時你家有電視，那麼電視屏幕上一定是它——這就是《渴望》。除了至今已成為中國完美女性代名詞的劉慧芳外，兩位男主角，一正一反，正面角色是工人宋大成，反面角色則是小知識分子王滬生。本劇成為爆款，也可見當時的觀眾對這種「人設」是認可並滿意的。

《渴望》里的王滬生和劉慧芳

這部電視劇又多深入人心呢？扮演王滬生的孫松在近年接受採訪時曾說，因為演了王滬生，之後幾年都沒找到對象，「人家一聽是演王滬生的，就不願意跟我好了」。

去年也有一部「刷屏」劇——《人民的名義》，其中最受觀眾喜愛的人物非達康書記莫屬。而達康書記的飾演者吳剛初登熒屏的作品，演的卻是一個受擠兌的形象。

《渴望》大熱的第二年，央視元旦晚會有一個小品叫《大米·紅高粱》（當然後來大家都管這小品叫《換大米》），講的是文工團去慰問演出，群眾希望聽到歌曲《紅高粱》，而團里養尊處優的歌手根本唱不下來，而走街串巷「換大米」的小販則用他的「破鑼嗓子」征服了團長。

當年還是小鮮肉的「達康書記」

這個小品里，換大米的小販由郭達飾演。而那個被小販擠兌，被團長嫌棄，被觀眾嘲笑的「受氣包」歌手，則由當時還是小鮮肉的吳剛飾演。那個人物是文工團的美聲唱法歌手，音樂學院的高材生，也算個文化人。整個小品的基調，也是在嘲諷文化人不食人間煙火，不受人民大眾的喜愛。

《渴望》、《換大米》，基本可以代表1990年代初，由於「腦體倒掛」而引發的知識分子式尷尬。

「腦體倒掛」現象的解除，以及知識分子形象轉好，基本與IT業的興起，家用電腦的普及，以及互聯網的興起密切相關。1990年代中後期，個人電腦開始進入家庭，互聯網行業開始了一個個創富神話，中科院科技人員柳傳志創辦的聯想，麻省理工博士張朝陽創立的搜狐成了那時最火的公司。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要想真正致富，還是得有知識，有文化。

然而另一方面，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也為很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機會。雖然從總體上看，全社會的「腦體倒掛」現象已經解除，但沒有文憑，靠手藝吃飯的人，機會反而更多了。當時的中關村，除了一個個背靠清華、北大的創業公司成為日後的成功企業之外，也有為數不少的人靠「攢電腦」、「賣盜版盤」等業務也賺得盆滿缽滿。

十幾年前，海龍大廈曾是一代北京人的「買盤聖地」，也養活了很多倒賣光碟的人

那段時間還有一件大事，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了一定影響，那就是大學擴招。從1977年恢復高考開始，雖然招生規模逐年遞增，但截至1999年，高校擴招年均增長都只在8.5％左右；1999年，當年招生人數增加51.32萬人，招生總數達159.68萬人，增長速度達到史無前例的47.4%。之後幾年，擴招幅度也在每年20%以上。

更多的大學生，意味著畢業後更多的競爭。經過了四年的大學生涯，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在就業方面的影響從2003年開始顯現，就業率和起薪都較前幾年有明顯的下降。

稍微岔開說一句，擴招帶來的同齡人競爭，是持續終生的。大概從去年開始，「35歲職場焦慮」成了社會熱門話題，稍一推算便可知，如今三十五六歲的這撥職場危機親歷者，差不多就是1999-2002高校擴招幅度最大的那幾年入學的大學生。

如今遭遇35歲職場危機的這撥人，正是當年高校擴招時入學的那撥人

言歸正傳。正當那些懷揣「天之驕子」夢的大學生們在畢業後求職不順之時，一位沒上過大學的成功者給他們又澆了一盆冷水。

2005年，年僅18歲的丁俊暉在北京贏得了斯諾克撞球中國公開賽冠軍，而且決賽中戰勝的是7次世錦賽得主，有「撞球皇帝」之稱的史蒂芬·亨得利。在丁俊暉之前，中國撞球在世界上根本排不上號，可以說小丁是憑一己之力把中國生生抬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其炸裂程度可想而知。當時媒體基本把他和姚明、劉翔並列，是最具話題性和商業價值的體育明星。

2005年首奪中國公開賽冠軍時的丁俊暉，那時他18歲，一臉青春痘

可能是年少輕狂，也可能確實是心裡話，總之丁俊暉在當時奪冠後接受採訪時說了這麼一句：「讀書有啥用，打球賺錢就可以了」。

丁俊暉本人初中即輟學打球，由他父親傾注了大量的財力、精力進行培養，並親自為他規划了這條不上學，專心打球的路。按他父親的說法，「我兒子如果好好讀書，肯定能讀到博士！」言下之意是，他們是經過思考，在讀書和打球兩條路里選擇了後者。

如今在搜索引擎搜「丁俊暉+讀書無用論」，還是能搜到很多2005年的鏈接，可見當年這個話題有多熱

這一席話，結合當時大量高校畢業生「畢業即待業」的現狀，一下把「讀書無用論」又炒成了社會熱點話題。雖然丁俊暉在團隊的監督下，很快收回了之前的話，並說自己「說錯話了」，而且憑優秀的運動成績申請了上海交大並成功入學，但這並沒有削弱公眾的討論熱情，甚至還有「點火」的效果：初中輟學的丁俊暉靠「撞球冠軍」的身份就能讀上海交大，這不恰恰驗證了讀書無用，有門手藝才是正經事嗎？

當時間來到2010年代，「腦體倒掛」這個事其實依然存在，但與以前的區別是，如今的體力勞動者很多也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不是因為沒有知識而被迫去做體力勞動，而是自主選擇的一種結果。大學畢業生去送快遞、開出租，北大清華學霸去教小學數學，白領辭職去種地、養豬、開網店等等，都不是新鮮事了。其實仔細想想，「腦體倒掛」是個充滿歧視意味的詞，滿含對體力勞動者的鄙視。「腦體倒掛」成為常態，人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這種態度本身就是種進步。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新型「腦體倒掛」出現的，不是對知識的漠視，反而是越來越重視。我們通常說到「讀書」這個詞，大概有兩層意思，一層指的是字面上的看書、閱讀；另一層意思則是「教育」。近年來，這兩種讀書都被人們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先來說教育。你大概有這麼個印象：每年的某一個時段，就會集中出現很多諸如「北京某破舊小房賣出每平米15萬天價」之類標題聳動的新聞。細看之下會發現，這類新聞大多出現在每年三月，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三月份是買學區房的最後時間，再晚買的話，就趕不上每年五月底的信息採集，也就是無法當做孩子入學的依據了。所以在這個時段，往往會有家長「病急亂投醫」，花重金搶下一套「老破小」學區房。

簡單講，幾乎所有這種天價「老破小」房子，無一例外，都是學區房。

網曝北京學區房，56平米，750萬，房齡36年

學區房的成因很複雜，但歸納起來其實也就三點：一，教育資源不均衡；二，很多人富裕起來了；三，大家對教育更重視了。最後這一點是最關鍵的，沒有大眾對教育的重視，就不可能有所謂學區房的概念，而且學區房越破，價格越誇張，表明大家對教育越重視。

以北京為例，「就近入學」的方案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執行的，一開始還有所謂「擇校費」，不住在學校附近，花錢也能上。再後來取消了擇校費，除了一些政策保障生源以外，其他一律就近入學。然而，從現在往前數十年，你聽說過「學區房」這三個字嗎？家長們砸鍋賣鐵買房以求獲得優質小學的入學資格，這段歷史最多不超過十年。

如果再看看城市裡滿街的中小學培訓機構，以及愈演愈烈的校外培訓熱潮，就能發現國人對教育的尊重乃至迷信，已經到達了瘋狂的程度。北上廣深等大城市裡，中小學生的家長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培訓費，動輒一二十萬，而且是越有錢的人越捨得在孩子身上花錢，也越會教育孩子刻苦努力。以往人們印象中，富人家常出現不好好學習的紈絝子弟，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告訴我們，往往是「比你有錢的人還比你努力」。

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瘋狂當然有其弊端，會造成一定的資源浪費，但從側面也反映出國人的「未來焦慮」：這一代的孩子如果不好好讀書，未來真的沒希望。

再來說閱讀。近年來，每年4月23日這天，全國都會舉行大大小小的活動來紀念世界閱讀日，這在十年前也是難以想像的。我國成年國民綜合閱讀率從2008年的不到70%，增長到2017年的80.3%，年人均閱讀數量（紙質書+電子書）7.78本，雖然跟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差不少，但跟自己比還是長進明顯的，比五年前每年多讀了整整一本書。

全民閱讀率這種數據，畢竟還是枯燥的，其實從公眾人物，尤其是影視娛樂人物身上，我們更能直觀看到大眾對文化、知識的熱愛在逐漸增加。甚至從弄巧成拙的人里，更能感受到他們對文化的渴求。

如果你現在問電視劇投資商，哪位男演員是收視率的保障，他們多半會告訴你兩個字：靳東。最近三四年，靳東主演的電視劇幾乎部部收視長虹，成為最受觀眾喜愛的演員之一。人們喜歡他，除了演技好，顏值高等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個人素質：無緋聞，作風正，有知識有文化，刻苦努力。

然而，就是有知識有文化這點，成了他目前最大的「黑點」：

比如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說，為了扮演醫生角色時，能對專業術語有了解，他讀過一套諾貝爾數學獎得主寫的書，然而，諾貝爾獎並沒有數學獎；

比如他微博上說想起了梵高的一句名言，其實是張冠李戴，梵高並沒說過這句話；

比如他一條微博上寫了很多很漂亮的句子，後來被網友認出是米蘭·昆德拉的話；

比如在機場被路人拍下了戴墨鏡讀書的照片，然而後來被扒出，這張照片是他經紀人擺拍的；

比如一直打造愛讀書人設，但當他和李健一起參加活動，李健問他最近讀什麼書，他嗯啊了一分鐘也沒說出一本書名來……

靳東開始被指責太愛「裝」，基本是從這次與李健同台對談開始的，有興趣可以找視頻看看。

如此等等，再加上他微博只用繁體字，說自己不愛喝啤酒只喝威士忌等等，這些舉動讓厭惡他的人給他貼上了一個大大的標籤：裝。公允地講，靳東的確是比較愛裝，做了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所有這些「裝」，歸結起來就是喜歡「假裝自己有文化」。

這！是！壞！事！嗎！？

一個人，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素質，然後又嚮往更有文化，於是裝成了更有文化的樣子，只是因為曝光度高，一些不懂裝懂的事被揭穿了，這事很嚴重嗎？筆者倒不這麼覺得，甚至想，如果全娛樂圈所有藝人，都裝成有文化的樣子，這就能合力給年輕粉絲傳遞一個信號：有文化，是件特別好，特別酷的事，你也應該去追求。

何況，一個總在裝自己有文化的人，為了不讓這份「裝」暴露出來，會拼盡全力把自己培養到自己想要的樣子。就像我們讀書，最好讀一些有難度，讀一遍不能完全理解的書，只有這種書才能對你有智識上的提高。靳東如今就在攻讀博士學位，放眼娛樂圈，在職讀博士的能有幾個？

你可以因為靳東太愛裝而厭惡他，可我要說，名人帶頭假裝有文化，是社會的一大進步。明星打造的「人設」，一定是招人喜歡的「人設」，他之所以裝有文化，是因為全民崇尚文化。說個更淺顯的道理：為什麼有人打腫臉充胖子，也要裝作很有錢的樣子？因為有錢真是件好事。

假裝有文化，其實也是一個意思。

結語：

從「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到「搞導彈的」成為了受人尊敬的工作；從影視作品喜歡嘲諷知識分子，到最當紅的影視偶像以有文化為榮；從有錢人家盛產紈絝子弟，到「比你有錢的人還比你努力」；從「讀書無用論」，到學區房成了社會熱點。種種社會現象、思潮，無不指向同一個方向，即知識、文化成為了全社會所有人追逐、熱捧的對象。

四十年間，人們用腳投票，選擇了擁抱知識和文化，儘管過程有些笨拙，但總歸是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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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岩，騰訊文化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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