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級森嚴的王權體制?人都被異化為奴才

首先影響知識人格的制度文化是家長型王權統治。商代的甲骨卜辭和青銅銘文，其以王權統治為核心的寫作文化已初具雛形。周代開始，寫作者多為王朝史官，而史官文化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宮廷權力的工具和奴婢。諸子百家的話語核心是為君主統治出謀劃策，實質是百家爭君主之寵，以期被王權所用。一部二十四史，除《史記》外，都是在朝廷詔命之下御用文人的作品，圍繞帝王家族而展開。其中充滿了事君匡時、馭臣愚民、竊國掠地、審時度勢、察言觀色、諍諫策議、爾虞我詐、爭權奪利之內容……士人們始終就是以知識求俸祿、自覺充當王權御用工具，缺乏文化想像力和社會批判力的屈勢媚時之群體。在等級森嚴的王權體制中，每一個個體都沒有自己的獨立性，下對上要求無條件地屈從，上對下常可為所欲為地欺凌，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往往異化為殘暴的野獸和屈服的奴才。

其次是秦漢後被奴化的教育模式。在儒家「聖君」理念教育下形成的愚昧心態有二：一是認為君主是天下百姓的衣食父母，一切都是君主恩賜的，柳宗元如是說：「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為京兆耆老請復尊號表》）所以，甘為君主的臣僕與狗馬。二是認為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的，是天理的代表，所以，知識的最高掌控權與解釋權也在君主。臣下只有向帝王求是非，對帝王形成救世主般的期待心態，「奴性之毒，深入骨髓」。士人們學習知識，不是要做一個獨立的思考者，而是為了走仕途遇明主，做一個受君主器重的忠臣。絕大多數士大夫的作品都思想貧乏，文學經典多以技巧取勝，如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之類。《紅樓夢》在藝術技巧上所獲得的成就無與倫比，也展示了感性個人與理性社會的對立、個性張揚與等級專制的對立、自由情慾與封建禮教的對立，放射出一些文藝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性光彩，但其反封建王權統治的意識還是低層次的。

再者是王朝壟斷一切生存資源的經濟體制。在王有制經濟形態主導之下，知識者的衣食住行幾乎全被王權所控制，欲不為五斗米而折腰都不得，就沒有什麼獨立性可言。學者無法站在權力集團之外，維持一種獨立的生活方式，為了官位、為了生存，只能跪倒在王權的面前，由是決定了「權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知識者還常常用貶低自我的手段，甚至自相踐踏、自相殘殺的表演，以求得王權的青睞。這時，人的尊嚴蕩然無存，更遑論人格？求生的本能使整個知識階層一敗塗地，完全陷入王權的掌控之中。個人決不能自作主張、獨來獨往，而必須在王權的指示、恩賜之下才能生活。在文化語言概念中，君王成為國家抽象概念的人格化身，效忠君王即為愛國，「私」被看作是國家之大敵，中國人不敢理直氣壯地聲張私人權益，而要處處表現出「天下為公」的高風亮節。

最後是任意鎮壓「異端邪說」的法律工具。在專制權力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狀態下，一些詩賦章句、隨筆札記、傳奇小說之類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只要不合統治者的胃口，就會受到無端的懲治。魏晉亂世，竹林七賢流連于山水，頹廢放浪，趁人不注意時罵出他們的蔑視。或一些名流隱士污穢面目，狎妓縱酒，玩弄文字，嘲諷當局，感嘆人生。這些表面上無理性的天馬行空、獨立不羈、思想貧乏而內心缺乏真正自由的作品，大多只能背著半痴半傻半瘋半狂的名聲，作為主流文化的點綴品。然而，統治者往往連這樣一些因不願意或沒有機會賣身投靠而苟延殘喘的詩人文學家都不放過，如東晉散文家嵇康，思想孤傲憤世，桀驁鋒利，指斥時弊，終為司馬氏所害。中國皇帝自古以來就是文字獄最為發達的權力實體，明、清時代文字獄的殘酷達到巔峰，令人不寒而慄。

君主統治下奴性人格的最大願望就是在完全忠孝於主人的同時，也想得到主人的絕對信任，奴性最幸福的時刻便是將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謙卑而恭敬地為主人服務，並看到主人滿意而信賴的微笑。由是衍生出知識分子自我美化的惡習和懷才不遇的怨憤，這在諸子作品中已有明顯表現，而最突出、最典型者要數屈原的《離騷》。其將自己打扮得光輝燦爛，血統高貴，忠孝高潔。然而楚懷王為壞人所蒙蔽，不識善惡。終使屈原的一片赤誠付諸東流，以身殉君王。人們在自我塑造天賦完美人格的同時，不敢正視自己的奴隸地位和性格弱點，也不敢正視人的本能中的邪惡面。久而久之，無自省和自我美化傳統成為中國知識者的頗為「真誠」的天性。國人把屈原作為頂禮膜拜的偶像，其精神實質就是對王權的無限忠誠，而他的悲劇也就預示了此後幾千年知識者的不幸命運。

古代知識階層與統治者之間雖有道與權、理與勢之爭，然而其所謂理或道的內質實為維護君主等級統治之社會秩序，並不存在足以維繫自身獨立的價值體系，終為權勢統治之協助者，最多要求權勢不得太過暴虐而已。知識者讚賞的所謂「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實都是為其如何生活和服務於君主統治時的社會不同境遇所設計的。我們不否認有個別知識者能在張揚個性的基礎上迸發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凝聚成文化的精華。如莊子的自由浪漫、文筆犀利，道出「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之黑幕；司馬遷對當朝皇帝的尖銳批評，對私營工商業的極力讚賞；陶淵明清新自然與傲骨錚錚之曠達胸懷；玄奘（唐僧）為追求真理偷渡出境，經受嚴酷考驗，學有大成，回國傳經，卻不貨於帝王家；黃宗羲反對君主專制統治的吶喊，有力地鞭撻了中國傳統社會……都讓人肅然起敬，然而，這數千年才出幾人，鳳毛麟角而已，還往往才華被埋沒，人生極坎坷。

古代統治者對知識者的壓迫摧殘，可謂家常便飯，明清王朝的文字獄，實是對學者的大掃蕩。然而，士人們在如此背景之下，不但少有些許的反抗，且其人性進一步奴化扭曲到無以復加的可恥地步。清代有一個普遍現象，許多平民文人想炫耀才華和表現忠誠，以求朝廷進用，自投羅網成為其刀下冤鬼。以乾隆朝為例，十六年(1751年)，窮書生王肇其乘萬壽節（太后生日）獻祝壽詩、聯，結果被乾隆帝令「立斃杖下」；十八年(1753年)，70多歲的劉震宇向湖南布政使投獻所著《萬世治平新策》，請轉呈御覽，乾隆將其處斬；二十一年(1756年)，山東平民劉德照抄錄《春秋建論詞》，赴京城呈獻，被凌遲處死；二十九年(1764年)，童生鄧文亮逞遞《戒淫說》、《戒暴文》及詩，當場被捕，斬首立決；三十四年(1769年)，江南生員李超海獻《武生立品集》，被安徽官府斬首；三十九年(1774年)，直隸人王珣編成四本書來討好當局，讓其兄弟王琦進京呈獻，最後以「造作妖書」律，判決王珣斬首，王琦充軍新疆；四十一年(1776年)，山西平民嚴譜投呈奏摺，褒彰皇后，也被斬首；四十三年(1778年)，八十六歲的劉翱來省城投獻《供狀》，稱頌清廷諸帝，被充軍新疆，創充軍老齡紀錄；四十四年(1779年)，直隸人智天豹編造《本朝萬年曆》，意在頌揚清朝國祚長久，叫徒弟張九霄呈獻，最後智天豹被判斬首，張九霄判斬監候，秋後處決；四十五年(1780年)，生員吳英獻《時務策》，被凌遲處死，兩子一弟一侄判斬立決，其餘家屬為奴……

如此絡繹不絕的讀書人向皇上獻忠心，表才華，唯一的願望只是想做個效犬馬之勞的奴才，結果都被下至地獄。此文化現象說明什麼呢？作為民族精英的學者們，已大批墮落為國家權力的奴才。在社會進程中，知識者非但發揮不出其應有的精神力量，且素質日益下降，相當一部分人退化至如此地步，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的悲哀。明清專制統治的不斷加碼，也顯示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反自由、人權的方向。在幾乎是有權就有一切的傳統社會結構中，中國古代文化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從各個角度激發人的權力欲（實為奴才欲），千軍萬馬擠「仕途」，官本位特徵日益強化。傳統士大夫們的那種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招牌的強烈仕途欲，就是在這一文化背景下培養完成的。沒有獨立要求、缺乏懷疑精神和批判基因、很少具有社會良知，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最大特徵。而沒有這些也就沒有知識分子，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幾千年古代社會中，沒有獨立的知識階層。

三千年專制主義的醬缸里泡熟的中國知識傳統，滲透到中國文人的血液里，大多是逃避心靈自由、通向奴役之路的東西，其「太監化」的演繹傾向令國人汗顏，成為中國知識者最大的特點。袁偉時告誡說：「對中國這樣古老的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來說，不『改造文化』，衝破文化專制主義，現代化最終會化為泡影。」一直到清末民初，在西方啟蒙文化的衝擊下，在各種制度改良、變遷的社會進步中，這樣的知識奴性人格狀況才開始好轉，知識者的批判精神令人刮目。在新文化運動中，還湧現出一批令人敬仰的巨人、大師。遺憾的是好景不長，大師遠去再無大師。

文章摘自《中國歷史的教訓》作者：楊師群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