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改革新共識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對於改革是有共識的，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比如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也遇到過很大阻力，但最終還是形成了共識。我認為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會不斷深化。這需要一個過程，但也不需要幾代人，一兩代就會有起色。　　

　　文_本刊記者 曾東萍

　　中國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循序漸進

　　《南風窗》："中國模式"的提出源於中國經濟上取得的成就，但就一個模式而言，僅以經濟發展的優勢來概括是不全面的，那麼，中國在政治和社會發展方面是否也表現出一些可概括的優勢？經濟、政治、社會發展三者間是否存在內在統一性？

　　李成：如果說存在一個"中國模式"的話，它的最大特點是循序漸進，並在發展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農村改革先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很多國家包括印度的轉型都沒有這個過程），然後才逐漸擴展到城市的個體戶，再引入股票市場、股份制，私有企業，房地產改革。所以說，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績，原因就在於循序漸進地走向市場經濟。

　　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三者間當然存在內在統一性，中國的發展路徑可歸納為：先農村，後城市；先經濟、後政治；先解決容易的問題，再攻克困難的問題。從理論來看，中國探索的這條路是對的。

　　《南風窗》：是否存在"中國模式"，國內學界尚存爭議。學者秦暉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因素（開放市場）是全球共通的，所謂的"混合經濟"也是全球普遍現象，並不是中國的制度創新。相比很多國家，中國的優勢在於低人權和低福利，但這種優勢是不可持續，也不可推廣的。您怎麼看？

　　李成：與全球經濟發展相比，中國還是有特殊因素的，就是剛才說的循序漸進。當然，如秦暉以及其他一些學者指出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一些弊病，而且這些弊病（低人權和低福利、高消耗、高污染）一定程度上還是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因素。但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就是一個信號。新一代農民工已不同於上一代農民工，只有逐漸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保證社會公正，才能滿足他們的訴求。客觀來說，中國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中，還是有很多可取的經驗，畢竟億萬民眾脫離貧困，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又有所訴求，從而產生新的矛盾。由於目前缺乏解決這些矛盾的有效平台，因而並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模式"。

　　《南風窗》：中國經濟近年一直保持高增長，但這種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和出口而非消費貢獻的，這種模式顯得越來越難以為繼。

　　李成：我並不完全認為存在一個完整的"中國模式"。中國經濟的問題在於依靠人口紅利發展的階段快要結束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正在採取措施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比如，中國高層近年提出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都是非常好的理念。

　　中國社會發展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當然，這並非中國獨有，印度也是如此--即過去一段時間內，貧富差距在繼續拉大，但中產階層也在增長。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中產階層的壯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就是說，動搖和促進社會穩定的兩種勢力同時在增長，最終看誰跑得更快。

　　完整的"中國模式"

　　《南風窗》：對於"中國模式"，另外一個爭議在於政府與市場的權力邊界劃定的問題，有觀點認為政府擁有強有力的調控能力，防止市場經濟滑向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正是"中國模式"的優勢所在；也有觀點認為，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不清，可能使得權力與資本相結合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將成為中國改革的巨大阻礙。這兩種觀點，您更傾向於哪一種？在接下來的發展中，政府的權力應該加大還是削弱？

　　李成：西方存在"市場原教旨主義"，即認為市場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中國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沒有輕信這種觀點，並未採取休克療法，避免了經濟的硬著陸。但政府在進行調控時，有時有點過了頭，如認為確保壟斷行業的優勢和央企的旗艦作用是經濟崛起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國進民退"的現象還有很大的市場。這完全誤讀了中國改革開放走上市場經濟、全球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動因，而這種誤讀會成為下一輪經濟發展的阻礙。

　　不好的政府行為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放任自流，一種是管得太多，如何把握平衡非常重要，中國政府也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更準確地說，就是如何使政府、市場、社會三方面的力量達到平衡。

　　《南風窗》：這三者之間有沒有一個既定的平衡點，或者說怎麼判斷它是不是達到平衡了？

　　李成：這要看整個社會的結構以及民眾的觀念，同時看這個國家有沒有競爭力、活力和生機。在過去的30多年，中國顯示了這樣的生機，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一方面，中國已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強國，逐漸地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但同時其增長方式也為其他國家所擔憂，受到一些批評。中國本身也要反思，中國過去的快速發展是靠什麼途徑取得的，哪些是靠公正的競爭？哪些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哪些是企業家精神的體現？而哪些不是？中國的民眾也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接下來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如何創造機會讓普通人也能致富，即五中全會提出的"國強民富"。這不僅是中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國的一個檢驗，也是中國尋找自身政治、經濟合理髮展道路的主要挑戰。

　　《南風窗》：有學者將中國的改革劃分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其中一種改革為主，另兩種為輔）三個階段，認為這是中國的漸進改革路徑。您認為是否存在這樣的漸進發展階段？經濟改革階段沉澱出大量既得利益，而社會改革背後也有既得利益的博弈，如果這種發展階段存在，那麼如何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撓，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

　　李成：我認為這個過渡已經在進行，而且從經濟改革到社會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從近年的政策走向來看，農業稅取消、弱勢群體得到關注、貧富差距問題引起注意，等等，實際上都反映出分配問題得到重視，社會正在從"經濟發展決定一切"走向"社會公平正義"。現在的問題在於，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改革步子不大。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過去沒有政治改革。在過去30多年，中國在結束領導終身制、幹部任期制、差額選舉等方面都邁出了步伐，法治建設也一直在推進。

　　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是有機結合的，可以有先有後，有輕有重，有急有緩，但步子必須要邁出，否則，可能影響全局、前功盡棄。我認為，中國只有不斷完善一個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有真正的"中國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其他國家也在不斷調整和改善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很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機之後，西方許多國家的第一反應就是制定規章制度，限制私有資本過度放任。而中國民眾的呼聲剛好相反，呼籲政府減少干預，要求更多的透明度和社會公正。

　　改革的動力來自利益集團博弈

　　《南風窗》：也有人認為，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社會改革，只有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才有政治改革的基礎。

　　李成：政治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智慧，還需要民眾的共識。目前這種共識可能是缺乏的，也給領導人帶來新的挑戰。政治改革有一定風險，不能以理想化模式化的形式來推進。

　　《南風窗》：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分化，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人們自然為自己的利益集團說話。在這種情況下，高度的改革共識還有可能形成嗎？

　　李成：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民眾對改革有高度的共識，認為中國需要變化。但中國存在一些壟斷行業的利益集團，有人稱之為"黑領階層"。但不可忽略的是，中產階層也在不斷壯大，這是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個巨大變化。中產階層包括知識精英，他們佔據了一定話語權；還有私營企業主，隨著"國進民退"，他們受到衝擊；還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員，他們中有些人本身對官員腐敗也存在不滿。中產階層與壟斷集團的利益本身有衝突，他們的子女大學畢業後也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他們對現實是有怨言的，所以尋求建立一個平衡的合理的社會體系。這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抗衡是好事。問題在於必須通過法律的途徑，使不同利益集團的聲音都能夠被聽到，需求能得到平衡和保證。實際上，社保醫療改革，廉價房建設、土地制度改革等問題表現出來的一些矛盾，反映了不同的利益集團正在博弈，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這也是中國進一步推進政治改革的機會。

　　《南風窗》：共識很難形成，那改革的動力來自哪裡？

　　李成：這是所有問題的關鍵。我認為，改革的動力來自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共識，來自中國經濟崛起後的自信，也來自內在和外在的壓力。

　　人的觀點是會變化的，改革開放初期，雖然對於改革是有共識的，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比如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也遇到過很大阻力，但最終還是形成了共識。我認為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會不斷深化。因為有新一代領導人、新一代企業家、新一代中產階層、新一代農民工，他們的思想理念與上一代是不一樣的。這需要一個過程，但也不需要幾代人，一兩代就會有起色。

　　社會力量與政策導向的結合越來越重要

　　《南風窗》：民眾參與公共生活的訴求在不斷增加，但利益博弈、表達渠道尚未建立完善，這種矛盾在近年有所凸顯，社會矛盾爆發就是其外化形式。鄭永年將之歸結為"對內開放不足"，那麼，在中國轉型中，如何實現對內放權，將民眾的政治訴求納入合法的表達渠道？

　　李成：我們應該看到公民社會的合理性正逐漸得到承認。社會矛盾要得到解決，需要社會的成熟，同時需要領導層的智慧和果斷的政策導向，這兩方面的結合顯得越來越重要了。但要避免一些干擾因素，比如蠱惑人心的激進觀點有時會佔很大的上風，政治參與缺乏文明，等等。我對中國的未來是有信心的，雖然短時間當中有些擔憂，對某些政策有些批評，但從長遠來講，中國政府、民眾、知識界既然能取得這麼大的經濟奇蹟，他們也不會在民主嘗試面前停滯不前。

　　《南風窗》：中國學界探討"中國模式"，作為對中國過去30多年發展經驗的總結和反思，並從中尋找未來的發展路徑，無疑是一樁好事。但在國際關係微妙的當下，討論"中國模式"，在西方會否演變成一種加強版的"中國威脅論"？

　　李成：總體上來說不會。首先，有個別西方學者認為存在一個"中國模式"，但並不是主流的聲音，更多學者擔心這種自大和傲慢會損害中國進一步發展。"中國模式"更多是中國一部分學者的一廂情願，就目前而言，他們與世界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其次，遑論外界怎麼看，回過頭看一下，中國是否有了很強的軟實力，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是否真的形成了一個經濟和政治上都得到其他人認可的模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為什麼外界對中國還有這麼多誤解和批評，為什麼妖魔化中國在西方還有這麼大的市場？歸根到底，這不是一個靠宣傳，靠公關就能得到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尋求自身的發展，如何與外界互動對話。

　　西方一些學者對中國政策有所批評，並不全是對中國指手畫腳，也不是所謂的用西方陰謀論來阻礙中國的發展，更不是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缺乏尊重，他們更多的是抱有一個良好的願望，希望中國能夠走出一條合適自己的道路，同時又與世界多方面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