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語文

語文教育的「真假」之爭

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多次提出，當前語文教育需回歸「語」和「文」。當前的「假語文」錯將語文當做思想品德課、表演課，對文章思想內涵過度挖掘，偏離了語言運用的目標。王旭明概括「真語文」為：真教、真學和真評。他認為，現在的語文教育存在很多的「假語文」。「《再別康橋》是詩人徐志摩對友人和情人的懷念，有些老師非得說它表達了詩人熱愛祖國、熱愛故土的情感。這就是明顯的『假語文』。」

這不是真假語文之論首次現於輿論，在此之前，頻頻就教育問題發言的王旭明的真假語文論，就已引發各方回應，呼應者有之，爭議者亦有之：

【正方：理當突出「語」和「文」】

語文作為我國最重要的教學科目，不過是一門工具學科，教學目的就是為了讓國人掌握基本的認字、發音、寫字、審美與創作。可是，越來越多的「深挖中心思想」讓語文脫離了學科工具的層面，而變成了教育工具。不妨來看看語文課本中那些已被揭穿的「謊言」：愛迪生不光是發明家，還是外科手術家；邱少雲身帶手榴彈、爆破筒，還能在火海里樹立高大全的英雄形象……這些所謂的正能量故事，都是王旭明所講的遠離「真語文」的課文。

此外，近些年來，為了達到某種中心思想的正確，大量優秀的課文也被刪了。比如，魯迅的一些雜文以及《水滸傳》里的章節幾乎被刪光，就連《背影》也因為文中的橫穿馬路行為違章、不符合正確的中心思想，也被刪了。固然，任何國家的語文教材都需要與時俱進，但被正確的中心思想左右的語文教材，也確實淡化了學科教育的本質，也污名化了一些有文學價值的作品。

讓「真語文」回歸，不僅要讓語文課文回歸文學價值，還要讓我們的基層教師都明白語文教學的真正目的。

【反方：沒思想的語文更可怕】

確實，語文課不是思想品德課，不能只為了挖掘思想而學習。那麼語文是什麼？難道僅僅是「語言文字課」？果真如此，那這樣的語文課堂也就成了一碗白開水。

王旭明舉了一個例子：就《斑羚飛度》來說，老師都把教學重點放在了老斑羚犧牲自己來成全小斑羚飛躍懸崖的這種無私、偉大的母愛上，這樣講解，就偏離了教學規律。那麼我想請問，如果讓王旭明來當教師，如何講解這篇課文？僅僅告訴孩子們這篇課文有多少生字生詞的好句需要學會？

語文的最大魅力是什麼？就是用語言文字來創作有思想意境，或傳播科學道理的文章。任何人的寫作，都不可能只是語言文字的運用

當然，語文挖掘中心思想，不應該走極端。我們不能為了教育孩子，就把中心思想「挖地三尺」，非要生硬地去牽連。但是，在語文課上，我們除了要讓學生知道語言的運用，也要讓他們通過文章懂得常識，明白事理。如果只是研究語言、學習生字，還需要寒窗苦讀10年嗎？

是的，我們確實有專門的思想品德課，但是這門課已經淪落成了什麼，想必王先生本人也是知道的。在應試教育指揮棒之下，思想品德課也僅僅是個擺設。好在還有語文補缺。

「雷人課本」盛行背後是偽造崇高？

當然，在真假語文爭論中，不論持哪種觀點，有兩種理念應該是雙方的共識。一是語文教育的應試化，確實妨礙了語文教育應有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的實現。二是，語文教育雖然應具有開放性，不為標準答案所限定，但語文教材包括教師所教，「真」應該都是必需的。這或是這場爭論中最該關注的共識，亦是語文教育改革應該堅持與放大之處。

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中有一種扭曲的「文以載道」、「文以載政」的傳統，為了說教的需要，就主題先行，人為地編造歷史和故事。甚至認為這種作偽在對孩子的教育上是天經地義的。另外，對於所謂的權威，中國人幾乎從來不敢說不。似乎進了教材的就是不容置疑的經典，從而對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崇高」全盤接收。

【實例：聞一多醉書忘婚】

教材原文：聞一多讀書成癮，一看就「醉」，就在他結婚的那天，洞房裡張燈結綵，熱鬧非凡。大清早親朋好友都來登門賀喜，直到迎親的花轎快到家時，人們還到處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東尋西找，結果在書房裡找到了他。他仍穿著舊袍，手裡捧著一本書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說他不能看書，一看就要「醉」。

《百年潮》資料現實：《聞一多的婚姻和愛情》-李凌（1945中文）中寫道：

聞一多回故鄉浠水結婚時，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禮、不鬧洞房等條件，父母可能約略知道他心裡的委屈，所以同意。結婚那一天，一早起來他又鑽進書房看書，家裡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給他理了發，洗了澡，換了衣服，但一轉眼他又不見了。當外面鼓樂齊鳴，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轎已抬著新娘回來時，卻到處找不到新郎，原來他又鑽到書房看書了。大家七手八腳，連推帶拉，才把他擁到前廳舉行了婚禮。聞一多的這種態度，也可以說是對父母包辦婚姻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抵抗。

篇幅過長，改！與主流思想相左，改！不符合普通語法規則，改！涉黃涉暴，改！

在課堂上，老師們對語文課本進行著各式各樣的剖解，甚至是肢解，但很少人注意到，語文教材里的課文本身就經歷了教材編寫者手術刀的加工。據統計，語文教材里的文章超過半數都是經過改動的。從挑選文章到教材的成型，一篇作品可能需要繁複的工序，才能進入學生們的書本中。或是刪改，或是增潤，教材編寫者需要顧及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文章的某些細節，比如學生的接受能力。其中的大部分是符合學生的成長規律的，但也有一些刪改並沒有必要，甚至對學生的思想成長不利。由此可見，教材編寫者的素質對於教材的編寫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而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並出版了數十套語文教材，這些教材本身便刻上了六十多年來無數風雨的烙印，從中亦可瞥見許多觀念演變的痕迹。

被刪改和恢復的「出浴的美人」

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高中教材中的必讀課文，學過這篇作品的人都會記得它馥郁悠遠的文風和許多極富柔情與筆力的描寫。他在描繪荷葉之間的百花時寫道，「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這三個比喻共同構成了一個非常明麗優柔的博喻，但在教材編寫之初的五十年代，這樣的描寫無疑會有「涉黃」之嫌，過於直露的刻畫對於那時候的中學生來說，也許超出了他們的觀念所能接受的範圍。於是編寫教材的葉聖陶不顧及朱自清的女性情結，毅然將最後一句刪掉。事實上，《荷塘月色》里不止這一處經過了葉聖陶的刪改。在描寫採蓮的習俗時，朱自清還追溯到六朝時候，引用了梁元帝的《採蓮賦》，其中有句「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這樣的艷歌麗舞也同樣超過了劃定的界限，於是也一併被減除。而在數十年之後，這位「出浴的美人」又被恢復到課文裡面，艷歌也重新出現在學生們的視線中。即便如此，每每講到這裡，語文老師們也傾向於簡單略過，而不給同學們聯想開去的機會。

無獨有偶，文言文《口技》也經歷了類似的刪改。原來，在「婦人驚覺欠身」自後，「既而兒醒，大啼」之前，小兩口還親熱了一番，「（婦人）搖其夫語猥褻事」「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戛戛」。這樣的「限制級鏡頭」無疑難以逃過編寫者的眼睛。除此之外，初三課本節選自《紅樓夢》的《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中，與薛蟠搶女人不成，反賠了性命的馮淵竟然是同性戀。被刪除的片段說，「（馮淵）酷愛男風，不喜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

從這些或多或少「涉黃」的案例中，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教材的編寫者經歷了從封禁到解禁和開放的過程。從被刪改到恢復，「出浴的美人」可以說見證了這種觀念的演變，但相比之下，《口技》和《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勢必要經歷更久的演變進程，才有可能逃脫教材編寫者的緊閉。

除了「涉黃」，還有許多的標準，稍不注意，就會犯下一些政治錯誤，比如朱自清的《背影》中父子之間的眷戀與愁緒曾遭受知識界批判，被認為是「渲染小資產階級頹廢情調」。而教材本身作為一種教育的素材，它的功能也經歷了演變。在文革時期，它不可避免地受了政治的影響。而在改革開放之後，它才逐漸地回歸正軌。隨著時代的變化，越來越多當年的禁忌成為常識，有些內容被恢復，但也有些並沒有。人們也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語文教育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簡單的文字教育，而語文課本必須與這種教育的功能相呼應。

「改頭換面」的蕭紅和魯迅

除了上述這些「涉黃」的案例，還有一些刪改是編寫者根據作品的長度進行的節錄，比如《火燒雲》和《少年閏土》，這兩篇文章是從蕭紅的《呼蘭河傳》和魯迅的《故鄉》兩篇小說里分別選取出來並重新加上了題目。如果不是《黃金時代》的上映和蕭紅知名度的躥升，可能很少人會留意到那篇《火燒雲》的作者竟然是這位奔波於戰火之間的女作家所寫。只是這種節錄存在著一定的危險，甚至變成斷章取義，讓學生們對於作者的真正意圖有了錯誤的判斷。

這未免是對作者的不尊重。原本是蕭紅回憶童年故鄉河流的生命記憶，寄寓了作者複雜的憂思與悲惋，其中還有批判與嘲弄，卻被截取某個片段而變成了一篇充滿童年趣味的小品文。原本是魯迅為了塑造一位底層勞動人民的悲苦形象以及背後深遠的文學寄託，到了《少年閏土》里變成了懷念童年好友的散文，原文里那些少年與中年的對比，以及時間的流逝，都消失不見了。也許文本並沒有經過文字上的改動，但將其從一個更大的結構中提取出來而不加說明之後，它本身的意義也就發生了變化，這些都是中小學生無從而知的，他們也無法體會到作者的真實意圖和背後的情感寄託。除此之外，包括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等都曾有過被「斷尾」的悲慘經歷，甚至也改變了整篇文章的本意，原本的家族背景被認為是宣傳封建思想而被割棄，只剩下懷念亡妻的「感傷情調」，讓歸有光的筆力轉入陰柔。

由此，也引發出一個問題：到底如何改動才是合理的？無可否認，我們必須用課文的標準而不是作品的標準去衡量一篇文章，為了學生更好地接受和吸收，適當的改動不可避免。但教材編寫者必須要對文學作品有著基本的認識和尊重，否則，對作品的理解不深或誤讀，都會背離原作的意旨，甚至破壞原作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另一方面，很多時候，現在的編寫者並沒有對刪改進行一定的注釋，讓學生們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而在在五十年代，改動的標準實際上非常嚴格，雖然刪改非常普遍，但編寫者的素質非常高，其中又以著名教育家葉聖陶為首。在修改之後，葉聖陶甚至會與原作者交流，比如茅盾、巴金和丁玲，這其中經歷了無數的心血。相比之下，如今的教材編寫者未必會有這樣的素質和精力。

編輯將精彩當冗餘

我們的小學語文，量少質差。所編的課文，多是大大低於小學生認知水平的。有時也選了名家的文章做課文，但又對文章大加刪改。

如老舍《北京的春節》，原文是：「按照北京的老規矩，過農曆的新年（春節），差不多在臘月的初旬就開頭了。『臘七臘八，凍死寒鴉』，這是一年裡最冷的時候。可是，到了嚴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們並不因為寒冷而減少過年與迎春的熱情。在臘八那天，人家裡，寺觀里，都熬臘八粥。這種特製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細一想，它倒是農業社會的一種自傲的表現--這種粥是用所有的各種的米，各種的豆，與各種的乾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蓮子、花生米、葡萄乾、菱角米……）熬成的。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農業展覽會。」選入教材之後，變成了這樣：「照北京的老規矩，春節差不多在臘月的初旬就開始了。「臘七臘八，凍死寒鴉」，這是一年裡最冷的時候。在臘八這天，家家都熬臘八粥。粥是用各種米，各種豆，與各種乾果熬成的。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農業展覽會。」 把原文中的「可是，到了嚴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們並不因為寒冷而減少過年與迎春的熱情。」「這種特製的粥是祭祖祭神的」以及「各種乾果」後面的「（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蓮子、花生米、葡萄乾、菱角米……）」刪掉了。其實，這三句話恰恰是原文的精彩之處，是最不該刪的。刪去之後，原文的情感性、生動性以及文化意味都沒有了，文字變得乾巴巴的。

陶行知曾對當時的語文教科書提出批評，說：「中國的教科書，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並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課教幾個字，傳授一點零碎的知識。學生讀了一課，便以為完了，再也沒有進一步追求之引導。我們讀《水滸》、《紅樓夢》、《魯濱孫漂流記》一類小說的時候，讀了第一節便想讀第二節，甚至從早晨讀到夜晚，從夜晚讀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氣讀完了才覺得痛快。中國的教科書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沒有這種力量。

「營養不足」是主要問題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唐曉敏教授認為：

當下的語文教材內容過於淺薄，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只是在教學方法上打轉轉，意義是很有限的。這些年來，語文搞了多次的教改，各種思想，各種教育理念，各種教學的方法，你方唱罷我登場，語文教育卻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語文課本內容單薄的問題沒有解決。

語文教改，更應該考慮儘快解決教學內容「營養不足」的問題。語文教材的分量，應該是目前教材的5倍，甚至是10倍。若一時之間無法大幅度地改變語文教材的編寫觀念，豐富教材的內容，則需要將課外書籍以及參考讀物引進課堂。語文學習中的閱讀，不僅僅是一種「吸收」或「輸入」，同時也是學生豐富心靈，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的過程，而這又對學生的寫作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意義。這也就是韓愈所說的：寫作需要養氣，「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在這方面，深圳吳泓的語文專題性教學和山東韓興娥的「海量閱讀」，以及廣州陳琴的引導學生大量熟讀、背誦經典詩文的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既大大豐富了語文學習的內容，又真正實現了閱讀與作文的密切結合，這應是語文教改的方向。

文章來源：《人民教育出版社五十年小學語文教材編寫歷程》 崔巒、《不能說的秘密——扒一扒我們曾經的中學語文課本》、《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百年潮》 、《中國新聞出版報》 、 求是網 、光明網對唐曉敏教授的採訪摘錄、孔慶東評《溫儒敏論語文教育》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