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指示」曰：「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這樣的人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鍾叔河：我在勞改隊見到的潘漢年
歷史與人生的碰撞總是偶然又驚心動魄。《歷史風濤中的文人們》(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自「新文學史料叢書」，是二十世紀若干文人在政治風濤中輾轉顛簸之境況的真實記錄，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中，包括了「胡風反革命案」、「丁玲反黨集團」等文壇大事件。
「相信人民」 潘漢年同志被囚禁的最後幾年裡，我有幸(其實應該說是不幸)能見到他。那時我已經是「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的「老犯人」了。 大約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管繪圖室的勞改隊幹部忽然交下一項任務，要在關押反革命犯的二隊和關押女犯的一隊的監房旁邊各蓋一棟小平房，叫繪圖室趕快畫施工圖、編造預算。這兩棟小房是幹什麼用的？蓋起來以後讓誰來住？幹部照例不說，犯人和就業人員也照例不問。  750) this.width_=750">
潘漢年 我在被捕之前，從「大字報」上看到，胡風被判刑後關在四川，是單獨監禁的，知道咱們國家裡有這麼一種囚禁犯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這麼多人，許多人被「永遠開除」，被宣布為「反革命」，關人的地方當然需要很多啰。但是，究竟是誰會被關到這個井岡山腳下的地方來呢？——當時我萬萬沒想到關來的會是潘漢年和他的愛人董慧。
大約在1975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後不久)，有個泥木隊的犯人告訴我一個「新聞」:小平房裡「住」進了一個老頭和一個老太婆，看樣子是犯了錯誤的大幹部，他們有不少的書，有錢買魚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煙。還有兩個去給小平房修陰溝的犯人，還從老頭兒手裡弄到了一包「牡丹牌」。這一「好運」馬上成為新聞，傳遍了機械廠的監房，但隨即也就產生了後果:「非奉命令，不準接近本隊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這證實了我的判斷:來者是被當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沒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詩人和戰士、黨在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工作的負責人、在陳毅市長之下實際主持上海全面工作的老幹部潘漢年同志。 就在「新聞」發生後不久，1975年八九月間的某一天，我們收工整隊回監房，經過場部商店門口時，走在我旁邊的一個犯人輕輕對我說:「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門口的老頭就是那個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個身材矮小、面容清癯、頭髮白多於青而且非常稀朗、穿著一件舊灰色派力司幹部服的老頭，手裡提著一隻小竹籃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個什麼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記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進中是不許出列的)，很快就走過商店了。我忙問那個犯人:「他是誰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邊走著的犯人也議論開了:「准許他到商店買東西哩！」「 我還看見過他到郵局取報紙。」「聽說還拿幾十塊錢一個月的生活費。」…… 那時正在「批林批孔」。有個「造反派」工人當了我們的隊長。這是個性子直爽的北方人，憑良心說對我並不壞，只是常常「說話走火」，「原則性不強」，粉碎「四人幫」後聽說受了一頓批，後來自己請求調離勞改單位了。他常找犯人談話，進行「形勢、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誦的: 「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這樣的人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造反隊長」越說越興奮，忽然想起也許應該「聯繫實際」了，伸出一個手指頭，對著我點一點:「鍾叔河！你當然也不殺啊！」他意味深長地說，「『不是沒有可殺之罪』啊！現在呢？不殺，一個不殺。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確的、偉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說！」
停了一下。「造反隊長」見我沒有回答，又繼續說下去:「一個不殺。這是事實。潘漢年也沒有殺，你們不是都看見了他不是？……」 聽到這裡，我心中一動，不禁「啊」了一聲。 「是嗎，你也不能不感動嘛！」「造反隊長」為他的教育引起了我的反應而高興了，「該殺的我們都不殺，養起來。潘漢年就養在我們洣江茶場。中央交的任務。這是不能讓你們知道、議論的事情。你表現還不錯，圖紙畫得很好嘛。告訴你，讓你相信黨的政策。潘漢年還不殺，你就更不得殺了，是嗎？嗯？」 我漠然地點了點頭，心裡卻在想:「潘漢年，潘漢年！我知道了！難怪在商店門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識。你『創造社』的青年作家，你久綰機要身系安危的革命秘密工作者，竟也到這個勞改農場來了嗎？唉，『夜正長，路也正長』啊！」 雖然「造反隊長」囑咐我「不要說」，我還是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另外幾個知道潘漢年這個名字的犯人。漸漸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裡的是保險「不殺」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長(許多人是通過別的途徑知道的)。
1975年和1976年冬季以前，潘漢年同志的身體還比較好。他曾經多次到機械廠的木工間來買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錢，到木工間撿柴，過了秤，放在籃子里自己提回去。好幾回，我在值班室前和木工間(我到那裡去幫助做翻砂木模的犯人識圖)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臉上總是那樣安詳、恬靜，有時候在我看來還略帶矜持、嚴肅。 有一次，木工間沒有小木塊了，只剩下一些大塊頭。潘漢年同志將大塊頭往籃子里裝時，籃子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趕緊走近去幫助他扶住籃子。他對我說道:「謝謝！」聲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勞改隊里聽慣了的聲音。 「潘老！」當兩個人同時彎著腰侍弄籃子時，我輕輕地喊了他一聲。 潘漢年同志沒有回答。他只把臉孔正對著我，注視了片刻。臉上的表情仍然安詳、恬靜，但是也含有幾分疑惑，因為我是個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也是幹部。讀過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擊『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聲地向他吐出這一串不連貫的字句。我不知道為什麼，甚至事先連想都沒有想到，會在有機會碰到他時，對他講這些話。在關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親人、朋友隔絕五六年，在整天是「請示彙報」、「交心交罪」、「坦白檢舉」的氣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個自己認為是可以信賴的人，都會這樣迫不及待希望向他多少講幾句人話，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臉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復了安詳，用同樣輕輕的聲音說了一句:「相信人民。」 哦！相信人民。我們當然應該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最後的發言權。 「你還年輕」 這樣又過了好幾個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場內郵電所取犯人訂閱的雜誌，單獨行動，在郵電所前又碰到了潘漢年同志。 他顯然已經認識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詳、恬靜而外，又增添了友善的光彩。 「您好！」我四顧無人，又忍不住向他說了起來:「您難道會永遠在這裡關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訴。申訴有沒有用我不管，總要把我的道理講出來。」事實上，我已經在寫申訴了，一年一篇。 潘漢年同志仍然沒有做聲。他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輕輕地搖了搖頭，不知是示意我在這種環境下最好少冒風險呢，還是對我所講的情況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後就提著籃子(籃子里放著報紙)走過去了，只輕輕地說了一句:「你還年輕。」 我還年輕嗎？1976年我是四十五歲，也許正是為人民服務的大好時光，可是，十年徒刑還有五年啊！ 「你還年輕。」當晚躺在監房的黑暗中，這句輕輕的、平淡無奇的話仍然縈繞在我的耳際和心頭。在我聽來，它似乎蘊藏著深厚的關懷和熱烈的鼓勵。「你還年輕。」這就是說，你還應該有堅持下去的力量，你還可以看到該倒的倒下去、該起的站起來，你還可以看到歷史的公正的裁判。 不錯，我還年輕，我不怕，我得堅強地支持下去！…… 1976年10月，黑夜終於開始破曉。關於潘漢年同志的情況，我又陸續地聽到了許多。 潘漢年同志是1975年7月從北京某個關押「特殊犯人」的單位送到洣江茶場的。董慧同志比他早兩月到來。他們原來並沒有關在一塊。聽說，這對老夫妻在見面的時候，都流了淚。 他們夫婦倆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裡，被允許在茶場範圍內「自由活動」。在初來的頭一年裡，潘漢年同志總是每天五點多鐘起床打太極拳，接著就打掃屋子周圍的衛生。到六隊買柴火，到郵電所取報紙，都是這一年裡的事情。可是，賈誼所謂住在這裡「壽不得長」 的湖南這塊「卑濕」之地，對老人的健康太不適宜了。儘管他恬靜、安詳，儘管他天天打太極拳，儘管他已經等到了「四人幫」的完蛋，到1976年冬天，潘漢年同志就開始生病，出來行動的時候也少了。 大約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一個大晴天，我被叫到場部去「搞宣傳」，有意從潘漢年同志居住的平房前經過，看見潘漢年同志穿著棉衣，戴著冬帽，坐在屋外曬太陽。他的面孔向著一大片菜園，替場部幹部們種菜的犯人正在菜園裡勞動。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這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1977年2月，聽說潘漢年同志病重，在場部醫院治療。場部醫院的醫療水平，大概等於長沙市的街道衛生院吧。三月間，又聽說「上級」叫把潘漢年同志送到長沙去搶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考慮，反正人是用汽車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後才知道的，接著就聽到了他的死訊。據說，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醫學院附屬醫院去時，用的名字是化名。 潘漢年同志死後，董慧同志也因高血壓住進了場部醫院。我是在原判刑期還差一年的1979年3月16日離開「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的。董慧同志在我離開之前十來天死於茶場醫院，病名是高血壓。據說在死前，她向黨提出了恢復黨籍(她只被「停止黨籍」)的要求，當時當然沒有結果。不過，茶場總算給她開了一個追悼會，花圈的上款寫的是「董慧女士」。…… 我一次也沒有在近處見到過她，沒有和她講過一句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