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活字印刷術在世界史上的價值
徐憶農
摘 要 在聯合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西方學者撰寫的世界史相關著作中，對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活字印刷技藝的歷史價值認識尚不夠充分。論文認為誕生於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在古代東亞文明中佔有重要地位，東亞造紙和印刷術對歐洲印刷事業具有決定性影響，同時認為中國活字印刷術未盛行世界的深層原因應該與社會需求有關。結論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活字印刷術對世界文明進程做出過積極貢獻。
關鍵詞 活字印刷 世界史 中外文化交流
分類號 G251.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11.009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East Asia typography has not been fully noticed by the catalog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me world history books written by western scholar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ypography which was born in China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ncient East Asia civilization， and the East Asia papermaking technology typography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upon European printing. This paper also thought that the unpopularity of Chinese typography may be relevant to social requirements. The conclusion is typography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civilization.
Keywords Typography. World history. Communication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0 引言
東亞是印刷術的誕生地和成長地，按照出現的先後順序來看，東亞古代的印刷術大致可分為雕版、活字與套色三種印刷術。2009年「中國雕版印刷技藝（China engraved block printing technique）」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介紹：雕版印刷技藝「開創了人類複印技術的先河，承載著難以計量的歷史文化信息，在世界文化傳播史上起著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2010年「中國活字印刷術（Wooden movable-type printing of China）」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介紹「中國的木活字印刷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技術之一。浙江瑞安保持了這門技術，那裡依然使用這種技術編印譜牒……。但從英文名稱和中文介紹看，此項目僅涉及木活字，而印刷品也僅提及譜牒，完全沒有述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價值。與此同時，在西方學者撰寫的世界史相關著作中，對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活字印刷技藝的歷史價值認識尚不夠充分。
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指出，「我們還該注意到發現的力量、效能和後果。這幾點是再明顯不過地表現在古人所不知、較近才發現、而起源卻還曖昧不彰的三種發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彷彿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1]在此文中，培根雖然讚揚了印刷術對世界的貢獻，卻稱其起源「還曖昧不彰」。
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他在1983年出版的《發現者—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歷史》[2]一書中承認，中國人早在歐洲人之前很久就已試用活字印刷了，而且簡要介紹了宋元時期沈括、王禎所記錄的膠泥、鑄錫、木刻等活字印刷技藝及其在朝鮮半島、日本的傳播與演變過程，但仍把德國的谷登堡看作是「發明印刷術的人」，或者至少是「活字」的發明者。因為作者認為谷登堡是一位以機器做書寫工作的新世界的先知。在那個世界裡，印刷術可以代替繕寫室，而知識也就可以傳播到無數看不見的社會中去。
1999年出版的《世界史上的科學技術》[3]，由美國詹姆斯·E·麥克萊倫第三與哈羅德·多恩二位當代職業科學史家合著。此書可以說是關於科學和技術的世界通史。作者特彆強調，在談論中國的技術時，我們不要僅僅注意到中國人領先於其他文明的這種或那種發明，這一大批「第一」確實令世人矚目，但對此進行深入的歷史分析，其價值非常有限。中國在7世紀的頭十年出現了木板印刷術。中國發明的活字印刷出現在1040年左右，那項技術傳到朝鮮後得到進一步發展。15世紀30年代後期，顯然與亞洲的印刷術發明無關，谷登堡獨立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項意義重大的新技術在1450年以後逐浙傳播開來，使近代早期歐洲的文化面貌為之一新。這種新型媒介導致了一場「交流革命」，使人們能夠獲得大量十分準確的信息，也使得抄寫圖書成為過去。
進入2000年後，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高希所著的《世界文明史——觀察世界的新視角》[4]開篇提出「哪些事件應該寫進歷史」的問題。在作者眼中，一部世界史，重點要確定歷史轉折點在哪裡。他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技術」的概念和「世界五大文明」的學說。他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技術發明都重大到足以改變歷史。每一種文明都是以一種新的佔主導地位的文化技術的引入為開端的，文化技術是文明背後的決定因素。文明一，始於原始的或表意文字；文明二，始於字母文字；文明三，始於歐洲的印刷術；文明四，始於電子通信技術；以及文明五，始於計算機技術。在這裡，沒有一項是東亞的貢獻。
實際上，中國的印刷術比歐洲早出現數百年，中國在7世紀發明了雕版印刷術，11世紀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15世紀中期，歐洲德國的谷登堡才製造出鉛合金活字。為什麼印刷術被認定是歐洲的貢獻呢？作者在書中說，印刷使文字靠近了大眾，它培育了一種更加精確的思想方式，這對於現代的學術和科學研究是至關重要的。印刷術從中國傳播到了西方，谷登堡對活字的最先使用導致了印刷文獻的激增。由於歐洲人的書面文字基於字母系統，這使批量生產變得十分經濟，因此能夠比中國人更有效地開發這一技術。儘管印刷術很早就在中國和朝鮮使用，但因為文字的不同，它在東亞社會的使用並沒有達到西歐使用的程度。
那麼，我們該怎樣認識東亞活字印刷術在世界史上的價值呢？
1 誕生於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在古代東亞文明中佔有重要地位
雕版印刷術至少在中國唐代（618—907年）已出現，在15世紀中期德國谷登堡研製出鉛合金活字前，是世界範圍使用最廣泛的印刷術，當時歐洲正處於中世紀。美國菲利普·拉爾夫等著《世界文明史》中說，「中世紀」一詞是歐洲人在17世紀新創的，意即處於光輝燦爛、成就顯赫的古典希臘羅馬與他們自身所處「現代時期」之間一個長期的、灰暗的時期。中世紀大約開始於公元600年左右，結束於約1500年。尤其是中世紀早期（600—1050年），西歐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準確實都非常低[5]。中國經濟、文化與科學技術卻日益走向其發展的頂峰。在谷登堡之前，歐洲的手抄本書籍僅可以千計，當時歐洲的人口大概不滿一億，大多數人不識字。由於有印刷術的廣泛使用，中國的書籍是全世界總和。雕版印刷術是將圖文刻在一整塊木板或其他質料的板上，製成版，然後在版上加墨印刷，因而也叫整版印刷術。由於雕版印刷術每印一葉書就要雕造一塊書版，造成人力、物力浪費很大，於是到了11世紀中國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有一位叫畢升的人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畢升發明的活字與用活字印刷的書籍並無實物存世，我們今天之所以知道活字印刷術明確的發明者，是因為北宋沈括（1031—1095年）在其不朽著作《夢溪筆談》中對此事進行了較詳細記載。
由於活字本印製方式特別，又由於首次記錄畢升發明「活版」的沈括是「中國歷史上興趣最廣博的思想家之一」（英國李約瑟語），其著作《夢溪筆談》自問世起關注者一直不乏其人，以至於影響人們對活字印刷術也頗為留意，文獻記載從宋至清連綿不絕。如南宋周必大（1126—1204年）著《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稱用沈括所記的方法，以「膠泥銅版」印自著《玉堂雜記》；元姚燧（1238—1313年）在《牧庵集》載姚樞（1201—1278年）教學生楊古用「沈氏活版」，刷印了《小學》《近思錄》和《東萊經史說》等書；元王禎在《農書》中附《造活字印書法》一文，敘述用泥、錫、木造活字與排印的方法，並稱以所造木活字印刷過《旌德縣誌》100部；元李洧孫（1243—1329年）撰《知州馬稱德去思碑記》載馬稱德「活書板鏤至十萬字」。明陸深著《金台紀聞》中有「近時毗陵人用銅、鉛為活字」之語。這些文獻記載的活字與活字印本雖無一存世，但如果將其與目前存世的活字實物、活字印本順次排列，就可大致理清中國活字印刷術的演進歷程。
首先，中國活字印刷術問世近千年來，一直處於發展變化的過程中。而且從技術層面看，一度曾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在制字材料方面，中國古代曾使用過泥、木、錫、銅、鉛等活字。在制字方法方面，活字有刻字與以字模翻制之分。木活字自然只能刻字，但元代王禎是先刻字後分割成活字，而清代金簡（？—1794年）是先製成木子後刻成活字。泥活字在畢升時代是一個一個刻上去的，但清代翟金生泥活字有以字模翻制而成的。在文獻記載中，元代王禎曾提到「鑄（或作注）錫作字」，說明在王禎之前，中國已有用字模鑄造的金屬活字。明華燧（1439—1513年）的傳記資料有「范銅為版，鏤錫為字」之語，但也稱「范銅板、錫字」，而清代林春祺（1808—？年）撰《銅板敘》載其所用銅字為「鐫刊」的，說法不一，有待考證。雖然從工藝技術角度講，鑄要比刻複雜，難度也大得多，但我國的金屬鑄造工藝，早在商周時代已有相當高的水平，鑄造或鐫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被稱為金文，常載於各種彝器、樂器、兵器、度量衡器、錢幣、銅鏡和金屬印章之上。自商代起，青銅器上的文字就鑄多於刻。因而金屬活字刻字還是鑄字的爭議僅是史實的考證問題，在技術上都是可以實現的。從外觀上看，畢升發明泥活字應是與雕版上的文字一樣，為陽文反字，其後直至谷登堡的鉛合金活字也是如此。例外的是清代呂撫（1671—？年）印其自著《精訂綱鑒二十一史通俗衍義》使用的泥活字，被稱為「字母」，是陰文正字，類似於鑄字用的字模。從排印方式上看，中國古代多是用活字擺成一版而直接刷印的，但到了清代雍正末乾隆初，即1736年前後，呂撫製造陰文正字的泥「字母」，用來壓制陽文反字在泥版上而再刷印上紙，這是活字與整版相結合的印刷方式，如果不考慮字體因素及多人同時排印等情況，理論上無須造重複字就可排版刷印書籍。而從畢升起直接用活字來排版刷印的方式，就要將常用字「之」、「也」等重複多刻一些，不然幾乎連一版書也排印不出。現在知道元代王禎刻制木活字是3萬餘個，馬稱德（？—1322年）刻制木活字為10萬多個，清代金簡主持武英殿刻木活字是25萬餘個，清道光林春祺刻制大小銅活字則達40多萬個。字數越多，其制字、存儲、揀字、歸字所費人力物力都隨之增加。而呂撫在實際操作時，稱制3000餘字可印文章，制7000餘字可印古書，這是已知史料中，中國古代以最少的漢文活字來印刷書籍的記錄，在中國活字印刷史上是個奇蹟。同時，呂撫之法還克服了活字版不能保留整版的最大弊端，為世界已確知的泥版印刷之始。直到1804年，英人斯坦荷普伯爵以泥覆於活字版上，才製作出用來澆鉛版的泥版。泥版易散碎，至1829年法人謝羅用紙型代替泥版，紙型可以多次澆版，從而解決了保留整版的問題，但仍需造重複之字。19世紀80年代美國首先製造出實用的英文打字機，使用活字衝擊而製版，這種活字是無須製造重複之字的。但打字機多用於製成供油印的蠟紙孔版，印刷效果不佳，因而直到20世紀中後期，在世界範圍內的主流文字印刷方式，還是谷登堡鉛活字與紙型澆鑄鉛版的組合模式。如果排除材料的因素，可以說18世紀呂撫的活字泥版刷印術，在排印程序上，擁有其同時代最先進的理念。
其次，活字印刷術在今天看來明顯比雕版印刷術先進許多，但直到西方現代印刷術傳入之前，中國圖書長期是以雕版印刷術為主的。鄭如斯等先生在《中國書史》中統計《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著錄約2萬部書，活字本220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約1.1萬部書，活字本150餘部[6]。筆者統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近5.7萬部書，活字本約340部。平均計算，活字本在中國古籍中僅佔1%左右。另外，從目前研究成果看，中國古代的家譜有許多是以活字排印的。據張秀民先生統計，日本出版《宗譜の研究》著錄1228種我國家譜中，612種為木活字本，佔總數的近50%。因此，除家譜外，活字印本在中國古籍中占的比例，或許不到1%。
第三，由於活字印刷術在古代中國未被普遍運用，而人們往往又有物以稀為貴的心態，因此古代活字印本自然被收藏家視為珍籍秘本，於是我們今天還可以領略到各個時期活字印本傳世之作的多彩風貌。中國宋元時期活字印本，存世非常稀少，其中20世紀發現的西夏文活字印本佛教書籍現為學術界所認可，《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己陸續公布17部西夏至元代活字印本，另還有不少藏於域外。與此同時，20世紀初，法國人伯希和曾在敦煌石窟發現了960枚回鶻文木活字，今藏巴黎。其後，我國與俄國考古人員又陸續有新的發現，目前存世的回鶻文木活字已逾千枚。而漢文活字印本目前尚存在爭議，如溫州出土的《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有人認為是北宋活字印本，也有人認為是雕版印本。明代活字印本，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著錄的最早一部書是明弘治三年（1490年）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本《會通館印正宋諸臣奏議》，有學者據有關文獻的記載，推論它是錫活字印本而非銅活字印本，因而比較穩妥地說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印本。許多學者發現，中國古代銅活字印本（或稱金屬活字印本），大部分出現於弘治至嘉靖間，如當時無錫華氏與安氏所印之書至今存世還較多。分析原因，周叔弢（1891—1984年）先生認為「是從朝鮮傳播而來」，而趙元方（1905—1984年）先生認為是「商力漸充」與「產銅日旺」造成的結果。當然，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明代也有不少活字印本未著錄製字材料，其中有木活字印本，也有造字材料不詳的活字印本，由於缺乏文字描述，僅靠目測難以分別，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清代活字印本相對於其以前各代來說，存世數量較多，印刷方式也豐富多彩，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清朝政府直接組織人力、物力造活字刷印圖書，如清廷雍正時用所造銅活字印製完成字數達1.6億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乾隆時造木活字刷印篇幅達數千卷的《武英殿聚珍版書》。這種直接參与的行為，無形中帶動了民間活字印刷術的運用與推廣。如呂撫、李瑤、翟金生、林春祺等人以較大精力從事泥、銅活字製造或改進工作，傳世之作雖不多，但風格各異，有較高的觀賞價值。與此同時，《中國叢書綜錄》著錄木活字排印本彙編叢書達18種，從最早的清乾隆木活字排印本《武英殿聚珍版書》開始，到其後嘉慶、道光、咸豐、光緒各朝皆有木活字排印本叢書存世。這應該不是巧合。因為木活字在我國古代常常用來擺印家譜。大量擺印普通典籍，看來與聚珍版書不無關聯。而清代後期，許多活字排版印本稱「聚珍」本，更是明顯的例證。如清李兆洛撰《養一齋文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維風堂活字印本，書名葉題「維風堂聚珍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翟台纂修《涇川水東翟氏宗譜不分卷》，清咸豐七年（1857年）涇川翟金生泥活字印本，書名葉題「大清咸豐七年仲冬月泥聚珍板重印」，安徽省圖書館藏。
第四，在古代中國，活字印刷書籍總量雖然有限，但內容廣泛，可以說經史子集叢五部皆備，如明銅活字藍印本《毛詩》、明弘治三年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本《會通館印正宋諸臣奏議》、明嘉靖三十一年芝城銅活字藍印本《墨子》、明銅活字印本《曹子建集》、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書》，等等。前文已述，中國古代的家譜有許多是以活字排印的。因為家譜是時常變動的，所以活字常常在古代用來擺印家譜。家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因為國家史（如二十四史）、地方史（各種地方志）、家族史（以家譜為代表）和個人史（如個人傳記）四個層次的古代史書共同構成完整的歷史資料。以前人們更多關注王侯將相，但是家譜把目光投向了普通人，對於研究民風民俗、民族遷徙、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等都很有幫助。除家譜外，活字印本在中國古籍中所佔比例雖少，但也發揮了繼絕存真、傳本揚學的重要作用。如《開元天寶遺事》是五代王仁裕撰寫的筆記小說，其中保存不少唐代社會史料，是從其他正史中所不能見到的，可補史書之闕。而國家圖書館藏明建業張氏銅板印行本《開元天寶遺事》，是以活字據宋陸遊之子陸子遹桐江學宮刻本擺印而成，宋刻原本今已無傳，故清代藏書家黃丕烈在此活字印本題有跋語云：「古書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銅板活字。蓋所據皆舊本，刻亦在先也。」與此同時，有些珍貴的活字印本經後世翻印，成為不少通行本的祖本。如南京圖書館所藏明活字印本《晏子春秋》，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顧廣圻為吳鼒校刻，即據此本影刻。《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另外，中國古代有部分傳世名著之首版是以活字印本行世的，如清代乾隆萃文書屋活字印本《紅樓夢》、道光邵陽魏氏木活字印本《海國圖志》，皆為最好的例證。
中國的活字印刷術誕生後，很快就向周邊國家傳播。1966年在韓國慶州佛國寺佛塔內發現的漢字雕版印刷品《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中國學者考訂認為該經是8世紀初唐朝刻印而由僧人帶入半島的[7]。在古代東亞，使用活字版印書最多的是朝鮮半島。從現在已知的材料看，從高麗時代起，朝鮮半島就出現了活字印刷術。按照韓國的文獻記載，1234年宰相晉陽公崔怡（1195—1247年）用鑄字印成《詳定禮文》二十八本，這一記載被稱為世界最早的使用金屬活字印刷的記錄。韓國現存最早鑄字本是1377年清州牧興德寺印的金屬活字本《佛祖直指心體要節》，被稱為存世最古金屬活字印本。從高麗至朝鮮時期，活字印刷術不斷發展起來，曾用木、陶、瓢、銅、鐵、鉛等各種材料製造過活字。據張秀民先生《中國活字印刷史》[8]考證，僅1376年至1895年，已知雕造木活字28次，1403年至1863年鑄造金屬活字34次，內鉛字2次，鐵字6次，余皆為銅活字。又據國家圖書館張志清副館長介紹，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82萬枚古活字，其中金屬活字50萬枚，大多是17—20世紀初朝鮮中央政府和王室使用的。其他類活字還有木字、鐵字、泥字等，以及活字儲存櫃、活字製作陶模、工具、活字分類目錄等，為了解朝鮮活字製作、分類和檢索提供了珍貴資料。如此巨大的館藏堪稱世界最大的古代印刷活字寶庫，很多內容都值得認真研究。
朝鮮半島出現活字印刷術，與中國活字印刷術有何關係呢？1234年，高麗出現活字印刷術之時，中國正處於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在此前後，正是中國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高麗使節入貢中國，宋朝皇帝先後將《大藏經》《文苑英華》等許多重要典籍送給高麗。宋朝人往使高麗時，亦把高麗的一些書籍帶回來，說明當時宋朝與高麗之間是有交往的。15世紀朝鮮金宗直（1432—1492年）是一位有著許多追隨者的有名望學者兼官吏，他在跋朝鮮活字本《白氏文集》中說：「活板之法始於沈括，用鑄字印書，凡經、史、子、集，無家不有。」雖然將畢升誤說成沈括，但說明《夢溪筆談》早已傳入朝鮮半島，故為該國學者熟知。總之，高麗出現的活字印刷術晚於畢升，而當時高麗與宋朝有著密切的文化交往，因而高麗出現的活字印刷術是有可能受中國畢升發明的影響的，這一點也為古代朝鮮學者承認。朝鮮半島的古代出版物，今日有學者習慣於稱「高麗本」，黃建國等先生編《中國所藏高麗古籍綜錄》一書，收錄中國51個單位所藏「高麗本」2754種。其中銅活字印本86種，以大連圖書館藏朝鮮太宗十六年（1415年）銅活字印本《東國史略》為最古；木活字印本397種，以上海圖書館藏「明宣德三年」（1428年）朝鮮木活字印本《文選五聖並李善注》為最古；鐵活字印本2種，較珍貴的為朝鮮哲宗時鐵活字印本《魯陵志》，國家圖書館與復旦大學圖書館有藏；瓢活字印本1種，即朝鮮瓢活字印本《論語集注大全》，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另外還有刊本1193種，稿抄本288種，石印本10種，鉛印本36種。由此推算，傳統活字印本佔30%左右，所佔比例相當可觀。此外，黃建國等先生還在書中介紹說，「與中國印書以雕版為主的現象相反，高麗印書的特點，是活字壓倒雕版。」[9]說明在古代朝鮮半島，傳統活字印刷術已發揮了相當重要作用。
日本的活字印刷術，一般學者以為有兩個來源，一是西洋活字，因所印多為教會宣傳品，故在當時影響不大；另一來源為從朝鮮傳入的漢文活字。1591年，歐洲鉛活字印刷術傳入日本，稱「切利支丹本」。1593年，日本用活字印成《古文孝經》，一般學者以為是日本第一部傳統活字印本，現已不存。1597年，日本木活字印本《勸學文》，稱「此法出朝鮮」。據張秀民先生《中國活字印刷史》載，日本知有活字印刷術，在日本文祿元年（1592年），相當於明萬曆二十年，當時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在漢城發現銅活字、活字印刷工具及活字印本圖書，於是將其搶到日本，所以在初期日本活字本中常有「此法出朝鮮」之語。第二年即1593年，日本用這些搶來的活字及印刷工具，印成了《古文孝經》。日本慶長二年（1597年）天皇下令仿朝鮮銅活字雕木活字。日本慶長十年（1605年）德川家康命在圓光寺以《後漢書》為字本，鑄造大小銅活字10萬，第二年（1606年）完工，實造91 255字，獻給後陽成天皇，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鑄造活字。中國人林五官參與此事。但是嚴紹璗先生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書中，對上述觀點表示懷疑，他指出：「若推考日本近世活字印刷的源頭，恐怕應當推古活字本《五百家注韓柳文集》。……古活字本《五百家注韓柳文集》似應刊行於1396年，若與文祿年間《古文孝經》相比較，則早了一百八十餘年。這一技法大概是元末明初中國人東渡日本時帶入的。至慶長年間，依靠朝廷的財力，便得以推廣。」[10]嚴先生看來也只是推測，還不算最後的結論。總之，不管日本的活字印刷術是間接傳自朝鮮，還是直接傳自中國，都是中國活字印刷術的延續，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與此同時，許多中國漢籍，都有日本刊刻、擺印本傳世，被學界統稱為「和刻本」[11]。如唐代魏徵等撰《群書治要》一書，日本存平安、鎌倉時代寫本，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據金澤文庫舊藏古寫本用銅活字付梓出版，此後又出現日本天明七年（1787年）尾張藩刻本，此書在中國宋初已失傳，幸有和刻本傳世，現有多本藏於中外眾館。
越南歷史上有記錄最早的印刷品是陳朝元豐年間（1251—1258年）木版印刷的戶口帖子。1712年，越南出版的《傳奇漫錄》據說是最早的活字本。1855年越南又從中國買去木活字印刷《欽定大南會典事例》[12]。由此可見，越南的活字印刷也是由中國傳去的。
2 東亞造紙和印刷術對歐洲印刷事業具有決定性影響
當畢升發明活字400年後，在1450年前後，德國人谷登堡（約1394—1468年）根據西方拼音文字的特點，研製出字模澆鑄鉛合金字母活字。他發明了木製印刷機，開創了印刷機械化的先河。因而西方人長期認為活字印刷術是谷登堡發明的。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儒蓮把沈括《夢溪筆談》所載畢升發明活板一節譯成法文，於是較多的歐洲人才知道，在谷登堡以前中國人早已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不過，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是，谷登堡研製鉛合金活字有沒有受到東亞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影響。美國丹尼爾在《發現者》一書中介紹，有些歷史學家曾經提出，早於谷登堡一個半世紀的遠在朝鮮所進行的活字印刷工藝試驗，也許給予谷登堡以極為重要的啟發。但丹尼爾在書中說：「不過沒有任何足以說服人的證據能說明谷登堡曾經聽到朝鮮人用活字印書的片言只句。」然而，目前我們有一些材料可以證明，谷登堡的研製與中國不是沒有關聯。
首先，紙是一種重要的印刷材料，1150年，中國造紙術經阿拉伯傳入歐洲，1312年，造紙術由義大利傳入德意志。而丹尼爾在《發現者》一書中也明確表示，紙張是中國對書籍發展所作的極其重要的貢獻。
其次，中國的活字印刷術是由雕版印刷術發展而來的。在蒙古入主中土之前，中國和歐洲很少有直接交往，而成吉思汗西征擴大了中國和歐洲交往的道路。此時東西經濟和文化正面相遇，直接進行了交流。歐洲傳教士和商人開始陸續到中國來，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馬克·波羅，他於1271年自家鄉啟程，沿古代絲綢之路東行，於1275年到達中國，留居17年之久。後經其口述，他人筆錄，誕生了舉世聞名的《馬克波羅行紀》（又譯《馬克·波羅遊記》）一書，首次向西方打開了神秘的東方之門。這部書有一章專門介紹元朝政府製造紙幣的情況[13]。張秀民等先生根據有關史料分析，認為元代的紙幣是用木版與銅版印刷而成的。1310年，波斯（今伊朗）史學家拉希德·丁（1248—1318年）著《世界史》，書中介紹了中國的雕版印刷術，這部書後來流傳到歐洲。現存最早的有明確年代的木版畫是在德國南部發現的刻於1423年的《聖克利斯道夫像》。與此同時，德國出現最早的插圖活字印本《珠璣集》，是1461年左右用木刻圖版與活字版拼版印製的[14]。另外，丹尼爾在《發現者》一書中介紹，雕版印刷傳至西方，也許是以一種沒有多大意義的雕版圖畫為媒介的。那就是紙牌，它和骨牌一樣，似乎都發源於中國。玩紙牌的風氣當時在西進的蒙古軍隊中似很普遍。這種印刷的紙牌到1377年在德國和西班牙已是人所共知的東西，而且風靡一時。有位神秘的「紙牌大師」（約1430-1450年）印製了一套精美的紙牌，有人認為是谷登堡本人所刻。當紙張的雕版印刷最後在歐洲出現時，使人想見這一切都是從中國傳來的。由此說明中國與德國之間的路是相通的。雖然位於中國西部諸國，在相當於宋元時期，目前還未發現有活字印刷活動的記錄，但元王朝的政權混一歐亞，在東西方相通的時代，整版印刷術既然可以由東向西傳播，活字印刷術也是有機會同步相隨的。
第三，從現在發現活字印本和活字實物看，活字印刷術在12至14世紀就傳到了西夏和回鶻等異族地區。20世紀出土的活字印西夏文佛經，僅距北宋畢升發明泥活字約一百多年[15]。西夏是党項拓跋氏所建王朝。1038年元昊（1003-1048年）稱帝，至西夏寶義元年（1227年）為蒙古所滅，共歷十帝，凡一百九十年。最盛時轄二十二州，先後和遼、金及宋鼎峙。西夏活字本的產生，可以推測為，一是可能受《夢溪筆談》的影響。因為《夢溪筆談》的著者沈括在宋夏邊境率兵駐防，元豐四年（1081年），西夏引兵擾邊，沈括帥鄜延路師擊破西夏七萬之眾。說明沈括與西夏人進行過直接的接觸。雖然相互為敵對的國家，但人們對勝利者總是心存敬畏。加上漢族文化有極強的同化力量，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再證明這一點。另外，《夢溪筆談》中直接記載了有關西夏文創製之事，說明沈括對西夏文化有所了解。因此，西夏人接觸《夢溪筆談》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二是可能受漢族實際的印刷實踐活動影響。今日之所以沒有發現與西夏文活字本同時期的漢文活字本，並不是說明漢族人無實際運用活字印刷技術，而是從西夏的地理環境看，氣候乾燥，易於紙本文獻的保存，且西夏王朝存在的時間較短，在其消亡後，西夏文已無多少人可識，又在邊遠地區，人煙稀少，使其文化典籍免除許多人為的災難，故倖存今日。三是西夏文的字數較少，共六千多字，也便於造活字。四是西夏文頒行於廣運三年（1036年），與畢升發明活字的時間非常接近，也就是說西夏文可能開始印書不久就使用活字，成為後世的成法，也許這是今天存世西夏文活字印本較多的最重要原因。與此同時，許多學者認為20世紀發現的回鶻文木活字，約出現於1300年前後。也有學者考慮到回鶻在敦煌的活動情況及莫高窟興衰的歷史，將回鶻文木活字的時代推定在12世紀末到13世紀上半葉之間[16]。但無論如何都可以說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活字實物。這個時代正是西夏活字印刷術興盛的時代，而回鶻與西夏關係密切，完全有可能在印刷技術上互相有所影響。1450年德國谷登堡研製出鉛合金活字，不僅比11世紀中國畢升發明的泥活字晚出現400年，也比回鶻文木活字晚出現上百年。回鶻文是一種拼音文字，是回鶻人採用粟特字母創製的文字。粟特為中亞古地名，粟特字母來源於阿拉米字母。約公元前13世紀，居住在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今黎巴嫩、敘利亞沿海一帶）人，主要依據古埃及文字制定了歷史上第一套字母系統，它們衍生了阿拉米字母，阿拉米字母是亞洲許多文字的基礎，基督教《聖經》的《舊約全書》中有一部分是用阿拉米文寫的。腓尼基字母在傳入希臘後產生了希臘字母。希臘字母后來又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因此腓尼基字母成為歐洲以及後世西方文字的淵源。所以可以說，腓尼基字母是世界大多數拼音文字的來源，也就是說，現在發現的木活字回鶻文，與德國谷登堡鉛活字所用的拉丁文，都是腓尼基字母的「後裔」。另外，古代回鶻人活動的地區，處於中原與西方的中間地帶，因此回鶻文木活字，有可能起著中國印刷術與谷登堡製造鉛合金活字之間的橋樑作用，在印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上世紀前期，美國卡特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17]中表示，現在要斬釘截鐵地說中國、朝鮮的活字印刷與歐洲的活字印刷沒有直接的關係，還嫌過早。是中國首先發明了造紙和印刷，並對歐洲造紙和印刷事業的開始，都起了決定性影響。今天看來這一推論仍是令人信服的。
谷登堡排印的書籍，以1455年鉛活字印本《四十二行聖經》影響最大。從谷登堡印刷《聖經》開始，鉛活字印刷術迅速向別國擴散，逐步成為世界上的主流印刷方式。1590年歐洲傳教士在中國澳門用西方活字印刷拉丁文《日本派赴羅馬之使節》。這是現代鉛活字印刷術首次登陸中國，但只是匆匆而過，沒有停留。直到19世紀以後，中國進入印刷術的西法東漸時期，其間，鉛活字凸印率先傳入，隨後，石印術、平版膠印、雕刻凹版、照相凹版、泥版與紙型鉛版、珂羅版等也相繼傳入，從此，中國的印刷事業邁入了近代的歷史階段。中國傳統的手工雕版、活字印刷術雖與之並行一段時期，但由於技術落後，最終為之所取代。如果說中國古代印刷術完全是以人的手工技藝為特徵進行圖文刷印的話，那麼近代印刷術則主要是由人駕駛的動力機械來完成圖文轉印的。這一切，與谷登堡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3 中國活字印刷術未盛行世界的原因
在古代中國，圖書長期是以雕版印刷術為主，抄寫為輔，而活字印刷術在發明後的幾百年中，雖時時有人運用並改進這項技術，印出的書籍卻很有限。
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技術水平上存在一定問題，如雕版印刷所用水墨，基本不能用於金屬活字印刷，如果不改變墨性，就制約了活字材料的改進；再如中國古代活字許多為用原生性木材鐫刻而成，不如金屬鑄造活字能產性強，阻礙了活字印刷術向規模化方向發展。同時，漢字自產生數千年來，一直處於表意體系階段，字數越來越多，漢代許慎撰《說文解字》，連重文在內僅收字10 516個，而當代《漢語大字典》收字56 000個左右，這樣多的文字，就是不造重複之字，其制字、存儲、揀字、歸字均費時又費力，如果以完整過程看，傳統活字印刷術也許並不如雕版印刷術方便快捷。
然而，更深層的原因應該與社會需求有關，因為「需求是發明之母」。如中國古代用金屬版印製圖文有著悠久的歷史。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銅版，證明在公元前2世紀，已用銅版在絲織品上印花。宋代的紙幣、商標廣告也是用銅版印刷。這些銅版實物都流傳至今。這證明，至少在宋代，已解決了銅版印刷的製版與用墨問題。而中國在紙和印刷術發明之前，已產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偉大的思想家。但從漢代以後，絕大多數統治者都把儒家學說當作治國之本，整個社會長期受其支配。在古代中國，通過科舉考試踏上仕途是讀書人的主要生存之道，而各級科舉考試著重考查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文、史和學術知識，因此這些著作需要重複印刷。但長期以來，活字印刷術不能保留整版，常常是隨時需要隨時排印，對於經常有需求的圖書，相比之下，可反覆刷印的雕版要方便得多。雖然據中外學者統計，在15世紀歐洲廣泛使用印刷術以前，中國抄、印本總的頁數要比當時世界上用一切其他語言文字集成的頁數總和都多[18]，但其中顯然有不少重複印刷的書籍。重複就意味著停滯，沒有對新知識的渴望，也就沒有對活字印刷術的需求。由於中國許多最優秀的人才將大量精力耗費在讀經求功名上，自然使其創造天性漸漸磨滅了。於是，當19世紀西方「具有智力」的列強闖入的時候，主要靠科舉入仕者掌管的國家就只能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在此國破家亡之際，儒家學說派不上用場，也來不及在本土上產生足以自強的新思想，域外強者的理論觀念自然被吸納進來。雖然中國很早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始終未能脫離手工勞動方式。當各種新知識、新思想需要迅速傳播時，近代鉛活字機器印刷技術就體現出無比的優越性，取代了所有傳統印刷術，成為近現代中國的主流印刷方式，最終給整個國家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西方人仍堅持認為活字印刷術是谷登堡發明的，畢竟中國人直接用傳統活字印刷的書籍，幾乎沒有給他們的生活帶來過什麼影響。而由谷登堡改進並使用活字印刷術後，書籍的生產量大大提高，使更多的人能接觸知識，擺脫愚昩。可以說正是這些紙質印刷品解放了人們的頭腦，人類才走向一個更為理性的新世界。活字印刷術出現在歐洲，很快成為生產圖書的主流印刷方式，並形成一種龐大的印刷工業，直接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最終使西方成為世界現代化的發祥地，因而有「文明之母」之稱。
4 結語
圖書是記錄和傳播知識的工具。而作為誕生於中國的印刷術，則是圖書的一種重要生產技術。在印刷術產生之前，圖書採用的是以抄寫為手段的複製方式，費時費力，複本稀少，很難滿足人們閱讀的需要。印刷術發明後，圖書能夠比較容易印刷出許多複本，便於長久保存，並得以廣泛而迅速傳播，進而使知識得到普及。凝聚著中華民族智慧的活字印刷術，自宋代發明後，很快傳於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東亞漢文化圈，其後又向西傳入西夏與回鶻地區，最後很有可能傳至歐洲。活字印刷術自傳入異域後，在外邦智者的努力下，成為人類最重要的傳播知識與思想的手段之一，從而推動包括近現代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文明向前發展。因此可以說，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活字印刷術，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參考文獻：
[ 1 ] 培根.新工具[M].許寶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103.
[ 2 ] 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歷史[M].呂佩英，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 3 ] 詹姆斯·E·麥克萊倫第三，哈羅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學技術[M].王鳴陽，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 4 ] 威廉·麥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觀察世界的新視角[M].董建中，王大慶，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 5 ] 菲利普·李·拉爾夫，等.世界文明史[M].趙豐，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466.
[ 6 ] 鄭如斯，肖東發.中國書史[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143.
[ 7 ]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插圖珍藏增訂版）[M].韓琦，增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4-26.
[ 8 ] 張秀民，韓琦.中國活字印刷史[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 9 ] 黃建國，金初升.中國所藏高麗古籍綜錄[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1-6.
[10] 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11] 王寶平.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2.
[12] 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M].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418.
[13] 馬克·波羅.馬克波羅行紀[M].馮承均，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237.
[14] 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M].李鴻志，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75.
[15] 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J].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1）：67-78.
[16] 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52.
[17] 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M].吳澤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
[18]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M].鄭如斯，編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362.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