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本土性與交流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正在讀大學，同時開始學習寫作。80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黃金時代。在十年的時間裡，西方現代派作品和後現代派作品大量湧入中國。中國的作家如饑似渴地閱讀那些作品。西方作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是共時性的，比如，我們同時閱讀了喬伊斯、紀德、托馬斯·曼、福克納、羅勃·格里葉和馬爾克斯的小說，同時閱讀了易卜生、薩特和貝克特的戲劇，以及艾略特和金斯堡的詩歌。雖然這些作家的文化背景、思想傾向和政治立場各不相同，但這並沒有影響我們對他們的接受。

完全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80年代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中國當代文學史就不會是現在的樣子。當時，我的老師和朋友當中，有一大批寫小說的人。我們經常夜以繼日地討論這些作品。當時的情景，我至今還記憶猶新。我記得討論得最多的，是這些作品的藝術技巧。應該承認一個基本事實：在1985年之前，中國的青年作家很少意識到文學的本土性問題。當時在青年作家中流傳著一句名言：如果把中國的詩人杜甫和英國的艾略特相比，把中國的曹雪芹和美國的海明威相比，被認為是中國詩聖的杜甫和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曹雪芹，好像成了外國人，而艾略特和海明威卻成了中國人。

中國作家比較早地意識到文學的本土性問題，是因為受到了馬爾克斯等拉美作家的深刻刺激。一個同樣來自第三世界的作家的成功，促使中國作家關注自己的小說與自己的文化傳統的關係。我們甚至可以把隨後出現的一批被稱為尋根小說的作品，看成是對這種刺激的反應，這種反應即是對自己的文化傳統的重新審視。話可以說得再明白一點：大量地閱讀西方小說，使我們迅速掌握了西方現代派小說和後現代派小說的技巧，它有助於我們用西方小說的技巧來表達我們的本土性。

或許有人認為，承認這一點會讓人感到羞愧。我後來看到很多尋根小說作家的說法，他們舉出各種例子試圖證明，他們並沒有受到西方作家，尤其是馬爾克斯等拉美作家的影響。似乎承認了這一點，他們作品的原創性就大打折扣。有時候他們承認受到了一點點影響，但他們同時會指出，另外一些人受到的影響更大，意思是說，他們的原創性要大於另一批人。其實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馬爾克斯等人之所以能夠寫出深刻反映拉美現實的小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受到了西方現代派小說的刺激：馬爾克斯本人就認為，正是因為他在17歲的時候讀到了卡夫卡的《變形記》，他才知道了小說應該怎麼寫。馬爾克斯小說裡面的那個著名的豬尾巴其實是卡夫卡小說里的那個甲蟲的變形。馬爾克斯當然也受到了福克納的影響，福克納對馬爾克斯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大於福克納對任何一個美國作家的影響。馬爾克斯在談到理想的寫作環境的時候，引用的就是福克納的說法：作家最完美的寫作場所是妓院，白天寂靜無聲，晚上歡聲笑語。卡夫卡和福克納對馬爾克斯的影響，削弱了馬爾克斯小說的價值了嗎？削弱了馬爾克斯小說的本土性了嗎？沒有。同樣，福克納之所以成為福克納，也是受到了外來文化刺激的結果：如果沒有喬伊斯、伍爾夫的小說在前，哪有福克納的小說在後啊！現在，我在此就樂意承認，我受到了托馬斯·曼的小說的深刻影響。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們對「本土性」的強調，其實飽含著文化的自尊和對抗意識。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強調帶有空間意義的「本土性」；而就在昨天，在不遠的80年代，我們強調的還是帶有時間意義的「現代性」。置身於我們今天的文化環境，我能夠深刻地感受到，周圍的很多作家和批評家，都深陷於「本土性」的焦慮之中。其實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任何一部作品都無法脫離別的作品而存在。中國宋代詩人黃庭堅早就說過，老杜（杜甫）作詩，無一字無來處，只是因為後人讀書太少，就認為杜甫的詩都是原創。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的正典》一書的作者哈羅德·布魯姆曾經提出，詩的影響並不一定影響到詩人的獨創性，相反詩的影響往往使詩人更加富有獨創精神。他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一部西方現代詩歌史就是一代又一代詩人不斷對前人的詩歌進行有意的誤讀、曲解和修正的產物。布魯姆認為，任何一首詩都是一首互指詩，並且對一首詩的任何解讀都是互指性解讀，而所謂的詩歌批評，就是摸清一首詩通往另一首詩的隱秘道路。他的話聽上去很深奧，意思其實就是黃庭堅所說的那四個字：點鐵成金。

我們對自身所處的現實的認識，對我們從事的文學實踐的認識，都因為文化傳統和外來文化的影響而更加深刻。文化傳統和外來文化，使我們看到了文化的差異性，看到了人性的豐富性，看到了時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這一點，我們才能夠更好地呈現本土經驗，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說，本土性不但不意味著保守，反而意味著開放；本土性不但不意味著要將傳統和外來文化看成是「他者」，反而要把它看成是主體性的「自我」。本土性與外來文化的關係，不是對抗關係，而是共生的關係，不是互相取消的關係，而是互相發明的關係。

我當然能夠意識到，我們今天強調「文學的本土性」的意義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種文化的趨同性對文化構成了傷害，給人的身份認同帶來了危機，「我是誰」這個現代性命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故步自封的理由。如果說全球化是一種進攻性的帝國主義，那麼狹獈的本土性，則是一種更加可悲的防禦性的帝國主義。對此，我們應該時刻充滿警覺。在這裡，我願意引用美國藝術大師約瑟夫·科蘇斯對美國文化的一段自省。約瑟夫·科蘇斯說：「我們（美國）沒有一種真正的國族個性，我們出口我們的地方主義，來改變其他文化，並賦予這種混亂以一種普世性的外觀。我們出口了一種綜合性的文化，麥當勞、可口可樂、希爾頓酒店等等，由於各國族文化紛紛把地盤退讓給我們，它們最終失去了對自己有意義生活的機制的控制，由此變得在政治和經濟上依附於我們。」這是一個美國藝術家對美國文化的反省。他憂慮的是美國文化只是輸出，而沒有引進。他錯了，美國文化之所以能夠不斷地輸出，是因為它一直在引進，從五月花時期對歐洲文化的引進到二戰時期對猶太文化的引進，一直到今天對中國文化的引進。

我剛才講過，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對西方文學的引進和接受，是共時性的。那種共時性的接受可能是囫圇吞棗的，但它卻有可能培養出我們的一個好的思維習慣，即可以共時性地吸收人類的各種文化，以此激發我們對文學或者文化的本土性的認識。而對我自己來說，我現在就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能夠充分地認識到，杜甫確實是中國的詩聖，他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詩人相比都毫不遜色，而艾略特確實既是美國人，又是英國人；同時我也意識到，曹雪芹確實是中國偉大的小說家，但在今天，只有最不像曹雪芹的那個人，才可能是現在意義上的曹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