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問題的歷史根源

06-21

　　2014年3月2日，烏克蘭普里佛爾諾耶，烏克蘭軍事基地外，一名當地居民揮舞著俄羅斯國旗從一隊俄羅斯士兵旁邊走過。

　　塞繆爾·亨廷頓曾指出，一道文明形態之間的「絲絨幕」將取代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鐵幕」穿越歐洲。由這道巨大的「絲絨幕」所造成的文明斷裂帶把歐洲一分為二，站在西面的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東面則盤踞著東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傳統歐洲文明的疆界結束於基督教盡頭和東正教—伊斯蘭教開始的地方。而這條「文明斷裂帶」正好穿過烏克蘭，沿著第聶伯河蜿蜒而下，把烏克蘭割為相互對立的東西兩部分。如他所說：

　　這條界線可以追溯到4世紀羅馬帝國分裂和10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至少500年來它一直基本上處於它現在的這個位置。它由北開始，沿著現在芬蘭與俄羅斯的邊界以及波羅的海各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與俄羅斯的邊界，穿過西白俄羅斯，再穿過烏克蘭，把東儀天主教的西部與東正教的東部分離開來，接著穿過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該國的其他部分分離開來，再沿著把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同其他共和國分離開來的邊界穿過前南斯拉夫。當然，在巴爾幹地區，這條界線與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分界線重合。這是歐洲文化的邊界，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它也是歐洲和西方政治經濟的邊界。

　　在許多人看來，近代以來波蘭的歷史總與悲慘和抗爭聯繫在一起，這個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人國家總是不斷受到來自西面的民族壓力和來自東面的宗教壓力。被瓜分，獨立，再被瓜分，再獨立，往複循環，剝之不已，彷佛它只能在東方或西方大國的羽翼的庇護下尋得一時苟安。而當東西方大國勢均力敵並急不可耐地劃分勢力範圍時，波蘭又總是被置於談判桌上成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甚至被切割。然而，相較於烏克蘭，波蘭又顯得如此幸運，被反覆出賣和瓜分的歷史終歸沒能阻擋它作為一個整體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但時至今日，第聶伯河，這條烏克蘭人民的母親河，仍像一道難以癒合的巨大傷口撕裂了烏克蘭人民的祖國母親。

　　烏克蘭，地處東歐中南部，黑海北岸。時至2013年1月1日，共有人口4555萬，130多個民族，其中烏克蘭族佔總人口的77%，第一大少數民族為俄羅斯族，約佔總人口的17%。烏克蘭語與俄語相似，同屬東斯拉夫語支。雖然，烏克蘭民族成分複雜，但畢竟形成了以烏克蘭族為主導的格局，國內第二大語言俄語，同官方語言烏克蘭語相去並不遠。所有這些使我們不禁要問：何以其國家東西部對峙的局面會如此嚴重？

　　一、從「布列斯特合併」到《安德魯索沃和約》：東西烏克蘭分立的由來

　　說起來，烏克蘭的歷史要比俄羅斯更為悠久，甚至於沙俄帝國的源頭「莫斯科公國」，只是基輔留里克王朝的旁支。早在公元9世紀，以基輔為中心就形成了封建公國——基輔羅斯，這是最早的俄羅斯國家。弗拉基米爾一世統治時期，基輔羅斯留里克王朝達到了鼎盛，也正是弗拉基米爾大公，做出了一項直至今天都影響深遠的改革：出於政治聯姻的考慮，他迎娶拜占庭安娜公主為妻，並放棄原始的多神崇拜，轉而奉希臘基督教(東正教)為國教，基輔遂被定為東正教都主教的所在地。然而在他兒子雅羅斯拉夫(1015—1054)死後，基輔羅斯就逐漸陷入內訌、分裂。十三世紀韃靼蒙古入侵，擊敗了基輔聯軍，其大部分土地落入了蒙古金帳汗國手裡。從此開始了它從臣服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的漫長歷史。

　　(一)波俄戰爭：烏克蘭分裂的歷史根源

　　1340年，勢頭強勁的立陶宛打敗了韃靼人，把當今烏克蘭的大部分領土納入版圖。9年以後，波蘭向東擴張，奪取了烏克蘭大約5.2萬平方公里土地。與此同時，莫斯科公國也逐漸強大，並走上擴張道路。經歷了約兩百年的衝突，俄羅斯東正教的壯大已經迫使波蘭和立陶宛兩個天主教國家考慮如何建立更緊密的聯盟以應對共同的外部威脅——二者於1569年簽訂了著名的「盧布林合併條約」，組成了以波蘭為主導的波蘭—立陶宛聯邦。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王國在成立之初，顯示出了一種特有的宗教寬容，一度成為當時歐洲信仰最自由的國度。那時的烏克蘭被允許享有高度自治權，保留本民族的語言、法律和宗教。但這並沒有持續多久，原因就在於，波蘭自古以來就是個十分「民主」的國家。由貴族(施拉赤塔)把持的議會(瑟姆)掌握著國家的大政方針，他們每每迫使君主無所作為。這些貴族對內相互爭吵，對外不斷擴充自己的地盤，圈進大量農奴，並最終把魔爪伸向了富饒的烏克蘭。

　　十六世紀，波蘭已納入了歐洲經濟體系，成為了當時歐洲最大的穀物出口國。烏克蘭土地肥沃，一直以來就是歐洲最負盛名的產糧區。高額利潤促使波蘭的貴族、僧侶等大地主紛紛赴烏克蘭圈地，大批大批烏克蘭人被販賣到波蘭莊園充當農奴。這無疑引發了烏克蘭人的激烈反抗。面對這些，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王公貴族、僧侶牧師們理所當然地想到的應對方案，就是強行同化烏克蘭。他們關閉了烏克蘭人的學校，禁止使用烏克蘭語，更重要的是，波蘭政府不顧烏克蘭人的意願，於1596年強行命令烏克蘭的東正教會與羅馬天主教會合併，成為烏克蘭境內唯一合法的教會，並宣布其信奉天主教教義，服從羅馬教皇。史書把這次合併成為「布列斯特合併」。所以，直至今日，我們仍把烏克蘭西部的天主教稱為「合併派」。

　　波蘭貴族、僧侶的蠻橫激起了烏克蘭農民一撥又一撥的反抗。他們集體逃離波蘭農莊，並加入了哥薩克的隊伍。對此，波蘭—立陶宛政府要求哥薩克定期上報其發展規模和人數。這就引發了1648年哥薩克的大暴動。無疑，其領袖鮑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面對強敵，赫梅利尼茨基首先想到的就是尋求一個可靠的夥伴，他曾經考慮過韃靼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但均以失敗告終。這樣，與自己同出一源，信仰相同的俄國人就成為了他唯一的選擇。1654年1月，雙方簽訂了《佩列亞斯拉夫條約》，條約規定烏克蘭併入俄羅斯，接受沙皇統治，同時享有政治、軍事和外交(對土耳其和波蘭除外)自治權。此舉也正式拉開了長達十三年的波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1667年兩國簽訂了《安德魯索沃和約》，沿第聶伯河平分了烏克蘭。從此拉開了烏克蘭東西兩部分信奉不同宗教、相互分離的歷史。直到一個世紀以後，波蘭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匈帝國三次瓜分，烏克蘭的大多數領土才被統一划進俄羅斯。

　　相較於波蘭，沙俄對烏克蘭的同化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俄波《安德魯索沃和約》簽訂後不久，沙俄政府就開始限制烏克蘭的自治權，並逐步關閉烏克蘭學校，禁止使用烏克蘭語，甚至於各類俄國文件中都禁止使用「烏克蘭」一詞，而代之以「小俄羅斯」。沙俄政府的野蠻在於，它在關閉烏克蘭學校的同時，並沒能同時開設俄羅斯學校，這使得其「文化同化」政策變成了赤裸裸的文化破壞，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烏克蘭這個俄羅斯的「發達」地區，文盲率卻逼近90%。所有這些一直持續到1917年。

　　(二)世界革命與「單一國家的社會主義」：蘇聯時期的俄烏關係

　　二月革命之後，烏克蘭政權林立，最主要的政權除了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外，就是「中央拉達(議會)」，其以鼓吹烏克蘭自治著稱。十月革命後沒幾個月，烏克蘭中央拉達又宣布烏克蘭獨立，成立新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並投靠同盟國。根據1918年全俄人民委員會與同盟國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烏克蘭獲得「獨立」，其之前與同盟國簽訂的和約得到了蘇俄的全部承認。然而，烏克蘭人並沒有高興太久，與歷史上一樣，他們又一次嘗到了「前門拒虎，後門引狼」的苦果。德國人隨即以中央拉達沒有向德方如數繳納糧食為由，解散了中央拉達，建立了「五人執政內閣」，把烏克蘭政府變成了自己的傀儡。沒過多久，德國戰敗，「五人執政內閣」倒台，蘇維埃成為了烏克蘭的主要力量，並隨即成立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它在1922年12月30日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聯邦一道，成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創始國。必須指出，作為協約國武裝干涉蘇維埃政權的急先鋒，波蘭又一次強佔了烏克蘭西部。直到二戰前蘇德秘密瓜分波蘭，烏克蘭西部大片土地始終都在波蘭的控制下。那裡的人民受到波蘭奴役，並被迫「波蘭化」。

　　在列寧的民族政策指導下，烏克蘭充分獲得了1924年聯盟憲法賦予的權利，其蘇維埃和政府機關基本由烏克蘭人任職。隨著蘇聯對烏克蘭文教事業的大力投入，烏克蘭語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1929年，83%的小學和66%的中學都在使用烏克蘭語教學，文盲率更是降至不到50%，甚至連東正教會也被允許存在。

　　好景不長，列寧去世後不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對「一國社會主義」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影響之大，波及面之廣，至今仍餘音繞梁，不絕於耳。列寧和托洛茨基都有一種世界革命的立場，革命和階級鬥爭為無產階級國家(蘇聯)認同奠立了根基。俄羅斯和烏克蘭可以不是一個民族，但它們擁有共同的階級屬性，也擁有共同的革命對象。換言之，在共同的敵人面前，俄羅斯、烏克蘭和其它加盟共和國之間達成了一種超越傳統民族國家的新認同。然而，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內在危機的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引發了歐洲風起雲湧的無產階級革命浪潮，但傳統帝國主義國家卻並沒能像列寧所期望的那樣迅速崩潰。歐洲革命的失敗也迫使蘇聯採取更為現實的對外策略。在斯大林「一國率先建成社會主義」的口號下，蘇聯轉而放緩了對歐洲輸出革命的腳步，甚至開始謀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在國際舞台的階級鬥爭趨於緩和之際，蘇維埃各個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階級認同卻產生了鬆動。面對這個問題，斯大林幾乎採用了與沙俄政府一樣粗暴的策略。他把韃靼人強行遷離了克里米亞，關閉了烏克蘭語學校，禁止烏克蘭語出版物，清洗了幾乎所有的烏克蘭國家機關和蘇維埃。儘管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大量斯大林時期受害的烏克蘭幹部和文藝界人士被平反，烏克蘭文化的傳播也逐步放開，但斯大林的俄羅斯化政策卻基本得到保留，直到蘇聯解體。

　　二、克拉夫丘克與庫奇馬：「擁抱西方」還是「東西橋樑」？

　　(一)「地緣戰略平衡」和「安全帶」：美俄的國際戰略思維傳統

　　如果說本文開頭所引的亨廷頓「文明衝突」觀為美國新保守主義全球戰略的提供了藍圖，那麼老牌智囊布熱津斯基的觀點更代表了美國傳統的現實主義思維。他毫不掩飾地表示：「正是在歐亞大陸這個全球最重要的競賽場上，美國的一個潛在對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在為長期掌管美國在歐亞的地緣政治利益制定美國的地緣戰略時，出發點必須是特別注意最重要的賽手並恰當地評估這一地區的形勢」，並儘可能地限制一切地緣政治大國的興起，扶持其它力量與之平衡，以保證美國的仲裁者地位。布熱津斯基的思維不過是美國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延續。從斯派克曼到布熱津斯基，從喬治·凱南到亨利·基辛格，不管這種思維方式如何變化，它都始終圍繞著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的衝突展開。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有三句名言，早已經為我們各類電視電影、紙制出版物和網路媒體反覆轉載，成為老生常談——「誰統治了東歐平原，誰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了全世界。」某種程度上說，老生常談，恰恰彰顯了它的現實性。長期以來，麥金德的話都是美國地緣戰略學家信奉的金玉良言。在美國人看來，「大陸」就指「世界島」，就是歐亞大陸。廣闊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使得美國人習慣於把自己定位為海權國家。對他們而言，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永恆的衝突，就預示著美國必須要盡量保證自己的海洋空間，並以自己便於支援的大陸邊緣地帶為立足點，向大陸縱深發展。

　　冷戰時期，這種戰略思維得到了充分地體現。早在二戰結束初期，美國人就發現一旦戰爭全面爆發，自己就不可能在陸上阻擋住共產主義陣營前進的腳步，唯一獲勝的希望就是立足於海空軍優勢，這也就是「島鏈」之說的由來。朝鮮戰爭爆發後，它更是通過大肆炒作和渲染「共產主義進攻」而建立了一系列以美國為主導的軍事同盟。1950年10月—1954年底，僅在遠東地區，美國就拼湊起了《美日共同防禦援助協定》、《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等十幾個軍事條約或同盟協定，1955年初又在中東建立起了以《巴格達條約》為支柱的親美陣營。整個美國全球反共軍事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都在遵循由島鏈、大陸邊緣地帶向大陸中心發展以逐步壓縮蘇聯、中國戰略空間的方針。

　　與之爭鋒相對，蘇聯面對來自冷戰對手四面八方的壓力，除了延續沙俄時期就一貫奉行的「出海口戰略」外，提出了「安全帶」戰略——通過擴張領土和在周邊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方式，以拱衛蘇聯。新獲得的領土和周邊親蘇政權，就像一條橫在東西之間的隔離帶，把蘇聯包裹了起來。在這種戰略的指導下，斯大林更改了早先與丘吉爾達成的「巴爾幹百分比口頭協定」，指揮巴爾幹和東歐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奪取政權；並在東歐各個共產黨、工人黨中大面積清洗「民族主義分子」；甚至打著「反對民族主義」的旗號割佔東歐國家的大片領土。毋庸置疑，戰後的「安全帶」戰略，仍是俄國傳統國家安全戰略的延續。與其最近的例子就是二戰爆發前，蘇聯通過瓜分波蘭，發動蘇芬戰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並強佔與羅馬尼亞爭議的比薩拉比亞地區(該地區原屬沙俄，一戰結束後不久，蘇俄被迫與協約國簽訂和約，將其劃給羅馬尼亞)。

　　正如普京所說，對於許多俄羅斯人而言，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俄國在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實際控制線一下子就退回到了19世紀中葉，西部邊界更是退到了十七世紀初伊凡四世時期。高加索地區的丟失喚起了俄羅斯對土耳其捲土重來的擔心，中亞的丟失使其直接受到伊斯蘭世界的威脅。然而對俄國而言，最難以接受的莫過於烏克蘭的離去，這無疑是泛斯拉夫情結濃厚的俄羅斯民族至為痛楚之事。迄今為止，大多數俄羅斯人仍傾向於把烏克蘭視為自己的一部分，甚至認為烏克蘭語不過就是帶有濃厚波蘭味的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