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特·鮑曼去世，從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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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著名社會學家、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在位於英國利茲的家中去世。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至2017年1月9日），波蘭籍歐洲重要的社會思想家，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貝克（Ulrich Beck）被譽為當代歐洲社會理論家中最具有衝擊力的「三駕馬車」，其「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方面的著作和思想影響甚為深遠。

這位引領歐洲的波蘭籍思想家，大半生都在用「確定」和「不確定」窮究人類的狀況，而他自己卻同樣在兩者之間穿梭：士兵、軍官、教師、被迫害者、移民和思想家等身份的轉變，橫跨不同的兩種社會制度，大半生都在流動，但內在的「良知」，即便是在做軍事情報的日子裡，也確定不移。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羅東

「流動」年代的審慎

鮑曼享年91歲，但如果晚些天，或可等到《懷舊烏托邦》（Retrotopia）1月底在劍橋Polity出版社的面世。年高卻作品不止，鮑曼的勤勉程度實屬稀罕。這本即將出來的《懷舊烏托邦》是最後的著作，鮑曼在書中繼續直抵「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兩大問題。

五百年前，托馬斯·莫爾以《烏托邦》構想了一個理想、美好而虛幻的共同體生活，儘管從未實現，卻一直在鼓舞人類進行想像。如果說這種理想指向未來，鮑曼卻洞察到一種指嚮往昔的懷舊理想，前現代和現代的尊卑、道德和權威秩序，一一被打破，每個人面臨觸不及防的不確定，因而踏上了追憶傳統秩序的烏托邦之路。這樣的不安，根植於現代晚期的內在衝突和危機，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鮑曼所做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診斷，緣起同樣在此。

在1989年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鮑曼指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內在可能。科層制度，使得大屠殺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和執行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而其中的具體執行者，只不過是理性地和平庸地順從了「從上而下」的指令。這不是鮑曼最早的現代性研究文本，卻幫他在歐洲思想界樹立了聲望，與《立法者與闡釋者》（1987）和《現代性與矛盾性》（1991）兩本構成了他本人說的「現代性三部曲」。

《現代性與大屠殺》

作者：齊格蒙特·鮑曼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1年1月

到了現代的中晚期，「後現代」興起，但鮑曼不認為兩者存在決裂，如果要使用的「後現代性」的概念，它該是和現代性相互映照的。傳統秩序被打破，世界變得多元，流動而非固定，但同時卻像是來到了一片雷區，隨時都可能踩著，氣候可能突變，工作可能消失，愛情也可能飄動不居，捉摸不透的流變和風險衝擊著基本的生存狀況。這些洞察和擔憂，散落著《生活在碎片之中》（1985）、《後現代倫理學》（1993）和《後現代性及其缺憾》（1997），被學者們譽為是鮑曼的「後現代性三部曲」。

結果是，因偏愛「確定」，懷舊的烏托邦浮出了水面。黨派和政治人物伺機而出，宣揚他們的執政能力(「give me the power, and I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future.」)，但在鮑曼看來，後現代性的不確定因素，即便是當下最完善的政治制度也不太可能克服。如果期待「強人」的出現，將可能因一時的「確定」喪失掉自由，而自由絕不是自然而然的。鮑曼在波蘭的早年經歷使他時刻保持警惕。

《流動的時代：生活於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

作者：齊格蒙特-鮑曼

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鮑曼的思想體系之龐大，難以言盡。但頗為值得一提的是，社會學在英國常遭質疑，難以比肩政治學或經濟學，這是安東尼·吉登斯寫《為社會學辯護》的緣由所在。然而，鮑曼同時一直對大眾持有熱情，從2000年到逝世前，做了許多的公共寫作，而其中便有兼具專業性、思想性和公共性的《工作、消費和新窮人》（2005）。

工業時期將窮人定義為是否獲得工作，或是否受壓迫，與此不同，到了消費主導的年代，被排斥在消費市場外的「邊緣人」才是新的窮人。公共熱情幫鮑曼贏得了崇高的聲譽，即便是到了90歲，他仍觀察著Facebook和Twitter等新興社交網路：簡單地關注或剔除他人，就可建立跟自己喜好一致的社交，但真實的世界卻多元且複雜。鮑曼不喜歡「多元」這樣的詞，環境本身就多元，而不是「後現代性」所獨有，他希望年輕人具有跟多元相處的能力，即便這樣的多元可能帶來焦慮。

《工作、消費、新窮人》

作者：齊格蒙特·鮑曼

版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0年6月

鮑曼的意思還在於，不管歷史怎樣演變，在個人層面，從不確定和有限中突圍都是生命的意義所在。鮑曼不止一次引用過歌德的詩，「最糟糕的噩夢是滿無休止的晴天」，那些迷戀持續幸福的傾向將可能讓人掉進陷阱，讓人警惕看起來幸福或美好的承諾。1925年出生在波蘭貧苦的猶太家庭，為躲避德國納粹逃亡到蘇聯；追溯蘇聯紅軍，因戰功卓越而榮升為上校；因不支持「猶太復興主義」而被突然撤消了職務，到華沙大學任教，但15年後，還是被驅逐出波蘭；到了英國，見證了資本主義的進步和局限。縱覽這一生，鮑曼經歷坎坷，一直在向所有的環境保持審慎的態度，在流動和不確定中創造屬於自身的思考能力。

對話史密斯

他的良知不是「流動」的

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英國社會學家，曾任歐洲社會學會副主席，現為拉夫堡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他在1999年所著的《齊格蒙特·鮑曼：後現代性的預言家》被認為是最全面而深入的鮑曼思想評述。

新京報：鮑曼在波蘭擔任過最年輕的少校和卓越的社會學教授，但在上世紀60年代末被迫離開故土，而來到了資本主義的英國。從軍官到教授，橫跨兩種存在重大差異的社會制度，這些經歷是怎樣影響鮑曼的思想的？

史密斯：鮑曼是在1971年成為利茲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那時的同事們回憶，他早年行事非常專制，這或許是軍旅生涯的一種迴響。他不熟悉英國的語言習慣和風俗，面對一個同波蘭完全不同的陌生環境，但同時抱著一個使命，即受哈貝馬斯和葛蘭西等人的影響，在人文主義社會學框架內重塑馬克思的思想。他將希望寄於公共空間，在那裡，關切人類利益的知識分子可提升公民的理解能力。

但到了80年代，鮑曼不得不改變。羅納德·里根等人引領的新自由主義運動，從根本上削弱了公共空間；相反，商業公司、市場力量和全球化佔據了舞台的中心。到這時，鮑曼成了一個隱喻英語的語言大師，抓住「後現代性」這個詞，在數年間，用獨特的圖景論證了「後現代性」的內在含義。

鮑曼相信後現代所有人彼此都是陌生人，沒有了固定的聯繫，而他將自己視為是陌生人的陌生人——這是鮑曼將自己融入西方社會的一種方式，在情感上至少是如此，儘管他從未在英國的大學裡（包括劍橋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等）安家。

鮑曼在世界上的重要影響和崇高地位，是來自他的著作、論文和演講，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官僚職位。他只是在利茲擁有一個以他命名的「鮑曼學院」（Bauman Institute）在蓬勃發展，這些都歸因於在寫作和為人方面的魅力。

新京報：鮑曼的經歷，即便是在二十世紀仍是稀罕。他見證了迥異的兩種社會制度，不管是前蘇聯共產主義，還是英國的資本主義，都用洞見指出了它們的局限，而在他以「流動的現代性」診斷當下人類的境況時，是怎樣改變我們理解自身的？

史密斯：鮑曼的思想深度已經在許多角色中獲得：士兵、官僚、學者、移民、受害者、藝術和攝影的評論家、世界文學的學生，以及家庭丈夫等。

我們目前的狀況，根據鮑曼的說法，舊的道德和神聖的權威（宗教的官員、村裡的老人、皇冠、貴族乃至民眾）失去了合法性，個人可以自由做出生活選擇，但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人們可能對官僚組織過度自信，迷信技術和武器裝備，下級官員太容易相信他們的職責和使命是服從「從上而下」的規則，而不對是否遵循了道德或不道德進行判斷。

儘管鮑曼在否定，但他沒有讓自己被視為先知。在他看來，利他主義和批判對於實現西方和全人類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兩者都沒有得到保證。在某種意義上，鮑曼並不是一個先知，從另一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讓我們看到未來是我們自己的人。

新京報：在學術研究上，你和鮑曼是良友，你在上世紀末的《格蒙特·鮑曼：後現代的預言家》的成書還得益於你們的相互討論。除了是引領歐洲的思想家，你所接觸的鮑曼，是否還有作為普通人的一面？

史密斯：是的，在我職業生涯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鮑曼的鼓勵，我非常感激。但鮑曼交了很多朋友，在認識之前和之後，他已是偉大的思想家，我沒有成為他在利茲的常客。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70年代中期，在利茲的一個研討會上，深色的頭髮，穿著一身漂亮的深色西裝，不是很高，卻有點軍人的氣質。他在會談和討論中靜靜地坐在會議的邊緣，什麼也沒說，後來跟我做了簡短的交談，說很欣賞我的演講。

但到了90年代，他的風格變了。頭髮是白色的，有點不羈；臉是高度流動的；手很少遠離他的煙斗。那使得我想起了愛因斯坦晚年的一些攝影肖像。我猜測，他還是華沙大學的教授時，年輕且活潑，表面上不守規矩，像一隻在追逐中的獵犬。那個人或許還在，只是隱藏在了謹慎和沉穩的性格中。

據大家所知，鮑曼很享受家庭生活和社區的日常睦鄰友好，從不吝嗇友善，為人溫柔而禮貌。鮑曼有過很強的個人防禦，我知道他時，卻可以讓客人進入他的生活場景，一起斗杯伏特加，他可能沒有感到自己的防守實際上已不在了。即使上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波蘭的軍事情報工作，他的良知也無疑是明確的。

《齊格蒙特·鮑曼：後現代性的預言家》

作者：丹尼斯·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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