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冷戰——徐藍在鳳凰衛視的講座

王魯湘：「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裡是「大紅鷹 世紀大講堂」，我是王魯湘。大家好！1947年，美國的政治評論家李普曼出版了一本叫做《冷戰》的小冊子，從此以後，冷戰這個辭彙便不斷地被美國的報界和政界所引用。那麼什麼叫冷戰？冷戰指的是軍事進攻以外的所有的敵對行為。我們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了以美國為首和以蘇聯為首的兩大敵對的國際陣營。他們在外交、軍事、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所有的方面，都進行了全面的冷戰，形成了世界的兩極格局。進入九十年代，蘇聯的瓦解導致了冷戰的結束，但是冷戰思維仍然在我們的國際關係和外交中間經常會看到有所表現。那麼如何跳出冷戰思維？以及冷戰是如何形成的？冷戰的兩極格局對我們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產生了什麼樣的重大的影響？今天我們請到了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徐藍先生，她給我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回看冷戰」。 徐藍簡歷徐藍，北京人，歷史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世界近現代史、國際關係史、二十世紀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發表過三部專著、兩部譯著（合譯），在國內外的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幾十篇。1993年獲得政府特殊津貼，多次獲得教育部和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勵，現為首都師範大學中青年學科帶頭人，併入選北京市跨世紀優秀人才工程。 王魯湘：徐教授，我感到有點好奇啊，一個女性，而且長得特別溫文爾雅，您為什麼會對戰爭史感興趣呢？徐藍：我覺得戰爭與和平問題，真的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問題。王魯湘：永恆的問題。徐藍：是永恆的主題，而且我覺得和平對人類來說是太重要了。二十世紀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又經歷了一次冷戰，所以戰爭與和平問題我覺得真是人類社會關心的最重大的問題。我想這就是我喜歡研究戰爭和和平問題的最重要的東西。王魯湘：在研究國際關係中間，您特別看中冷戰這段歷史，您覺得從您個人的經歷來說，是什麼樣的具體的一個時機，或者是一個什麼具體的機會，使您對這個問題突然感興趣了呢？徐藍：其實我覺得自從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是七七級的大學生，我原來是北京女一中的六六屆的高中畢業生，所以我是真正的老三屆，而且是高三畢業。但是那個時候因為文革我們就都下鄉了，所以我就到了黑龍江兵團。但是在整個我的成長過程當中，正像你剛才說的，我是非常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的。因為我出身不好，我爸爸是右派嘛，所以在下鄉以後其實是沒有機會上大學的。但是因為我覺得中國走出冷戰思維，然後中國改革開放，才給了我們以考試，公平競爭來上大學的一個機會，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我真的特別感謝鄧小平，我覺得他給了我一個平等的做人的機會。王魯湘：所以從您剛才的講話看，我覺得好像冷戰似乎是一個國際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它是一個美國和蘇聯的問題，但事實上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可以說影響了我們現在回過頭去，五十年的歷史，而且你想想，在這五十年的歷史中間，我們凡是生活在這個歷史中間的好像所有的人，好像我們所有的中國的人，好像都和它有一定的關係。徐藍：對。王魯湘：就是冷戰的那種對峙、那種格局、那種思維，實際上對我們國內的政治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徐藍：是，我覺得當時是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的。所以我對冷戰就比較感興趣，當然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我對它也感興趣，因為冷戰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已經過去了。作為史學來說，恰恰有一個歷史的鏡頭可以去回看它，然後去研究它，看看它是怎麼發生的？它有什麼樣的特點？然後它和我們國家有什麼樣的關係？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一個非常學術的問題。王魯湘：好，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徐藍教授給我們演講，她演講的題目是《回看冷戰》。徐藍：謝謝！王魯湘：請。徐藍：正像魯湘先生所說，冷戰是二十世紀留給我們的歷史印記。也像剛才魯湘先生所說，一般地認為，冷戰這個詞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當時是美國最有名的、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李普曼，他首先使用了這個詞就是cold war。因為他當時把他批評遏制政策的一系列的文章集成了一個集子，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他給這本書命名為《冷戰》。到底什麼是「冷戰」呢？其實在學術界並沒有一個一致的定義。可是今天我們可以稍微以歷史的長鏡頭來看冷戰的時候，我覺得冷戰我們還是可以給它下一個基本的定義。就是說，冷戰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到九十年代初，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兩個集團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意識形態，乃至於科學技術，這樣的一切方面的，一種既非戰爭又非和平的全面對峙和競爭狀態。就是說它既不是戰爭，它又不是和平，所以叫它冷戰。那麼這場冷戰持續了四十多年，其實它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就是說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國際關係的主旋律。那麼自冷戰爆發以來，其實人們就在探討冷戰為什麼會爆發？為什麼美國和蘇聯這樣兩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同仇敵愾，抗擊法西斯這樣的盟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在戰爭之後短短几年之內就變成敵人了、變成對手了。所以研究冷戰的起源呢，實際上是國際、國內學術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從學術角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我今天就想首先講第一個問題，就是講一下冷戰的起源和冷戰的爆發。我認為，冷戰的起源實際上是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他們的國家大戰略之間的對立互動。二戰之後，美國的國家大戰略是一個全球擴張的大戰略，這個大戰略其實它和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都是有關的。二戰使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強國。當時大家知道，它擁有佔全球財富的50％以上，而且它控制著西歐、控制著美洲、控制著日本，它有制空權、制海權，而且一度掌握原子武器，壟斷原子武器。因此，美國具有這樣的巨大優勢，加上它戰後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美國它有一種要把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推廣到全球的一種天定使命感，所以這就形成了美國的全球擴張的大戰略。那麼美國在推行這個戰略的過程中遭遇到蘇聯的大戰略。蘇聯的大戰略在二戰之後，我認為它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大戰略。蘇聯在二戰以後是唯一能夠和美國相抗衡的一個政治和軍事的大國。蘇聯最關心國家安全，由於蘇聯在歷史上，就是俄羅斯在歷史上有幾次被外敵的入侵，都是經過西部，它的西部邊界，拿破崙戰爭、一戰、二戰，所以斯大林把保持它的西部邊界安全視為最重要的事。因此，蘇聯在戰後，它最重視的是東歐地區，也可以說，其中最重要的是波蘭。斯大林曾經在雅爾塔會議上，在討論波蘭問題的時候，大家知道雅爾塔會議八次大會議，七次討論波蘭。在討論波蘭問題的時候，對羅斯福和丘吉爾非常明確地說，波蘭問題，對於蘇聯來說，俄國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榮譽問題，而是一個安全問題。他說，波蘭對於蘇維埃國家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在三巨頭一系列的國際會議上，斯大林對波蘭是寸步不讓的，而且蘇聯決心用自己所擁有的軍事力量，然後把東歐地區從原來危險的入侵走廊，變成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一個安全帶，這一點其實是蘇聯的國家安全戰略。但是，正因為如此，所以蘇聯當時也利用它的有限的那種軍事力量，把它的權勢推出了它的國土，所以它實際上也是在向外進行了擴張。這樣的兩個戰略，它在二戰以後就迎頭相撞，所以我覺得如果探討冷戰起源的時候，我認為還是主要是國家大戰略的衝突，就引起了他們在對外政策上的一系列的敵對互動。他們在很多的問題上都有這種敵對互動。比如說，蘇聯當時憑藉它的軍事力量，在東歐建立了一系列和蘇聯友好的國家，排除了西方的勢力，就引起了美國的不滿。羅斯福當時就說斯大林破壞了雅爾塔協議，但是因為蘇聯紅軍已經佔領了那些國家，所以美國是無能為力的。我們也還看到，在德國問題上，德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對於美蘇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地區。那麼當時在德國統一的問題上，兩國的看法完全不同，美國是希望經濟上先統一，蘇聯希望政治上先統一，那麼談不攏，雙方乾脆，美國首先就合併西戰區，就形成了西方分裂德國的很重要的一步。後來我們知道，德國成了一個冷戰的激烈戰場。在中近東，在伊朗、在土耳其都有爭奪，比如在伊朗的爭奪其實主要是石油問題，但是形式是一個撤軍問題。當時蘇聯拒絕在美英軍隊已經陸續撤出的時候按期撤兵，造成了伊朗對蘇聯的反感，伊朗就一狀把蘇聯告到了聯合國，結果聯合國第一次大會討論的第一個議題就是蘇伊爭端，所以使蘇聯外交非常被動。在土耳其也是，其實它主要爭奪的是黑海海峽的控制問題，但是蘇聯多次要求在海峽建立軍事基地，當然土耳其就很不高興，也遭致美國和英國的反對。所以你可以看出，蘇聯在中近東的政策失誤其實催生了冷戰。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美蘇之間一系列的敵對互動，導致雙方冷戰政策出台。徐藍：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當時1946年2月有一個很有名的演說。在這個演說當中，他說，資本主義是一切世界大戰的根源。當然這個演說因為離二戰結束也就不到半年，其實人民都是希望休養生息、希望和平。所以我覺得斯大林的這個演說是既不合時宜、也不明智，當時就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很大的反響，當時美國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就說，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書。但是美國方面，其實冷戰政策也出台，很有名的就是凱南的八千字長電報，凱南當時作為美國駐蘇聯的代辦，發回了一個八千字長電報。在這個電報當中，他就認定蘇聯就是要擴張，所以他說，因為美國的實力強於蘇聯，所以你只需要保持實力、威懾和壓力，你就不一定要用那種熱戰的形式，你也可以遏制蘇聯。這其實就是遏制政策的出台，當然他當時在這個電報里他沒有「遏制」這個詞，後來他又寫了一篇文章，就是化名X先生髮表了一篇文章，叫《蘇聯行為的根源》，就正式提出了「遏制」這個詞。遏制政策就從此得名。這樣一個政策，其實在美國政府內部就已經受到了非常歡迎，所以說明當時美國的冷戰思想也基本形成。那接下來就是美國利用丘吉爾之口，說出了「鐵幕」。因為當時丘吉爾是個下了台的首相，他在杜魯門的家鄉富爾頓的一個學院，叫威斯敏斯特學院，非常有名的一個學院去發表（演講），他的講演叫《和平砥柱》，但是最有名是他的「鐵幕」這個詞，號召英語世界團結起來去抵抗蘇聯的這種共產主義對於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的威脅。這個（演講）因為在杜魯門的家鄉，又是杜魯門主持的，所以人們就認為他是美國借丘吉爾的口來說出了對蘇聯的冷戰。其實我們知道，蘇聯也有一個所謂的長報告，這就是九十年代初才解密的蘇聯的文件，當時這個（文件）是蘇聯駐美國的大使諾維科夫，在蘇聯政府莫洛托夫外交部長的要求下寫了這麼一個報告，就是來分析美國的對外政策。其實在這個報告當中，他其實也對於美蘇關係不抱希望，認為美國正在對蘇聯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其實雙方都是有這樣的冷戰政策出台的。那麼在這樣的冷戰政策指導之下，雙方就在很多問題上產生了敵對互動，冷戰就終於爆發。但是冷戰爆發它的標誌是美國首先對蘇聯發出的冷戰信號，我們一般認為是「杜魯門主義」。這個是我講的冷戰的爆發的原因。當我們回首冷戰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冷戰有很多特點，我就想給大家講一下冷戰的特點，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當我們看冷戰的時候，我們發現它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什麼呢？就是東西方的冷戰，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它的經濟以及冷戰的軍事和地理界限都是非常清楚的。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是美國的杜魯門主義和蘇聯的兩大陣營理論針鋒相對。因為當時1947年的時候，杜魯門在國會眾參兩院來發表演說，當時是為了支持、援助希臘和土耳其，但是他在這個演說當中，他把世界政治分成了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兩個對立陣營。他說，他一定要支持爭取自由民主的這一方，來反對極權的這一方。後來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當中，他說我那個演說就是美國對共產主義暴君擴張浪潮的回答，所以你看，意識形態的色彩非常清楚。其實蘇聯，因為杜魯門主義一出台，蘇聯就認為，諾維科夫在他的報告里對蘇聯這個意圖的判斷正確了，所以蘇聯的外交政策也向更不妥協發展。它的表現就是，召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成立了共產黨情報局。而且在這個會議上，當時聯共布的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就做了一個報告，關於國際形勢報告，這個報告是斯大林圈閱過的，斯大林審閱的。他就說，現在世界上分成兩大敵對陣營，一個叫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一個叫做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也是兩大陣營，兩大陣營理論。所以你從杜魯門主義和兩大陣營的理論，你可以看出其實美國和蘇聯對於世界政治的兩極看法都成立了，而且因為他提到的都是制度之爭，兩個對立的陣營，所以意識形態的色彩非常嚴重，就是非黑既白、非好既壞。其實這在我們的生活中我覺得都受影響，看一個電影就會說，這人好人、壞人？特別地自然。其實有的時候也不一定這個人就是完全地好、完全地壞。我想這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這個陣營是非常明顯的。在經濟上呢，就是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對方就是蘇東國家的經互會。當時馬歇爾計劃，我想它是在經濟上貫徹杜魯門主義，但是馬歇爾計劃當時是刻意淡化意識形態。他說，我這個不反對任何主義，只是反對什麼貧窮了、飢餓了，而且當時這個馬歇爾計劃他說要把蘇東國家包括在內。但是蘇聯覺得這個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就在杜魯門主義提出幾個月之後，所以蘇聯對它充滿了懷疑。當時雖然莫洛托夫也帶了代表團去參加了會議，但是後來終於退出了，沒有參加馬歇爾計劃。而且，因為當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國家特別想參加這個計劃，因此斯大林就擔心蘇東國家離心傾向發展。所以就馬上在馬歇爾計劃提出一個多月之後，蘇聯就馬上先跟東歐國家簽訂雙邊的貿易協定，一般西方稱之為「莫洛托夫計劃」，後來就成立了經互會，那麼經互會的成立實際上就把蘇東國家變成了一個以蘇聯的計劃經濟為主導的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這就是斯大林後來說兩個平行市場，其實也是經濟上的兩極化了。在軍事和地理範圍上，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相對抗。因為在馬歇爾計劃貫徹過程中，蘇聯加強對東歐的控制，由於西歐國家當時還沒有復甦，因此他們希望按照馬歇爾計劃的自助、互助和他助的方式，在軍事上尋求美國的援助，結果就是1949年成立了北約。那麼到1955年呢，北約就吸收了當時的西德，就是聯邦德國成為北約的成員國。蘇聯方面作為一個對西德加入北約的一個即時反映，在一個星期之後就成立了華約，這個華約包括東德。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從經濟上、地理環境上、地理界限上兩極了，所以我說從他們這種相互的敵對互動中，冷戰它的兩極格局就形成了。所以我想這是它第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兩極化。它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冷戰時期，其實美蘇之間一直在進行著相互攀升的軍備競賽，特別是核軍備競賽。冷戰期間，因為雙方都要確保對對方有足夠的威懾力，而且都要確保擁有摧毀對方的軍事能力，所以就導致了雙方的軍備競賽，特別是核軍備競賽。所以他們的核武器，在數量上、在質量上是不斷提高的。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蘇之間擁有核武器的數量已經很接近，其實有一度蘇聯的核武器的數量，在個數上還超過了美國。而且蘇聯首先部署了一個反導系統，它的反導系統的代號叫做「橡皮套靴」，這是1966年。那麼到1967年，美國也部署了一處反導系統，叫做「哨兵」。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相互攀升的軍備競賽。但是也正因為如此，那我們再看到，冷戰在逐漸走向緩和的時候，它的一個很重要的標識，也反映在它的核裁軍上。就是我們知道1987年的時候，當時簽訂了一個《中導條約》，《中導條約》是什麼呢？就是美蘇承諾要消除他們的中程導彈和中短程導彈。這種導彈其實在美蘇核武庫當中只佔了4％，很少，可是它畢竟是把一類的核武器給銷毀了，所以還是可以看到，這是緩和的成果，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冷戰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徐藍：冷戰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冷戰具有一種，在美蘇之間有一種始終避免兵戎相見的一種自我控制機制。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在冷戰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冷戰的**期看得非常清楚。比如說，1948年爆發第一次柏林危機，當時蘇聯是全面地切斷了西佔區和西柏林之間的水陸的交通，而且停止了蘇占區對西柏林的所有的食物供應，還停止了煤的供應、電的供應，就是等於讓西柏林癱瘓。這個封鎖長達11個月。但是美國也不示弱，美國認為西方人要在西柏林待下去，這根本就無須討論，所以美國就決定空運，這場空運非常大的規模，當時據統計，在封鎖期間，主要以美國為主，空運部隊當時它的飛機人們稱它為「葡萄乾運輸機」，就是這個飛機，滿載食品、燃料，當時大概是運輸了，它的數字是19.5萬架次，運輸的貨物高達140多萬噸，花費的錢是2.5億美元。當時你可以想像，每三分鐘一架飛機就通過東德，然後飛到了西柏林去運輸各種物資的時候，那你可以感到冷戰的第一次**，你可以感到當年戰爭當中的兩個盟友現在真是瀕臨戰爭邊緣。但其實你再一想，還是雙方是有所退讓的，因為蘇聯封鎖了水路和陸路，沒有封鎖空中通道，所以使得美國這個運輸機可以從空中去運輸。當時美國也沒有採取武力，說一定要動武，我就是運輸，當然最後你可以看到，最後還是以蘇聯的退卻，這個危機獲得了解決，所以你可以看到冷戰的自我控制的機制。第二次柏林危機，大家也知道，就是1958年到1961年，第二次柏林危機。第二次柏林危機，實際上是建立了一道柏林牆。這道柏林牆建立之後，當時美國也是非常地緊張，所以當時派出了1500人的部隊，到了柏林牆，開著坦克。當時美蘇之間的坦克就在牆兩邊這麼對峙著，大概最近的距離就是100米，那你覺得真是劍拔弩張。但是柏林牆的修建也並沒有引起戰爭，因為建了柏林牆之後，蘇聯也就不再要求說西方的軍隊必須什麼時候得撤出柏林，也不要求了。美國也覺得，反正築了牆了，可能是不太方便，但是它的通道也沒有受到阻礙。因此，美國也就接受既成事實。所以第二次柏林危機你可以看到呢，它是以一道牆達到了**，它又是以這一道牆划上了句號。第二次柏林危機也就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了。美蘇之間他們在對峙的時候，避免衝突升級，而且是在戰爭邊緣上尋求妥協的這樣的做法，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候表現得是最充分的。1962年，赫魯曉夫在古巴部署能夠打到美國本土的中程導彈，結果被美國的U2高空偵察機給偵破了，當時其實肯尼迪不動聲色，但是美國三軍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態，當時是大概180多艘軍艦在加勒比海上攔截蘇聯運導彈的船隻。而且飛機，它是B52轟炸機，帶著核彈頭，就在加勒比海上空，在古巴周圍就巡弋。那時候我還是有記憶的，真是覺得世界大戰，特別是核戰爭就要打了，真是世界籠罩在核戰爭的陰影里。實際上，雖然雙方都很強硬，可是他們底下的接觸非常得多，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就在這個危機期間，至少有25封信在來往，在來回傳遞，而且這些信大概有一半是冷戰以後才解密的。在這些信當中呢，你可以看到語言態度很硬，可是雙方都表示了，我們希望能夠避免打仗，都希望能夠通過談判來和平解決爭端。所以赫魯曉夫後來就說，儘管我們的階級對抗是不可調和的，但是我和肯尼迪在防止軍事衝突這一點上，我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立場和共同的語言。所以古巴導彈危機最終就是以蘇聯撤走導彈，美國也就解除了海上封鎖。而且雙方由於特別擔心會有意外事件出現，所以建立了熱線聯繫。我覺得這就是雙方希望能夠及時地溝通，不要造成誤解。那麼可以看出，儘管這些冷戰當中的很重要的一些熱點問題，都是以蘇聯首先退卻來解決的，可是雙方，你可以看到，他們在處理危機的時候是心照不宣的遵循了一定的原則，就是堅持為對抗留有餘地，努力尋求談判和妥協的途徑，避免因為危機的升級，無可挽回地引發戰爭。所以我覺得冷戰的自我控制機制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特點。那麼第四個特點就是，冷戰它所導致了國際關係的兩極格局，它是不對稱的，也是不完整的。這個兩極格局其實不對稱，也不完整。說它不對稱是說什麼呢？是美蘇為首的相互對立競爭的兩大集團，他們在實力上並不完全對稱。總的說來，美國和它的夥伴國，實際上要比蘇聯集團強大。有一個統計數字，在1950年，當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蘇聯的三倍，當時美國加上它的北約盟國、加上日本，他們的財富是整個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四到五倍，所以其實他們的力量是不對稱的。但是因為蘇聯的軍事實力基本和美國相當，而美國又沒有能夠達到，它的力量大到什麼程度呢？大到能夠挑戰蘇聯的那種程度，所以就像我剛才講的，就發生了這種相互攀升的軍備競賽。這種軍備競賽造成了核武器（競賽），至今美國和俄羅斯擁有的核武器，仍然可以把我們毀滅多少次。由於蘇聯的經濟實力始終是落後於美國的，所以在這樣一個，整個冷戰的對峙期，整個相互攀升的競賽期，其實冷戰對蘇聯的傷害要大大地大於冷戰對美國的傷害，所以我們知道到1989年蘇聯解體之前，我們有一個統計數字，就是說，蘇聯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實際上只相當於美國的十分之一，所以後來有人說，冷戰拖垮了蘇聯，我覺得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是我們講冷戰的兩極格局的不對稱。另外，兩極格局也是不完整的。所謂不完整呢，就是即使在冷戰最**的年代，兩極格局也沒有能夠完全囊括所有的國家和地區，在那些處於兩個集團之外的那些國家和地區，他們對冷戰形成了一定的牽制。而且，在這兩極格局的基礎上也就生長出了多極的力量。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第三世界，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其實是第三世界它崛起的起點吧。那麼在這個會議上是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會議，當然我們中國參加這個會議，而且陳述了我們的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也是我們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起點了，所以在我們中國外交當中也是一個里程碑。這個第三世界的形成，它逐漸由於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而且進入聯合國，所以他們在國際政治當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這一點，在我們中國1971年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事情上看得非常清楚，因為當時在聯大開會的時候，以壓倒多數來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這其中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國家，所以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它的作用。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冷戰期間西歐從衰落走向復興，當時二戰以後已經是整個歐洲被一分為二，整個西歐也非常地殘破，但是在冷戰的過程中，西歐接受馬歇爾計劃，經濟得以復甦。然後西歐從煤鋼聯營走向歐共體，一直走到了冷戰以後今天的歐盟，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國際事務當中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歐洲的作用，它實際上在冷戰的過程中它就開始發展，已成了國際政治當中一極的力量吧。所以我覺得，在兩極格局的不完整當中它生長出了一個多極的世界。在冷戰結束以後，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一個世界歷史的畫面了，你可以看到，美國是一個，因為蘇聯以它一極坍塌的方式結束了冷戰，你可以看到美國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所以美國認為它領導世界的時刻，單極時刻終於來臨。可是，其實繼承蘇聯的主要遺產的俄羅斯，它仍然是一個大國，只有它擁有著能夠和美國相抗衡的那種核武器，它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它的作用也很大。那麼我們中國，不用說了，我們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今天國際事務當中如果沒有中國，我想這個事情的處理大概不會是很好的。所以我覺得實際上是在冷戰的過程中，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已經顯現的那樣一個多力量中心的這樣一個形勢，實際上到冷戰結束之後是在繼續發展的。我想我今天的講演就到這兒。王魯湘：非常感謝徐教授剛才很精彩的演講，讓我們對延續了幾十年的冷戰的歷史，以及冷戰的原因，還有冷戰造成的一些結果，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我現在在一邊聽的過程中間，我就一邊在想咱們中國自己的事。因為剛才徐教授講的過程中間著眼的主要是美、蘇兩大陣營，在這個兩大陣營中間，表面上看起來中國沒有進入其中的任何一個陣營，但是就像剛才咱們節目開篇的時候，我和徐教授說的一樣，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其實都受到了冷戰的影響，受到了冷戰的傷害。我就想，中國與冷戰的關係到底怎麼樣？比如說中國有沒有捲入這個冷戰的兩極格局之中？怎麼捲入的？這種捲入對於中國造成的傷害是什麼？中國又是如何退出這個冷戰的兩極格局的？在冷戰的兩極格局中間，中國人，包括我們中國政府也好，我們運用我們自己的那樣一種多極的思維，我們從中間又獲得了什麼樣一種國際生存的空間和對我們國家發展的一些利益？我想這些問題的話可能我們電視觀眾也想了解一下。徐藍：好，我覺得你這個問題特別好，而且因為我覺得時間有限，剛才我沒有特別展開說中國。現在我想給大家稍微講一下，就是一個概括的我們中國和冷戰的關係。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呢，大同盟三巨頭他們通過了一系列的國際會議來安排了戰後世界，我們把他們安排的這個戰後世界叫做「雅爾塔體系」。在這個「雅爾塔體系」當中，中國的東北實際上被劃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中國的長城以南被劃為了美國的勢力範圍。這樣的情況之下，所以當年，因為斯大林和羅斯福在雅爾塔有密約，所以斯大林答應去支持中國的國民黨政府，他採取的是這樣的政策。所以儘管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它在意識形態上是一致的，但是斯大林也並沒有因為我的意識形態一致，我就全力地支持你。可是因為冷戰爆發了，冷戰一爆發蘇聯就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就開始逐漸地去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而且就把中國的東北變成了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就讓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進入東北。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實中國革命是從冷戰當中獲了益的。但是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中國革命勝利使美國就認定蘇聯的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大了，也就是說蘇聯的勢力進一步擴張了。所以美國認為，他當年很擔心的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今天成了事實，所以美國就決心進一步地和蘇聯進行全球對抗。那麼進行全球對抗，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例子就是，美國捲入朝鮮戰爭。當時新中國成立之後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那麼我覺得這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應當說是中國當時，幾乎是唯一的外交選擇。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又和蘇聯簽訂了條約，叫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所以，其實中國是不可避免地捲入了冷戰，因為它等於倒向了蘇聯陣營，所以捲入了冷戰。當時美國採取軍事手段來進行朝鮮戰爭，它實際上是採取軍事手段來遏制中國的共產主義，來實行遏制政策。這樣的一個美國的政策，其實在美國的一些學者當中就認為，導致美國的對華政策進入了大偏差，本來你可能當年還等著塵埃落定，現在乾脆你就大偏差了，這是對美國的外交來說了，它使冷戰達到白熱化。同時因為美國的出兵，而且派遣了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所以這就造成了至今沒有解決的台灣問題，就影響了中國來統一國家。另外，它造成了長達20多年的中美的對抗，當時真是勢不兩立。那麼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大家知道，中蘇關係，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因為國家利益的原因，所以我覺得不完全是意識形態，還是有很大的國家利益在裡頭。兩黨、兩國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在國家利益的分歧，最後就導致了中蘇關係的破裂。中蘇關係破裂之後，我覺得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中蘇關係破裂之後，其實你從一個方面來看，中國開始，或者說我覺得是真正地去邁出自己的步伐，來去探尋自己的發展模式，力圖擺脫蘇聯模式。另外，就是中國堅定了發展核武器的決心。到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且尼克松其實看到了世界已經是五大力量中心了，所以也要和中國來關係正常化，到1971年的時候，基辛格來了，然後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兩件大事，一個是，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個是，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我覺得對中國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於，你可以看到中國開始走出冷戰陰影，不在美蘇之間再去參加到一方，走出冷戰陰影。而且中國由於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美國的關係正常化，中國的外交就從原來面向東方現在面向世界了。當然伴隨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國也撥亂反正，去掉了極左的東西，中國的外交也開始調整，這個調整可以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一直到1985年的基本結束。這個調整有一些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說，中國開始放棄了大規模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這種觀點，然後鄧小平提出「和平和發展」是時代的主題，這個時代的兩大問題，這樣的一個很正確的論斷。還包括中國提出在處理國家關係的時候，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還有就是承認意識（形態）是多樣的，各國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這樣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則。那麼這表明，在冷戰還沒有結束，因為1985年嘛冷戰還沒有結束，這個時候，我覺得中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已經走出了兩極思維，或者說冷戰思維，而且是在以一個大國的風範來面向世界，所以我覺得這大概就是冷戰和中國的關係吧。王魯湘：我想大家在座的都是學國際關係的，我想這個冷戰問題可能也是你們學習中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段歷史，同學們一定會有很多問題要向徐藍教授請教。 學生：徐教授好、主持人好！剛才徐教授已經談了，談到冷戰是一個歷史問題。我覺得，我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主要就是為了放在現在、用到未來。而現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各國的經濟貿易它是越來越密切，像現在日本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一年是有1300多億美元的貿易額，美國有1200多億。那麼就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日益加強的今天，是否還有可能會發生冷戰？特別是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那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冷戰？如果在十幾年之內不會，那麼幾十年呢？一百年之內呢？一百年以上呢，會不會？謝謝！徐藍：我首先想說經濟一體化的問題，我覺得經濟一體化的問題就是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它這個經濟全球化，它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個詞迅速的，運用的頻率就越來越高，所以你剛才說的很對，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把所有的國家，特別是大國的利益其實是聯繫在一起了。所以我覺得經濟全球化，其實對於冷戰思維實際上是一種否定，這也是我們中國政府總是呼籲要去掉冷戰思維，因為各國的利益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和日本、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的利益的非常強的聯繫。所以我覺得，人們可以說什麼新冷戰，但是我不認為中國和日本、中國和美國就一定會發生這種新的冷戰。因為你在說新冷戰的時候，你的腦子裡也是那種冷戰的那種思維，我覺得，所以我不大讚成說，或者是說把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看得非常地嚴重，我基本上不是很贊成這種東西。因為我覺得，比如說中美關係，它其中有台灣問題，我覺得，台灣問題確實是中美關係的一個試金石，因為它從根本上，當然是一個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可是台灣問題幾十年了，它其實成了一個國際問題，就是沒有美國這事就解決不了。所以我覺得美國今天，它雖然可以說，它在言論上或者在行動上，比如賣給台灣導彈、賣給台灣武器。但是我覺得美國其實今天它的底線還是兩隻船了，腳踏兩隻船，一方面是「一個中國」，一方面是與台灣關係法，它在這上面就是來回來去的平衡，但是起碼在幾十年，我不敢說一百年，起碼十幾年它不會突破這個底線，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只有模糊最符合美國的利益。其它的問題，我覺得比如貿易問題了、人權問題了、軍備問題了，我覺得這都是正常國家關係當中會遇到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談判、通過對話來解決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它不應該是一種敵對的情況。那麼和日本這個問題也是，好像更不好回答，因為中國對日本的情緒很大啊。但是中日之間，我覺得也應該向前看，這是我的看法，因為中日之間確實有很不愉快的歷史。可是今天我感覺到，在日本比如說復活軍國主義，我覺得不是一個主流。在日本，它的主流，你還是應該相信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那個主流其實是不想再有戰爭。我也不太贊成就是我們中國的那種，特別的民族主義的那種情緒。因為今天，就像你們一樣，日本的年輕人，你覺得他們還會想跟你打仗嗎？是吧？你們接觸的到的，我接觸到的，我覺得好像也不是。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國家，這是我們中國外交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非常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把它解決，寄希望於你們。 王魯湘：好，現在我想請徐藍教授用一句話概括您今天講演的主題。徐藍：總結一句話。我想我還是回到我的講演，我這一句話可能有點兒長，我是這樣理解的，就是，正是在東西方冷戰而形成的兩極格局之下，世界發生了更為深刻的變化，它孕育了兩極解體的力量，也孕育了人類在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等方面的相互寬容的態度，同時，它孕育了一個多極化的發展方向。王魯湘：好，非常感謝徐藍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講和今天在座的國際關係學院的同學們，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下周同一時間歡迎收看「大紅鷹 世紀大講堂」。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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