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專家談盜墓、考古和公眾參與

12月中旬剛剛在上海落幕的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在參與的廣泛程度和研討的專業程度上得到了與會代表的一致好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王巍看來，這次論壇的舉辦，是中國考古學從國際邊緣走向核心的一個標誌。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發展近百年，依託於豐富的遺址遺迹材料和幾代考古人不懈努力，也逐漸在國際考古學屆佔據舉足輕重的位置。然而，在國內，考古發掘與市政發展的矛盾、盜墓活動的猖獗、發掘報告的及時公開與否，依然是亟待解決的尖銳問題。論壇期間，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了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也是本次論壇的召集人王巍，就這些問題予以解答。考古的最高的理念是大家都要參加澎湃新聞：世界考古論壇的重要的一點是強調公眾考古，這也是考古界這幾年大熱的一個話題，究竟什麼是公眾考古？王巍：我把它叫做公共考古。公共考古的理念發端於國外，但我國在考古發現之初早已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比較淡薄，就是在考古發掘和研究之餘要顧及到專業以外的人，包括建立博物館之類的。我國在1950年代發掘的半坡遺址、1970年代發掘的秦始皇兵馬俑遺址，都建立了博物館，雖然當時沒有公共考古這個說法，但是其實踐在考古學出現不久就有了。為什麼我要說公共考古，因為公眾是和學界、媒體相對應的關係，好像是單方面的傳輸，但我認為最高的理念是大家都要參加。電視劇《盜墓筆記》劇照澎湃新聞：但考古學畢竟有專業性問題，公眾的參與不會有門檻嗎？王巍：首先要對考古有所了解，其次通過學者、媒體或者學界以外的人可以再創造，比如撰寫考古小說、參與文物保護，都是不同的層面。考古不僅僅是研究，而是研究、保護、利用，在保護和利用層面，民眾可以有他們的角色的。另外考古研究的是祖先遺留下來的東西，有很多是傳承至今衣食住行的傳統和理念，對人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不過過去人們和學界都沒有意識。比如我們這次主題的確定，為什麼強調文化多樣性，因為在現在所謂的全球化中，歐美在思想文化上佔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一體化不等於歐美的，特別是文化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為什麼今年的世界文化遺產中國推薦了西南土司遺址，就是為了表明多民族統一國家對地方文化長期以來的尊重，加之我們現在動用很大力量推進土司申遺，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文化保護，就是要用事實回擊一些對中國不重視邊疆地區的不實言論，採用的是學術方式，但這裡其實有政治。西南土司遺址的考古與發掘是本屆考古學論壇的田野考古發現獲獎項目澎湃新聞：您的意思是，考古學也會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響？ 王巍：考古看上去和政治最沒有關係，因為都是實物，實物不會說話，但實物需要人去解釋，解釋它出自於哪個背景。國外學者曾有一種論調，就是把中國圈得非常小，說黃河中游才是中國，其他的都不是。我們強調的是地方與地方間的文化聯繫，這自古以來就是有證據的，比如說以玉為貴的傳統，比如說對玉龍的信仰，這都說明至少在五千年前中國很多地區之間就有著共通的文化聯繫了。一些考古學者跟著國外學者的論調，著重於強調中國各地的獨立性，而否認抹殺地區之間的聯繫，這還需要進一步思考。還比如邊疆問題。我們現在在新疆和田那裡做佛寺研究，在伊斯蘭教十世紀傳入之前，那裡的佛教信仰傳統和內地是十分相似的。新疆自古以來和內地你來我往，溝通是很頻繁的。所以說，每個人的著重點和他個人的世界觀是相關的，我們要對國外學者的論調保有一定的警惕性和敏感性。盜掘就好比是一把火燒了故宮12月2日，位於河南新鄭市的「伯夷叔齊墓」被發現出現多處盜洞。盜洞深處遺留的繩子。澎湃新聞：今年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國西南土司遺址入選了。申遺在國內是一個熱點，也可以說是一項功績，它對遺址的發掘和保護會起到怎樣的作用？王巍：申遺要進行一些相關工作，這些工作總體上是促進考古工作的，比如為了符合申遺的標準，要更好地保護遺址、清晰地了解其文化面貌、更好地制定利用計劃等。重要的是，申遺工作極大調動了政府的積極性，即便我們和政府的出發點可能不同，但是政府的重視是很有好處的。而且申遺工作不是一勞永逸的，它的積極作用是持久的：第一，促進了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第二，加強了工作規範；第三，一定程度上為考古工作提供了契機，大大加快了研究進度和支持力度。澎湃新聞：在國內，公眾對考古的想像總是與盜墓相聯繫。就您目前的了解，現在全國盜掘情況如何？王巍：國家對古墓盜掘的打擊力度不斷增強，但隨著收藏熱的不斷升溫，盜掘情況也是屢禁不止。而且各地執法情況不平衡，打擊嚴厲的盜掘情況就少，可是一旦鬆手就死灰復燃。比如最近遼寧省破獲的盜墓團伙，一共幾十個人，甚至還有業內人士。與此相關的是我國在2011年取消了13項經濟犯罪的死刑，其中就包括盜掘古文化遺址、墓葬罪，當時我們學界是極力反對的。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與文物市場上的價值是完全不可相比的。澎湃新聞：盜墓者對於遺址的破壞具體有哪些方面？王巍：從前盜墓者是挖一個大坑，一點一點挖，土堆在外面，容易被發現。後來發展成挖一個小洞，偷偷把土運走。現在盜墓者就是用幾個雷管，這樣非常快，但有的時候爆破的深度難以控制，甚至把墓室內的文物一同毀壞了。有些情況是盜墓者有意地搗毀墓室內部環境，破壞他們來過的痕迹。盜掘對整個遺迹環境的毀壞導致大量有價值信息的喪失，就好比是一把火燒了故宮，而不僅僅是偷走其中的一件文物，這是對祖先的不敬，在古代是滅九族的大罪。如果沒有發掘，就不會知道保護的重點何在澎湃新聞：如果說盜墓行為是毀壞墓葬的話，那針對墓葬的科學考古發掘是否存在倫理問題？王巍：第一，我們的發掘不是破壞。比如針對墓室，我們會把裡面的造像、繪圖取出來，但是墓葬我們是保護起來的，墓葬中的信息我們會用三維再現的形式將它表現出來。再者，我們發掘是為了研究，而非為了其中的經濟價值。墓葬中的物品在開挖之前是為世人所不知的，我們的發掘與研究可以復原出那一時代的社會生活，再現祖先們的文化。至於這樣的挖掘是否會打擾到墓主人的靈魂，有些地方會在挖掘前舉行告慰一類的儀式，這些就見仁見智了。至少，我們的挖掘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研究，如果沒有這類考古研究，我們將無法了解過去人們的生活，為當今和今後的人類發展提供啟示。澎湃新聞：您在解釋科學的墓葬考古時，認為這是了解過去的必要途徑。這種想法是否站在今人角度而忽略了墓葬的建造本意是不願被發現和打擾的呢？王巍：其實很多發掘並非主動，而是來源於基本建設中。比如說修建公路、運河或其他工程時，必須經過一些墓葬遺址，所以要進行一些搶救性的發掘。此外，學術研究對於了解過去肯定是必要的，研究歷史有沒有意義？難道人們對「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一人類共同的基本問題不存在思考嗎？物質條件滿足之後，人類自然會思考這類問題。至於古人會不會反感之類的問題，我們讓古人的輝煌重現於世，讓他們被更多的後人所認識與了解，沒有破壞而是更多的保護，發掘是有效保護合理利用的前提。所謂的「國保」單位並不是研究完後才保護起來，而是在發掘中獲取重要線索時立即保護起來的，如果沒有發掘，就不會知道保護的重點何在。澎湃新聞：您也提到中國的很多考古發掘都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展開的，比如工程建設中的強制性發掘。那麼，考古與發展的矛盾怎麼處理？王巍：當然，這方面國家有立法，在工程動土之前必須要有考古調查，了解地下是否有重要遺迹，如果有的話，要事先進行挖掘，如果是特別重要的遺迹，那麼工程就只能改換地址，這是最基本的前提。但矛盾肯定是有的，而且有時很尖銳，文物保護一方時常處於劣勢地位。現存的一種辦法是建設遺址公園，地方官員注重經濟效益，而遺址公園可以促進旅遊，提高地方知名度。於是由此學界與政府可以達成共識。發展是硬道理，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提高，有了經濟水平才能更好地保護遺址。這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我認為不可偏廢。發掘資料沒有流傳給後人，這才真正是對考古的破壞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酌彼金罍——皿方罍與湖南出土青銅器精粹」展上的皿方罍。澎湃新聞：現在出土的文物都是歸屬於考古單位的嗎？王巍：文物法規定最終要放到有收藏和展出條件的單位。這些單位主要是博物館，其次是國家和省級的考古機構。但是放到考古單位的文物多數不會被展出。所以現在比如河南省、陝西省開建考古博物館，即便是市縣也開始建立博物館。市縣博物館建立後，更多的文物會在那裡展出，這樣一來當地民眾會有親近感。但是這裡存在矛盾：一件文物究竟該放在縣級、市級、省級還是國家級博物館？這需要統籌，既有各地政策的問題，比如縣級市級博物館的展品不能出境；也有知名度和效益方面的考量。澎湃新聞：您說的這個「最終」有時間限制的嗎？王巍：首先需要研究，出報告，之後才能決定。有的發掘三年即可完成研究，有的則要發掘更久甚至幾十年。有些發掘工程到後來老一輩學者已經去世，資料也沒有流傳給後人，這才真正是對考古的破壞。因此國家的政策希望儘快能夠獲取研究成果與報告，然後再進行分配。澎湃新聞：出土文物的公開性如何？比如外國學者要進行研究的話，是參考相關考古報告還是可以借閱實物？王巍：這是個敏感的問題。在考古報告未發表之前，文物是不可以提供的。但是有的考古資料正如之前所說，幾十年沒有發表，這實際上是阻礙學術進步的。現在環境更為開放一些，在未發表之前，業內的學者也可以參看。考古報告相當於一項研究最終的完整成果，如果進行了考古發掘而沒有發表這類報告，實際上是對學術的阻礙。澎湃新聞：從發掘到發表有沒有相關的規定？王巍：根據國家規定，在發掘開始三年之內，必須完成發表。但是正如前述，很多發掘無法在三年之內完成，比如大量出土碎陶片需要經過篩選、粘對、修復，這個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三年經常是無法完成的。（錄音整理 盛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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